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才胜

(武汉体育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湖北 武汉 430079)

在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竞技体育领域到处可见技术的身影。技术在极大地促进竞技体育运动发展的同时，也使竞技体育运动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原本应用于竞技运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的技术反过来成为异己的敌对力量，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异化”。

1 竞技体育技术异化的表现

1．1 自然层面的异化

1.1.1 自然资源的破坏

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体育赛事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满足赛事活动的需要，需要修建大量的体育场馆和配套设施。由于一些举办方追求活动的奢华性，再加上建设设计的盲目性，导致大量的土地资源被占用，植被、土壤、水资源等自然因素遭到破坏，带来森林资源减少、土地资源退化、淡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如今一座滑雪场少则占地30万平方米，多则上百万平方米。一座标准的18洞高尔夫球场，至少需占用土地70公顷(1000亩以上)，球道长达7000多米。有的高尔夫球会所拥有球洞90个甚至更多，占用土地数千上万亩[1]。在第16届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中，修建场馆毁掉了30多公顷森林，数以千计的动物失去家园，造成生态危机，使法国人民至今痛苦难忘[2]。

1.1.2. 环境的污染

技术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应用带来了对环境的污染，突出表现为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体操、举重运动员为了防滑使用的碳酸镁粉，乒乓球运动员粘胶皮使用的刺激性胶水污染了运动环境周围的空气。体育场馆安装的大型空调和通风装置排放的二氧化碳等大量温室气体也造成了对大气的污染。汽车、摩托车拉力赛和一级方程式汽车赛所排放的大量废气给周围的空气环境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像奥运会这样大型的赛事需要频繁地使用交通工具，而这些交通工具排放的汽车尾气也对空气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和水有关的运动项目如摩托艇所遗留下来的机油、船用化学清洁剂和洗涤用的油脂残留物对水体产生污染。对高尔夫球场的保养，也使一些地方的水质变坏，增加了癌症和畸形的风险。日本学者Kazunori Matsumura撰文指出，日本许多球场被建在山脚下森林区，平时为了保养球场，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一个高尔夫球球场每年就需要3—4吨的锄草剂、杀菌剂、杀虫剂、有机氯气和化肥，这些致癌的化学药品最终流入河流、池塘、沼泽、湖泊或海洋。日本的健康部门发现，许多地方的水质变坏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有关[3]。大型赛事期间的噪声污染也不容小视，体育运动器械所发出的声音、高音喇叭声、锣鼓声、汽笛声，连同观众的呐喊声混杂在一起产生的噪声污染，往往让人难以忍受。在争办第27届奥运会的竞争中，以环境优势取胜的悉尼，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尽管有一系列绿色措施，但是当地的400万居民仍有50万人选择离开这个城市，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忍受奥运会带来的吵闹喧哗的城市环境[4]。近年来，电磁污染成为新问题。为了将比赛信息及时传播出去而集中修建的信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已经成为电磁污染的主要因素。

1.1.3 资源的闲置浪费

举办竞技体育比赛特别是奥运会比赛需要修建大量的场馆和配套设施，但是一些场馆和配套设施赛后利用率极低甚至闲置不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举办方缺乏合理地规划和长远考虑外，场馆和配套设施自身功能的有限也是重要原因，结果造成了资源的闲置浪费，一些国家和地方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蒙特利尔奥运会花费巨资兴建的场馆，赛后绝大多数处于闲置状态，蒙特利尔人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悉尼奥运会也是如此，一方面赛后大量场馆闲置甚至废弃，另一方面举办方为此欠下大量的债务。雅典奥运会同样如此，2004年雅典奥运会花费约80亿欧元，估计有60亿要在今后的40年才能还清，因此给希腊人民带来长期的经济负担。位于比雷埃夫斯的卡雷斯卡基斯体育场，是目前惟一尚在使用的奥运体育馆。但是由于奥林匹克体育场太大，使用也存在问题。建在海莱尼孔市郊雅典老机场上的体育场地，在该届奥运会期间是棒球、垒球、曲棍球和击剑比赛的场所，雅典奥运会结束后，这些场地可能会被推土机摧毁，欧洲最大的一个游乐场已指定建在这里[5]。

1.2 社会层面的异化

1.2.1 过多的价值负载

竞技体育运动原本具有超越自我，娱乐身心的价值，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包含着更多的价值负载，这些价值把它已有的价值遮蔽了。主要有：第一，国家利益的诉求。竞技场是和平时期没有硝烟的战场。一些国家为此不惜重金打造“超级”运动员，利用技术的手段把运动员武装到牙齿，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第二，商业利益的诉求。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和更多的商家，比赛的精彩和激烈程度成为吸引眼球的关键，而技术对于呈现比赛的场景和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导致大量的技术被运用于竞技体育领域。第三，个人利益的诉求。运动员赢得比赛，不仅内心得到满足，而且可以获得各种荣誉和较丰厚的物质奖励。因此，一些运动员把比赛胜利作为唯一的目的，投机取巧甚至不择手段，大肆滥用技术。

1.2.2 公平精神的丧失

体育竞技场应该是公平的赛场，可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加节制地进入而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踏拉板式”速滑鞋、“鲨鱼装”、 “水晶鞋”等高技术成果打破一个又一个世界纪录，成就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对没有拥有这些技术装备的运动员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目前，发达国家在高科技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同它们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当一些发达国家的运动员凭借优良的技术装备夺取一枚又一枚金牌时，对于那些经济贫困、科技落后国家的运动员来说，公平竞争就成为了一句空话。仅仅在第27届奥运会上，美国奥委会就投资220万美元，依靠体育器械制造企业的技术人员，为参赛的美国运动员研制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器械和装备，从而使美国队在奥运奖牌榜上独占鳌头[6]。更为严峻地是，随着纳米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技术已开始进入竞技体育领域，如果对它们滥用，将会给竞技体育的公平和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1.2.3 人文精神的危机

“人文”一词，源于古籍《易经·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教化的意思。而当前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是指关注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注重人的自由和发展，寻求人的本质以及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就体育来说，就是要以人为核心，维护人的健康权利，肯定人的健康在其生命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追求一种生命过程中的健康生活方式[7]。人文精神推崇感悟的、直觉的、带有主观情绪的等非理性手段，注重人的精神品格的形成而非物质欲求的满足，为人类心灵归宿寻觅精神家园。可是，技术系统为了发挥其最大的效率，客观上要求摆脱人的主观意识对其造成的种种干扰，从而导致人文关怀的弱化。随着新的技术不断向竞技体育领域渗透，技术理性逐步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缺乏人文关怀的现象更加严重。例如，为了达到严格的技术评定标准，使运动员的动作更加流畅和优美，教练员就必须想办法使得运动员的韧带更容易被拉伸，那么一个常常使用的方法就是采用超常规手段来压韧带。以压腿部韧带为例。当运动员纵叉下去达到180度后，教练员常常在运动员的两脚下再加垫一些东西再向下用力压，这就可以使得运动员的纵叉出现负角，从而有效地拉伸了运动员的韧带[8]。在这一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技术规则的要求，而忽视了运动员自身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因此缺乏人文关怀。

1.3 人本层面的异化

1.3.1 主体地位的缺失

体育竞技场运动的主体应该是运动员，随着技术与竞技运动的联姻，技术对运动员成绩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运动成绩的承载者运动员自身对比赛成绩贡献的权重越来越低，技术对比赛成绩贡献的权重越来越高。就撑杆跳运动项目来说， 撑杆经历了竹杆、金属杆、玻璃钢杆、尼龙杆、碳素纤维杆等不断改进过程。每次撑杆的改进，都带来了运动成绩大幅度的提高。例如1962-1963年期间，由于玻璃钢撑杆的使用，使当年撑杆跳高的成绩提高幅度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9]。当然，这种改变还是外在的。伴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运用基因增强技术改变运动员的基因，运动员可能不需要长期艰苦的训练便能取得比赛的胜利，将极大地促进“自然人”向“技术人”的转变。那么，运动成绩的承载者到底是人还是技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3.2 身体上的摧残

一般来说，高技术带来高风险，所使用的技术水平越高，运动员受伤的几率越大，受伤的程度就越严重。如体操、跳水等项目，运动员所做动作的难度系数越来越高，稍有不慎，就会给运动员带来严重的损伤，更有甚者，一些运动员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而服用兴奋剂。

1.3.3 心理上的伤害

技术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带给运动员身体上的损伤，而且还带给运动员心理上的伤害。由于技术对提高运动成绩的显著作用，一些运动员患有技术“依赖症”，希望通过技术而不是自身的努力取得比赛的胜利，从而缺乏积极拼搏进取的精神。甚至有时产生投机取巧的心理，服用兴奋剂。对于兴奋剂，人们只看到它带给人体生理上的伤害，而往往忽视它带给运动员的心理创伤。兴奋剂服用时的害怕心理，未检测出的庆幸心理，检测出的自卑心理，这些都对运动员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由于高新技术的采用，运动员受伤的几率越来越大，一些运动员对运动器材和装备会产生莫名的恐惧感，受伤后往往强化了这种恐惧感。与此同时，竞技体育大量采用技术，使得竞技运动比赛愈来愈激烈，给运动员比赛带来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导致运动员焦虑、紧张、烦躁的情绪加剧，长此以往会使运动员心理负荷加重，甚至产生极度压抑的状况，严重影响运动员的心理健康。

2 竞技体育技术异化的根源

2.1 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

自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开展，人们开始用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西方思想传统中有了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要追溯到培根和笛卡尔。自培根开始，自然界被当作一个客体来对待，在培根看来，人是有支配权的主体，自然物是可“分合”的客体。笛卡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我思故我在”，他认为，“我”是一个思想的实体，思想是“我”的属性，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样，在人们思维之中就有了主客之分，人们开始习惯于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在竞技体育中，由于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人把自身当做对象来征服。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在自身潜力挖掘殆尽时，希望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超越，而不顾人体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结果导致作为主体的“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了伤害，技术在其中也被异化了，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2．2 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主要表现为一种物役化生存，追逐物质生活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一些赛事组织为了能够吸引观众，让运动员取得好的成绩，给予运动员奖励。对于运动员和他背后的团队来说，取得比赛的胜利，就意味着能获得金钱、荣誉和地位，如果失败了，也可能输得一无所有。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人把竞技体育当做赚钱的机器和工具，当做“一举成名”和“一夜暴富”的机会。在这种功利主义思想的驱使下，由于技术的高效率，使它成为一些人取得比赛胜利的必要手段，而不考虑这种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一些人眼里，只要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使用什么技术手段都行，甚至服用兴奋剂。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技术的滥用成为一种常态，竞技体育技术的异化成为必然。

2.3 技术理性的谮越

技术理性往往与工具理性通用，它是以可计量、可预测、有效率为标志，以有效的手段达到目的。它关注的是手段的合理性，而对于是否符合人们的价值理想则不予考虑。正如霍克海默指出的那样，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目的本身的合理性，由于技术理性从追求目的转变成了目的本身，被认为谮越了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指主体所拥有的对其自身本性以及社会生活意义的判断能力，特别是对人类生存合理性的建构能力。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一切价值问题均遭到拒斥，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竞技体育运动员被看做冷冰冰的“物”，而不是活生生的富有感情色彩的人，他们的身体被当作对象性的存在，通过逻辑的、数学的和实验的手段来进行分析、认识和改造，尽量排除人的主观性因素的干扰，排除人的情感、情绪、需要等非理性的东西，忽视了对人自身的关怀。

2.4 技术应用的风险性

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对于技术应用的风险问题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明知道有较大的风险，但与技术带来的结果比较起来，认为冒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另一种是，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对于技术带来的风险认识不清就盲目地采用。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引进到竞技体育领域，运动员面临的技术风险也越来越大。由于人们见“物”不见“人”，对于技术的风险问题不够重视或估计不足，使得竞技体育领域技术的异化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

3 竞技体育技术异化的消解途径

3.1 回归竞技体育的正常价值

竞技体育运动原本是承载着人类不断进取、超越自我的精神价值，运动员在竞技赛场上努力拼搏，不断超越自我的同时，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升华，也给观众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力量。然而，现实情况是竞技体育运动负载着国家利益、商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太多的价值诉求，使得竞技体育运动偏离了它原有的初衷。在这其中，技术一定程度上起着“帮凶”的作用。正因如此，消除竞技体育技术的异化，回归竞技体育的正常价值就成为了必然。可是，回归竞技体育的正常价值并非易事，需要国家、教练员、运动员和广大的民众淡化“金牌至上” 的观念，要改变把竞技体育当做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意识，形成竞技体育运动是一场游戏的思想，正确地对待比赛，平淡地看待比赛结果。当然，要实现这些观念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3.2 重视人文关怀

在整个社会日益技术化的今天，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是不可能离开技术的。但是，技术的应用要建立在以人为本原则的基础上，要关心人，爱护人，从人的本质和人性出发，肯定人的价值和地位，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针对竞技体育技术的异化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有必要提升人文关怀，具体说来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要营造一种弘扬人文精神的氛围。竞技体育虽然要超越自我，但并不以牺牲身心健康为代价。由于当前竞技体育界人文精神缺失比较严重，更需要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并形成一种氛围。要使竞技体育从过去片面强调提升效率逐渐转变为促进人的发展上面来，在保持身心健康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做到“见物又见人”；第二，要对教练员、运动员和科研人员进行人文主义教育。教练员要切实关心运动员的训练和生活，要考虑和了解运动员的感受；运动员要提高自身的觉悟，自觉抵制技术的滥用；科研人员要增强责任感和道德感，避免技术对运动员的伤害。第三，要正确处理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科学与人文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不可偏废。在竞技体育中我们重视人文关怀的同时，也不能一味的贬斥科学技术的作用，走向唯人文主义，两者应有机地结合起来。

3．3 促进技术发展的民主化

根据技术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工具，也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而是负载着价值，受到一定社会道德、政治、文化和美学等的限制。从技术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可知，技术的发展并不是自主的。“无论沿着何种技术发展道路前进，都会发现，永远存在着偶然性、永远存在着选择、永远存在着社会协商、永远存在着无数的分歧观点”[10]。由于技术的发展具有可塑性，不少学者希望通过民主控制的思想来解决现代技术带来的种种问题，强调公众参与技术设计、评估和决策的重要性。针对当前竞技体育领域中技术的异化现象，本文认为丹麦的共识会议值得借鉴。丹麦共识会议的参与者除了技术专家以外，还选出了一个大约由15人组成的小组来代表丹麦公众，和技术专家一起针对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评估和讨论。同理，技术在引进竞技运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研人员个人的事情，可以参照丹麦的共识会议，由科研人员、运动员、教练员、记者和观众，对技术的引进进行协商、讨论和评估，并达成共识，对于防范技术风险，采用更加人性化的技术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4 加强道德和法律建设

就道德建设来说，首先，要加强运动员及其相关人员的技术伦理教育。运动员要充分认识技术可能带来的危害，不投机取巧滥用技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名利观；教练员要遵守职业道德，对运动员滥用技术的行为进行制止；科研人员要明确自身的责任，正当地研发和运用技术；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技术应用行为规范评估体系。对于哪些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要给予明确的规定。最后，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价值评价对实践起着激励、制约和导向作用，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对于那些严格遵循技术伦理的行为要给予表彰，对于那些违背技术伦理的行为要给予严厉地谴责和制裁。

仅仅靠道德的自律是不够的，还要加强法律建设。就法律建设来说，首先，要加强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在体育领域人们的法制观念比较淡漠，一些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的科研人员并不清楚体育领域有哪些相关的法律，甚至明知道是违法行为，也要以身试法，如兴奋剂问题屡禁不止；其次，要加强立法工作。虽然奥林匹克运动技术委员会对一些技术进行了限制如兴奋剂、“鲨鱼皮”泳衣等，但对其它技术并没有明确的限定，很多方面几乎还是空白，如纳米技术、克隆技术和基因治疗等。我国1995颁布实施的《中华人们共和国体育法》、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等，但这些法律很少涉及到技术问题；最后，要严格执法。一些国家和体育运动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保护、纵容、甚至参与竞技体育中技术违法的行为，这就需要相关机构发挥其法律监督与执行的使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为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综上所述，在利用技术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给竞技体育带来的种种异化现象，通过消解这些异化现象，充分发挥技术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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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慧敏．当代西方民主的技术思想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体育出版社，20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