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伟

（广东医学院 社科部，广东 东莞 523808）

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我国文化理论的对外传播目前仍然面临困境：迄今尚未形成与中国当前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相称的强大舆论力量，在国际传播体系中仍处于‘半边缘化’国家之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急需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当前中国文化理论国际化工作有待加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传播迫在眉睫。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的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传播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改善，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感。在当今社会，良好的国家形象意味着更高的可信度、更强的接纳性和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受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丑化严重，而我们在塑造自己国家形象的时候却显得那么苍白而无力。用《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作者乔舒亚雷默（Jashua Ramo）的话说，国际形象的建构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之一。“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跟不上诸多变化的步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充斥着固执的偏见和恐惧。而中国对自己的看法，又往往在自负与自卑之间不停摇摆，有时充满自信，有时又缺乏起码的安全感。”［1］而且中国的国力愈是强大，这种猜忌就日渐盛行。“这种经济发展和国家形象之间的不平衡甚至摇摆使得中国难以争取到充分的国际信任，而这种信任是中国在充满艰难险阻的改革中减少损失的关键因素，国家形象的摇摆给中国的敌人提供了攻击的手段和武器，同时大大削弱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无端批评做出有力回应的能力。”［2］随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上有了巨大的诉求。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很多重要的经验，最根本的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而国际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对此了解甚少。所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有利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的认识，改善国家形象。

2.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往往是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对这种变化作出科学的回应分不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时有效地回应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只能与全世界共同分享其进步，这与过去截然不同。欧洲以往向全球扩张，导致产生了几十个殖民地，并让欧洲以外成千上万的人民痛苦不堪。过去，日本和德国的兴起，引起了血腥战争，但发展中的中国却为全世界提供了机遇。”［3］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所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而提出的一条新路，而且打破了“国强必霸”所谓历史逻辑与历史宿命，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思想资源。

3.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有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揭示了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矛盾和若干规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首先揭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时代主题背景下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并找到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它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一种开放创新的态度以新的丰富内容构建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其思想路线主要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主要理论特征表现为时代性、创新性与完整性。尤其是这一理论反映经济比较落后国家与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对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大启示性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由邓小平创立、后继者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成功的在生产力的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之间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把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这样一条道路，在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全新战略道路，在世界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全新战略道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全新略道路。”［4］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障碍性因素分析

1.冷战思维影响。所谓“冷战思维”，就是在二战后持续40 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界、思想界分析国际形势、观察国际事务特有的思维模式或认识框架。其主要特征：以实用主义为冷战思维的哲学基础，强调大国间具有战略利益上的对抗性，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利用经济往来、金融流通、信息渗透、政治与文化影响等诸多手段实施冷战思维下的全球战略。它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民主扩展”战略。把不同于自己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社会制度统归于异类，尤其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是天然的敌人，甚至于把它看作为洪水猛兽，更有甚者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的终结。时至今日冷战虽然结束了二十多年，冷战思维没有从一些西方政治家、思想家的头脑中完全消失，仍然沿袭过去陈旧思维脉络，极端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立，极端强调国家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的旧安全观，以及“非友即敌”。与此同时，历史经验常常能对政治家的行为产生影响。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多是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冷战中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思维模式必然会存在他们的头脑中，然后他们根据固定的思维模式处理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尤其与他们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仍习惯于用冷战思维来考虑问题，他们不仅在军事上需要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作为舆论上的攻击对象，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同样要树立一个“敌人”作为政治上的攻击对象。美国外交官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1925-2011）—语中的地指出：“只要中国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它就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那么中国将永远都是美国的攻击对象。”［5］

2.西方国家掌握着当今世界话语权。当今国际社会的理论传播体系本来就是建立在以美国为首西方强国的话语霸权之上。作为导致全球对外传播失衡的始作俑者和既得利益者，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毫无疑问处于中心位置，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控制国际新闻信息的流向与流量。而那些处于信息孤岛和传播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在他们的对外传播很难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集体失声，部分失声抑或发出的声音根本无人听取，甚至在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正在逐渐失去他们以前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正面临沦为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和消费场所的命运.相反自己有口难辨而感到痛苦，被人随意曲解而觉得无助。“话语权毕竟是通过反映主观意识的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而不是通过冰冷的刀枪和武力的对抗来实现，所以国际话语权总是沾染着文化气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因素。这些因素甚至可能在国际话语权的抢夺中成为主导因素。”［6］所谓“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等论调，都是冷战后时代由美国及欧洲在思想领域针对与他们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抛出的而今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一种话语能与之争锋。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传播中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在世界舞台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抓手，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值得深思。

3.中外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霍尔指出：“人生没有哪一个方面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和改变。”［7］中外文化差异决定了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国内受众。第一，文化以一种潜移默化的独特方式影响人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人们由于在交流中得到信息，从而学会了思考、感受、信仰，而这些信息都打着文化的烙印。”［8］理论的对外传播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传播者和受众在价值观念、评价标准、语言表达、认知习惯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造成对传播内容的认知分歧，引起误读和认知偏差。第二，文化传统对传播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进行修饰，修饰过程中也难免受到本身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受众在接受信息过程中也会选择接受与本国文化相同或相似的信息，或不自觉地接受其中合乎自己价值观念和认知传统的意义。另外，语言不同也会造成理解意义的不同。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往往很难完美无缺地传递原有本身的含义和情感，甚至与原意背道而驰。这种翻译引起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引起外国受众对其它国家意图的误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不可避免要受到其它国家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化的工作隐形因素。

4.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存在问题的偏见。众所周知，作为文化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种种误解和忧虑，歪曲我国国家形象的事情经常发生。西方世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本身就对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一方面中国的媒体在对外宣传上往往反映中国的正面形象，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传播国家形象中发挥主导作用；媒体报道也多以正面报道为主，以避免对中国社会稳定和中国形象造成不利影响。而在西方传播界看来，“新闻界必须是对政府的一个制约，是政府的一个批评者，或者是监察政府的看门狗——这种想法促成了过分活跃和好争斗的新闻业……它滋养了一种观念——即政府必然是邪恶的，政府的邪恶是其本质所固有的，因而必须被监控。”［9］一旦有突发事件的发生，他们怀疑中国的官方消息，更倾向于用激烈的言辞报道与政府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并以小做大来引发他们对中国一些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批评。再者，西方社会流行着消费主义倾向使西方媒体更容易选择受众欢迎、能够带来利润和收益的消息，因此他们在涉华报道中经常会报道迎合受众口味的所谓的人权问题、社会腐败问题等，甚至于被西方媒体无限放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应把握的几个关键点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自信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第一，表现在它的科学性。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作为理论的思想基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了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充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第二，是它的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指引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行动指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总结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0］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主要取决于这个理论本身品质属性，而不是人为附加的。

2.用全球化的文化载体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积极借鉴世界上思想理论传播的成功经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机制，注重采用双向互动的现代理论宣传方式，运用形式多样的大众传播载体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当今中外，画像、雕像、塑像等历来是各种思想文化特别是人们的精神信仰得以传播和传承的有效载体。西方国家尤其重视这一点，不但在教堂有很多神像，而且在城乡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圣贤名人的塑像、雕像、画像。他们把抽象的思想与具体人物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增强人们对经典人物思想的认同。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理论传播工作未能将人物形象宣传这一要素与他们思想理论传播生动结合起来，只是更多地进行抽象的文字理论宣传，缺少历史感，现实感，甚至把历史人物的思想放入了象牙之塔，与现实隔绝开来。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结合现代化技术，结合全球化的语言，改进传播手段，让更多的人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让他们的思想走进人们的心里。

3.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找到一个切入点，找到与世界其它国家人民思想共鸣的地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丰富，思想博大精深。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找到与一个国际公众共鸣的地方。如针对“中国威胁论”大力宣传我们和平发展理念。着重以“和”的理念，展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同时不断创新观念表达方式。要使和平发展理念更好地被国际公众所理解，就要改变原有不合时宜的观念和方式，不断进行创新，才能使和平发展的宣传工作更加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增强对外宣传的效果，从而达到改变国际公众对中国国家消极形象认知的目的。

4.从当下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知着手，对症下药，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西方政治学者受制现有的价值观，政治立场，研究方法，他们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成就时都有意淡化社会主义色彩，不愿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化体系的概念，他们认为一旦使用这个概念，就承认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所以他们更多愿意使用中国模式来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范式，有其存在合理性。其实“中国模式”在本质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致的，但“中国模式”的参照系较之于“道路”更为宽广，它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话，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征途中，对共同关心问题的探索与解答，因此有着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与现实意义。当今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正是给我们与世界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对话过程和对话渠道。这样的对话是平和的心态，是理性的表述，是智慧的碰撞，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胸怀，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1］乔舒亚，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

［2］张国庆.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M］.香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270.

［3］中国，世界经济的灵丹妙药 ［EB/OL］.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5-01-02.

［4］季塔连科.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J］.俄罗斯:远东问题，2004，（10）.

［5］〔美〕沃伦·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18.

［6］张艳秋，刘素云.国际传播策划［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22.

［7］E·T·Hall.The Silent Language.New York:Doubleday，p.169，1959.

［8］〔美〕 拉里·A·萨默瓦（Larry A.Samovar），查理德·E·波特（Richard E.Porter）.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王纬，徐培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5.

［9］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18.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