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灏,　 张　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工作处， 北京　100038)

公安院校学生典型教育探索——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工作处侦查大队“光荣侦查”活动为例

徐敬灏, 张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工作处， 北京100038)

摘要典型教育又称示范教育、榜样教育，是将抽象的说理变成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从而激起人们情感思想上的共鸣, 引导人们对照、学习和仿效。典型教育具有形象、具体、生动的特点，较说理教育更具感染性和可接受性，是公安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公安院校； 学生工作； 典型教育

0引言

典型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典型人物是教育者发掘和培育的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和人格化，体现了教育者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同时，典型人物又与其他学生在感情和心理上距离较近，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因此典型教育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被广泛用于高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大学生处于可塑性极强的成长“黄金期”，先进典型具有示范引导作用，激励大家见贤思齐、积极进取，是学生成长发展的“引路灯”。

1典型教育面临的形势

1.1　挑战

近年来，社会大环境日益复杂，给典型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首先，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思想文化交织共存，价值观日趋多元化。这使大学生群体在价值判断上产生困惑，对理想信念的认同普遍降低，对典型教育的轻视和抵触情绪较以前严重。其次，在社会动员机制弱化的大背景之下，高校对学生的动员能力也日渐降低，传统的典型教育已难以适应新时期的需求。再次，大学生缺少社会经验和鉴别力，在泥沙俱下的互联网信息面前，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干扰，从而对典型教育产生误解和抵触。最后，随着公安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生管理压力和难度不断增加。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工作处侦查大队为例，现有在校学生1 343人，在编学管干部5人，“3+2”研究生1人，师生比1/224。

1.2　机遇

对于公安院校典型教育的开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一，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了评判标准和尺度的多元化，教育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培育和树立典型，典型教育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第二，虽然大学生动员能力下降，但是主观能动性却日益增强。他们不仅是教育的接受者，同时也能够成为教育的参与者，这为我们开展引导式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通过建立“树立—学习—再树立—再学习”的教育模式，变管教为引导，激励学生学习榜样、争做榜样，能够极大提高管理工作效益。第三，互联网和传媒技术的运用丰富了典型教育的形式，提高了典型教育的吸引力和参与度。如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评选给先进典型人物投票，这极大提高了先进典型人物的认可度，增强了典型教育的成效。

2“光荣侦查”对典型教育的探索

2.1　理论基础

“理论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光荣侦查”典型教育活动的构思、策划和实施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经典理论。

(1)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者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la)，他的著作《社会心理学》(social learning theory)系统论述了该理论。社会学系理论的三个核心部分“三元交叉决定”(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观察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揭示了人类学习活动的一般规律，是构思、策划和实施“光荣侦查”活动在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2)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识运动一方面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辩证途径”， 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学习活动是认识活动的一部分，因而也具有辩证性、反复性和曲折性的特点。考虑到学生学习活动具有上述三种特性，“光荣侦查”在构思与策划阶段创造性提出：“同认识真理的过程一样，典型教育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也需要经历一个‘树立、学习、再树立、再学习’的循环反复过程。”

2.2　四步典型教育法

公安大学学生工作处侦查大队在借鉴中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公安大学学生管理工作实际，开创典型教育“四步循环”法。

(1)第一步：树立

“人类的学习，多数是社会交往中，通过对榜样人物的观察和模仿进行的。”因此，榜样的树立十分关键，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怎样树立榜样是典型教育的核心问题。班杜拉把“观察学习”划分为四个过程：“注意过程”(attention)、“保持过程”(retention)、“动作再现过程”(motor reproduction)和“动机过程”(motivation)。我国学者戚立夫的研究表明，榜样人物的魅力对学生的“注意过程”有重要影响，那些在学生中拥有较高地位和威信的人更容易成为大家的效仿对象。因此，若要取得比较好的教育效果，树立的榜样就必须在学生之中拥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地位，这就要求榜样必须拥有超过普通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一技之长。个人素质和特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本人的天赋和努力，但是同样也离不开教育者的发掘和培养。

“光荣侦查”通过学生的发掘和培育，让一大批普通学生逐步成长为在同学中拥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先进典型。从入学开始，侦查大队为每个学生建立成长档案，涵盖警务化管理、科研创新、文体特长、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大队团总支办公室收录、审核、存档学生的申报和推荐信息，并负责学生成长档案的日常维护和更新。依托成长档案，“光荣侦查”组委会*“光荣侦查”组委会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大队的学管干部和学生代表及团总支学生会骨干组成。能更全面地掌握学生情况，发掘出在某方面有较大潜能的“苗子”，为典型的培育奠定良好基础。发掘出来的“苗子”具有较大潜力，但仍需要一个培育和塑造的过程。就比如，一块好铁需要经历熔铸、锻造、捶打之后才能一把宝剑。“光荣侦查”组委会为典型培育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有针对性地强化这部分学生的特长，使学生的特点逐步转化为闪光点和宣传点。如侦查大队通过创建“科研工厂”这个社团组织，为在科研创新方面有兴趣和潜质的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最终培养出一大批“科研之星”，多次在公安大学、公安部等举办的科研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2)第二步：学习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表明：在“注意过程”，学生形成对榜样的认知和判断，包括“他是否值得我学习”“哪些地方值得我学习”等等；而在“保持过程”，榜样受到认可的行为“通过映象和语言两种表象系统在学生大脑中形成记忆编码”，为学生以后效仿、学习起导向作用。影响“注意过程”和“保持过程”的因素，除了第一部分提到的典型人物自身的魅力之外，还有一个是教育者对先进典型的宣传。

传统典型教育的灌输式宣传常常把宣传和教育割裂开来，存在内容空洞、流于形式、缺乏感召力等问题。“光荣侦查”活动创造性地提出“参与式”宣传的理念，将宣传和学习有机结合，通过民主评选、网络投票等形式调动学生参与其中，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典型人物的积极影响。“光荣侦查”获奖人物的产生，经过团支部推荐、团总支评审、网络投票、组委会敲定等环节。对于学生而言，参与评选和投票的过程也是对典型人物形成认同和强化印象的过程，也是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此外，自媒体*自媒体又称“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幵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常见的有微博、微信、开心网、人人网、QQ空间、MSN等。的运用打破了宣传的时空限制，增加了典型教育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可接受性，充分调动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例如，候选人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拉票，学生可以进行评论和交流，“光荣侦查”微信公共平台在候选人网络投票阶段收到极高关注。

(3)第三步：再树立

在典型人物的宣传和初步学习之后，进入以仪式教育为载体的典型再树立阶段。“再树立”过程，是在第一次“树立”的基础之上对榜样人物进行“镀金”和“包装”，进一步提升榜样人物在学生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根据班杜拉的自我调节论，“光荣侦查”颁奖典礼透过先进事迹揭示获奖人物的精神内涵，帮助学生形成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知，强化了学生效仿行为的“动机过程”(motivation)。

仪式是大学德育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身份认同与组织凝聚、道德教化与价值认同、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情绪体验与情感升华”四个方面的功能。 “光荣侦查”颁奖典礼借鉴“感动中国”的经验，形成“四段式”的典礼结构(VCR播放、现场访谈、宣读颁奖词以及颁奖)，通过重大事件或主题串起人物符号，塑造了榜样人物光辉的形象，进一步扩大了榜样人物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通过特定的“典仪情境”和“场域氛围”唤起了学生的情感共鸣，传递了“向榜样看齐，朝光荣奋进”的精神内涵，实现了对学生的价值引导。

(4)第四步：再学习

“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从“学习”到“再学习”，是学生对先进典型由感性认知到理性思考再到实际效仿的过程，是由量变积累到最终质变的过程。同时，学习者中的优秀分子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脱颖而出，由学习者成长为被别人学习的榜样，继续引领低年级学生成长成才，从而完成了对榜样教育的传承与发展。

在“光荣侦查”颁奖典礼结束以后，组委会通过“光荣侦查名人墙”、“微信”推送、海报等形式，号召广大学生以实际行动向“光荣侦查”获奖人物学习，并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以“红剪子”*“红剪子”公益站是公安大学侦查大队2010级学生常建军发起建立的公益团队，从最初通过给同学理发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儿童募集捐款，到最后发展成为在公安大学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综合性学生公益组织，是公安大学学生公益活动的一面旗帜。公益站为例，在该公益团队被评为第一届“光荣侦查”获奖集体之后，组委会向广大侦查学子发起号召，鼓励大家热心公益活动。广大学生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加入“红剪子”公益站。如今公益站的创始人常建军已经毕业离校，但是象征爱心的“红剪刀”却在一届又一届侦查学子手中传递，已经成为公安大学公益活动的一面旗帜。从一个人发展成一个团队，到最后成为一面旗帜，这个过程很好体现了“光荣侦查”对典型教育的传承和发展。

3结论

典型教育是警务化管理工作的“润滑剂”。因为，传统的警务化管理工作偏重于对学生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易引发学生的排斥、抵触心理。若能融入典型教育，管教结合、刚柔并济，便更容易让学生对管理工作形成积极的理解和认同，有利于警务化管理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2.

[2]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J].Englewood Clifff, NJ: Prentice Hall, 1977.

[3]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42.

[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68.

[5]林碧英.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与榜样教育[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2(2).

[6]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7]戚立夫.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J].东北师大学报:教育版,1985(1).

[8]戚立夫.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J].东北师大学报:教育版,1985(1).

[9]胡宝国. 仪式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J].思想理论教育,2009(9).

[10]倪辉. 大学仪式的形态、特点及功能:道德教育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9(3).

[1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陈小明)

作者简介徐敬灏(1976—)，男，山东淄博人，硕士，学生工作处侦查大队大队长。

中图分类号D03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