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2014-12-03游博

理论月刊 2014年11期

游博

（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江苏南京 211189）

军事战略概念在学术界没有定论，曾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柯林斯指出，“军事战略是以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它力求通过武力来取得胜利。军事战略主要是将军们的事，大战略支配着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只是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1］（P480）国内也有两种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其基本含义是战略指导者基于对军事斗争赖以进行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全面计划、部署、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保证有效地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2］（P18）另一种观点认为，“军事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它依据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预见战争的进程，规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如武装力量的建设，国防工程设施，军事物资的生产、储备、战争的动员，基本作战方向的确定和战区的划分，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制定等”。［3］（P23）显然，军事斗争全局所指范围比战争全局要宽泛，它既包括战时活动，也包括平时活动。总体来看，这些概念都表明军事战略涉及到军事手段运用方式问题。日本军事战略正处于调整时期，开始为未来日本国家发展方向勾画蓝图，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具体地说，就是日本军事战略从冷战时期的专守防卫向后冷战时期的主动先制转型。

一、后冷战时期日本军事战略由专守防卫向主动先制转型

冷战时期日本军事战略的制定是受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9 条规定限制的，由此确定了日本战后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然而，日本的近现代史表明它的国家发展战略特点深受国际局势的影响，“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情况而定的，如果形势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找其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它将在一个武装阵营的世界上寻找其位置”。［4］（P265）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日本开始寻找其新的位置，又重走政治军事大国化道路，由此导致它的军事战略由专守防卫向主动先制转型，专守防卫外壳没有完全抛弃，主动先制也没有最终成型。日本军事战略调整采取实践上突破和制定具体法律架空和平宪法的双轨并行策略。了解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可以从两个层面透视。一是从政策层面看，主要从首相私人咨询机构“防卫问题肯谈会”报告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省编撰的《防卫白皮书》和防卫省所属防卫所编撰的《东亚战略概观》三大文件来窥探。先看《防卫计划大纲》。进入新世纪，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政权也历经自民党和民主党交替，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可谓是三年两变，但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思路和构想是一脉相承的，每次修订都使日本防卫向主动先制军事战略方向迈进了一步。2004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新《防卫计划大纲》，新大纲修改了冷战时期以来假设敌人登陆进攻这一基础防卫力构想，应准备“具有多职能而且具有弹性和实效的防卫力量”，［5］开始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突破防卫从自己的国土走向海外。2010年12月，民主党菅直人内阁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该大纲首次指出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大纲提出了动态防卫概念，这是指平常时期开始就努力收集情报，进行警戒和监视，通过日美联合训练等方式提高作战能力，增强威慑力”，“要向西南诸岛部署战力，关键在于提高机动能力”。［6］表明日本防卫从冷战时期基础防卫向动态防卫转型，以及防卫重点从冷战时期的北部方向向西南诸岛方向转移，防范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2013年12月，日本自民党安倍内阁通过正式的《防卫计划大纲》，此次大纲的一项核心内容是提出了陆海空自卫队一体化运作的“统合机动防卫力量”的概念，用以取代民主党过去提出的重视部队机动性和适应性的“机动防卫力量”，体现国家的安保战略。“具体内容包括：一旦敌人占据离岛，陆上自卫队新组建的水陆机动团将在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援助下，迅速展开登陆和夺岛行动”。［7］表明日本防卫从动态防卫向坚韧性机动动态防卫发展。另外，日本防卫省每年公布《防卫白皮书》，2012年的《防卫白皮书》提出，“要发展有活力的防卫力量”，“要进行防卫能力结构性改革”。［8］2013年防卫省所属防卫所编撰的《东亚战略概观》指出，“东亚国际关系近些年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围绕日本安全环境的挑战不断增长”，因此“要加强西南岛屿的防卫，对弹道导弹的威胁作出反应”。［9］从这三大文件内容表述看，都表明日本军事战略要向主动先制转型。

从实践层面上看，如今作为体现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主动限制自身行为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被一一松绑，几乎都被突破。一是武器出口三原则。这些原则的实施，使日本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乃至放弃该原则，2014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新原则的实施，将极大扶植国内军工企业发展，促进日本国防生产的自力更生，为自卫队生产出先进的武器装备；对外则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军备、技术和培训，帮助它们增强能力，抵御中国的压力，扩大在武器输入国的政治影响力，为日本成为具有进攻能力的军事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禁止参加集体自卫。所谓集体自卫权即日本的同盟国遭到攻击时，即使日本本身没有受到攻击，也可将攻击行为视作对本国的攻击，而进行反击的权利。2013年7月，安倍政权在参议院选举获胜后，正极力突破宪法限制，寻求解禁集体自卫权。不难想象，日本一旦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从而获得对外交战权，意味着日本将变成拥有进攻能力的军事大国。三是禁止防卫费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早在中曾根担任首相后，“在其执政的五年期间，防卫费增幅年均达到6℅，于1987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1.004℅，打破三木内阁于1976年11月决定的防卫费不超过GNP1℅的限额”。［10］（P680）如果是坚持专守防卫，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防卫费就足够了，现在增加国防费用必定用来扩军备战，为争做军事大国服务的。四是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的无核三原则。日本一直想突破该原则，就日本所拥有的核原料、制造核武器技术、发射核武器的运载装置而言，日本实际上是准核国家。1995年3月，日本政府高官在接受《宝石》周刊来访时说，“日本能在183 天内制造出原子弹”。［11］“2006年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报告说日本要花3年至5年、2000 亿至3000 亿日元才能生产核武器”。［12］2013年9月，日本在鹿儿岛发射“艾普斯龙”新型火箭，表明日本已经拥有核运载工具。只是因为受到和平宪法制约而未实现拥核目标，但日本希望获得核武成为军事大国的意愿却一直存在。五是构建导弹防御能力。日本打造“防卫之盾”实为“攻击之矛”。日本的反导系统主要有陆基和海基两部分构成。陆基反导系统主要用于低空拦截，目前已经部署了“爱国者”—3 陆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海基反导系统主要用于高空拦截，目前已经在“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和“爱宕”级宙斯盾巡洋舰部署了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此外，日本防务计划制定者视巡航导弹（尤其是中国的“东风”-21D 型反舰弹道导弹）为日益严重威胁，日本考虑优先部署拥有“标准”-3ⅡA 导弹的宙斯盾武器系统，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安全和国际研究项目主任道下德成说，“对日本而言，巡航导弹防御正变得与弹道导弹防御一样重要”，［13］他们共同构成了日本的导弹防御体系。日本构建导弹防御系统明显违反专守防卫原则，意在进攻。自卫队走出去以后，由于战场形势不断变化，日本势必和美国一样树敌过多。由于信息化战争前后方界限模糊，因此，日本自卫队在前方进攻别人的时候，也有后院起火的可能性。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后，可以使自卫队攻防兼备，在稳固后方的基础上，更大胆地在外执行任务。另一方面，导弹防御体系和导弹是矛利和盾坚的关系，要想防住对方的导弹，必须充分了解其性能，掌握更新的导弹技术，这样很容易进行攻守转换，通过开发技术过硬的导弹防御体系，掌握更尖端的导弹技术，从而生产出别人更难防御的导弹来。因此，日本开发导弹防御体系，在防止别国导弹进攻的同时，也有利于日本开发打击别人的高技术导弹。最后是禁止海外派兵。这项禁令在海湾战争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扫雷艇被派遣到波斯湾参与排雷而被首次突破，此后历经阿富汗战争时期在印度洋为美军提供后勤补给，伊拉克战争时期日本自卫队踏上还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战场，到2009年首次采取独立行动打击索马里海盗，并在吉布提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这一系列举措使禁止海外派兵禁令早以荡然无存，自卫队已经不仅仅是自卫了，而是具有对外进攻能力的军事力量了。综合起来看，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徒有其表，名存实亡了。

总之，日本军事战略经过防卫大纲的修订，法律的制定，加之政府财政上的支持，以及实践上的突破，其主动先制的特征十分明显，对中国防范色彩加重，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二、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从地缘政治环境上看，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相邻，日本的军事战略动向势必影响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联系到日本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战后又没有对自己军国主义余孽作彻底清算，中国密切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是理所当然的。具体来讲，当今日本军事战略调整，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严重影响。

一是助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复活，导致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日本军事战略由“保守被动”转向“主动先制”，军事力量功能由“内向型”转变为“外向型”，为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就是中国强劲崛起，加之同时期日本国内政局混乱，三年两换首相，经济长期低迷，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争端加剧。所有这些国内外因素搅和在一起，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使日本国民产生一种自悲心理和焦躁感、顿挫感，强化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岛国危机意识。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梳理日本的历史发现，“每当日本面临重大变故，日本社会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国意识’，有关日本民族性的‘日本人论’也会成为热门话题”。［14］此时“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利益”为外衣的民族主义的主张最具魅力，“对于修改宪法第96 条的动议条件，表示赞成的就有40℅”。［15］这种民族主义具有狭隘性、排外性，在日本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军事战略加速调整的鼓舞下，在处理日本对外关系时采取强硬姿态，让国际社会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死灰复燃，而近期日本在处理与周边国家态度渐趋强硬又进一步佐证了人们的这种担忧。日本激化与韩国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煽动国内右翼举行反韩游行，对待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激化与中国东海钓鱼岛主权争端，导致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中国地处亚太，难免独善其身，必须面对复杂的亚太安全环境。

二是导致中日两国海洋权益争端激化。中日两国都已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都重视各自维护海洋权益。对中国来讲，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对日本而言，一直以海洋国家作为国家身份的定位，注重制定海洋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总体上是一种‘西太平洋战略’，希望采取各种措施而作为西太平洋的海上强国再次崛起”。［16］而现实日本是“一个战略纵深非常浅的国家，其内陆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 公里”，［17］这就需要提升战略纵深，以前通过殖民战争寻求日本生存空间，现在则是拓展海洋权益来确保自己的海上强国。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增强，军事战略的调整，日本在东海、南海海洋权益上与中国展开激烈争夺。在东海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上，近期日本针对中国围绕争夺钓鱼岛动作频频：加强空中预警、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填补防卫空白、加强立法护航、进行针对钓鱼岛进行实战夺岛演习等，有可能导致中日两国发生擦枪走火。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日本虽然不是主权声索国，但却以维护公海航行自由为名，与中国在南海岛屿主权有争议的国家加强合作，牵制中国解决南海问题。2011年3月，日本防卫省所属防卫研究所编写《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以偏袒南海周边国家的姿态描述“中国海军如此重视该海域，有可能以夸耀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企图以有利于本国的形式，解决与东南亚国各国之间悬案的南沙群岛领有权问题”。［18］于是，日本公开支持东南亚国家。2013年5月，日本与越南举行首次海洋安全保障会议，“日本希望与越南强化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帮助越南建立与日本相同的海上保安厅机制，以便强化日本在南海的存在感，实现联合封锁中国的目的”。［19］另外，日本宣布“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捐赠10 艘新巡逻艇，每艘造价1100 万美元，将双边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日菲近期加强战略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因素促成的。总的来看，日本是在南海撒网，分散中国在东海的注意力，意在东海钓鱼。

三是导致台湾问题复杂化。《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规定“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且根据日本政府后来解密公开的在1972年9月28日的第四次中日首脑会谈中的外交档案，大平正方外相就台湾问题作了一个专门发言，“日本政府今后当然也不会采取‘两个中国’的立场，完全没有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想法，对台湾不抱任何野心。对于这一点，希望（中国方面）信赖日本政府”。［21］据此可以说，日本政府在台湾地位归属问题上是向中国政府做出了郑重承诺的。然而，日本一直背弃承诺，不愿意看到台湾与大陆统一，这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考量。从历史看，日本对台湾曾有50年的殖民统治，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员往来上形成了密切联系，这就造成日本对台湾有一种割舍不去的殖民情结。从现实考量，又有两个因素：一是不愿看到中国统一后变得强大。台湾问题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是美日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张牌。中国一旦统一台湾，完成统一大业，综合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地将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二是美日同盟构筑围堵中国第一岛链（九州—冲绳—台湾—菲律宾），牵制中国海洋力量的发展，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重要位置。一旦台湾与大陆统一，美日同盟精心构筑的围堵中国海军出入西太平洋的岛链就被打破，这也是日本所不愿意到的。因此，早在1999年日本议会就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法案，法案规定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周边发生武装冲突时配合美军行动。2005年2月19日，美日两国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举行2+2 会谈，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将所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列为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标志美日两国共同战略目标由模糊走向清晰，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增强，军事战略的调整，防卫方向向西南转移，日本将以《日美安保条约》、《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周边事态法》为法律基础，在“后方地域”向介入台海战事的美军提供支援。美日联手干涉台湾问题已成为阻挠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严重障碍。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近几年日本不断增强军事实力，调整军事战略，加强西南方向的防卫，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中国不能不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同时要制定相应多元全面策略应对日本军事大国化带来的危险。

首先，从长远战略考虑，中国需要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篇里提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达到这种威慑效果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国家实力。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在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折腾，继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增加经济总量。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新规定，还要按比例增加国防费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着眼于未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增强国防实力，将对日本产生巨大的震慑效果。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学者指出日本人行为特性，“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22］（P264）与此同时，日本人对比自己弱的国家是看不起的，表现出刀的强悍一面。因此，增强国防实力对于应对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是非常有效的长远措施。

在增强国防硬实力的同时，还要加强和平时期全民国防教育。毛泽东早就指出，“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业、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23］（P348）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加强全民族的国家主权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方法有多种，如利用大众媒体开展教育；利用节日和纪念日开展教育，如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每年9月第三个星期六法定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利用国防教育场所开展教育等。通过持之以恒的国防教育，达到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掌握国防知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在整个国家和全民族中培养随时准备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历史的事实一再表明，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做得扎实，同样可以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对于这样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警惕的国家，即使强盛的大国也不敢轻言诉诸武力，遑论日本。

其次，近期需要采取的措施。今天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处理中美、中日关系的立足点不是“伐兵”、“攻城”，而是“伐谋”、“伐交”。面对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军事战略正在调整的日本，中国要处理好中美日三角关系。“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意味着三个实力大致相当、紧密而独立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制约着全球或区域国际格局的变化”。［24］即是说处理好中美关系可以制衡日本军事大国化道路，毕竟美国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发挥着重要影响。美国对日本发展军事大国化道路政策保持两面性。一方面，日美是军事同盟关系，为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允许日本发展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调整军事战略，替美国分担在亚太地区的防务责任。换句话说，日本今天重走军事大国化道路，美国起了关键作用，日本于是加快了军事大国化步伐，日本军事战略由“保守被动”转向“主动先制”转型，地区重点由北向西和西南转移，日美军事同盟由“国土防御型”转变为“地区干预型”。另一方面，日美两国国家利益并不完全契合，美国对日本否定二战历史、极右翼势力搞军国主义、废除1947年和平宪法还是保持一定警惕的。2013年5月1日，美国国会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安倍的历史认识“导致东亚国际关系陷入混乱，令人担心美国的国家利益可能受损”。“安倍是顽固的国粹主义者，支持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亚洲所受损失的历史修正主义”。报告强调“安倍关于慰安妇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行受到美国和日本各邻国高度关注”。［25］这就是说，中国要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寻求抑制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战略合作，向美国及时揭露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性，抑制日本的军事野心。

同时，在时机成熟时应开展同日本的安全对话。日本重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固然有其本身的战略考虑，但也要承认日本对近几年来中国发展航母，建设蓝水海军，维护东海、南海正当海洋权益的一系列举措不理解，猜忌加深，认为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形成战略误判，因此，日本必须调整军事战略以应对其周边安全环境出现的新变化。这就是说，中国除了利用中日双边对话机制外，还要充分利用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等，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行的国防政策决定了中国即便崛起了，也决不会搞地区霸权主义，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打消日本对中国的疑虑，减少对中国的敌意。“历史已反复表明，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26］（P4）另外，中国还要开展同日本的经贸往来。“2011年，中日进出口总额34283401 万美元”，［27］这说明中日双边贸易往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还须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虽然经济相互依赖会带来和平的观点受到人们的质疑，但至少可以增加冲突或战争的成本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还须扩大中日文化人员往来，国家之间其实如同人之间彼此需要交流、沟通，了解对方意图，从而减轻敌意，诚如201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庆祝登基60 周年庆典上所讲的，“我与英联邦国家交往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联系通常是人民之间的联系”。［28］“以民促官”曾是中国对日外交思想的精髓之一。当前，两国应该继承这一传统，充分发挥两国“友好协会”这种民间组织的作用，积极推动两国政界、文艺界、科学界、教育界、宗教界、卫生界、体育界乃至工会、青联、妇联等各界人士的互访和交流，大规模扩大两国之间的人员接触，特别是中日两国青年的往来，增进彼此了解，缓解目前两国紧张关系。最后，中日双方毕竟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大国之间关系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大国关系本身，还影响到地区秩序的塑造。中国还需要敦促日方共同努力跳出传统的双边关系框架，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通过在全球性和其他地区性问题上的合作，增进彼此利益的交集，制约双方在东亚的博弈。“东亚区域合作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它本身已融合为中日关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就必然与中日双边关系同步发展”，［29］为中日双方增进互信搭建了一个良好平台，抑制日本的军事抱负。

［1］孙向明，张辉灿.战争与战略理论集粹［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2］王文荣主编.战略学［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3］军事科学院.军语［M］.北京:战士出版社，1972.

［4］〔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孙志明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日〕自卫队如何变化—成为中国扩军的遏制力［N］.产经新闻，2004-12-11.

［6］〔日〕防卫计划大纲提出针对中国实行动态防卫［N］.每日新闻，2010-12-10.

［7］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for FY2014 and beyond ［EB/OL］.日本防务省网，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_e.pdf.

［8］On the Publication of Defense of Japan2012［EB/OL］.日本防卫省网，Defense of Japan2012 2013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2012.html.

［9］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2013［EB/OL］.日本防卫省网，http://www.nids.go.jp/english/publication/east-asian/pd f/2013/east-asian_e2013_03.pdf.

［10］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袁蕴华，吕云.日本的核能力及核政策［J］.国际资料信息，2003，（11）.

［12］日密谋“核武牌”令美忧心［N］.参考消息，2013-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