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初明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且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这既是我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充分体现，也是对全党、全国人民提出的一个艰巨任务，我们既要把握机遇，又要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途，又要看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

发展风险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呢？ 唯物史观把社会结构基本组成要素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即生产方式、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人口因素和自然环境。在当代，这五个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生活构成的最基本方面，即经济、政治、文化、人口和生态。而社会发展就是包括对经济、政治、文化、人口和生态这五个方面的建设。庞元正教授指出，“全面发展，应当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五个基本方面。这种对全面发展‘五位一体’的理解，包括了人类在社会结构各个领域中的全部实践活动，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理解。”［1］中共十八大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制度安排，并且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对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的明确，一方面有利于纠正过去单纯注重经济建设的错误做法，认清社会发展应该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五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发展风险主要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这五个方面。因为发展风险存在于发展的各个领域，从发展风险的角度来说，我们主要是探求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发展过程中不同领域存在的风险，我们把发展风险划分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文化风险。

一、发展风险的基本内容

（一）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经济领域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以及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对一个国家和地区、个人的经济造成的损失。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概念更多的集中于经济领域，相对与社会其他领域来说，经济领域是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最多的社会领域，也是发展变化最快的领域，因此，经济领域存在的风险也更多。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领域的一些要素如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商品等跨国界流动，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增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很容易扩散到其他国家去，这使得经济风险成为整个风险体系中比较活跃的一部分。总体而言，一个国家内部经济风险产生的根源既可能来自于国家内部，如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可能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如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经济风险的表现形式大概有以下几种：经济结构不合理引发的风险、资源短缺引发的风险、经济过热的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是其他发展风险的形成基础，经济风险产生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风险一旦发生会迅速蔓延至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

（二）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由于国内或国外的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国内有的研究者把政治风险看作是由于国内或国际间的政治行为所造成的灾害事件而产生的损失。这种观点看到了政治风险是由国内外政治因素所导致的，但是把政治风险看作是一种已经存在的损失却是不完全正确的，政治风险只是表明在政治领域存在发生政治危机、导致政局不稳定的可能性。但并不表示已经造成现实的损失，而这正是政治风险与政治危机的区别之所在。在现阶段，我国在政治领域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腐败引发的风险、政治变革的风险、和平演变的风险、分裂主义引发的风险、政府决策失误可能引发的风险、民主运用不当带来的风险。

（三）文化风险

文化风险是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多样化和信仰的迷失而可能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损失。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多种价值取向的冲突。全球化给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不断冲击国人脆弱的神经。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的节俭思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人们在这些选择面前无所适从。而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也死灰复燃。

第二，信仰危机的产生。对前途不确定性的困惑以及主体的反思性是信仰危机产生的根源。价值追求失去方向，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第三，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既是时代发展的体现，又对传统的认知、交流、沟通等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网络虚假信息的散布，造成人们相互的怀疑、猜忌，或者大范围的心理恐慌；过于依赖网络的交流方式，造成人们之间的亲密度降低，社会认同感降低。

（四）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一些人为性的原因而造成的社会秩序紊乱和社会局势不稳定的可能性。这里所指的社会风险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风险，而不是广义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风险。社会风险的提出更多的是相对于自然风险而提出的，正如自然风险不是指存在于自然的风险，而是指自然风险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自然因素一样，社会风险的内涵更多的是指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因素，同时社会风险也蕴含着风险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大这层含义。当前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诚信缺失引发风险、观念变革引发风险、分配不公引发风险、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引发风险、制度安排缺位引发风险。

（五）生态风险

在风险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那里，生态风险比起其他风险具有更特殊的意义。它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贝克、吉登斯等人关注风险正是从生态问题入手的，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阐述风险时，首先描述了一些反常的生态现象。而贝克则把风险概念直接定义为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后果可能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我说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2］可见生态风险对于风险研究的重要性。

生态风险是一个与现代性联系密切的风险类型。贝克、吉登斯提出风险社会理论，首先是针对人类行为对生态造成的影响开始的，再反思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种种错误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贝克首先意识到技术可能对生态环境会产生影响，他把风险定义为技术对环境产生的威胁。可见，生态风险的形成与人类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人类的活动之外。也就是说，我们考虑生态风险并不仅仅是考虑它可能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更多的是考虑生态风险产生的社会原因。“我们的焦点并非放在‘自然’或者‘自然的破坏’，也不放在‘生态学的’或‘环境问题’。这是否于目标的系统构建有关？是的，的确有关——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上，我们将为生态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提出一个概念框架，允许我们把这些问题当作社会的内界问题而不是当作环境或者外界问题来对待。”［3］另外，我们考察科技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威胁，不能够单纯从科技的角度来思考，而应该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来考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来考察。

以上我们对几种发展风险进行了简单论述，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几种风险之间还会互相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政治风险会影响经济运行，造成经济风险，同样，生态风险也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经济风险对社会稳定也会产生很大副作用，从而形成社会风险。“世界风险社会不仅包含有经济风险，而且这些风险还会转化为社会风险、政治风险，最终会像我们在某些国家所能看到的那样重新激起迄今为止在民族国家的妥协框架中一直受到控制的种族冲突。”［4］同样，“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它也是引起和加快经济衰退和社会解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5］因此，我们既要对不同的风险区别对待，又要从整体上对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考虑。社会任何一个方面产生风险都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二、发展风险形成的根源探究

（一）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

相对于危险、灾难、威胁、可能性等概念来说，不确定性是与风险联系最紧密的概念。吉登斯认为，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有太多的模糊区域，因此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差别。从客观上看，不确定性是风险的一个基本特征，作为描述风险的一个特征，不确定性在感情色彩上是中性的，强调事物的未知性。从主观上看，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是由于人们对事物的某些属性还没有能力进行认识、分析、理解，在人们的认识能力范围内，它是无法把握、控制的。在没有能力认识客观规律的情况下，人类出于各种目的，做出了违反了客观规律的行为，而造成了某些人类没有意识到的后果。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这些违反规律的行为，有些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对规律没有能够真正把握而造成的，有些则是某些人出于个人利益或者是对短期利益的考虑而置整个人类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不顾。例如，对原始森林的大量砍伐，造成某些地区生态系统的紊乱，不经过科学论证就拦河筑坝，许多人类曾经或者正在进行的荒唐的行为，造成的风险有些已经变成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危险，

（二）发展环境的双重性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6］而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加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导致了时空压缩。“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时间与空间的不断压缩，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增强、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加快、社会流动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抛进了脆弱不安的全球劳动力市场。”［7］时空压缩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利有弊，与风险有紧密联系。具体来说，传统、现代、后现代三个在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东西在我国却以一种共时性的状态存在，我国既要进行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完成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同时后现代所描述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在时间上，发展问题的紧迫性让人窒息，空间上，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共存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同时爆发。

（三）发展方式的低效性

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采取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实践上来看，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不得已的做法。当工业化进入到一定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带来了经济总量的较大增长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却没有真正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粗放型发展方式效益低下，是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较低的经济效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作为传统发展方式中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能源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而决定了传统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导致经济风险的产生，同时，高污染也导致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引发生态风险。

（四）发展动力的不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异军突起，不但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的对象，也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慌。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固然是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决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大量资源的消耗、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消费市场等因素密不可分，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三个方面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小，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瓶颈。如劳动力，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各方面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大量的低学历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的要求，劳动力优势日益消失。发展动力的不可持续性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引发风险。

三、正确应对发展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如果说西方风险理论是对“现代性问题”反思的产物，发展风险理论则是对“发展中问题”反思的产物。如果说西方风险理论更关注“现代性的后果”，那么发展风险理论更关注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怎样避免和减少可能出现的现代性的消极后果。

（一）要树立风险意识

风险意识是人们对风险的一种科学认知，对风险产生根源的反思，以及在心理上对风险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黄庆桥是这样定义风险意识的，“所谓风险意识，是指人们对社会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一种思想准备、思想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应对态度和知识储备。”［8］也就是说，风险意识是人们对风险现象正确认识基础上的积极态度，是人们对风险预防和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在风险多发的社会，风险意识是衡量一个人、一个社会思想观念是否先进的标准之一，同样，风险意识也是衡量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是衡量其整体文明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这一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9］风险意识表明一个社会能够自觉地审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以及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

（二）要研究风险规律，对发展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前瞻性预测

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风险的无知，以及对可能降临的风险的没有丝毫觉察。风险是一个将过去、现在、将来联系起来的关键概念，风险是对当下的反思，它寻找的是过去的原因，同时也推究现在的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风险概念扭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过去失去了其决定现在的权力。它作为今日的体验和行为之原因的位置被将来所占据，那就是说，被并不存在的、被建构的和虚构的东西所占据。我们正在讨论和争执某些并非真实的事物，但是如果我们如已经做的那样朝同一条路继续前进，那么它是有可能发生的。”［10］贝克把风险看作是鞭子、魔杖，驱使人们感受到未来风险的威胁。发展风险理论不仅仅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风险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对风险的演变机理，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可能性的探究，以及新的风险产生的可能性研究。因此，发展风险理论更多的是一种预测功能，它不仅仅是着眼于现在，而主要是关注于未来。

（三）要探索风险最小化的发展道路

风险一方面对人的生存环境、人的生命健康、以及对人的心理健康都会造成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也会使人们的财产造成损失。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发展不能够解决风险带来的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风险，那么，这样的发展也是没有意义的。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该把风险最小化作为发展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首先，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社会和自然等方面各个因素都处于和谐的关系状态，才可能尽量减少风险的产生。特别要解决好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际上，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是统一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更好的发展。关键是要改变社会发展是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状况，走出一条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发展道路。

其次，要坚持走全面发展的道路。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任何一方面存在问题，都可能导致社会其他领域出现风险，并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成果付之一炬。再次，要实现和谐发展、安全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尽量减少发展的不当可能带来的风险，协调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发展成为真正增加人类福祉的过程。

最后，要认真研究风险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风险的产生，控制风险的进一步发展。

［1］庞元正.科学发展观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3.

［2］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0.

［3］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

［4］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67.

［5］俞正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21-222.

［6］童星.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47.

［7］刘挺.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25.

［8］黄庆桥.科学的风险意识与和谐社会的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9）.

［9］黄庆桥.以科学的态度认识风险［N］.文汇报，2005-11-11（5）.

［10］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