于兆军（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版印传媒与宋词的鼎盛

于兆军
（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摘 要：词又称曲子词，是唐宋时兴起的一种配乐歌唱的新诗体。词的发展也是内力和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辞”与“乐”的斗争一直是词体演进的内动力，而版印传媒是宋词繁荣不容忽视的外力之一。从宋代版印传媒发展和兴盛的轨迹入手，论述版印传媒在宋词演进、嬗变和繁荣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版印传媒；宋词；繁荣

宋词是古代诗歌史上唯一堪与唐诗相媲美的诗体，在我国词史上乃至诗歌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新声竞繁，佳作如林。据统计，现存宋词仍有20155首，有名氏可考的宋代词人就有近1500人；现存宋词所用词调多达881个，其中700多调都是宋人自度的新曲，其度曲之丰，用调之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词调和词体的繁富，使得宋词的审美风貌和艺术韵味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一言以蔽之，宋人将词这一文学体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词繁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词体自身的发展、城市的兴盛、市民文化的兴起等对宋词的发展功不可没。而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对于宋词的发展和演进也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这是因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同样，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媒介也必然导致新的文学样式的嬗变或者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形成。陈岳芬谈到传播媒介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时也曾指出，在宏观上传播方式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在微观上制约着对既有艺术文本的阐释。宋词的繁荣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学发展规律，然而传播亦功不可没，它甚至影响和制约着宋词的写作内容和创作形式。可见，传播媒介的变化不仅影响到词的语言和形式，还影响到词的内容。

词又称曲子词，是音乐和文学的“混血儿”，始于隋唐，发展于五代，完善于北宋，极盛于南宋。词在产生之初本是一种诉诸视听的歌唱艺术，可能和今天的流行歌曲比较相似。今天我们所说的文体意义上的词，原本是曲子词中的歌词，《花间词》其实本是唐五代时供歌妓演唱时所用的歌词脚本。根据词的创作主体的不同，胡适先生把唐宋词分为三个阶段：“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1］4根据胡适先生的理论，我们从词的传播媒介出发，不难发现这三个阶段又正好与声音、文字、版印三种传播媒介相对应：北宋前期词的传播是以声音传媒为主，北宋中后期词的传播以文字传媒为主，而到了南宋词的传播是以印刷传媒为主。

一、歌妓传唱，协律为上

宋朝统一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逐渐兴起，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歌楼酒馆、勾栏瓦肆，公私盛筵，送往迎来，往往会有歌妓唱曲助兴，于是宋词逐渐兴起。唱词者往往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2］822。《东京梦华录序》中描写道：“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3］19这正好印证了北宋唱词艺术的热闹和兴盛。由此观之，这一时期词只是一种遣兴娱情的手段，文人填词也多“付与雪儿歌，娇莺啭”。唱词的歌妓不仅人要长得漂亮，而且往往还须能歌善舞。唱词融表演性、音乐性和文学性于一体，集赏心、悦目、娱耳于一身，是一种综合的视听艺术，经过歌妓的演唱，词特有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可见北宋前期歌妓传唱是宋词传播的主要方式，柳永是北宋“名倾朝野”的大词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柳永的粉丝。叶梦得《避暑录话》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4］49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柳永多作慢词且擅创新调，慢词扩充了词的内容，自然也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柳永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竟然使用了133种词调，且其中多为柳永首创。可谓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二是当时著名的歌妓都和柳永交往甚密，新词一出立即就能得到传唱。柳永虽然科举失意，却在歌妓中间如鱼得水。《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云：“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5］421由于柳永名声在外，以至于连教坊都向他“约稿”。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4］49柳永的词传播如此广泛，歌妓的功劳大矣。

宋初的词的传播主要是靠乐妓口头传唱，所以这一时期的词与其说是语言艺术，不如称之为歌唱艺术。歌妓传唱对宋词的发展影响深远。首先，歌妓的演唱不仅提高了词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提高了词人的社会知名度，社会需求的增加和词人声誉的提高，进而又会激发词人的创作热情。其次，歌妓的演唱对宋词的风格和题材有着诸多的制约和影响。因为宋词多为女声演唱，场合也多在花间樽前、青楼酒馆，所以宋初的词仍延续花间之本色，多表现柔情似水女性情感，内容多描写男女间的艳遇和欢爱，离别和相思。北宋柳永、晏殊、欧阳修、秦观、晏几道所谓本色当行皆是如此。南宋王炎在《双溪诗余·自序》中指出：“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6］793由此可见，宋词柔美婉媚风格的形成，与女性歌妓演唱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王灼《碧鸡漫志》中说：“今人独重女音”，“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7］26－27因为词要演唱，所以对词的协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管是旧调还是新声都必须要依律填词。即使文辞再优美，如果不协律就不能演唱，也就称不上好词。龙沐勋在《选词标准论》中也指出：“南宋以前词，既以应歌为主，故其批评选录标准，一以声情并茂为归，而尤侧重音律”，随后又进一步指出：“唐、五代以迄南宋，所有歌词，故以协律为第一要义，而风格之高雅次之”［8］60－61。可见“侧重音律”“声情并茂”不仅是歌妓传唱的主要标准，同时也是早期宋词批评和创作的重要标准和原则。再次，歌妓演唱是一种口传耳受的原生态传播方式，这就要求理解、欣赏和共鸣在一瞬间完成，自然就要求词的语言和内容要足够的通俗和世俗化。这就决定了词的内容多以宴乐、爱恋、闺情、羁旅、别愁为主题，词的语言要浅易通俗、晓畅自然。严有翼《艺苑雌黄》中评价柳永词时云：“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華之语……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9］319

虽然有歌妓为词的传播推波助澜，但宋初词仍被视为小道和艳科。“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都洛阳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10］620这里的小辞即词，上厕所时读词，可能缘于词的短小，当然也和词地位卑下，并未真正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有关系。以流连声色为主题的词之品格和功用是不能和纯熟雅正的诗相提并论的，这也在情理之中。

二、传抄开拓，平分秋色

随着词在社会上的流行，到了北宋中期，词这一文学样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即便是正统文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也开始有些“技痒”，并为之小试牛刀。然而有一些文人并不愿沉浸于男欢女爱、情感柔靡的狭小世界，赤裸裸地表达女性的柔弱和感伤。于是他们不惜以牺牲词的音乐性为代价，冲破词作原有的藩篱，自觉倡导词的文学性，使词走向了更广阔的文学天地。苏轼就是在这一时期横空出世的伟大词人，他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境界，拓展了词的题材，提升了词的品格。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书中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11］1560后人对东坡之词也多有评论，“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12］360，“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7］85，“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13］3690。其实不仅苏轼如此，北宋中期以后，在词的创作上许多作家都开始了这种大胆的开拓。当然由于苏轼之词大多不协音律，得到的批评之声也不少。

文字是对生活的提炼，它可以长久保留，并且反复阅读，悉心推究，于是词也开始用来抒情言志。这就使得词的品位和地位都有所提高，慢慢脱离了音乐的附庸地位，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这一时期的印刷传媒也日渐兴起，但还没有达到全面繁荣。虽然这一时期的词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与诗文等量齐观。所以文人在编刊文集时，一般不把自己的词作收入文集，这一时期的词作仍是以手抄传播为主。如宣和五年春陵郡斋刊刻的《寇忠愍诗集》、北宋汴京本《欧阳文忠公集》、北宋旧京本范仲淹的《丹阳集》、北宋京师印本《东坡集》、宣和四年吉州公使库刻《欧阳文忠六一居士集》，这些北宋刊印的著名词人的文集大都不收词作，北宋时刊印的词集寥寥无几。这从苏轼、黄庭坚的书信中可以略窥一二：“有一大曲寄呈，为一笑”（苏轼《与子安兄》）；“近亦作，得含笑花小乐府，适盛热，捉笔挥汗，未能录寄，当写一卷上，李时父归时奉寄也”（黄庭坚《山谷简尺》卷上）。由于词靠手书文字传播，抄写起来费工费时，所以复本有限，在传播上并不能以压倒的优势取代歌妓的传唱。词的音乐性和文学性的角逐在这一时期可谓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三、版印传播，结出硕果

到了南宋，雕版印刷全面繁荣，有文献可考的刻书地就有近二百处之多，书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刊印具有手抄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用明代胡应麟的话来说，印刷传媒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随着词的地位的提升，词的传播也搭上了宋代版印传媒的“高铁”，于是大量词集得以刊印流布，词逐渐摆脱音乐的束缚而独立发展的态势已不可阻挡。谭新红曾指出，南宋是宋词别集刊刻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时期，据其考证，宋代71位词人的198种词集中，手抄本只有5种，可见绝大多数是以版印传媒的形式进行传播，其中能肯定刊行于北宋的只柳永、晏殊、欧阳修等寥寥数家。南宋词集传播青睐版印传媒形式由此也可见一斑。由于深受人们的喜爱，许多名家的词在宋代被多次版行，如苏轼词集有18种版本，周邦彦有11种，柳永、黄庭坚、秦观各有8种，辛弃疾有7种，贺铸有6种，欧阳修、晏几道各有5种。仅苏轼词就有18种版本，这在古代出版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据王兆鹏先生统计，各类宋词别集有三百八十三家，保存至今的仍有三百一十家。［14］162宋词别集有单刊本、丛刻本，也有一些是依附本集而存的。宋代词集单本刊行的有很多。据钱锡生统计，宋代单刻的词集就有柳永《柳公乐章》、晏殊《珠玉集》、苏轼《东坡先生长短句》等35种。北宋时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到了南宋，随着词的文学地位的提高，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些词人的词作开始附刻于本集。据统计，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所列198种词别集版本中，与诗文集合刊的就有31种，比例不可谓不大。在古代文集是要藏之名山而传之后世的，这么多的词作被编入本集，说明相当一部分的宋人已经比较看重词这一文体。同时，这也是词的地位提高的最有说服力的表现。当然词集被编入本集并被刊印客观上更有利于其长久保存，如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于编刊《欧阳文忠公集》时，就将《近体乐府》三卷编入文集；陆游词集为其晚年手定，其子陆子?用庐陵刊《欧阳公集》之例，将其附于《渭南文集》之后。宋人词集还有大量丛刻本。词集丛编始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嘉定年间长沙刘氏书坊刊行的《百家词》，共收词集92种97家128卷，是收罗词集数量最多的丛刻。丛刻词集尚有闽中书肆刊刻的《琴趣外篇》、钱塘陈氏书棚刊行的《典雅词》以及大约刊于南宋末年的《六十家词》等。虽然这些词丛刻如今大多已散佚，但当年词集刊印之盛行可见一斑。除此以外，南宋还刊刻了一些词选，如《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草堂诗余》《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乐府雅词》《绝妙好词》等。宋代词集的刊刻，以坊刻为主，家刻次之，官刻最少。由此也可以看出，词在南宋具有很大的消费市场，印本词集已成为词传播的主流方式，印刷传媒为词在南宋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南宋印刷传媒逐渐取代了歌妓传唱而成为词传播的主要方式，加速了辞与乐的分道扬镳，对词的发展和定型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倚声填词对于不晓音律的文人来说本来就并非易事，赵以夫在《虚斋乐府自序》中说：“后之倚其声者，语工则音未必谐，音谐则语未必工，斯其难也。”［15］755版印传媒作为一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它弱化了人的听觉，强化了人的视觉。麦克卢汉也曾指出：“印刷物更为引人注目的影响，是造成诗与歌、散文与演讲术、大众语言和有教养的语言的分离。”［16］202大量词作以版印出版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版印传媒于是成了词传播的主要媒介。而词的传播媒介的嬗变自然影响到“辞”与“乐”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于是词的文学性在斗争中自然就占了上风，词的受众也由最初的关注词的音乐性，转向了更加关注词的文学性，这就无形中加速了辞乐的分离和乐谱的亡佚。刘克庄在评价陆游词时指出：“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胜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而歌之者绝少。”［17］可见大量词集的刊印，使词的音乐性受到了致命的冲击，相反词的文学性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促使词走向独立，最终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抒情言志的新诗体。同时，版印传媒改变了词的受众，词创作目的也随之起了变化，这就直接影响到词的内容的变革，于是词走出了“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婉媚，走向更加恢弘广阔的天地。在印刷传媒的推动下，词由口头文学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案头文学，词的语言也一改当初的浅易通俗，变得更加典雅蕴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力和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词的发展也不例外。“辞”与“乐”的斗争是词演进的内动力，而版印传媒是宋词发展不容忽视的外力之一。随着宋代印刷术的普及和繁荣，词集刻本大量涌现，引起了词的主流传播媒介的变化——从以歌妓为主转向以文本为主。而传播媒介的转变则直接影响了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受众的审美倾向，正是这些因素对词体音乐性与文学性的斗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影响了词体演进的方向和进程，在版印的助推之下宋词逐渐摆脱音乐的束缚走向了独立。由此可见，南宋雕版印刷的繁荣，词集的大量刊印流布，是宋词繁荣的重要推手。

总之，到了南宋版印传媒在宋词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词本身就是适应大众文化的精神需求而兴起的，商业化的书坊刊印极大地促进了词的传播。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统计，南宋词的数量是北宋的三倍，其中辛弃疾更是以629首词作位居第一。如果没有宋代版印传媒对词集的广泛传播，作为“诗余”的小词很难想象能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代之文学”。印刷传媒对宋代文学的促进，在词的嬗变和演进方面表现得是淋漓尽致。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印刷传媒的强势介入也使得词越来越远离民间的世俗生活，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案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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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八十［M］.四部丛刊本.

（责任编辑 刘成贺）

Printing Media and the Peak of Song Ci Poetry

YU Zhao－ju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tudies，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Abstract：Ci Poetry，also called Quzici，is a new style of music singing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development of Ci Poetry is the result of internal force and external force.The struggle of＂speech＂and＂music＂has always been the internal impetus of the evolution of Ci Poetry.Meanwhile，printing media is one of the external powers that cannot be ignored.This paper，starting from the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printing media in the Song Dynasty，elaborat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inting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and prosperity of Ci Poetry.

Key words：printing media；peak of Song Ci Poetry；prosperity

作者简介：于兆军（1976—），男，河南开封人，博士，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文献信息学及古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8－12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5－0056－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23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