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艳（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外语学院，上海201620）



再现“巴比伦之囚”：《但以理书》的圣经原型解读

王丽艳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外语学院，上海201620）

摘 要：E.L.多克托罗的小说《但以理书》在人物、叙事结构和叙事场景上都有意模仿《圣经》中的《但以理书》，这表现在：除了两位主人公的名字以圣经人物命名外，小说还创造了一幅犹太人物群像，揭示了政治迫害对普通犹太家庭的伤害，构造了一幅当代的“巴比伦之囚”；在叙事结构上，沿用《圣经》的“U”形结构，并在开头和结尾大段引用《圣经》文本；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电击”场面可谓《圣经》中大火坑和狮子坑的当代置换变形。由此可以发现作者的激进政治批判背后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关注。

关键词：多克托罗；《但以理书》；原型；“巴比伦之囚”

在美国犹太作家E.L.多克托罗的创作中，《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1971）堪称是他的代表作。其主题的复杂多样、叙事方法的新颖独特、激进思想的大胆展现，以及对历史事件虚实相间的运用和重塑，都使得这部小说独树一帜。但其主题的不确定性为这部小说的解读提供了诸多障碍。

“《但以理书》是一部思想内容复杂、人物言行多面、性格发展曲折的小说。任何从单一角度试图对小说做出圆满解释的努力都将遭遇尴尬甚至失败。”［1］93但是，如果从族裔的角度来解读小说中的“原型”，则可以解决小说中类似主题“含混”的诸多难题。多克托罗的这部“政治小说”除了对“冷战”思维的批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用“巴比伦之囚”的原型来表现美国犹太人在“冷战”时期的生存困境。

20世纪以来，荣格提出：人类的无意识心理中存留着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原始经验和意象，即“集体无意识”，而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原型有时是指一种故事母体的反复……有时是指意象的反复……有时是指象征和创作模式的置换变形等等”［2］6。

《但以理书》中犹太人物形象及其遭遇可以说是“巴比伦之囚”的当代再现，是对《圣经》故事的置换变形。自被掳掠到古巴比伦王国开始，犹太人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流浪生活，“巴比伦之囚”的原型已经成为犹太人深层心理的模式。每到一个国家，这种客居的心理和畏惧的心态始终伴随着犹太人。小说《但以理书》写作于政治局势紧张的“冷战”时期，新的反犹主义使得美国犹太人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和恐惧。小说通过描绘一对犹太儿童在原子弹间谍案中的恐惧和彷徨无依的心态，重现了“巴比伦之囚”。本文将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命运、叙事结构和叙事场景三方面来剖析小说对《圣经》故事原型的重写。

一、人物形象和命运：“巴比伦之囚”的当代再现

《但以理书》的主要事件是原子弹间谍案，但小说着重描写的是一个家庭在这次事件中的血泪历程。小说中犹太人物的命名非常明显地模仿了犹太民族的典籍《圣经》，《旧约》中《但以理书》记载：先知但以理和族人们在古巴比伦沦为囚徒时，但以理为几代国王破解怪梦，得到了重用。但是，他因为不肯改变宗教信仰，曾先后被扔到大火坑中和狮子坑中。但以理凭借智慧和上帝的庇护渡过了一次次难关，既维护了信仰，又赢得了国王的敬重。同时，《圣经》中还有一则但以理和苏珊娜的故事，在古巴比伦王国的犹太人中，有两个犹太长老觊觎犹太妇女苏珊娜的美貌，意图不轨未遂，于是诬陷苏珊娜通奸；青年时期的但以理凭借智慧平反了苏珊娜的冤屈。多克托罗在他的小说中将间谍案罪犯艾萨克松夫妇的一双儿女命名为但以理和苏珊，很明显地将历史事件嫁接到了犹太民族的史诗中，借此来反映犹太人的苦难历史。

多克托罗在小说中将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与古巴比伦进行了对比。小说序言中的两个段落很有意味，一段出自《圣经》中的《但以理书》，内容是古巴比伦国要求众人跪拜国王设立的金像，违反者将被投进大火中；另一段是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对美国冷战的一段评论。

多克托罗说：“《圣经·但以理书》中记载，当一种音乐响起，人们必须伏地敬拜统治者设立的雕像。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也被迫这样做。那就是‘冷战’时期。美国人都必须服从某种思想，不然就会失去工作，甚至更糟。”［3］141

古巴比伦国王设立金像，要求各国的人跪拜，并命令将违反者扔进烈火中，这严重违犯了犹太教“不得跪拜除上帝之外的其他偶像”的教规，实际上是针对犹太人而设的。“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上实行“冷战”政策，国内遏制共产党活动，要求国民签名“宣誓忠诚”，并针对犹太人设置了种种法规，“1952年6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旨在对加入美国国籍的侨民从政治上加以各种限制，以防止具有进步倾向的外国人进入美国的麦卡伦－沃尔特移民规划，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犹太移民中的那些进步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4］220。

通过隐性的平行比较，作者暗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要求“宣誓忠诚”与古巴比伦时期设立金像、强迫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将“巴比伦之囚”时的政治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相提并论，作者明确表现了迥然相异的时间和空间下犹太人命运的惊人相似，表达了对犹太人几千年来无法走出被排斥的怪圈的悲叹。

小说中除了政治局势，人物的命运也与“巴比伦之囚”时的犹太人非常相似。小说中的这个受害者家庭，恰恰是一个犹太家庭。艾萨克松夫妇因为政治信仰不同而受到怀疑，并被判处死刑。但以理每年都受到政府的审查，并被剥夺了在任何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甚至不能在学校中申请奖学金。同时，这个犹太家庭的成员都有着“疯癫”的倾向，老祖母精神失常多年，但以理的母亲在狱中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苏珊自杀未遂后进了疯人院，但以理本人也时常情绪失控，折磨养父母和妻子，甚至折磨襁褓中的儿子。移民家庭三代疯癫人物强化了犹太人的苦难形象。

与其说是“疯癫”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不如说是民族的苦难遭遇一再上演。几千年前的巴比伦犹太囚徒的遭遇与当代美国社会中犹太人的遭遇何其相似。先知但以理能在巴比伦王国担任政府高官，他的处境似乎比青年但以理更好，其讽刺意味也更加辛辣，也就是说，民主的美国社会还不如古巴比伦王国。

以《圣经》中的先知命名小说主人公，作者将一个普通的犹太青年赋予了典型性，他代表了二战后彷徨无依的犹太人。但以理吸毒，自甘堕落，疏远家人，他的生活状态象征了犹太人流浪无根的心态，他寻求生活归依的历程也是美国犹太人寻求生存模式的历程。但以理梦见外祖母告诉他，“将重担交给孩子是家庭的传统”［5］87。老祖母是传统的象征，她的虔诚负载着犹太文化的内核，同时，她黯淡的服装又象征着犹太人的苦难。先知但以理宁可跳进熊熊大火中和狮子坑中也要坚守宗教信仰，当代但以理也面临着生存的考验和民族传统的重担。小说最后，但以理终于完成了他名字中蕴含的意义，那就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回归。小说结尾，但以理来到墓地参加苏珊的葬礼，他请了一个又一个犹太老人来为苏珊和父母祈祷，“我握住了妻子的手。我想我能哭出来了”［5］367。但以理终于接纳了自己年轻的家庭。同时，他也终于能够面对父母的死，能够接受他们的精神遗产。

小说中，但以理结束了精神苦旅回到家庭中来。虽然说，犹太文化并不是解救他的唯一方法，但至少在一个对他抱有敌意并实施监视的国度里，他在精神上有了寄托和归属。同时，20世纪60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也预示了但以理生存环境可能的变化。

二、叙事结构：对《圣经》文本的平行对比

小说不仅在主人公的命名上直接运用《圣经》人物的名字，在叙事结构上也刻意突出了与《圣经》中《但以理书》的联系。“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看成是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一个U形故事结构之中。”［6］220《圣经》中《但以理书》描写但以理和族人被掳到古巴比伦，历尽重重磨难，最后得天使的预言和许诺，复归平静，形成了《圣经》文本独特的“U”形结构。小说第一部分标题“阵亡将士纪念日”，讲述了妹妹苏珊自杀，和但以理童年时父母参加“左派”活动。第二部分“万圣节”，讲述父母被捕前徒劳的挣扎，和童年但以理时时刻刻的警惕和恐惧。第三部分“海星”，讲述父母被捕后，但以理和妹妹几乎流浪街头，为兄妹二人日后的疯癫埋下了伏笔。第四部分“圣诞节”，但以理终于完成了对父母精神遗产的继承，与家庭和自我和解。小说的整体结构形成了一个“U”形结构——苏珊自杀事件使得但以理陷入过去的痛苦中，在艰难地走完回忆之旅后，他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成功地克服了疯癫倾向，回归到原来的生活中。

小说的开篇和结局都直接引用《圣经》中《但以理书》的文本，提示小说与《圣经》的联系，而中间的故事情节可谓“巴比伦之囚”的置换和变形。小说一开始叙述了但以理和妻子去精神病院接苏珊，插入了标题为“达特茅斯圣经”的文本。在描述了精神病房中苏珊的情状之后，但以理回忆起苏珊曾经说起过上帝，“上帝会把他们都带走，每一个都带走”［5］12。随后，作者插入了题为“圣经中上帝的品性和功能”的部分，讲述了先知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凭借对上帝的信仰拥有了释梦的智慧，连续三次为国王解梦，但是，以解梦著称的他却解不开自己的梦，他陷入了困顿中，他不得不面对妹妹的精神失常，面对自己的过去，他自暴自弃、逃避责任。

小说以《圣经》文本开篇，又直接引用《圣经》文本结尾。小说有三个结尾：第一个结尾中，但以理重返老屋，看到以前住在地下室的黑人换成了住在房屋里的黑人家庭，这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成果。第二个结尾描写了苏珊的葬礼，葬礼场景具有浓厚的犹太文化意味，表明了但以理与家庭、与犹太传统的和解。第三个结尾，但以理正在图书馆中写作这本书，图书管理员来催他离开，“合上书……难道你不知道你已经解放了吗？”［5］367之后小说引用《圣经》中《但以理书》的最后几段作为结尾，“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爱羞辱、永远被憎恶的”［7］1455。最后加上了一句《圣经》文本中没有的句子，“走吧，但以理，故事已经结束并封缄，直到末时”［5］368。这最后一句与图书管理员对但以理所说的话相互对照，一方面提示小说的结束，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图书馆外的民权运动，提示读者，先知文学中提到的“末时”应该就在当代文明社会。

《圣经》中的《但以理书》隐含了犹太人对救世主的期盼和结束流浪生活的愿望。多克托罗的《但以理书》不仅是对20世纪美国“冷战”政策的批判，也饱含了作者对美国犹太人命运的关注。虽然作者将“巴比伦之囚”与“冷战”时期的美国相比较，但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先知书中所说的“末时”已经让犹太人等候了数千年，犹太人的命运应当有所改变。小说叙述了但以理在1967年经历的蜕变，而这一年以色列赢得了中东战争，使得关注以色列命运的犹太人松了一口气。美国国内，民权运动正引起了诸多变革。“合上你的书”蕴含了作者对犹太人未来的期待。正如《圣经》所说，“你本国的民，必得拯救”［7］1455。合上了书走出图书馆的但以理，正目睹着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事实证明，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犹太人的境遇大为改善，美国犹太学者转而忧虑对犹太文化过度同化造成的冲击。

三、叙事场景：现代的法庭和古代的王庭

除了小说中的政治局势，小说的叙事场景也处处指向“巴比伦之囚”，其中有两个场景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分别是“法庭”和“电击”。“法庭”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景。作者在小说中创造了二战后美国犹太人物的群像，展现群像的舞台则是代表正义的法庭，间谍案的法官、控诉律师和辩护律师等都是犹太人。

“但以理”一词的希伯来文含义为“上帝审判”，或“上帝是我的审判”。小说围绕法庭塑造了一批犹太人物形象，其含义耐人寻味。数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客居他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受到压制，不能完整地享受居住国的公民权。因此，他们对于社会公正和正义有着强烈的渴望。当代美国犹太人对政治的关注“是来自被正义拒绝了几千年的民族对正义的渴求”［8］19，也是因为“二战”带给他们的惨痛教训。对于“大屠杀”的恐怖记忆一直挥之不去，美国犹太人时时关注着国内国际的政治局势，深恐“反犹主义”再次抬头，深恐同样的悲剧再次重演。在小说中如此密集地安排律师和法官等犹太人物形象，表达了犹太人对维护正义的渴求。

如果说先知但以理历经劫难寻求精神归依的历程体现在青年但以理身上，那么先知的智慧和胸怀则体现在犹太律师阿什身上。阿什是一个传统的犹太教徒，一直帮助犹太人，“多年来他毫不张扬地处理他所在犹太教堂的法律事务，不索取任何报酬”［5］143。“在赎罪日我看到他站在教堂长椅旁，头上戴着小礼帽，肩上围着祈祷披巾。阿什能既戴小礼帽又戴祈祷披巾。”［5］143－144小礼帽是现代社会的象征，而祈祷披巾则是明显的犹太教的象征。阿什律师既能够适应现代美国社会，又能够保持犹太传统。小说还特别指出，阿什律师“多年来在写一本书探讨《旧约》对美国律法的贡献”［5］146。也就是说，阿什律师致力于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致力于犹太价值观和律法观念与美国文化的嫁接。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场景是“电击”。现代社会中的电击场景是古巴比伦的火坑和狮子坑的当代再现。先知但以理屡次受到迫害，曾先后被扔进熊熊大火和狮子坑。20世纪的美国，对艾萨克松夫妇执行死刑的电椅与疯人院对苏珊实施的电击治疗在小说中交相呼应，成为小说中政治压迫的焦点。“电击”在小说中不只是治疗手段和死刑的一种，它也是犹太人命运的一种象征。

罗谢尔接受电击死刑前拒绝了犹太拉比的祈祷。她之所以拒绝拉比祈祷，是出于犹太人的谨慎。“‘二战’后的十年对美国犹太人而言是一个糟糕的十年……反犹太主义者摆出爱国主义的姿态质疑犹太人的忠诚，并攻击他们是共产主义者。”［9］244接受犹太拉比的祈祷，意味着罗谢尔以犹太人的身份接受死刑，这无疑会给犹太人带来更多危险。她的矛盾行为表现了犹太人在政治紧张时期的警惕和对同胞的保护。在拉比转身离去的时候，她轻声地告诉拉比，“让这一天作为我儿子的成年礼。让我们的死成为他的成年礼”［5］363。即她希望儿子皈依犹太教。先知但以理在面对大火坑和狮子坑的时候依然不肯改变宗教信仰，罗谢尔的遗言也表达了同样坚定的意愿。

电击场景的反复强调既是犹太人苦难经历的强化，也表现了作者对美国“极端主义”政治的警惕，《但以理书》通过描写一个犹太家庭在政治事件中的无力挣扎和哀伤，通过但以理成长中遭到的政治审查和不公平待遇，对美国社会中的“反犹”行为提出了警示。

四、结束语

《圣经》中的《但以理书》并没有对古巴比伦王国进行激烈谴责，它更强调但以理及同伴如何在异邦生存并保持宗教信仰。但以理能够在几位国王的手下任官员，表现出了他适应异国生活的智慧。多克托罗在小说《但以理书》中，既批判了政治极端主义，也展现了犹太青年在逆境中的成长，对美国犹太人如何应对生存困境做出了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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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海燕）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al Theme of The Book of Daniel

WANG Li－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The Book of Daniel written by E.L.Doctorow is an imitation and rewriting of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which is reflected in its characters，the narrative and some typical scenes.By naming his characters after the Biblical characters and recreating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situation，E.L.Doctorow compares the cold war period with the Babylonian Era and expresses his deep concern over Jewish people’s fate.

Key words：E.L.Doctorow；The Book of Daniel；archetype；“Babylonian Captivity”

作者简介：王丽艳（1979—），女，上海人，文学博士，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教师发展工程项目（2014）；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科研项目（2014GJSKZZ10）

收稿日期：2015－09－05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5－0046－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106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