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秀堂

1964年暑假，在我所带的山西省平遥县东达蒲小学高13、14班学生毕业时，丝毫没有想到，达蒲学区校长李树昌会带来这样一个消息，中共平遥县委组织部同意教育局的提名，推荐我参加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当年的招生考试，但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对此，我有些疑惑，当时自己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省委党校真的要我吗？是不是县教育局搞错了，以为我是党员了？李校长回答得很肯定：“我专门问过，不要求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行！”

经过报名和摸不着边际的复习，不几天我便上榆次专署赶考了。考试科目有历史、地理和语文。语文除了考一些基础知识外，主要是写作文。我记得作文题目是《驳“老实人”吃亏》和《众人拾柴火焰高》，两个题目由考生自选一道。几天后，考试成绩传回县委组织部，这次参考的师忠、王继汉、孔繁武和我，成绩都达到了录取线，我们有幸成为省委党校64级的学员。

初中毕业时，我连高中都读不起，当时只好上了太谷师范学校，现在却要带工资上大学了！我下定最大的决心，决不错过这难得的人生机遇，用足劲开启远行的航船，朝着光辉灿烂的明天，走出一条崭新的路、宽阔的路、通向四面八方的路。后来的经历一再证明，小学教师的我，上了省委党校，是我人生历程中的关键一步。之所以这样说，集中到一点就是：当年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确立的“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增强党性”的教育方针及其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的学校生活和社会实践。

朝气蓬勃的团组织

省委党校的学员是以党的支部建制的，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教学班，管理班级的专职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被称为支部书记。我们支部的书记是16级干部韩凌云，他是64级培训班3个支部的总支书记。支部副书记是从学员中产生的，当然也必须够资历，行政19级的赵尚霖担任了这个职务。他来自省电力系统，二十八九岁，建筑工人出身，是个很有水平的领导干部。生活委员是20级的杜振国，太原市委的干部，成熟老练，凡事处理起来得心应手。组织委员是行政23级的师忠，他和我一同从平遥入校，之前一直在县里搞组织、人事工作。学习委员贺素娟，来校前任中学教师，乐天派性格，同学们都愿意和她接近。担任党支部委员兼任团支部书记的是当时临汾师专教务处的干部董廷旺。这班子人，个个德才兼备，人人善于处理与同志之间的关系，懂得政务、党务执行程序，老练周到又不乏青春激情，和蔼诚信又不失原则党性，他们是我们支部的最佳领导核心。

校领导可能是看中我曾上过师范，当教师的那段时间练就了一点绘画能力和书写水平吧，让我在团支部担任宣传委员。教室后墙壁和住宿东楼一层楼道里的黑板报是主要宣传阵地，同时我还负责抄写支部的其他上报材料。韩书记爱用我，一是我写的字工整；二是我这人办事利落，不拖拉，并且认真细致；三是我口稳，不泄秘，让他放心。当时团支部的工作很活跃，总是积极主动地围绕党支部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通过智力竞赛、演讲、朗诵和即席讲话等形式举办活动，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

1964年的山西省委党校校园主要建筑物大多是平房，也有为数不多的几幢楼房，都是五十年代前苏联专家援建的。主楼坐西向东，隔校门与山西大学校门遥遥相对。主楼是学校办公、教研的地方。东、南、西、北四幢结构相同的二层学生宿舍楼，围成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花园。东楼旁边是500人教室，两面是100人教室。总的来说，学校用房很紧张。我们团支部的活动，除冬季外，多数是在楼间花园里进行的。支部委员们经常坐在葡萄、藤萝架下，围在月季、牡丹花池畔，乘着月光，讨论着书记安排的各项工作。我们团支部以学雷锋为背景，经常开展做好事活动。比如扫地，拧住还在滴水的水龙头，关闭白天仍在亮着的电灯，擦玻璃等，我们每天都坚持做这些事情。每年从7月下旬到11月上旬，校园里持续有落叶，我们只要见了落叶就扫，始终保持房前楼后的全天候清洁。扫树叶事小，却考验着人的持之以恒精神。

刻骨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

党校开设的课程，除语文（写作占一半课时）外，还有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时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在这些任课教师中，老者资深历久，博古通今；中年师长侃侃而谈，妙语连珠；青年教师语言新颖，思绪敏捷。王伯华老师带我们支部的语文课，写作是他的长项，他有很深的文字功底和表达水平，每每为学生的作文改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我们都心悦诚服。国际共运史教师张毓芳，二十七八岁，行政17级，他虽然不是用普通话教学，但声调十分悦耳，抑扬顿挫。在课堂上，他耐心地解读无产阶级的战略与策略思想，引导大家学习辩证思维，做一个具有优秀思维方式的革命者。哲学教师刘大定对“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浅出的例证，指导了我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次次地提高了我观察事物的深度与广度。

党校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培养，除了开设各种科目外，还有每周六下午精心安排的第二课堂——听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形势的发展和学生思想活动的主流而开展的。作报告人中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校各处、室、办领导，工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甚至还有省委书记、省长和特邀的专家、学者。每次报告一般都在三个课时左右。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校校长李慰，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党校副校长张天林，校教务处处长肖平，系主任王耐群等都为我们作过报告。每周六下午，500人的教室座无虚席，连走道都坐满了人。中途有如厕者，都是跑步往返，生怕漏听了几句。

李慰校长所作的关于人生、理想的报告，是莘莘学子奋进、求索和拼搏的指南。为了尽快培养从教的青年教师，他总是给他们压担子。一份讲话稿，他同时安排给好几个人起草，形成一种比较和竞争的态势；他为了考察青年教师的钻研精神，总是在周日、假期或夜间十二点以后，观察哪个人宿舍的灯还亮着在看书、写作和备课。他对新教师很严，即使是从首都名校名系分配来的新教师，也不是轻易就可以登上讲台的。教师准备一学期的课，常常得花去一年时间。在这种氛围中，谁还敢把当教师、上讲台等闲视之呢？endprint

张天林副校长乐于笔耕，他写的《和青年朋友们谈谈世界观问题》，是他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蓝本。系统的世界观教育，补充和深化了课堂教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成为人们克服、战胜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副校长王守贤、张希文，处室、系、总支、支部领导乃至老教师们，不少人都是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甚至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们的报告以亲身经历为背景，每人都有本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亲历亲验，活生生的教育，使我们每一个受教育者都结合现实做出抉择，从而走好学习、生活、工作的每一步。

优美环境，鞭策人们奋进

李慰校长虽然平日工作繁忙，但每当他回到学校，都会同绿化工在校园里巡视一遍，一旦发现绿化、美化、香化上的纰漏，总是细致地了解情况，与绿化工共同商讨弥补的办法。优美的党校校园，净化着师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我们心里充满着对它的敬畏和神圣，油然而生出为护卫美丽校园尽心尽力的自觉。一到秋季，落叶飘来飘去，学员们不管是不是值日生，都会在早晨主动清扫，即使是落在花池里的树叶，我们也要一片一叶地捡出来。葡萄、苹果、梨硕果累累，压弯了枝头，但除了总务科分给组里的，谁也不会去摘一个。千余人的校园里，很难捡到一块瓜果皮。到了冬天，一下冻雨，冰雪挂在枝头，师生们总是自觉地予以打落，以免使果木遭受冻灾。

入校前，我在乡村只知道地里长的牵牛花、蒲公英、芦苇、杨柳树，住进花团锦簇的党校校园后，开始见识了水仙、串串红、鸡冠花、仙人掌，还能分辨出月季与牡丹、石榴与丁香。当时的省委党校是三季有花、四季有绿，针叶林与阔叶林相搭配，绿篱、草坪相间，乔灌树种和花卉多样化。这种优美的环境，净化着人们的灵魂，纯洁着人们的思想，培养了人们良好的习惯。环境好了，人们的脑子也就大大地灵动起来了，尽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环保”这个词。

中共十八大闭幕后，我又回到母校，学校的校容校貌，同上世纪六十年代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东西南北四合楼院还在，500人教室和两面的100人教室还在，主楼还在，东校门还在。我坐在楼心花园想到当年在党校的学习生活，想到自己的成长，是党给了我一切，是党校给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马列主义、毛泽东的科学理论，是党校教会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党校的主课堂在社会

党校的培养目标有二：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理论工作者。二者虽有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素质要求，那就是要懂得社会，了解基层，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校的领导者，避免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书院式的封闭系统，经常抓住一切机会让学员们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部队，到有群众的地方去历练、去学习，从实践中增长才干。

1964年，我们培训班64级一支部跟随十级干部赵培心到大同搞“四清”，1966年6月回到学校。通过一年多的“四清”，我们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认为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政策，特别是其中比较“左”的成分，做到了从实际出发，减少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好干部，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

在“四清”运动中，我们曾有过脱离实际，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教训。在“四清”的每一个阶段，工作队总是希望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基层干部洗手洗澡，总是想能把水洗得越脏越好，阶级成份复议能议出地主最好，议不出地主议出个富农也是好的。在干部问题上，不论干部有没有“四不清”问题，一律靠边站。当工作队离村时，建不起班子，费尽口舌再把老干部扶上来。干部觉得受了委屈，群众觉得受了愚弄，工作队食言自惭，感到脸上无光。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阶段，我被调到了大同县“四清”保卫组工作。运动初期，“红卫兵”造反造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不敢存放，必须送到保卫组。送来的东西有金银元宝，有各式各样的衣服，有带着珍稀图案的摆设，有打卦、算命的神龛，也有成套的古籍。我不喜欢穿戴，认为人有没有本事不在外表。我也不喜欢金钱，尽管当时正苦于无钱养活妻儿和父母二老。在保卫组收到的“造反物品”中，一位大哥让我拿点玩具，我摇了摇头，其实让我心里痒痒的是那一套一套的古装书。但是一面对这些书，我迅速地把头扭过去，咬着牙把书装进麻袋里，让人搬进仓库，一本都没有拿。以后很多年，我担任过较长时间的领导职务，每当有机会占点便宜时，党校的教育和白求恩、张思德等人的话就响在耳边，提醒我要两袖清风，廉洁从政。

“文化大革命”，认识水平大检验

1966年6月，我从大同回到太原后，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培训班63级、64级六个支部的大部分同学，组成了反修兵团，加入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加入“红卫兵”组织后，1966年10月至11月，我与本支部同学师忠、王继汉、李吉秀、王玉玲、王广生、任景春及崔明忠老师，一行8人，进行了一次远程大串联。从西安到成都、重庆、武汉、杭州、上海、南京，沿途历经千辛万苦。到了贵州，我们没有去游山玩水，而是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遵义会议的旧址。记得在北京串联时，我们都背一个旧书包，装着两本笔记本，带着一个小茶缸，整整一周就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抄录，两本一百页的精装笔记本摘得满满的。在北京期间，北京市委、文化部、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我们挨着去，大字报挨着看，有启发的挨着抄，很少看古迹，游风景。

随着时间的流逝，“革命”形势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事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武斗”、“谩骂”、“攻击”，好端端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引起了我们这些“保守派”的怀疑和厌恶。那么多的开国元勋，那么多高级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多名流学者、专家、教授，为什么因为一场运动便成了革命的反派人物，这些奇怪的问题，让我们这些有过工作经历，又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调干学员迷惑不解，疑团顿生。我对群众组织活动的看法是多思考、慎参加，更多的是采取回避和保留的态度。endprint

回到党校后，当时党校出于安全的考虑，把正面封死，只留下南边的一个侧门，还用铁皮焊得只能一人通行。在校师生轮流值班，防止外单位的人来骚扰，值班的人，吃住都在楼里。我们这些值班的年轻人，每天无所事事。于是，大家议定：趁此机会从图书馆借些书，好好读读。记得看《红楼梦》时，我们几个人把书中的故事情节列成表，制出荣、宁两府的家谱简图，丫环、佣人各归其主，供大家看书时参考，使庞大的人物体系脉络清晰，一目了然。在看《水浒传》、《三国演义》时，也是采用类似的办法，极大地加快了阅读进度，保证了阅读质量。当然，作为党校学员，更多地还是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这些乡下来的青年也第一次进入了《资本论》的知识门，多部哲学著作的研读，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

由于对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兴趣，又不愿意置之度外，我便跟上董廷旺到省政府大院五排一号《烈火》编辑部。五排一号是当时一位贾副省长住的地方，造反派夺权后进驻省政府，这里的主人被迫搬走，成了“政法办公室”。我和董廷旺、许留尧等十几个人就在这里办起了《烈火》小报。老董负总责，老徐主编，我负责内勤，吃住都在大院里。

为了配合形势，我们创刊的《烈火》小报由大家撰稿，我每天负责排版，并用铁笔、钢板、蜡纸刻印出来，《烈火》二字是套版制的，红色、名人手笔，一日一期。小报内容大多是选编现成的资料，重点是中央领导和省领导理论性较强的讲话。一般都是当天清早定点销售，每份五分钱，有半小时几百份就都卖完了。此刊从1968年6月延续到9月，百日后就停刊了。之后，我们拿出积攒下的那点钱，吃了顿散班饭，照了一张离别像。

服从分配，到最基层去

1964年，我们入校时把全套的工作、组织、工资、档案关系都带到了学校，户口和副食也随同粮食供应一道转入了太原市。关于毕业后怎样分配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从哪来的回哪去。事情的发展，果然被大家言中了。

1968年底，省委下达分配文件，培训班和政治系调干全部回入校前所在地安排工作，并且授予本科学历。文件下发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教育下，曾经工作过几年、十几年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崇高的党性，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大家多数回到了基层，迈开了新的步伐，承担起党和人民交给的新的工作任务，谱写了历史的新篇章。

离我住省委党校，迄今已有五十年了。但往事如烟，记忆犹新。省委党校，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每逢有机会回到她的怀抱，我都不肯错过，每当回到母校，我都恋恋不舍。我衷心祝愿这座与共和国同龄的理论殿堂，为祖国、为时代、为人民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