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磊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4.64 亿，较2012年底增加约4379 万人，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总体网民的78.5%，［1］手机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手机成为第一大终端的重要因素，包括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直接降低了接入网络的门槛；3G 网络的普及则更有力地促进了诸如农村地区手机用户接入互联网。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在今天共同构筑了中国智能手机时代。2013年，智能手机数量超过非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全球第一。［2］目前，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助力之下，智能手机已经进化到一个令人惊异的地步。它能够安装各种应用（APP）帮助人们方便生活；精准的定位功能衍生出LBS 社交服务；在微信、微博中，人人都像有了一个媒体，将每个人都拉进信息深渊；语音服务功能普及，不断敲键盘将逐渐成为历史；各种应用程序（APP）帮助人们对日常生活进行安排和管理……手机带着高科技基因，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无孔不入地深度渗透到了每个人生活的每一时刻。然而，也正是这些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带给人们以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一、智能手机制造的疏离与孤独

腾讯漂流瓶服务上曾有这样一句话：“偌大的城市，竟不知道联系谁？ ”这不是一句没有意义的风花雪月之辞，很多人的生活写照就是如此。很多人的手机里存满了联系人电话，可是在那一个孤独袭来的时刻，却不知道联系谁。不时袭来的孤独感就像是无边的黑夜，慢慢笼罩过来，似乎要吞噬着现代人。许多人充满了恐惧，想拼命地去抓住某一根“稻草”，却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无边的黑暗，更少的人敢于抗争。最本真的意义和本体的价值，都在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中被湮没。手机以最快的速度将现代人带入无边界、无障碍的社会关系网中，不断拓展着现代人的弱关系，而促进强关系范围的收缩。人们越是利用手机的方便和快捷来排解不时涌现的孤独感，人们就愈加依赖手机，独立的人格便受到更多的侵蚀。手机并不能很好的帮助现代人应对不时出现的孤独，反而加剧了孤独阵发的频率和强度，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在制造孤独。手机的出现，加快了人们由内向外转变的速度，而人的内心越来越荒漠化。手机不仅仅界定着身份和认同，它还制造和维护着某种生活意义，离开手机会令许多人手足无措，孤独、不安全感、失落、焦虑都会一起袭来。这是被高科技装备起来的所有社会的共同内伤。

手机在“积极地”制造着孤独。当人们打开微信时，总是能收到头像艳丽惑人的美女以嗲气的语调抱怨生活的压力或者无聊。然而，当人们回应她的时候，很可能就进入到一个更加无聊和深暗的情境中。以无聊对无聊，强化的只有虚无。手机不但无法帮助人们排解孤独，而且随着它迅速占据人们的生活，其它诸如书信、面对面的聊天等等交流方式，逐渐被手机弱化、消解甚至替代了。人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已经被驯化为一个服从手机法则的“规训”了的动物，并陷入到这个技术产品构成的包围圈之中。手机无障碍和无边际的交流方式的扩展，逐渐让人们没有了选择或者失去了选择其它方式的能力。手机独特的功能作用和无孔不入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并开始侵蚀人内在的意义世界——手机传递各种关于其它丰富多彩生活的信息，并引导人们将向内的关注转移到向外的关注。人们逐渐习惯将自己的社会关系扩展到一个虚拟的空间之中，却往往不愿意花精力、时间和感情去培养与可见的人的关系。曾经有人因为妻子过度沉迷手机而闹离婚，即使在法庭上妻子仍然盯着手机刷微博；［3］（P68）还有更多的宴会、聚餐，虽然凑在一张桌上却又都各自顾着自己的手机而全然无视聚会的意义。这种对虚拟世界的沉迷，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向外的积极构建。手机与其他现代高科技成果——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主要代表——共同完成这一过程。

手机构成的网络，从外在的层面来说，它阻断了现代人发展联系的多种选择，将其限制在一个方便但较为单一的途径上，从而引导人忽视现实强关系的培养，而更加重视延展虚拟的弱关系；从内在的层面来说，它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并将多种、混杂而又现代的观念通过日常生活的不断习得而灌输到人们的心灵之中，并规训着人们的行为，让人们越来越得到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同时又习惯性地选择手机网络给他们安排好的一切。

许多人有种错觉，以为电话本中联系人越多，社会关系的外延就越大，就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然而事实却是，真正能够展开实质交流的联系人却很少。在这个对比中形成的心理差距越大，孤独感愈强。在这种情境下，许多人会在空虚的时刻用微信随便放出一个漂流瓶——像把自己的内心以一种随意而又无奈的方式，抛向未知的远方。每当人面对孤独的袭扰时，翻开手机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可以聊天的知心朋友；即便是，他跟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串数字符号。在这一串数字符号里，人们看不清他的脸，更不知道他“真的”是谁，宛如面对一片虚无。人们不断地刷微博，刷出来无尽的信息，也刷出了一阵阵的空虚。像孤独感一样，虚无感也不断生发出来。这正符合了另一句时髦的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

手机不断扩展人们的社会空间，将物理空间压缩。而与此同时，时间的距离也被消除或缩小。比如基于GPS 等定位的LBS 应用，让人们不再与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聊天倾诉——那太浪漫也太不现实了，人们更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人：你与他/她聊上几句，就能很快见面、吃饭。LBS 应用甚至成为犯罪分子的工具，这是手机异化的一个典型表征。LBS 还进一步导致众多路痴不用去培养自己的方向感，而只需要在手机上利用街景地图等服务就能快速的解决问题。手机对空间的收缩，适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需求，适合了现代生活方式的本质需求——高效、直接、快感，它“解放”人的大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生活通过手机控制着人的生产力，最大化的激发人的生产能力，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在联系、协调上的时间浪费。在这样一个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的状态中，直面内心的人们，没有任何的缓冲余地。这时人们才发现内心世界既狭小亦荒芜，感知到的虚无和孤独便会成倍增加。

二、智能时代无所不在的监控与表演

在美国电影《鹰眼》中，一台由人开发的为了保护自由的项目，为了实施她所认为的为保护自由而必需的措施，竟以极其智能的方式，控制许多人的行动！ 而Jerry Shaw 那部不断响起却又不知道对方号码的手机，隐喻着神的终端：对方像是一个全能全在的神，她知晓你的每一个行为细节，甚至你的历史和你现在的想法。而对于Jerry来说，他始终对手机那头一无所知，只能在不断袭来的威胁中遵照对方的指令行动。该电影在开始不久后，车载电视的一段新闻就已经为全剧的发生做了铺垫：联邦调查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方式监听、控制你的手机，即便你关机也无济于事，只有取下电池才能避免。这种恐惧和不安不断蔓延，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手机是否已被监听，人们更不可能去取下电池——那无异于将自己与整个社会关系脱离开来，同时那些由手机带来的乐趣以及人们对它的依赖也不会让人能够轻易的放弃它。电影中只有特工在Jerry 的警告下迅速将手机等一系列能发出信号的设备扔出了窗外，然而这却是一般人所不会做到的。手机在Aria 项目控制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手机像街头巷尾的摄像头，构成了一个无孔不入而又庞大的监控体系，它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并向人们不知道的人或者机器反馈信息，而这些信息还会在现代科技的协助下像史书一般被书写在存储空间中保存下来。多数人尚未感到这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他们认为自己乃一介小民不值得这么“厚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庞大的手机网络，以各种优越的性能征服了人们的生活，无需要专门的布控，人们相互之间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监控体系——与福柯所论述的全景敞视监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犯人在福柯所论述的这种监狱中时刻感受到自己被监控，即便事实并非如此，然而这种监狱设计和相应的知识话语，已经将犯人规训，并逐渐让他们习惯于约束自己，自我规训，而不是依赖外部暴力惩罚。［4］（P130-132）然而在手机网络中，人们是“快乐的犯人”。人们习惯了手机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乐趣，我们已经不能离开它，我们无法设想离开手机的生活，那将是多么恐怖：没有安全感，自己彷佛被孤立，与这个世界最新鲜的事情隔绝，不知道世界和他人都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每天有手机伴随的生活中，人们习惯将自己的隐私置于其中，原本人们埋藏在心里的隐秘的话语，在心灵已经变得狭小的时候，我们将它们表达成语言和符号，以可以言说和读解方式，存储在手机中。人们建立了自己的隐私空间，并不断在其中创建隐私话语，如同享受一种“危险的愉悦”——可能染上一种侵蚀心灵的瘾。然而对这一切，人们乐此不疲。而对此构成极度威胁的是“大数据”。如今的手机每个应用和功能，都开始接入到“云端”。这种模式之下，那些大型的网络科技公司可以长时间地细致地记录每个人的每项活动的细节。这样形成的“大数据”，就像神一样通过分析而知晓你的一切，通过“大数据”人们不仅能分析出你喜欢的女孩儿是谁，还能分析出她是否喜欢你，以及你们交往中的各自的内心变化，而手机正是贡献大数据的重要源头。

通过手机定位、搜索、监听等方式，窃取隐私机密，推广产品，满足好奇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行业，虽然它尚未成为显性的行业，然而它已在地下蓬勃发展。众多手机与天上的卫星、基站、WIFI 等一系列信号收发设备一起，构成了一个广大而深入的网络。人们携带手机是为了方便自己，而对别人来说无异于一个摄像机；同样又有无数的你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摄像机”正对准着你。隐秘的“摄像头”无处不在。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开发出了各种特别适合拍照的手机，人们利用这些在街头随手拍，然后上传微博等网络，这些照片将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扩散开来。每个人都带着一架微型摄像机拍着一切可以拍的东西，然后将它公之于众。手机和互联网的紧密结合，把一个原本一个个安分老实的人动员起来，通过各种话语宣传和技术装备的支持，让他们主动地去“监视”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而与此同时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置于了监控中。每个人都成了拍客。拍客则显著不同于摄像师和摄影家，他们没有目的、没有设计、没有构图，没有模特和演员，一切出现在视野里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对象、模特和演员。日常生活中的人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就已经成为一段录像或者照片里的演员。这不是正式的“演出”，“演员”们平常而又繁琐的现实生活构成了一段面向公众的演出。他们没有前台没有幕后，只有自在的表演。网络成为一个巨大的幕布——一种所有人抬头即见的天幕，而手机就成为深入一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照相机和摄像机，操作他们的人将他们摄取的影像投放在巨大的幕布之上，让所有人都可以看见、评论。操作镜头的人们，其实也无法逃脱别人的镜头。

正是在这样一种“网”中，每个人都饶有兴致地去监视别人，而自己正被人饶有兴致地监视着。这里没有谁是主导，也没有全景敞视监狱中的那些监狱长、警察。被手机和互联网装备起来的人们，带着无比的乐趣主动而又积极地投身到了监控他人生活的行动中。没有指挥者，没有检查者，更没有设计者，所有人自己设计着自己的行为，并把自己置身其中，成为指挥自己的导演和别人镜头里的“演员”。人们这些原本简单琐碎而又随意的行为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全景敞视监狱”，没有犯人和警察的区别，更没有监狱的层层壁垒，然而人们自己既是犯人也是警察，无处不在的隐形壁垒像一块块透明玻璃，将人们隔离在一个个小格子里，人们此时仍不放弃拍摄、传送、表达自己每一点“发现”，兴奋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得像自己掌控了全世界。

这个由一部部手机作为节点编织起来的网，将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人都网入其中，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它监视生活，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生活，而且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改进以及现代科技向世界各地的不断渗入，越来越多的人愈加深入的卷入其中。倘若这是一种迷恋，身处其中而又无法自拔者，不胜枚举，而更严重的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如此境地。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是别人手机镜头里的演员。

另一方面，现在的手机厂商不断推出越来越高清的摄像头，并配备功能强大的摄影辅助软件，帮助人们在清晰地拍摄他人的同时，能够利用前置摄像头更多的拍摄自己。现在，不论你是长满青春痘还是额头已现皱纹，只要有一部带高清摄像头的手机，或者在手机上安装美图秀秀、百度魔图等软件，你都能在手机中轻松地将自己美化成“白富美”、“高富帅”、“萝莉”或者“正太”；外加各种影楼效果、外景效果，能够帮助自己迅速完成在虚拟世界的形象包装和转化，一张经过美化的头像放到微信或者微博上，总比放上实际形象更能吸引粉丝的关注和赞美。越来越完备的手机功能，帮助了众多在电子虚拟世界中寻找认同和快感的男男女女找到自我“提升”的快乐，拥有一部智能机，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专职摄影师和化妆师，它帮助你拍出更好的自己。许多人不能承受职业摄影师的高价拍片，但在智能机这里，他们找到了替代者，也找到了明星般的自我感觉。“在一个人人都以拥有智能手机为荣的时代，不能及时跟进的代价或许就是被大多数人抛弃”，［5］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在努力规避这种被抛弃的痛苦。

三、智能技术的异化效应

冷静下来，审视现代日常生活，离开手机而造成的焦虑随处可见，但这种焦虑常常被作为一种事关其他事务的忧虑而被忽视。比如，忘带手机的人总是担心某个重要客户打来电话；地铁上公交上还有聚会上，到处都是“低头族”；医院里则充斥着“低头族”病人，“过马路不看灯，吃饭时玩手机，颈椎麻手抽筋”已经成为智能机用户的典型神态。［6］人们已经深陷其中，网络上流传着两张对比的照片则更是形象而直白：一边是卧床抽大烟的天朝子民，一边是卧床玩手机的现代人。手机，俨然已经成为士兵的枪，没有人敢轻易地丢掉或者放弃随身携带，否则随时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又像是沉迷鸦片者的烟枪，丢掉它更是痛苦万分。与此同时，时刻携带手机的人，却成为了监控网络中自主自发自由的配枪警察，人们更重视侵入别人的生活而忽视防御自己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则沉迷于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分享各种段子、图片和自己的生活。吃饭要拍美食，告诉粉丝和朋友自己过的很精彩；偶尔路过高级场所也要拍，告诉粉丝们自己很上档次；更多的人则是360 度无死角的拍摄自己，告诉别人自己很有魅力；还有更多的段子控，不停转发或者编造各种段子，告诉粉丝自己很幽默很有内涵。这些所谓的分享行为中，分享的东西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了，意义则主要集中在对象和行为上。分享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真正是一种所谓优秀的品质，它更多的是一种炫耀，是主体要在粉丝和朋友的“赞”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活在虚拟世界的人，常常并不能在现实中找到自我的价值和位置，甚至很多人已经丧失现实交往能力，而依靠文字、图片和表情来表达自己。对于内心虚无荒凉的“手机控”来说，不分享即意味着自己不存在，不炫耀即意味着生活不真实。正所谓，“人类的龙种激昂了两个世纪，忙了两百年，跳蚤的子孙却只管打理微博和微信，按揭各自的一生了”。［7］（P47）

现代社会中人们依靠手机生活，它已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如同农耕时代耕者有其犁。倘若耕者放弃犁锄，则放弃的不仅仅是田地，还有整个的生活物质基础和生活意义载体。文化也就在其中得以出现和发展。现在几乎没人愿意放弃使用手机，手机承载了生活，也承载一整套的意义生产体系和文化系统。在某种层面上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是一种“仪式”——按照一定程序重复进行的一整套过程，而手机则是这仪式中重要的“神器”。每天在手机上不断重复的行为便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人们离不开它，并不停操练它。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惊讶某种神奇的工具时总说它是“神器”，偶然而恰到好处的概括了它在仪式中的位置和意义，可谓一语中的而入木三分。

四、结语

手机不只是工具，它在工具的层面上还衍生了众多其他的功能和意义，而某些功能和意义还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侵入生活的意义本身，并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制造着许多让人无法抗拒的东西，它们反过来监视和控制人自己。而今天这个智能手机时代，则将所有的社会交往、意义生产、信息传播等都即时化，时间逐渐成为智能时代最被讨厌的东西，空间更是早已经被从生活世界中消除了，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天涯共此时”，岁月沉淀的醇厚和距离制造的美终于在这个时代被送进博物馆封存起来，只是偶尔成为人们怀旧时的一种说辞。

马克思认为“人是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而人为了服务自己而制造的工具，却在某些领域中开始侵蚀人之精神，并控制人之生活。齐美尔理论中的“手段”和“目的”的颠倒，在这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无法离开工具，人本身不再是目的，主客体被翻转，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奴役。“人在技术的强行安排下丧失了主体性、创造性和发展的全面性”，［8］（P73）这种丧失还是在整体层面发生的，任何逃离这个处境的人都将被视为异类，都将被所谓的“时代”抛弃。这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机械化大生产造成人的异化相比，高科技时代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在带来一些方便的同时，不但造成人的“异化”的加剧，还开启解放了的人再度被“奴役”的时代。

［1］第3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7/t20130717_40664.html.

［2］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全球第一［EB/OL］.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913/c70846-190029 60.html.

［3］［5］程新友.被手机奴役的生活［J］.检察风云，2013，（11）.

［4］张艳，张帅.福柯眼中的“圆形监狱”——对《规训与惩罚》中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解读［J］.河北法学，2004，（11）.

［6］王大可.香港“手机控”玩出三宗罪.人民日报海外版［N］，2013-07-11.

［7］江弱水.一个人观念的旅行——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J］.读书，2013，（9）.

［8］邵璀菊，王伯鲁，郭淑兰.技术解放作用与奴役性评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