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豪

(成都师范学院 体育系 四川 成都，611130)

运动员退役安置，是关乎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建议》(2002)和《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2003)等相关政策，但具体落实到各地，所达到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如之前报道的“举重冠军邹春兰搓澡”、“柔道冠军卖烧烤事件”以及“苗立杰退役事件”等，均来自我国对运动员退役安置处理不到位的问题。就我国目前来说，在训的运动员有23万人，每年有3 000-6 000名运动员退役，其中40%的退役运动员难以按时适当安置[1]。因此，寻求一条更加积极有效的退役安置道路，刻不容缓。

1 我国运动员退役安置情况概述

1.1 我国退役运动员现状

1.1.1 我国退役运动员人数逐年增加，待安置人数不断上升

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全国累计已停训待安置退役运动员人数4 343人；2010年预计还将新增退役运动员2 193名，其中有将近45%的退役运动员将得不到及时安置[2]。 同时，由于北京奥运会前中国所有奥运项目都配置了国家队，并为了保证后备力量的充实，又新增了1 000 多个编制，造成现在多数队伍编制不足、入口堵塞的问题。2010 年数据表明，全国在训运动员33 294 名，正式在编的仅17 444名，而以试训、集训等名义在训的队员达15 850人[3]。造成很多在训的运动员不在编，在编的运动员不在训。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事制度的改革，政府硬性安置的力度也在不断减弱，而与之相对的是运动员对退役后的工作要求却在不断提高。即便部分运动员得到了政府的安置，却又因为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重新陷入失业，因此，我国目前这种庞大的退役运动员给安置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1.1.2 运动员因项目、成绩不同而在安置问题上产生较大差异

我国是一个体育大国，在许多项目上有着骄人的成绩。同时也是一个体育弱国，在部分项目上的成绩相当平庸，且全民普及化程度较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那些受到广大群众熟知和热爱的体育项目，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这些退役运动员往往能够得到较好的安置，也容易进入市场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上都具有一定优势。相反在一些较为冷门的项目上，如田径、摔跤、举重等项目，这些退役运动员却不太被社会所待见。曹振强曾经对运动员的退役安置做过一个访谈研究，其中提到某机械厂负责人事工作的小王说：“劳动局可以往我们厂里分运动员，但运动员到厂里干什么，得我们定。如果分俩打乒乓球的，还能代表厂里去打打比赛，偏偏不是。所以，我们实在难以向运动员挥动热烈欢迎的花环。”[4]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金牌战略”，使得我国在对诸如奥运冠军、亚运冠军等在高水平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照顾有加，这些运动员往往能够得到较好的工作安置或顺利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但在我国更加普遍的是那些默默无闻、成绩平平、没有达到最高竞技水平的运动员，他们的退役安置很难得到保障。运动队由于编制有限，长久以来得不到妥善安置的退役运动员占用编制名额，直接导致年轻的运动员无法正式入队，大大影响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

1.2 我国目前运动员退役安置管理模式

当前，对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政府安置式”、“自主择业式”和“继续教育式”。[6]这其中，“政府安置式”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的安置方式，政府依靠“从哪里选送，回哪里安置”的方式，运用政府的力量，对运动员进行就业安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单位人事制度的变革，政府安置很难得到大范围的实施，只有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优秀运动员能够得到政府的安置，而大多数运动员只能选择自主择业。“自主择业式”是当前运动员退役安置的主要形式，主要是政府运用一次性买断的方式由运动员自主进行择业，同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由于每年全国退役的运动员在3 000名以上，以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另一个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很难到位。根据《江苏省体育局人事处(外事处)2011年工作总结及2012年工作要点》，2011年度，江苏省共有退役运动员164名，其中自主择业127名，组织安置31名，非正常调整6名。“继续教育式”是选送优秀运动员进入高校进行学习，以此作为职业过渡的跳板。

2 增能理论视角下安置困难因素分析

2.1 增能理论简述

增能(empowerment)，也称“增权”、“充权”等，为现代社会工作的一种方式，指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从而达到增加个体能量或权力的目的，使个体能够通过自身力量摆脱困境[7]。“增能”一词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芭芭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在《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一书中提出，它标志着增权取向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诞生[8]。 笔者查阅诸多文献，发现学内对于“能力”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平德休斯(Pinderhughes)认为能力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影响自己生活空间的力量施加影响的能力[9]。班杜拉(Bandura)把能力特指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的能力[10]。古铁雷斯(Gutierrez, Lorraine M)认为能力是指个人能够改善自我的生活环境的一种能力，包括个人自身(personal)、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和政治(political)三方面的能力[11]。海勒雅玛( Hirayama) 和塞廷戈克( Cet ingok)发现[12],在社会工作文献中，权力通常等同于个人的适应能力或才能。古铁雷斯和刘易斯(Lewis)进一步认为，权力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是无穷的[13]。同时，权力赋予人们影响其生活过程的能力、与其他人共同控制公共生活的能力，以及加入公共决策机制的能力；另一方面，权力也可以被用来阻碍被刻上耻辱印群体的各种机会，把其他人及他们的关注排斥于决策之外，以及控制其他人。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表现为一种主观感受，亦即权力感[14]。

我国学者范斌在整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增能的操作性层次划分为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等三个层次[15]。所谓个体增权, 是指个体得以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 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两个方面；对于人际关系层面的增能，是指将人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或者社会资本，通过在这个层面上的介入使得弱势群体或个体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或资本帮助自身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而社会参与层面是指以目标群体的整体性活动去影响政治决策。

以上对于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的原因分析，可以总结为是由于运动员退役后的自我能力不足所造成，包括客观的能力和权能感。

2.2 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因素分析

2.2.1 退役运动员个体层面的失能

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运动员自身素质的欠缺和缺乏一技之长。我国虽然一直以来强调“体教结合”，但是许多运动队为了获得较好的名次，过多的抓运动员的训练，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许多退役运动员只具备初中甚至小学的文化水平，这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是相当缺乏竞争力的。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强行安置运动员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都大大降低，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企业更愿意以自主选择人才的方式来招聘员工。即使政府安置了部分运动员，他们也可能因为自身能力的不足，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淘汰。正如南方某著名企业家所言：“我们可以帮助体委接收消化几个退役运动员，但是今天安置了，明天他(她)又下岗了，怎么办？”[16]可以说，退役运动员由于常年接受严格的体育训练，缺少文化知识及其他与社会生产相关的专业技能，是造成退役运动难以获得良好安置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多数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缺少对运动员个体层面能力增强的培养，仅仅是“授人以鱼”，如发放一次性资金补助、运动员生活津贴等，包括简单推荐到某一企业去任职，这些都是一种临时性的做法，不能真正帮助退役运动员摆脱困境。

另一方面，退役运动员个体层面的失能还包括个人权能感的缺失。许多运动员在职业生涯里拼搏于国内外各大赛场，获得过诸多荣誉，退役之后，回想起当年的“叱咤风云”，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因此，这也造成了许多退役运动员在从较为封闭的运动队进入一个开放的社会后，产生诸多的不适应。从曾经被众人尊敬到现在因为工作能力的不足而感到自卑、失落，甚至会产生抑郁等情绪，这些负面的心理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退役运动员的发展，使得他们会因为缺乏自信或者害怕失败而不敢去主动地、积极地尝试新工作和新生活，不敢去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因而寄希望于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满意的安置。而许多运动员由于运动生涯里获得过出色的成绩，所以对退役后的职业有着过高的心理预期，这些心理预期和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更会加剧运动员退役安置的难度。

2.2.2 退役运动员人际关系层面的失能

这种情况的产生包括两个角度，一是运动员自身缺少与社会接触的欲望和机会，二是社会对运动员的关注度不够。由于我国运动员多是从小进入体校运动队，在“金牌战略”的驱动之下进行严格的封闭式训练，因此与外界社会的接触相对较少。对于一般运动员来说，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成主要是教练、队友、家人等，可以看出，这样的一张社会支持网的支持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退役之后，由于离开了运动队，这张本来就不全面的社会支持网更是面临不断萎缩的风险。一张不完全的社会支持网对运动员在退役后的择业和就业都带来一定的困难。有关专家总结出创业经营的七大必备条件包括：(1)充分的资源，包括人力和财力，创业者要具备充足的经验、学历、流动资金、时间、精神和毅力；(2)可行的概念，生意概念不怕旧，最重要是可行，有长久性、可以继续开发、扩展；(3)适当的基本技能,不是行业中的一般技能,而是通常性的企业管理技能；(4)有关行业的知识,不能只陶醉于自己的理想；(5)才智，创业者不一定要有高智商，但要能够善于把握时机去作出明确的决定；(6)网络和关系，创业者需要有人帮助和支持，不断扩大朋友网络和打好人际关系会带来不少方便；(7)确定的目标[17]。 长期处于封闭训练的运动员在自我的心智发展上是存在一定缺陷的，缺少对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了解，缺少对市场的认识和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让退役运动员在创业的路上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于运动员的关注更多是其在赛场上的表现，一旦退役之后，其工作和生活则很难再进入公众的视野。缺少社会的关注，使得退役运动员成为了一种“尴尬的弱势群体”。甚至有不少公众认为运动员在运动生涯里取得过较好的成绩，退役后的生活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运动员如李宁、邓亚萍、姚明等，在退役后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角色转换，但是更多的普通运动员，却在退役之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缺少社会的了解、认同与关心，对于我国运动员退役安置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2.3 退役运动员社会参与层面的失能

由于退役运动员在个体层面和人际关系层面上的双重失能，使得运动员在退役之后如同被“废了武功”一般，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其本身的专业技能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显得可有可无，社会认同度的不足加之运动员自身素质的缺乏，造成退役运动员很难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进行必要的社会参与与社会互动。美国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了著名的拟剧理论，把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比作戏剧演出，认为技能不同的演员赋予角色以不同的含义，行动者也由于各自不同的自我概念和角色扮演技巧而拥有独特的互动方式[18]。对于运动员来说，从运动生涯到退役需要对自我的社会角色进行重塑，这打破了原先的角色上演的程序和对情景的全面定义，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补救表演”，则可能造成角色扮演的失败。

同时，退役运动员社会参与的失能还表现为如今的退役运动员并没有很好的形成一个群体，这一方面是因为运动员在个人和人际关系上的失能，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运动员在退役安置上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如今运动员在退役后许多还是依靠当地体育局、运动队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维护自身的权利，缺少一个如“退役运动员联合会”这类团体，使得运动员在退役后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能以一个特定的组织团体作为行动的指导，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度则会大大提高。

3 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增能建议

对于增能的模式选择，笔者所查阅到的中文文献中几乎普遍采用了范斌教授的观点，即“个体自身主动增能”和“外力推动增能”两大模式。个体自身主动增能强调个体在增能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能力源于案主自身，而非来自外力强制。而外力推动增能则强调增能过程中的外力推动作用，通过外部力量，如家庭、单位和社会等进行干预，帮助案主增能。本文认为，对于退役运动员的增能，需要结合个体主动增能和外力推动两种模式。

3.1 个体主动增能模式

3.1.1 转变心态，树立自主择业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前提和基础，对退役运动员来说，需要转变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工作的观念，树立自主择业观。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积极主动的去迎接挑战，去自主选择。运动员作为社会的一份子，理所应当的也应该遵循这样一种规则，摆脱“等、靠、要”的思想。同时，运动员也要避免好高骛远，克服心理落差，端正心态，认清自己。清楚无论哪一个职业，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合自己的，只要自己勤奋，肯学习，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退役安置”一词将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退役再就业”。

3.1.2 积极主动地进行人际互动和社会参与

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无形资本在如今的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退役运动员来说，需要增强人际互动的欲望和能力，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网，以使得自己在退役后的角色转变中能更好的融入社会之中，进行社会参与。而社会参与反过来也有助于自身社会支持网的扩大。因此，运动员在训期开始就要有意识的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多关注社会时事，多与社会接触，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在做好训练的同时培养自己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为退役以后的转型打下基础。

3.2 外力推动增能模式

3.2.1 加强“体教结合”，提高运动员素质

由于运动员长年从事运动训练、去外地集训或比赛, 不能系统的进行文化学习,而我国体育系统自办运动员文化教育的体制, 与文化教育的大环境不相适应, 与正规的文化教育存在较大差异[19]。运动员专业技能单一，文化素质较低，极大的阻碍了运动员退役后的发展。因此，一方面，需要将文化知识的教育与体育训练结合起来，将我国的学历教育融合到体育训练中去，帮助运动员从小就有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鼓励运动员的继续教育。在退役之后进入高校或者其它相关学校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帮助自己实现角色转变，为就业打下基础。除了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之外，也可以帮助运动员进行就业辅导和专业技能培训，如开办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体育师范、计算机技术等相关知识的培训班，帮助运动员切实掌握一技之长，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现代人才市场的需求。

3.2.2 发展专业社工及志愿者，进行增能训练

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是运动员增能的催化剂，专业社工可以依靠社区或者运动队为依托，定期组织相关服务活动，展开工作。由于退役对一个运动员的一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拐点，关系到运动员今后的人生道路，且几乎每一个运动员在刚开始退役后都会产生一定的不适应，因此，为了能够帮助退役运动员走好退役后的第一步，接受专业社工的服务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专业社工的介入，能够帮助案主进行心理辅导、角色转变、完善社会支持网，帮助进行社会融合、就业指导和提供相关信息等。另外，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对于那些退役后不能很好得到安置的运动员，可以发挥第三部门的力量，通过第三部门介入到运动员退役保障中去，如鼓励发展志愿服务组织、NGO和NPO等，由这些组织去帮助那些在退役安置上较为困难的运动员。

3.2.3 加快推进运动员职业化

对一些社会化程度高的运动项目，要尽量建立运动员的职业化。运动员通过与俱乐部签订合同建立雇佣关系，实现就业及退役后的保障。对此可以借鉴欧美的做法，欧洲许多的职业足球运动员都是依托相应的俱乐部，获得较为丰厚的收入，公司为其办理相应的社会保险。对于一些更大牌的运动员则可以在退役之后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如留任俱乐部担任教练或进入管理层，如贝肯鲍尔、鲁梅尼格等，亦或进入娱乐圈、商业圈等。与职业运动员相对的是业余运动员，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本职职业，运动不过是他们的辅业而已，这类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会继续从事自己原先的职业。

3.2.4 完善政策性配套措施

目前的政策性安置已经由以前的命令式转变为推荐式，但是在这之中政府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政府可以在运动员退役时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货币补偿，同时积极进行就业指导和创业扶持。也可以设立一些专门性在编岗位、公益性岗位，或者定向与一些企业进行合作，由企业提供特定工作岗位给运动员，政府予以企业经济补贴或政策性优惠。另外，政府也需要积极完善运动员的社会保险制度，解除运动员的后顾之忧。政府对运动员的政策性保障不仅需要资金上的支持，更需要法律上的保护。建议国家出台高层次立法，从法律层面上将现在碎片化的运动员退役安置政策统一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4 结语

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理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本文依据增能理论，指出，我国目前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运动员的个体失能，包括个体层面、人际层面和社会参与层面的失能。对此，需要运动员自身转变被动心态，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创就业，并且努力参与到社会交往中去。另外，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积极发展“体教结合”，帮助运动员提高自身素质，完善相关政策性配套措施，这其中，社会工作者及第三部门的力量也不容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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