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境遇·利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重障碍*

2014-12-03陈红娟

理论月刊 2014年11期

陈红娟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141）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理论存在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要使科学理论真正地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必须将之与实践相结合，真理在付诸实践之前，它只是一种理论形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如何建构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使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力量的问题”。［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只是要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由高深走向通俗，在大众中得以普及，更重要的是实现由制度维系转变为群众自觉，促使理论转换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言：“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当然，这种实践并不止是一种行为学的实践，还包括政治学上与政治动员相关的实践。然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实践”并非自然而然，还需要走出思想上的误区，化解多元社会思潮的消解，克服源自现实的利益阻滞。

一、认知误区

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理论神话”的信仰，似乎只要一个理论科学而合理，它就能够通过实践一致无差地改造出理想中的预想效果。“理论神话”主张我们立基于特定功利主义的理论上，根据实在性知识和目的性计划来改造和型构我们的社会，进而使我们的实践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切实实现那些我们认为比其他所有结果更为优越的结果。这是在唯科学主义的态度下，发展出一种“工程性心智”，完全排斥社会中自生自发的过程和力量。

徐长福将这种推崇理论于极致，忽视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与外在力量的认识称之为理论思维对工程思维的僭越，认为“在理论思维的传统自我意识中，不仅对虚体和实体的认知是内在统一的，而且认知和筹划也是统一的。其做法是：将依靠‘个别—一般—个别’程序和本质主义程序所得到的实体本质，直接认作其筹划实体的价值前提，即从‘本来怎样’直接推出‘应该怎么样’。”［4］也有学者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分析过这一问题，如哈耶克就将其称之为“建构理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蔑视和贬低非理性的或者未被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它假定人生具有知识和智慧的秉赋。因而，人能够根据理性的原则对社会做尽心规划，并尽可能地抑制乃至铲除一切非理性现象。建构理性拒不承认“抽象”是我们大脑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更倾向于特殊和具体，它认为理性能够省掉抽象而完全掌握“具体”和所有特定细节，并因而实在地掌握“社会过程”。［5］

然而，历史经验证明，完美的理论并不能囊括所有社会因素的发展，抽象理性遇到具体的现实时往往显得窘迫不堪，并没有对现实中遭遇的种种责难应对自如。柏拉图完美的“理想国”不失为当时所能提出的关于国家的极佳理论模型，可是却无人能够完全按照这种模型来建设国家。儒家的“圣人”学说，也算得上是人格培养的一流理论模型，但是却未能在中国代代培养出杰出的“圣人”。完全而纯粹的计划经济可以设计的让人“炫目”，但现实社会里却不得不缩手缩脚一改再改，它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我们不得不承认那种源于希腊智识主义在现代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不加质疑“自然的”与“人为的”现象之间的二分法存在着荒谬之处，一个无论如何完美的理论阐述仅仅是一种“应然”而不能够代替“实然”本身。

首先，就理论本身而言，它是从众多的实践样式中抽象出来的“理性”本体，却不能具体包纳实践作为一种“实然”性的所有属性。通过抽象的过滤，它是高于实践具体的一种存在，与具体实践活动保持着一定的张力。理论在生成的过程中运用因果关系、主次矛盾等方法对事物的“剩余属性”、“剩余实体”不可避免地进行了舍弃或过滤，破环了事物的“完型”。对事物的认识表现为对事物有所规定。但任何对现实的规定，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抽象，因而必定是有限的。康德关于理性超越可能经验范围的使用必然陷入二律背反的见地，无疑是极其深刻的。正是这种二律背反或矛盾，表明了理论的有限性以及其僭越实践的不可能性。理论对实践“应然”性的展望，只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层面、对实践之所以是实践、这种实践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合理等哲学提问做出解释，并不能代替“实然”本身。而且，无论如何深入实践的理论家对“实践”的分析本身都不能代替真实的“实践”状况。在理论生成过程中，分析理论的模型、审视和思考“实践”的方式和逻辑，以及理论家们预先所接受、采纳的许多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预设等等，这些都可能使理论中的“实践”替代以实际实践为基准建构“实践理论”。布迪厄引用T·E·劳伦斯的话说，就是把“坐在椅子上的人”的观点看成是“全心投入工作的人”的观点，“理论谬误在于把对实践的理论看法当作与实践的实践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把人们解释实践而建构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6］另外，理论本身的最终旨趣并不在于囊括一切实践的具体性，在从“本来怎样”直接推出“应该怎么样”过程中，它在对具体属性进行概括和抽象同时也包含着高于实践具体性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精神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立足于当下可感境界还要超越当下现存状况体现当下时代新的精神追求。从这一点来说，理论的重大使命不仅仅在于对未来世界做出面面俱到的细节设计与规划，而在于克服人的自然惰性和对现存事实的消极默认，为人和社会走向新境界提供新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有深刻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对党员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对人价值的肯定、和谐社会中对“和而不同”、“协和发展”的向往，它们都不是对党员具体作为、对社会具体运作的实然性阐释，而是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体现着时代价值和精神需求。从理论相对实践具有的张力而言，理论在走向实践的过程中，进行必要内在转换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少学者在研究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操作层面看，抽象的理论并不能直接付诸实践，哪怕是具体的学科性理论，它也不能由理论直接向现实转化，必须通过中间环节（中介）……这是不是说抽象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呢？能指导，但不是从操作层面上说的，而是从根本意义上说的。根本意义上的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规范，但从操作层面上看，抽象理论只有化成具体的路线、方法、措施、方案才有直接实践的意义”。［7］

其次，就实践本身而言，它的走向，不一定是简单地贯彻某种计划和原则的行为，而常常是惯习、复杂的社会关系运作、外在推动力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生成性的自发性，它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多少含混不清，但它却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关联”。［8］惯习往往可转化为潜在的行为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进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而不用设定有意识的目的和特地掌握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需的程序，故这些实践和表现活动是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不是服从某些规则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是集体地协调一致，却又不是乐队指挥的组织作用的产物。这样，惯习是既无意识又无意志的自发性，它自发地生成各种合理的、符合常识、符合其逻辑和规则的行为，“又趋向于‘不施强制、不耍技巧、不用证据’排除所有的‘荒唐事’，亦即所有因与客观条件不相容而被否定的行为”。［9］“惯习”使实践活动客观上自发地趋于一致，而无需策略考虑，有意识地参照某种规范，无需明确协商就能相互调整。另外，社会关系是否顺畅和外在推动力起到的正负作用力在实践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实践活动具有操作性的一面，在操作过程中它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并不仅仅是事物的主要属性在起作用，有时候剩余属性的相互作用导致的不良后果将直接影响实践的进程，或者导致实践中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任何工程设计都不能只考虑本原需要（作者指的是工程设计的出发点是主体的特定需要），还必须考虑跟本原需要相邻近的其他需要”。“工程设计的目标对象是作为实体的工程本身，设计所追求的就是让工厂的客体属性尽可能地与主体需要即主体的属性的复杂状态相对应，亦即以一种客体属性组合去满足一种主体属性组合。但是，工程能否成立，并不仅仅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主体需要只是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现存客体身上是否存在工程所需属性的潜质，以及主体是否有能力将这种潜质发掘出来，亦即是否能找特定的客体属性组合的可能性”。［10］也就是说在实践过程中，客体属性以及客体与主体的需求的正负关联都直接影响着实践的进行，仅仅对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的明确并不能保证实践的顺利进行。正是因为如此，这种从“本体”推倒出来的“应然”，本身的不完整性导致在理论走下思维和逻辑的“圣坛”，深入到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时需要一定的中介和步骤的转换。

有些人以中国的贫困或者说中国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或者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理论神话”作用过度“迷信”，忽略理论科学性与实践复杂性之间的微妙关系。一种理论的科学与先进并不等于实践效果一定“合意”，同时实践效果的不尽如人意也不能否定理论之科学。我们必须端正对理论的态度，一定程度对理论“去魅”。既不要把包含着社会内生力量与历史偶然因素等综合作用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结症”轻易地放大到理论身上，赋予理论无法承受之“重”，也不要拒斥理论对实践应负有的指导之“责”，消解理论在实践中的作用。只有这样，当人民面临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时，才不会将其归结为理论本身的“虚假”。

二、认同障碍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1］广大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践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力量，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充当着“中介”的环节，“在理论、群众、实践三者的关系中，首先是群众成为理论向实践转变的中介力量或能动力量”。［12］“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只有掌握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才能实现改造世界的目标，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必须调动无产阶级的理论兴趣，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产生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理论的践行者，他们是否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怎样的程度上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一种无法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理论，无论怎样合理只可能是一种设想而已，或被历史遗忘或被藏于红木书架，即使在政治上的强制推行也会在现实中遭到来自各方的“执行阻滞”，要取得实践上的成功必将大费周折。相反，一种理论如果能让广大人民群众为之欢心雀跃，愿意主动将其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其不推自行，其真正转化为实践则将不费一分一毫。

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认同、内化理论，理论并不能单纯依靠真理的力量而自行进入群众的头脑。真理不会不胫而走，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深刻、高度抽象的学说，必须要经历一个大众化宣传普及工作，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4］然而，与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满怀热情的人民群众相比，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后复杂的社会境遇中仍遭遇种种阻滞他们自觉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障碍。

首先，传统传播方式的延续动摇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我们对马列经典也存在着诸多误读之处，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出现过庸俗化和教条化的现象，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尤其是从20 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段时期，由于受到党内极“左”思潮蔓延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认同尽管是可能的，但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上偏离了正确轨道，教条主义和庸俗化的东西泛滥，让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主要沿用了反复灌输和道德训诫［15］的传统方式，与当前大众追求互动、平等对话的方式形成反差，这甚至让一些人在心理上产生逆反，产生了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抵制。此外，传播中仍存在重“宣传”，轻“研究”的倾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水平不高，阐释重复的多，原创的、能提供深度学术支撑的少”，［16］无疑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这些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仅靠“合法性”博得群众认同变得愈发困难。

其次，多元化社会思潮冲击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领地位。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自主意识、主体性精神大大增强，由此所带来的自主选择能力大大提高，盲目地通过接受“灌输”直接认同理论的越来越少，而且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对人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的引入改变了人们对利益关系的看法，以不同形式诱发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出现了“泛功利化”倾向，让他们在观察和处理事物时更多地采用实际利益标准而不是原则标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开放和信息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以种种新奇面孔借助先进传播工具纷至沓来。它们的涌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把新钥匙，但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呈多元化特点，大大削弱了传统灌输模式的实效。而且，一些西方思潮直接冲击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主导地位，让人们道德意识模糊。这种情况下，各种亚政治文化呈现多元化格局，诸多腐朽的思想日渐成为抵制马克思主义的“黑客”，年轻一代呈现出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倾向，一些原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思想上也产生了动摇。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团中央学校部课题组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共同进行调查，在教师队伍中，很多人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也有一些教师持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观点。调查数据表明，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尽管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差异，但有70%以上的教师认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大学生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更高，达到82.3%。同时有46.7%的大学生认为多党竞争和代议制民主好，比教师多出6.9 个百分点。［17］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理论和现实的困惑，这些困惑促使一些人直接质疑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性。30 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出现了市场经济、贫富差距、通货膨胀、失业等过去我们认为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产生了这些与资本主义似乎越来越相似的现象。一些人仍然将市场化与私有化看作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范畴，不能够理解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能与这二者并行；有些人则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看作二者推行的必然结果，认为在这种基础上共产主义社会根本无法实现；国外有些人断言中国搞的是资本主义，如2004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一位中国学者在发言时，被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多次打断，指责中国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内有些人，尤其是部分青年学生，对此也产生了困惑和不解。这些困惑和不解成为他们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障碍，即使在表面上赞同当前的战略或政策，但内心仍难以真正信服。相关调查显示，有41.6%的教师和41.8%的学生认为，公共理论课教师对教科书中的观点持“半信半疑”的态度，而认为完全相信书中观点的比例仅为17.0%和24.2%。［18］从以上调查数据能看出，作为社会未来支柱的全体高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科书的认同尚且如此，社会其他群体的认同状况则可想而知。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存在一定的认同障碍。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改变“灌输”“宣传”等传统传播方式，创新以“互动”“研究”为主的新型传播方式；第二，加强对多元社会思潮的批判和引导。“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成果的吸收，以及对党的意识形态如何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内在理论要素的中间环节的研究都不太充分，因而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回应不足，更缺少系统的分析和批判”；［19］第三，提高理论的针对性，消除大众的现实困惑。

三、利益阻滞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1］决定思想的“利益”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抽象物质，而是与思想、观念、精神相对立的客观实在，即人类的社会生活物质条件。可以说，人的思想认识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利益影响。即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还会面临现实的利益阻滞。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原来由于身份制度、整体划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而形成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在倡导个体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利益碎片化”为特征的社会群体。［22］“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的基本特征就是阵营和界限明确，利益格局相对简单，在调整利益方面大多数人的利益易于统一且利益调整的方向较为明显。但是，以“利益碎片化”为特征的社会群体则出现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分布，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不一致，利益的冲突和联结并存，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这种以“利益碎片化”为特征的社会群体共同利益一致性的基础愈来愈薄弱，或者说多元化的利益格局让共同利益或者趋同性的利益发生“共振”的几率愈来愈小，“改革开放的实质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2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它不仅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问题，同时，每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理论的提出也决定着利益调整的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全体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参照进行调整，在这过程中不可能考虑到每一个微观个体的具体利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一部分人利益，毕竟“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矛盾，“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民主制一样”。［24］而且，现实改革过程中，每一次改革调整也确实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旧体制下，哪个阶层享有的不合理利益越多，哪个阶层在改革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就越大；同理，哪个阶层在旧体制下获得的合理利益越少，哪个阶层在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就越小，而在改革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就越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既得利益者凭借钻体制漏洞获取高收入的空间必然会逐渐缩小，其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将被较大幅度调整甚至剥夺”。［25］那么，对于这部分将被调整的利益拥有者而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理论接受的可能性会非常低，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抵制现象。那些一再否认改革的成果和斥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虚伪”的人可能出于学术方面的辩解但也不乏那些因利益被触动而引发的狡辩。

当然，雇佣庸俗的文人在“大义凛然”的掩盖下为自己利益辩护只是思想上不能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中还可能引发实际生活中行为方面的抵制。毕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驱动着人的行动，奥塔·锡克就在研究利益时指出，“利益是人民满足一定的客观产生的需要的集中的持续较长的目的；或者这种满足具有不充分的，以致对其满足的而要求不断使人谋虑；或者这种满足（由于所引起的情绪和感情）引起人的特别注意和不断重复的、有时更加增强的要求。”［26］这样抵制的行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比比皆是，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后，政府加大了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力度，一些依靠小成本高污染运作的小工厂纷纷倒闭，有些厂主改善设备在合理合法基础求生存，有的则虚与委蛇“屡倒不闭”将污染的管道“改道”或“埋藏”，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虽然这种不能满足所有人利益需求的现象在改革中愈来愈明显，但这也是政治生活必然发生的，“由于资源匮乏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所以系统（政治系统）在任何时候，都要求它的一些成员为部分满足其他人的要求而放弃全面满足其自己的要求。至少少数有实力的人也可能被迫大大约束自己的行动……”。［27］对于实践理论的主体而言，对理论的抵制执行并不仅仅限于利益被调整者，从长远利益考虑或者从整体利益考虑而导致的利益延期，也让一部分民众在思想上产生疑惑。“当系统要求单个成员、团体，为整个一代人将来的收益而牺牲他们的眼前利益。通常，所有人都明白，延期的行动只能使后代人收益。系统在实施政策时总是要求它的成员为了未知的后代而使现在的已知愿望服从于将来的不可靠的报偿。作为系统成员，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献身’的合法性，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不可怀疑的事情：人们是否会为了未来渺茫的收益和遥远后期的代价而将他们现在的要求延期。”［28］显然，在现实中“献身”的合法性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存在，部分人也会因为收益的延期而不愿意牺牲眼前，这也是他们不会直接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甚至抵制或阻碍他人实践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些学者认为，“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通常首先是由利益关系所决定的，但是又不仅仅受其自身利益所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人们对改革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判断”。［29］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论本身所体现的内在价值具有巨大吸引力，不然在操作上难以实现“乌托邦”也不会成为数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不会缺乏那些“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的追求。然而，这种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战胜“利益的驱动力”，并让人民群众克服现实的障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转化为实践，却难以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利益因素驱动还是价值吸引，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人民群众在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础上转化为实践，还必须实现理论向现实层面转化，实现理论向制度、政策等硬性的规约的转换。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不仅取决与理论传播和转换成功与否，而且取决于理论能否有效地转换为制度、政策等现实规约。

［1］［1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76.

［2］齐卫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之关系论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6）.

［3］毛泽东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4］［10］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9.153-155.

［5］〔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1-65.

［6］［9］〔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128，125，85.

［7］刘林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性及主要环节［J］.学习论坛，2008，（10）.

［8］〔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4.

［11］［13］［20］［21］［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0，11，295，103，537.

［12］皮家胜.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点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8，（6）.

［15］〔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毛泽东政治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3.

［16］［19］陈锡喜.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矛盾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思路的探索［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