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忠（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重写文学史”与批评家群体的代际传承

刘 忠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20世纪80年代，文坛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为中心形成了几个批评家群体，其中，上海批评家群体人数众多，有前辈学者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王元化，亦有中青年学者周介人、李子云、徐俊西、王晓明、陈思和等，在“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讨论”中，他们担当了发起者、倡导者角色。追溯他们的成长之路，除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上一代学者的精神濡染，还有一个潜在因素：“五四”以来积淀已久的知识分子的“广场”情结，渴望自己的声音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加快学科建构。同时，上海的文学刊物《收获》《上海文学》《上海文论》为上海批评家群体的成长和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批评家群体；代际传承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上海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从《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青年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现代报刊的创办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出版业的兴起，从“左联”成立、新感觉派的形成到《解放日报》复刊、《收获》创刊等文学事件的发生，上海是北京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又一重镇。

历史上，鲁迅、胡适、郭沫若、林语堂、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周扬、胡风、冯雪峰、夏衍、张光年、田汉、瞿秋白、张闻天、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郑振铎、萧红、萧军、张天翼、柔石、殷夫、叶紫、张爱玲、苏青、茹志鹃、吴强、闻捷、周而复、戴厚英、贾植芳、王元化、钱谷融、徐中玉等作家、理论家都曾在上海工作和定居，“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孤岛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思潮中都跃动着他们的身影。新时期乃至当下，白桦、宗福先、沙叶新、卢新华、王安忆、陈村、叶辛、王小鹰、王晓玉、余秋雨、周介人、李子云、陈思和、王晓明、李稢、朱大可、吴亮、蔡翔、罗岗、倪文尖、赵丽宏、程乃珊、陆星儿、殷惠芬、陈丹燕、宋琳、陈东东、王寅、马原、孙甘露、格非、金宇澄、孙閧、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张生、须兰、张旻、卫慧、棉棉、西飏、夏商、王宏图、陆梅、蔡骏、任晓雯、王晓渔、葛红兵、毛尖、周嘉宁、寒山子、路内等人，以各自的文学创作参与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新都市文学”“新历史小说”“女性文学”“第三代诗歌”“文化大散文”“新概念作文”“80后文学”“90后文学”“网络文学”等频繁更迭的文学思潮中，寻根和先锋文学理论倡导、“重写文学史”论争、“人文精神”讨论更是把新时期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一、批评家群体的代际传承

新时期伊始，上海凭借其相对雄厚的文学资源，很快在文学界占领了高地。白桦的剧本《曙光》、宗福先的剧本《于无声处》率先表达了人们对“极左”路线的不满；接着《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重提现实主义、写真实、典型等理论问题；其后，随着《收获》《上海文学》《萌芽》《文学报》《上海文论》等的复刊、创刊，上海文学迎来了一个创作与批评相互驱动的繁荣期。卢新华的《伤痕》、白桦的《苦恋》、戴厚英的《人啊，人！》、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叶辛的《蹉跎岁月》、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等，都成为不同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品。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老一代文艺理论家王元化、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等人思想开放、通脱，不仅自己著书立说，倡导“人性”的文学、“审美”的文学、“自由”的文学，还奖掖后学；在他们身边集聚了一批青年学者，如徐俊西、陈思和等人之于贾植芳，王晓明、许子东、李稢、殷国明、方克强、夏中义、胡河清、南帆等人之于钱谷融，朱学勤、许纪霖、李天纲等人之于王元化，形成了一个“薪火传递”的代际谱系。

人们常常用理想、浪漫、新潮等词汇来叙述20世纪80年代，投射到文学理论与批评上，就是两个字“新”和“变”。与新时期文学创作以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一样，文学批评也是中青年学者唱主角。在“欧风美雨”“追新逐后”的接受与操练方面，中青年学者的知识结构、思想活力明显优于受苏俄思想影响的老一代学者，他们今天在杭参加“寻根文学会议”①，明天在京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②，后天在沪举办“重写文学史”理论研讨班③。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小说、女权主义等思潮的形成过程中，“命名的焦虑”从一开始就写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术语中。为了显示“崛起的一代”“新生代”“第三代”的集群力量，他们除组织、参与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之外，还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圈子化、集群化，在林林总总的新方法、新概念、新口号中强化身份认同，抢占理论高地。据钱理群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界有一个无形的地图，是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首先是北京、上海，北京以李何林、王瑶、唐弢三大巨头为核心，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师大为三大中心。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为核心，有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两大中心。然后是：南京（以陈瘦竹为核心，南京大学为中心），山东（以田仲济、孙昌熙、薛绥之为核心，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大学为中心），广东（以吴宏聪、陈则光为核心，以中山大学为中心），陕西（以单演义为核心，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中心），四川（以华忱之为核心，以四川大学为中心），河南（以任访秋为核心，河南大学为中心）。此外，还有几个以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集中点，如武汉（以陆耀东、黄曼君为核心，以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为中心），甘肃（以支克坚、吴小美为核心，以兰州大学为中心），东北（以孙中田等为核心，以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为中心）。每一个中心，都集中了老、中、青三代学人，而且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讨论。”［1］

钱理群的描述与实际情形基本相符。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作协为中心，自发形成了三个批评家群体：复旦大学以贾植芳、徐俊西、陈思和、王光东、郜元宝、宋炳辉、张新颖等人为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以钱谷融、徐中玉、王晓明、李稢、许子东、宋耀良、朱大可、毛时安、殷国明、南帆、杨扬、吴俊、罗岗、倪文尖等人为代表，上海市作协则以巴金、茹志鹃、周介人、李子云、吴亮、蔡翔、程德培等人为代表。三个群体相对独立。前两个群体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鲁迅、巴金、郁达夫等经典作家研究为主业，偏重文学史建构和学理分析；第三个群体笔锋指向多为行进中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以思维敏捷、艺术感觉良好见长。但是，他们之间互有交集，常常就某一问题共同发声，形成呼应，有时还会拓展疆域，与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学者展开对话，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争鸣，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是一例，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又是一例。

从精神传承来看，贾植芳、钱谷融、王元化等人深受鲁迅、巴金、胡风等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血管中流淌的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纵使“反右”“文革”期间横遭批判，身陷囹圄，对自由、平等、个性、人格等启蒙思想的珍视也一如既往，对专制、黑暗、愚昧、迷信等封建思想保持着高度警惕。进入新时期，他们走出“牛棚”，抓紧一切时间倡导“人的文学”“新启蒙”“现实主义”，身体力行“五四”精神传统，表达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对缺乏诗意倾向作品的不满，以及对未完成的启蒙话语的殷切渴望。陈思和说：“贾植芳先生对‘五四’传统是非常认可的，如果现在我问你什么是‘五四’，你可能搞不大清楚，他们是很具体的，‘五四’就是跟着胡风，胡风就是跟着鲁迅，鲁迅就是‘五四’精神，他们的脑子里面这个线是很清楚的。”［2］王晓明这样评价老师钱谷融先生：“无论写什么文章，他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谈作家的人物创作也好，谈批评家对艺术的感受也好，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也好，谈一出戏剧、甚至一首词的结构也好，他投出的始终是审美的眼光。……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3］王元化主编《新启蒙》，向往陈寅恪书写的王国维墓志铭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晚年时他认为，“自己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是‘五四’的儿子”［4］102。

从鲁迅、巴金、胡风到贾植芳、钱谷融、王元化，再到周介人、李子云，然后到陈思和、徐俊西、王晓明、李稢、毛时安、许子东、殷国明、吴亮、蔡翔、程德培等人，这是新时期上海文学批评家的精神谱系和代际传承。大而化之，可以扩展到国内当时的整个理论界。他们好似群山海浪，不断提出新见解、新观点，震荡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论争都是青年学人率先挑起，继而扩展到整个社会的，贾植芳、钱谷融、王元化、徐中玉等人则是在幕后支持、声援，完成文学批评的代际更替。

在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李稢、许子东等人看来，鲁迅代表的“五四”精神的回归、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仅仅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界的第一步，他们要走的是第二步、第三步……将启蒙、人性、审美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作家、研究者、读者心中，将其作为标尺来衡估中国现当代文学，实现文学史的“重写”。这是一个切近而切实的想法。经过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李稢的“语言本体论”的酝酿，到了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等人认为“重构”文学史的时候来了，他们需要一个响亮的口号来表述，这口号就是“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说：“这些年轻的学者，几乎没有人是单纯地为学术而研究的，他们都是从实践中挣扎出来，带着‘文革’留在肉体上和心灵上的伤痕，把眼睛盯住了属于他们经验以外的方面。他们如饥似渴地探求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学说，企图用新的理论信念来平衡他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理论支持的心理，他们通过文学史的回顾和反省，企图悟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老是演出悲剧的道理来。而在这个时候的现代文学学科，他们感到特别亲近……唯有现代文学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这批学者提供了一片任意驰骋的处女地。”［5］

王晓明说：“我们当时的‘五四’观念，差不多是共通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革命或者说现代中国走了一条歧路，背离了‘五四’的传统。……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其实是有一个现代性的、现代化的正面的看法，就是说中国要现代化，文学也要现代化。”［6］“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要消除既有文学史观念束缚，让新知卓见照亮文学史写作的未来。

传统儒家思想的使命感、重建文学史现代性的急迫感以及启蒙话语的未完成性纠结在一起，一举成就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陈思和、王晓明等人的登高一呼。

在思想构成和代际传承这一点上，以陈思和、王晓明为代表的上海批评家群体的知识结构与以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为代表的北京批评家们何其相似！在《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说：“我受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潮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80年代我的主要任务是要摆脱革命思想对我的消极影响和束缚，以便走出‘文革’的专制主义的阴影。”［1］王瑶、唐弢、李何林等现代文学史学科前辈的言传身教更是强化了启蒙思想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突出价值。就这样，青年学者血液中激荡的启蒙思想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加快了两代批评家的接力棒传递。和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钱谷融等人相比，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陈思和、王晓明们不仅热爱思想，而且热爱文学，少了许多意识形态、政治运动的外在限制，主体思考空间进一步扩大，文学内部结构所在比例大大增加。一批年轻学者对文学史、思想史的书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与热度。

追溯一代青年学者的成长之路，除了上述谈到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上一代学者的精神濡染、提携帮助，还有一个潜在因素，就是“五四”以来积淀已久的知识分子的“广场”情结：渴望自己的声音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加快学科建构。早在1985年前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以及方法论就曾合力把这种热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讨论把“广场效应”扩大到了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陈思和曾对知识分子的“广场”情结进行过论述，他说：“‘五四’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个群体就凭他的知识、凭他在社会上的一个职业，他就对这个社会有力量说话，能够批判这个社会，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你看‘五四’运动，就那么几个教授在北京大学搞了一个杂志，提倡一种白话文。按照这个道理，比如现在网上出现火星文，你说会推动社会进步吗？不会的啊！可是当时就是那几个教授在课堂上，在杂志上，提出一种语言，一种白话文，居然改变了我们革命的性质，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2］

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界，欧风美雨、追新逐后、命名焦虑、争鸣论战随处可见，大有君临天下、真理在握的架势。重写论者之所以敢为天下先，批评赵树理、柳青、丁玲、茅盾、何其芳、郭小川、郭沫若等既有文学史文本的经典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广场”情结不无关联。事实上，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王富仁、赵园、刘纳、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李稢、许子东、吴亮、程德培等人的成名确也与“重写文学史”论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期刊与批评家群体的互动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文学刊物《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上海文论》在国内的影响如日中天，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它们各有定位，同中有异，相互协作，组织研讨，为新时期上海批评家群体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创办，历史上曾两次停刊，两次复刊。第一次停刊是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纸张供应紧张，中国作协决定将《收获》停刊；1964年复刊，主办单位从中国作协变成上海作协。1966年“文革”开始，《收获》再次停刊，1979年1月，又一次复刊。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化，“多出人，多出作品”的办刊方针始终未变，主编巴金的告诫“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一直回荡在编辑人员的耳畔。无论是十七年时期还是新时期，《收获》在国内文坛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许多作家都把目光聚焦于此，唯《收获》马首是瞻。

新时期伊始，在思想尚未明朗的情况下，《收获》顶着巨大压力，刊发了大量直面现实、反思历史、表现人性觉醒的作品，如《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方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三寸金莲》《美食家》《浮躁》等。张一弓、谌容、从维熙、路遥、张洁、张贤亮、冯骥才、贾平凹、陆文夫、叶辛、张抗抗、王安忆等一批中青年作家由此走上了文坛。

1985年前后，先锋探索、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对文坛形成了强烈冲击，《收获》在1987、1988年分两期推出了“先锋文学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的探索性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难逃劫数》（余华），《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苏童），《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死亡的诗意》（马原），《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史铁生），《迷舟》《青黄》（格非），《悬岩之光》（扎西达娃）等。通过这些专号，一批青年作家集体亮相，改变了新时期的作家版图和文学图景。程永新回忆说：“在1985年的桂林笔会上，我与马原都觉察到文坛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全国各地分别有一些青年作者写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小说，但如何使这些散兵游勇成为一支有冲击力的正规部队，我想到了《收获》，我想把全国的冒尖作者汇集在一起，搞一次文学的大阅兵。尽管当时做这事难度非常大，但当时我想，只有《收获》才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和影响力。”［7］

程永新的预感是正确的，当年《收获》力推的这批先锋作家在1990年代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莫言还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马原式混淆现实与虚构界限的小说叙事，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个标志性术语“叙事圈套”。余华因为大多数作品发表在《收获》上，是中国作家中对《收获》感情最深的作家之一，他说：“在后面的20多年里，我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三都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这样一个比例我想在全中国作家中都是最高的。”在余华的眼里，“《收获》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琼斯指数，从《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莫言说：“1985、1986、1987年，这三年是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我相当部分中短篇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而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潮，一大批年轻作家冒了出来，出现了许多风格化、个性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文革’前后的文学观。”［8］其他，苏童的意象化叙事、格非的语言迷宫、洪峰的黑色幽默都一次次被批评家、文学史家们借用来指称先锋文学的特点。《收获》大量高质量、高水平作品的推出，不仅直接繁荣了新时期文学，而且间接助推了新时期批评家的成长，尤其是占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机的上海批评家群体。

与《收获》专注“多出人，多出作品”有所不同，创刊于1953年、复刊于1977年的《上海文学》双管齐下，双轮驱动，既刊发作品又发表评论。理论上，1979年4月，《上海文学》率先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批判“左倾”文艺政策，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禁锢多时的文学观念得以除旧布新。

如果说打破“工具说”是对文学生存空间的开拓，那么“审美—纯文学”标准的提出则关系到文学以何种方式确立自身价值，包括表现形式、自由言说、个体存在、选择多样性、拒绝同一性等。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是一个有着非凡魅力的概念，它在文学本体和知识分子话语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平台，协助知识分子扩大公共空间，回归文学本体。正如南帆所说：“如果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已经被圣化，如果曾经出现的历史业绩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牢笼，那么振聋发聩的夸张就是必要的。如果文学之中的社会、历史已经变成了一堆抽象的概念和数字，那么个体的经验、内心、某些边缘人物的生活就是从另一方面恢复社会、历史的应有涵义。”［9］

在主编周介人、李子云周围，聚集着一批思想前卫、创作活跃的青年批评家，王晓明、陈思和、李稢、吴亮、程德培、蔡翔、方克强、南帆等迅速成长，以新锐的姿态引领着文学变革的潮流，成为先锋写作风潮中的旗舰。吴亮的《文学与消费》、王晓明的《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程德培的《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陈思和的《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方克强的《人类学与文学》《神话和新时期小说的神话形态》等文章，不仅助推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思潮的形成，而且记录了青年作家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联合《西湖》杂志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举办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对话会，会议邀请的作家有陈建功、韩少功、阿城、郑万隆、陈村、王安忆、张抗抗、李杭育等，评论家有黄子平、李陀、徐俊西、周介人、李子云、吴亮、程德培、蔡翔、陈思和、许子东、宋耀良、南帆、季红真、鲁枢元、薛家柱、高松年等。杭州会议之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进一步升温，这之中，上海批评家群体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程光炜统计，“从1985年到1987年间，《上海文学》发表的‘先锋小说’有：郑万隆《老棒子酒店》，陈村《一个人死了》《初殿》《一天》《古井》《捉鬼》《琥珀》《死》《蓝色》，阿城《遍地风流》，张炜《夏天的原野》，王安忆《我的来历》《海上梦华录》《小城之恋》《鸠雀一战》，韩少功《女女女》，马原《海的印象》《冈底斯的诱惑》《游神》，刘索拉《蓝天碧海》，张辛欣、桑晔《北京人》，孙甘露《访问梦境》，残雪《旷野里》，李锐《厚土》，莫言《猫事荟萃》《罪过》，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差不多占据同类作品刊发量的‘半壁江山’”［10］。先锋、探索作品之多堪比同一时期的《收获》。从作家、批评家的相对数量上，上海俨然成为新时期“新潮批评话语”［11］107的生产中心和认证中心。

在《收获》《上海文学》的强力刺激下，上海文坛空前活跃，形成了以《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为“三角”的覆盖中青年作家创作的文学格局，优秀作家、作品不断在国内文坛引发轰动。以《上海文学》理论版为阵地形成了一个批评家群体，周介人、李子云、吴亮、程德培、蔡翔、陈思和、许子东、李稢、南帆等人或者跟踪评价新潮作家作品，或者策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讨论等思潮。

1987年创刊的《上海文论》虽然在刊物历史和文坛影响力方面远不及《收获》和《上海文学》，但它凭借“文论”的集中优势，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青年学者，以“重写文学史”专栏为突破口，向文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以文学批评见长的一批评论家们略有不同，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李稢、许子东等大多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有着现当代文学学科知识背景，学理阐释能力强，逻辑思维缜密，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学科理论问题上。“重写文学史”倡导期间，《上海文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遥相呼应，连续发表文章，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心：上海，以《上海文论》为依托，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为主；北京，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阵地，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青年学者为主。并且，他们各自的师承关系十分清楚。北京，以王瑶、唐弢、李何林为师长，以严家炎、樊骏、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王富仁、赵园、洪子诚等人为中间力量。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为师长，以陈思和、王晓明、许子东、李稢、毛时安等人为中间力量，再接下来是他们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阵容庞大，以集群力量参与讨论，将理论问题引向深入，实现文学史观念、原则、方法的新陈代谢。正是在这一点上，学院系统批评家的优势尽显，他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都有着较为严密的知识结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引发的争鸣主要局限在学院系统的批评家之间，而非作协系统的批评家之间。

实际上，刊物之间、学院批评家与作协批评家之间有很多的交集。首先，有许多评论家既写作文学批评也研究文学理论。陈思和曾这样描述他1985年后的生活：“1984年冬，我在杭州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我近年在国内参加的所有学术会议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一群年轻的作家评论家都深入地讨论当前文学发展的趋向，提出来许多新鲜的看法。第二年，文坛骤然热闹起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这次会议的确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这次会议重新煽起了我对当代文学的热情。从1985年起，我又开始写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把握和确定当代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以当代来重新整合文学史，重新评价文学史。”［12］158陈思和的状态很有代表性，与当时上海文学批评界的情形很契合。在新批评驱动下，运用新的标准、新的方法来观照过去的文学史文本，在作家作品解读中触摸文学史冰山之下的部分，最终实现文学的多元化、个性化，既是重写论者的努力方向，也是新潮批评家们渴望实现的目标；新潮批评家们反复操练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叙事学等批评方法同样能够在“重写文学史”中派上用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的《上海文论》和倡导“先锋文学”创作的《上海文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构成了当时上海文坛重要的两翼，两家刊物的编辑人员和作者群体也有很多重叠。事实上，新潮批评话语背后的思想观念、方法体系对“重写文学史”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是学院批评家与作协批评家相互合作的结果。

三、批评家群体今何在

20世纪80年代，高校的科研评价机制还未建立，行政化色彩也没有现在这样浓，传导效应尚未显现，所以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评论几乎同步。并且那个时候职称评审还没有把发表论文数量、规格捆绑在一起，没有走马灯式的申请课题、基地、中心、人才工程的填表任务，没有课题经费的强大诱惑，评论写作大多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于对思想解放、“人学”观念的呼应，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广州等地为中心的几个批评家群体。其中，上海群体人数众多，有前辈学者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亦有中青年学者周介人、李子云、徐俊西、王晓明、陈思和、毛时安、许子东、李劫、胡河清、殷国明、方克强、南帆、吴亮、程德培、蔡翔等，在“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讨论”中，他们担当了发起者、倡导者的角色。

今天，以启蒙为诉求的思想优先话语一变而为以金钱为诉求的经济优先话语，第三次工业革命、动漫、智能生活、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新材料等成为人们竞相谈论的话题，生活的舒适、金钱的多少远超过文学批评的吸引力。文学批评不仅严重滞后，而且权威度、公信力下降，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持续而激烈。在这些批评中，有对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偏重理论推演、思想活力不足的指责，有对批评家职业操守的质疑，对文学批评的功利化、炒作化、商业化、人情化的不满，希望批评家担当起精神生产与知识传播的重任，像狄德罗说的那样，“做一个热爱真理和美德、拥抱艺术、有德行的人”［13］376，扭转市场“征用”批评家、资本“绑架”批评家的不良风气。

从文学生态来看，经过近四十年来的发展，文学创作已从纸质转向电子，新时期之初崭露头角的一批评论家已步入知命之年，人生奋斗动力减弱；一部分升任新职，“忍看朋辈成主席”（叶兆言语），在作协领导岗位上扮演着公务员角色；另一部分或经商或移民或转行，也退去了批评家本色。网络文学的崛起不仅改变了既有文学创作、发表、接受格局，也弱化了专业批评家在文学生态场阈中的地位。在报刊、电子书、网络、移动终端等组成的文学地图上，身兼作家、编辑、读者、批评家等多重身份的网民们，完全可以置理论家、批评家们的所谓“里程碑”“划时代”“重要收获”等大而无当的高蹈言论于不顾。

根据从业人员构成的不同，今天的文学批评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即学院批评、职业批评、平面媒体批评、网络批评，它们各具特色，分别占据学术期刊、报纸副刊和网络论坛，大有鸡犬相闻老死而不相往来之势。

学院批评依托中西方文学理论，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方法，对思潮、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剖析，在概念推演、逻辑延伸中走近作家作品，有理论，有方法，有体系，在高校、社科院所中大行其道，一副不肯流俗的高蹈形象。

职业批评多出自作协、文联系统，他们配合工作需要，推介作家作品，张扬地域文学创作，发现热点亮点，为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造势。

媒体批评主体是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可能没有学院批评家的普遍高学历，也未必有良好的专业训练，但他们有敏锐的阅读感觉以及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在广大民众中有着较高的认同度，颇受读者欢迎。

近年来，真正对学院批评构成挑战，迫使其放下身段、重拾阅读鲜活感的是网络批评。网络、手机、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使得以短小、及时、便捷著称的网络批评迅速蹿红，它们或以博客、随感的形式，或以微博、段子、微信的方式呈现，机敏、率真的语言很容易捕捉青年读者的心灵，心灵鸡汤般的语调让你感到亲切如斯、贴近如斯。网络批评不仅在各大网站随处可见，而且在平面媒体上也能够看到这些散金碎玉式的“快悦读”，充满生机和活力。

网络批评与媒体批评联手，不断蚕食学院批评的生存空间，改变着批评家队伍的人员构成。与80年代的群体化、代际化不同，90年代以来批评家的个体化、分散化特点明显，“离场”与“入场”提速，由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作协系统的评论家组成的学院批评家、职业批评家们越来越“圈子化”“学术化”，对当下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越来越隔膜，甚至对流行的穿越小说、段子小说、微童话、微电影、微戏剧等相当陌生，发言权旁落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相反，一些媒体记者、报刊编辑、网络达人却与文学越来越近。从当下读者群分布来看，网络文学正在成为青年人阅读的主战场，点击率取代书评，擎起文学阅读的风向标，网友们的博客、微博、微信即时交流足以淹没批评家的声音，把学院批评抛到一边。

在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当下，评论家群体的分化是必然的，停笔、转行、转向、离场、进场实属正常。上海批评家群体中，宋遂良、李稢去了美国，许子东去了香港，程德培下海经商，吴亮转向随笔，王晓明转向思想研究，朱大可转向文化研究，张闳转向了哲学研究……选择继续坚守的只有陈思和、郜元宝、张新颖、杨扬、罗岗、倪文尖、蔡翔、王光东、葛红兵等人。有人“离场”，就有人“进场”，但就总量而言，进场的仅周立民、毛尖、王晓渔、金理、黄平等少数，不成规模，遑论“群体”和“代际”？

批评家的转行、退场是一个方面，文学批评的转向是另一方面，有学者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转向概括为“思想淡出，学术登场”，“杂志隐退、学院崛起”，“离社会越来越近了，但离文学越来越远了”［14］。应当说，“离场”和“转向”带给文学批评界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它的直接表现是批评家群体的萎缩与解散，间接表现是对文学批评的遗弃。

环顾文坛，文学批评虽不能说是危机四伏、草木皆兵，但分化、窄化已是不争之实。先说分化，有人从年龄结构上把新世纪文坛归结为20后、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作家“八世同堂”，老作家杨绛、郑敏、白先勇、余光中、金庸、黄永玉、王蒙、张洁、宗璞、邵燕祥、李国文等笔耕不辍，《东藏记》《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这边风景》等愈发成熟练达；90后李军洋、张佳羽、李唐等人春花吐蕊，《走走停停》《那些青灰色逝去的年华》《陌路花开》《一路向北》等稚拙中透着生机，加上其他年龄段作家的多元化创作，把文学大家庭妆扮得花团锦簇，气象万千。

与文坛的生气、繁茂形成鲜明对比，文学批评可谓萧条、式微。二三十年代出生的理论家、批评家基本上停止了写作，即使个别没有停笔，也是写一些随笔类的回忆性文字，鲜有理论上的创见；比较活跃的是40、50、6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他们大多是“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讨论”的经历者，丰富的人生阅历、习得的话语权力使他们牢牢地掌握着学院批评的话语阵地，成为各类学术期刊、会议的主角。他们的强势存在一定意义上也压制了70后、80后批评家的成长，造成70后、80后作家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甚至成为当红作家的时候，70后、80后批评家却鲜有表现，出类拔萃者寥寥无几。批评界的这一马太效应仍在延续。70后、80后学人尚且如此，90后就更不要说了，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无意成为评论家。媒体批评、网络批评反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识见、才情；同时，经由博文、微博、微信写作打通平面媒体，进而爆得大名跻身导演、制片、编剧行列，这不仅是一条鲜花、荣誉铺就的道路，也是一种成就感十足的生活方式，吸引着万千文学青年前往。

文学批评是一种综合性要求很强的写作，它需要理性，亦需要感性，还需要社会学、历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针对文学批评人员匮乏的现象，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进行打造和培育。事实上，评论家从来都是自发自愿的，而非人为强行造就、培养的，个体兴趣爱好、时代风云际会、文学自身的魅力吸引等综合因素也许是最主要的，适当的引导、倾斜、提供条件只能是外因。同时，文学批评拒绝同质、单一，丰富、多样是它的特点，而一旦培养打造，就失去了活力和生气，背离文学批评的初衷。作为一种文类，文学批评介于“引导”和“自在”之间，它虽然在影响上不及文学作品，但在写作难度上一点也不逊色，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强大的思想储备，还要有独特的阅读体验、不断的心智磨砺。

注释：

①1984年12月，《上海文学》联合《西湖》杂志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主办“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对话会”。

②1985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万寿寺举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

③《上海文论》编辑部联合复旦大学举办“重写文学史研讨班”，见《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杨庆祥.“20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访谈录［J］.上海文化，2009（1）.

［2］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J］.当代文坛，2009（5）.

［3］文学形象与文学经典［N］.新民晚报，2013－12－26.

［4］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5］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J］.文学评论家，1989（2）.

［6］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J］.南方文坛，2009（3）.

［7］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1983—2007）［N］.文汇报，2008－04－07.

［8］石剑峰.《收获》与文学30年［N］.东方早报，2008－12－23.

［9］南帆.空洞的理念：“纯文学”之辩［J］.上海文学，2001 （6）.

［10］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09 （2）.

［11］杨庆祥.重写的限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陈思和.马蹄声声碎［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3］〔法〕狄德罗.论戏剧艺术：关于作者和批评家［C］／／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4］南帆.深刻的转向［J］.当代作家评论，2008（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writing Literature History”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ritics

LIU Z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In the 1980s，the literary circle had formed several groups of critics which took Beijing，Shanghai and Nanjing as the center.Among them，Shanghai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critics.In the“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and“a discussion of humanistic spirit”，they played the role as initiators and advocators.Tracing back their experiences of growth，in addition to the backg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ast generation of scholars，there was a potential factor：“the square”complex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had been accumulated for a long time since May Fourth.They wanted their voices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At the same time，Shanghai’s literary publication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growth and formation of the critics.

Key words：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critic group；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作者简介：刘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W101）；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建设计划项目（12sg12）

收稿日期：2015－09－05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5－0001－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6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