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慧案”女性形象的逆转看新闻报道的民粹化倾向

2014-12-23章翠翠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4年5期

章翠翠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2013 年7 月15 日，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案胜诉，很多人都为此欢呼，称这是伟大母亲用柔弱的臂膀和坚强的心成功维护了司法的公正。但《南方周末》在8 月1 号，发表了一篇被网友戏称为“剧情反转洗白”的报道，即《“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该报道追踪这一事件的原点——唐慧女儿乐乐被迫卖淫案，发现“作为唐慧事件的起点，此案存在核心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等情况;而被告人亲属与代理律师甚至相关司法机关，也认为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1］8

唐慧案中真相细节的公布，偏离以往媒体新闻报道所呈现的事实，唐慧从“悲情圣母”逆转为“胡搅蛮缠的复仇母亲”，这也引发了网上大面积的议论。对此，我们是否也需要思考:媒体，在面对“强—弱”对峙的新闻案件时，为何会展现出“支持弱者，质疑强者”的民粹化倾向?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一民粹主义浅析

虽然民粹主义的一个基本特性:“即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2］，但不妨碍我们通过既有案例整理出它的基本含义:即资源拥有率较低的群众，为获取资源，寻求资源拥有率高的魅力型领袖，相互合作，而发动的一种运动、思潮和策略。从本质看，它既是一种政治心态、政治思潮、政治策略，也是一种社会运动。民粹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两方面:其一是颂扬“人民”，民粹主义认为美德只存在于普通人身上，他们是占绝对优势的大多数，美德也只存在于集体的传统中，因而热切宣称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主。另一方面，它妖魔化精英集团，认为精英集团是腐败和愚蠢的，对精英集团持阴谋论。

1870 年，俄国知识分子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危机，聚集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提出和发动了“到人民中去”的运动，期望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9 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和其他底层社会成员反对经济权利，特别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集中和大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集中，反对两党制，要求平均地权，从而掀起农民激进主义运动。俄美的民粹主义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代民粹主义。等到1960-1970 年代，民粹主义几乎席卷了世界五大洲，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看作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 年代，尤其是90 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3］88

而中国的民粹主义研究，从作为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中国知网上可以看出，最开始主要集中在史哲方面。把民粹主义与孙中山、俄国对中国的影响等联系起来，如1954 年荣孟源的《俄国一九零五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4］和1955 年拱辰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5］，两篇文章分别提到俄国民主主义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影响，以及孙中山也是一名民粹派人士，其早期活动就能看出民粹主义色彩。由于后来陆续出现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事件，对于民粹主义的研究停滞了近20 年。直到1978 年，在《历史研究》中才出现了一篇列宁所写的《中国各党派的斗争》［6］，其中论述了中国国会两院中孙中山的拥护者国民党是民主派政党。随后，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开始慢慢复兴。在1980 年代民粹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主要和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以及俄国民粹派联系起来。而在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我国的民粹主义研究开始与中国发展联系起来。如王学典的《对现代文明的抗拒与排斥——从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看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提出“抗拒和排斥现代文明，要求中国社会复归到圣君贤相统治下的宗法村社共同体中去，是这种思潮的最大特征。”［7］到了1990 年代中期，中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开始从史哲领域转向到文化领域，开始出现对文艺上民粹主义倾向的讨论。如彭礼贤所写的《再论九十年代初文艺上的“左”倾思潮》［8］以及孟繁华所写的《民粹主义与20 世纪中国文学》，而孟繁华是在正式出版的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把民粹主义纳入到文化领域中，在文章中他提到“这些概念恰恰又构成了本世纪历史叙事的主能指，并且从历史精神转化为文学精神。”［9］这是民粹主义在中国学术讨论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民粹主义讨论的范畴开始扩大，不在局限于史哲方面。而后在1990 年代后期，学术界不断出现对文化领域中民粹主义的思考和讨论。第二个重大转折始于1997 年，俞可平发表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3］88，开始把对民粹主义的讨论拉回到当下，与生活实际开始连接起来，与当下现代化的发展结合起来。随后，在这方面的讨论中，陆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法律、警察等等方面。在20 世纪初，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开始涉猎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节目中的文化民粹主义表现，如2006 年复旦大学孙纬发表的《以大众的名义——当前大众传媒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分析》［10］，文中以2005 和2006 年的重要文化事件为对象，分析了当前大众传媒话语和行动中的文化民粹主义表现。而民粹主义的第三大转折，就是和网络联系起来了。王君玲和石义彬是在正式刊物中首次正式讨论网络事件中的民粹主义现象，他们在2009 年发表了《网络事件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分析——以“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为例》［11］，文章认为“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网络事件的发展显示了鲜明的对精英阶层的反对与排斥和对底层的崇尚。随后，开始出现大量的文献讨论网络民粹主义，在2011 年达到高峰，在以民粹主义为关键词的检索中所出现的363 篇文章中近一半都是关于该方面的讨论，这股热潮直到现在仍然很兴盛。本文中，将对新闻报道中的民粹化倾向进行讨论，这在当前学术界较为新颖。

新闻报道中的民粹化倾向，是民粹主义在新闻媒体中的延伸，指新闻媒体在面对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新闻事件中，往往认为弱势群体是正义的一方，而强势群体则是腐败错误的，从而站在草根的立场去“声讨强势群体、声援弱势群体”。这里的强势群体，主要指政府机关、执法者、官二代、富二代等这一类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的群体。

平民化的立场、批判性的视角、非理性的报道和强制性的灌输，是新闻报道民粹化倾向的特点。平民化的立场，是指媒体的报道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控诉强势群体，迎合中下层群众的需求。批判性的视角，指新闻媒体在对强弱两方的报道中，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强势群体的行为。非理性的报道，指在报道中没有站在客观的角度报道，忽视报道中另一方的话语权，简单化新闻案件，按表象来判断，这也容易被人利用，如唐慧利用媒体来制造舆论。强制性的灌输，指在民粹化的报道倾向中，容易形成一种舆论风暴，强制按当前的报道风格继续追踪，而对其他意见的报道进行打压。

二 “唐慧案”案件回顾及其媒介镜像

2010 年6 月，唐慧借着与自身无关的朱军枪杀案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此时舆论还没有形成，处在潜伏期。2012 年8 月2 日，唐慧的律师甘元春在微博上，称唐慧持湖南省高院认定的永州公安帮被告人做假立功的判决投诉时，被永州市公安局扣留。由此引爆舆论，迅速引来大量网友围观，案件进入爆发期。等到第2 天也就是8 月3 日，甘元春再次发布微博称，唐慧被永州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做出了劳教其一年半的决定，案件迅速到达高潮。网友在网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南方周末》等一批新闻媒体就此事发表了大量的稿件。8 月10 日，在多方舆论的压力下，湖南省表示已撤销唐慧的劳动教育决定，事件进入缓和期。等到2013 年7 月15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赔偿金、抚慰金2641.15 元。判决下来后，很多网友在网上欢呼唐慧的胜诉。但《南方周末》在两星期后，发表了《“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该报道追踪这一事件的原点，发现“作为唐慧事件的起点，此案存在核心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等情况;而被告人亲属与代理律师甚至相关司法机关，也认为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1］8这是案件发生的转折期，该篇报道引来网上一片哗然。

李普曼说，媒介展现的环境不是客观环境，而是“拟态环境”，它没有对客观环境进行“镜子”式的再现。我们通过唐慧的女性形象逆转的媒介镜像，来梳理媒体在该案件的报道中呈现的状态。在该案的潜伏期中，没有引起大量媒体跟踪报道，所以本文选取了其高潮期(2012 年8 月3 日到8月11 日)和转折期(2013 年8 月1 日到8 月8 日)的媒体报道进行统计分析。所选媒体，有电视类的央视新闻频道以及地方台江苏电视台，有报纸类的《南方周末》、都市报《东方早报》以及当地的《长沙晚报》，有网络新闻类的人民网和新浪网。本文，将从媒体的报道规模、议程设置和报道框架等方面来展现唐慧女性形象逆转的过程。

(一)媒体的报道规模

2012 年8 月3 日唐慧被判劳教一年半后，媒体多集中在7 到9 日报道，等到撤销唐慧劳教后，媒体报道达到了一个顶峰，也就是10 日，11 日也持续发热。这里面，网络媒体更为活泼，但湖南当地媒体的报道数量较少，如《长沙晚报》报道这件事时，在2012 年并没有报道该事件，直到2013 年5 月20 日报道了第一篇稿件，还是新华社所发的(见图1)。2013 年8 月1 日，《南方周末》发表颠覆性报道后，有关该事件的报道急剧减少，媒体报道以纸媒为主打(见图2)。2012 年8 月3 日到11日，媒体报道量多，数量最多的是网媒。但2013 年8 月1 日到8 日的报道数量和2012 年相比少了很多(见图3)。据统计，2012 年8 月3 日到11 日所选媒体共发表了61 篇报道，而2013 年8 月1 日到8 日的报道数量则为13 篇。

图1 2012 年8 月3 日到8 月11 日的报道情况

图2 2013 年8 月1 日到8 日的各媒体报道数量图

图3 媒体报道数量对比

(二)媒体的议程设置

文本显示，在2012 年8 月3 日唐慧被判劳教一年半后，各媒体的报道主要是站在“悲情圣母”唐慧的立场上来报道评论湖南永州市公安局的行径，并通过“揭露”唐慧所状告的公安人员给被告者“假立功”事件，在文字上突出唐慧的正义形象，在图片的运用上强调唐慧的无助，且大部分的报道内容极其类似。但官方媒体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显得更为谨慎，2012 年8 月3 日唐慧被判劳教一年半，人民网更多的是拿事实和法律述说唐慧被判劳教的事情。

2013 年8 月1 日《南方周末》报道了案件中未被报道过的事件细节时，唐慧的形象从“悲情圣母”转为“胡搅蛮缠的复仇母亲”。这一段时间内，除了少数媒体就《南方周末》的稿件发表评论外，大部分媒体基本失语，媒体议程陷入沉默。

(三)报道的框架

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在2012 年8 月3 日到11日期间，媒体报道的主题是柔弱的唐慧被强势的官方判处劳教，评论的主题是为作为弱者的唐慧伸张正义;而报道的内容有3 个:唐慧被判劳教、“假立功”真相、唐慧劳教被撤销;在报道的用词上，更多使用的是正义、关怀。而对强势一方公安局的报道中，更多的是质疑其办事效率和判决公正。由于很多官方有意避免接受采访，所以绝大部分报道的采访对象只是唐慧及其家里、律师以及个别专家学者。而在2013 年8 月1 日到8 日时，媒体报道篇幅大大减少，且除了官方媒体外大部分媒体都禁语了。

循着“唐慧案”的高潮期和转折期的媒体报道路径，不难看出媒体“支持弱者，质疑强者”的民粹化报道倾向。与案件转折期相比，案件高潮期间媒体对于唐慧案的报道规模更大，内容差异性小，在对唐慧的白描中，多使用正能量的符号，如“正义”、“伟大”、“坚强”等，对永州公安局的措辞主要集中于负能量的符号，如“假立功”、“效率低下”、“回避”等，且关于“乐乐强奸案”中的被告人以及永州公安局的采访和报道内容极少。就连新华社在得知唐慧被劳教后都在其微博中感叹:“如果政府部门既不愿意为自己的失职渎职担责，又不能容忍一个母亲为惨遭厄运的女儿讨还公道，那才真是我们这个法治社会的不幸。”到了2013年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案胜诉时，媒体称这是唐慧用柔弱的臂膀和坚定的心成功维护了司法的公正。而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有关该案件的深度调查报道后，唐慧的形象偏离以往媒体新闻报道所呈现的事实，从“悲情圣母”逆转为“胡搅蛮缠的复仇母亲”，但真相的披露并没有扭转媒体曾对唐慧的错误解读，仍有媒体把矛头指向《南方周末》。民粹化报道倾向所建构的“官民对立，强弱对峙，水火不容”的图景，让人忧虑。

三新闻报道中民粹化倾向的原因探析

“如今，在各种思潮中，民粹主义是最具有危害性的，因为它能动摇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李良荣在今年安徽大学举办的首届舆情与社会研讨会中提出的观点。他还论及，如今的学者、医生、官员都被侮辱化，民间草根对他们带有强烈的抵触心理，但作为社会的中产阶级，这些职业都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因素。就当今，媒体在报道“强弱”群体利益对峙的案件时，容易产生“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民粹化倾向。如唐慧案中，在报道前期，媒体着重抓住唐慧表现出来的“委屈”、“坚强”大做文章，而忽视唐慧背后隐藏的虚伪和极强的复仇欲望。那么，在当今的媒体报道中，为何会呈现出这种报道倾向呢?

(一)社会转型中不同阶层差距悬殊，构成了民粹化报道倾向的社会大背景

当代的社会转型，把孤单的乡村生活与丰富的城市文明嫁接，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带来大量劳动力。但对于发展成果的分享，社会各阶层差距悬殊。在很多农民工阶层为如何活着担忧时，更多的官商阶层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享受生活。差距的悬殊，导致社会结构断裂，而当下平民利益常遭官商侵犯，法律表达途径不断受阻，直接导致了社会中“仇官”、“仇富”的局面。

在当今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公平的中国，媒体站在平民的立场质疑精英阶层不难理解。这样，既可以为弱势群体谋取更多利益，实现媒体的社会价值，也可以扩大自身受众群，取得经济效益。

(二)强势群体的话语缺失和草根群体的舆论施压，强化了民粹化报道的倾向

在唐慧案的报道中，只要是涉及的关键机关单位，他们几乎都是以各种理由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如在《21 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的《唐慧的转机》中，提及“本报记者8 月9 日就乐乐案及唐慧劳教案致电永州市公安局，该局法制办警官刘曙在得知记者意图后，她以‘我不知道情况，现在在开会’为由匆匆挂线。”［12］官员对于话语权的放弃，使其话语公信力减弱，在媒体中的形象呈现相当被动，进一步推动了民粹主义的泛滥。

而现代化加剧贫富差距，草根群体数量庞大。在不能获得满意的资源分配情况下，草根群体处在弱势，易滋生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所以，在面对“强弱”群体利益对峙的案件时，容易产生极端化的对立情绪。由于草根群体数量的庞大，加上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会掀起一个巨大的舆论风暴。这个风暴中，很难听取不同的意见，且不同意见的出现极易被舆论打压以致消亡。在这种情况下，真相的发表比发现更加困难。在南方周末的第17期《马后炮》中，记者柴会群就曾提及在对唐慧案进行报道调查时，就顶着极大的压力。

(三)传统新闻框架的影响，让民粹化报道倾向越走越远

盖伊·塔奇曼就曾在其著作《做新闻》中说过，新闻报道有其自身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新闻机构进行新闻选择的“取景框”。这个“取景框”规定了新闻机构看什么，不看什么，如何看。在传播人们希望知道、需要知道和应该知道的新闻时，新闻机构不仅在传播着知识，也在规范着知识［13］。

在以往很多案例中，我们都可能看到，遇到这种强弱利益对峙的事件，媒体往往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来报道。这种倾向，可以直接追溯到1997 年的“张金柱案”。在全民声讨的强大舆论中，醉酒开车的张金柱因为是一名公安人员，最后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

在美国新闻学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中，梅尔文·门彻就曾说:“我们尽可能努力去获得与我们正在报道的新闻有利害关系的人的观点——尤其是，如果那个人是一次攻击或指控的目标……”［14］而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报道，导致在新闻采写时记者不能准确把握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在唐慧案中，查看以往媒体的报道，鲜有出现被告人的采访记录。

四新闻报道民粹化倾向的启示

新闻报道中的民粹化倾向，确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并非猛兽洪水。其一，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报道新闻案件，迎合弱势群体的需求，易扩大受众群，增加发行量，能为媒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其二，媒体为弱势群体呼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强弱群体”利益对峙的案件中，容易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舆论风暴，扩大事态的影响，推动案情在公众的监督下进行。

但民粹化报道倾向，在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时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其一，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看，新闻报道的民粹化倾向容易禁锢真相，而缺乏真实性的新闻报道易使整个新闻界陷入信任危机。面对强大的舆论风暴，真相的发表显得更为艰难。谢丽尔·吉布斯和汤姆·瓦霍沃就曾在其书籍中提到:“如果你犯了事实性的错误，或遗漏了关键信息，你侵蚀的不仅是公众对你这个记者的信任，还有对你所在的新闻机构以及整个新闻界的信任。”［15］其二，媒体作为舆论引发和引导的重要推手，其民粹化的报道倾向更是为民粹主义的勃兴提供捷径，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它增长媒体受众的怒气，激发受众群中的极端民粹主义。而极端的民粹主义，热衷于暴力和推倒重来。在李良荣和徐晓东的一篇合作著述，曾指出“纵观世界历史，从古至今，民粹主义运动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纯而又纯的民粹主义，而总是会被各种势力所利用。尤其在全球化的当今，国内外各种政治、资本势力都会利用民粹主义思潮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可能是我们特别需要警觉的。”［16］

针对民粹主义思潮的勃兴，马立诚在其著作《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提出，应积极抓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预测未来可能出现民粹主义大动荡，而精英群体将遭遇重创［17］。因此，从根本上解决新闻报道的民粹化倾向，或许应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着手。而作为媒体人士，可以在面对诸如“唐慧案”这类案件时，加强把关，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加强自身的行业自律，坚守新闻的专业主义，抓住新闻报道的平衡性，以避免这种情况的愈演愈烈，从而使报道回归真实，还原受众的现实世界。

［1］柴慧群，邵克.唐慧女儿被迫卖淫案调查［J］.法律与生活，2013(16):8-11.

［2］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3］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88-96.

［4］荣孟源.俄国一九零五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J］.历史研究，1954(2):53-69.

［5］拱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J］.文史哲，1955(3):1-2.

［6］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J］.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历史研究，1978(2):3-4.

［7］王学典.对现代文明的抗拒与排斥:从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看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J］.山东社会科学，1988(3):49-50.

［8］彭礼贤.再论九十年代初文艺上的“左”倾思潮［J］.井冈山师范学报，1995，16(3):62-73.

［9］孟繁华.民粹主义与20 世纪中国文学［J］.文艺争鸣，1996(4):19-29.

［10］孙纬.以大众的名义:当前大众传媒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分析［J］.新闻大学，2006(3):94-101.

［11］王君玲，石义彬. 网络事件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分析:以“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4):92-95.

［12］夏晓柏，彭立国.唐慧的转机［N］.21 世纪经济报道，2012-0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