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娟

山东省胶州市九龙镇卫生院，山东胶州 266319

在2～6 岁的儿童看来，牙科诊室是一个高要求、高压力的陌生环境。因为儿童对牙医的认知水平普遍比较低，和其自身气质类型特点，很容易出现一些不配合甚至一些破坏性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就诊的效果[1]。此外，儿童家长的对牙科的焦虑状态以及家长的牙科健康意识都会影响儿童在牙科诊室的行为表现。该研究在2013年1月—2014年2月主要通过综合儿童家长的口腔健康意识以及对牙科诊疗的态度与儿童的情绪特点以及日常行为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影响儿童牙科诊室行为的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4年2月在该院口腔科门诊就诊的192例2～6 岁儿童，包括女患儿92例，男患儿100例。平均年龄为(4.2±1.3) 岁。患儿纳入标准:牙髓炎、根尖周炎、龋齿至门诊就医的2～6 岁儿童。排除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或全身发育障碍的患儿。所有患儿及患儿家属均知情同意，所有患儿临床诊疗均由同一名牙科医生操作，来消除因操作者不同对患儿牙科诊室行为的影响。

1.2 方法

1.2.1 对患儿的诊室行为与表现进行评估 患儿的诊室行为与表现的评估主要参考Frankl 行为量表，由2名有经验的儿童牙医共同评估，当评估结果有争议时，由更高一级的医生进行评估，最后讨论决定。患儿的诊室行为与表现可分为六个等级：①完全不配合，患儿的治疗很难继续，需全麻治疗或口服镇静药治疗(5 分)；②患儿的破坏行为波及范围大、持续时间长，需要用束缚板进行固定治疗(4 分)；③患儿上肢不配合或造成破坏性行为，必须辅助固定上肢才能继续进行治疗(3 分)；④患儿能配合治疗，但患儿的咳嗽、恶心、抽泣现象比较明显，需要配合开口器的使用方能进行治疗(2 分)；⑤患儿能配合治疗，伴有轻微的咳嗽、恶心、抽泣，经由医生及家长的言语管理后能配合治疗(1 分)；⑥完全配合(0 分)。根据评估结果将患儿的诊室行为与表现进行分组，得分＜2 分，归入A 组（治疗配合组），共102例；得分≥2 分，归入B 组（治疗不配合组），共90例。同时记录患儿的治疗时间。

1.2.2 问卷调查 在进行问卷调查前，取得患儿家长知情同意后，由操作者向患儿家属解释问卷的相关项目。由患儿的监护人填写包括患儿的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除此之外，问卷的内容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A.患儿的情绪应激性，由患儿家长代为填写。情绪应激性主要由爱哭、易紧张、易发怒、易害羞四个指标构成，每项分值在（0～10）之间，10 分为完全符合，0 分为完全不符合，总分值为（0～40)。B.患儿幼儿园入园的表现，患儿幼儿园入园的表现也是由患儿家属综合评估后代为填写。患儿幼儿园入园的表现主要由患儿的入园首日哭闹表现以及患儿后续哭闹的持续的时间构成，分值为1～4 分：①幼儿园入园首日患儿严重哭闹，不得不改日再送，患儿哭闹状态持续多达一月(4 分)；②幼儿园入园首日患儿中度哭闹，经家长及老师解释后患儿的哭闹现象有所缓解减轻，但第二天患儿的再次哭闹，哭闹状态持约为1～2 周(3分)；③幼儿园入园首日，患儿出现哭闹，但经由家长及老师安抚解释后哭闹表现得以缓解，且之后处于平稳状态(2 分)；④幼儿园入园首日患儿基本无哭闹表现(1 分)；C.家长预先对患儿的诊室表现及行为打分，预测患儿完全不配合为5 分，完全配合为0 分，中间分别为1～4 分。D.儿童龋齿与家长的责任承担态度关系调查，分值为0～10 分，家长认为儿童龋齿完全由自己承担责任打10分，完全与自己无关打0 分。E.母亲的牙科焦虑程度采用DFS/DAS量表进行测量。

表1 A 组与B 组各影响因素之差异性分析（）

表1 A 组与B 组各影响因素之差异性分析（）

1.3 统计方法

统计软件采用SPSS 20.0，对患儿的情绪应激性评分、牙科诊室表现与行为评分、幼儿园入园表现评分、家长口腔健康责任承担度评分、母亲牙科焦虑指数等进行描述性分析；配合组与不配合组各变量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比较；低龄儿童牙科诊室行为与各因素的相关性，采用双因素相关性分析、二项Logistics 回归方程进行分析，检验水准α=0.05，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6岁儿童牙科诊室的表现评分

192例患儿诊室表现评分平均为(2.34±0.79)，依据评估结果将患儿的诊室行为与表现进行分组，得分＜2 分，归入A 组（治疗配合组），共102例，诊室表现评分平均为(1.33±0.59)；得分≥2分，归入B 组（治疗不配合组），共90例，诊室表现评分平均为（3.57±1.13)。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1.23，P＜0.05) 。

2.2 A 组与B 组各影响因素之差异性分析

A、B 两组患儿的年龄(4.31±0.79 vs 3.68±1.02)、情绪应激性（16.53±4.37 vs 24.14±4.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2～6岁儿童牙科诊室行为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家长对儿童口腔疾病的责任承担度、患儿的幼儿园入园表现、治疗的持续时间、患儿的情绪应激性与儿童的牙科诊室行为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见表2。

表2 2～6 岁儿童牙科诊室行为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3 讨论

最新研究认为，患儿牙科诊室不合作表现及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就诊情境、环境和个体自身气质类型特点等[2]。就诊情境主要是指就诊时医生的沟通方式以及医患的互动模式。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口腔健康意识、牙科焦虑程度、家庭抚养模式等。个体的气质类型特点主要包括情绪控制能力、情绪应激性。怎样通过这些影响因素建立一套简易的低龄患儿牙科诊室内行为预测模型是当前研究的主要困境。由于2～6 岁儿童年龄特点，根本无法准确的获得大量准确的信息，只能通过儿童家长获得，但是家长对患儿牙科诊室表现及行为的影响又极为复杂，包括家长的情绪状态、口腔健康意识、对牙科的焦虑恐惧程度均会影响患儿就诊时的表现[3]。

2～6 岁儿童日常行为的特点与其进行口腔诊疗时的表现密切相关。幼儿园在初入幼儿园时也是同样面对的是高要求、陌生的环境，与牙科诊室类似。因此，患儿幼儿园的入院表现有利于推测患儿的牙科诊室行为。该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患儿的幼儿园入园表现与其牙科诊室表现及行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P＜0.05)，提示今后可以将儿童的幼儿园入园表现作为预测2～6 岁儿童的口腔诊室行为的一个指标。有研究表明，儿童的高情绪应激性，是其发生牙科不良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4]。该研究中采用爱哭、易紧张、易发怒、易害羞四个指标对患儿的情绪应激性进行评估，发现两组患儿的情绪应激性(16.53±4.37 vs 24.14±4.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研究也显示，患儿的情绪应激性与儿童的牙科诊室行为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结果表明，患儿的情绪应激性是影响儿童的牙科诊室行为的重要因素。有研究报道指出，患儿的就诊配合度会随着家长对患儿龋齿责任承担度的增加而相应的升高，这可能与家长对儿童日常的口腔健康教育有关。该研究中，家长对儿童口腔疾病的责任承担度与儿童的牙科诊室行为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这说明家长对儿童口腔疾病的责任承担度是影响2～6 岁儿童牙科诊室行为的重要因素，提示我们在今后的牙科诊室工作中，除了要做好2～6 岁儿童的安抚工作，对家长进行健康教育也是重要的途径。

综上所述，家长对儿童口腔疾病的责任承担度、患儿的幼儿园入园表现、治疗的持续时间是影响2～6 岁儿童牙科诊室行为的主要因素，治疗前应与家长进行针对性的沟通，从而减少2～6 岁儿童的不良牙科诊室行为。

[1]马晓丽，方卫红，苏云凤.黄埔区2～6 岁儿童行为问题状况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07（16）:86-87.

[2]高艳霞，朱红.儿童牙科行为管理问题的研究现状[J].北京口腔医学，2013（1）:58-60.

[3]樊林.学龄前儿童牙科诊疗行为特点及治疗方法探讨[J].广东牙病防治，2011（7）:369-371.

[4]阳婵，邹红梅，邹静.初诊儿童牙科不合作行为分析[J].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11（5）:501-504，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