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德宏

我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40多年，在工作中结交了许多朋友，有党内的，但多数是非中共人士。和这些朋友广泛联系，大大有助于做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这里记述的是我在从事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中，交友联络的几点回忆。

刘少白擅动“御笔”

溥仪“帝”索文娱券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我在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工作，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在晋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这次长达20多天的盛会。

华北地区的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住北京民族饭店，并编为一个讨论小组。我有幸与北京市的全国政协委员溥仪先生相处一段时间。这位末代皇帝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天下午小组讨论休息时，溥仪先生到门外转悠去了。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刘少白走到溥仪先生的桌边坐下，拿起溥仪的钢笔，在一张纸笺上写了一句话：“皇上，我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溥仪回来后他对溥仪恭敬地说：“禀皇上，臣今日擅动‘御笔，内容写的是对您的祝愿，望皇上造罪伐民。”

溥仪先生看了看纸笺上的字，扭头对刘笑着说：“要是在30年以前，朕当怒治你等顽民，至少也得训斥一番。如今你和我都解放了，自由自在地生活。今天是你动御笔当皇上，我做臣民尊旨照办，绝不违抗。您老也要多加保重身体呀！”

这虽是刘少白和溥仪先生说的几句玩笑话，但也可以看出溥仪对自己的要求是严谨的，看出党的改造政策在溥仪身上取得的成就。

一天下午快要散会时，溥仪向组长请假，说是第二天有接待任务。组长准假后，他又到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桌前打了招呼。第三天下午的讨论会他迟到了。中间休息时，在会议室外边我问溥仪：“外宾见了您都谈些什么？”他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他们什么都问，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有兴趣！他们问我过去当皇帝的情况，问我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的情况，问我现在每月工资收入多少？还问我的婚姻情况，连过去和现在的都问……他们问什么，我就如实地回答。”

溥仪沉思了片刻又说：“为了回答他们的提问，我做了很认真的思考，只怕回答得不合适。说实话，我现在比过去当皇帝时还忙。不过忙得愉快舒心，有了真正的自由，不像过去当皇帝那会儿老是受制于人，很不自在。这还得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呀！感谢党的政策！”

这次全国政协会议是和全国人大会议同时举行的，内容多，时间长，开了个跨年度的会，1965年的元旦是在北京过的。1964年12月30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联欢，我们京外工作人员提前半小时到会，以便照顾本小组的委员和年纪大的委员。我们到大会堂北门口时，看见周恩来总理已经在门厅内站着和几个委员谈论。稍后，进门的人多了，周总理走到大门口一一握手问好，喜笑颜开。当溥仪先生进大门时，周总理不但前走两步与他握手，而且问他身体能否支持得住，嘱咐他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了。然后我领溥仪步入大会堂入座。行进中我问溥仪的家庭生活和对这次会议的感受时，溥仪回答说：“我们家庭生活是幸福的，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才有今天！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真是当代的伟人！他们日理万机，整天忙碌，还经常过问我的事情。不但让我接待外宾，请我吃饭，还多次问我的婚姻状况和经济状况。共产党、毛主席对我太关照了，我一定做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好公民，为做好统战工作出力效劳！”

会议上文艺晚会节目很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轮流观看。当时大家最喜爱看的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时我们还承担一个小组或一个地区晚会文娱券的分发工作，每天总有人不在会上，有时还有机动票，就被有的委员或代表送给熟人去观看了。有一天轮到华北地区政协委员看《东方红》，本来有一张多余的票，当天下午就被我省一位人大代表要走了。晚上在北门过厅碰上了溥仪先生，他问有没有今晚多余的票，想接他夫人一起来观看，我说：“可惜你说得迟了一步，失掉了良机！”溥仪十分感慨而又幽默地说：“我这个人还是不会办事，心是诚的，脑子是笨的，手脚更笨。本来是件好事，我没办成！”我安慰他说：“这不是笨，主要是因为您总在专心致志地开会。回去说明情况，夫人会谅解的。以后有机动票，我们一定先记着您。”溥仪听后回答说：“那好啊，我得谢谢你们！”

一代人政策落实

两张继诗书有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非中共人士落实政策。当时我在省委统战部管理此项工作，后来调到山西省政协，又继续组织管理为各界人士落实统战政策的工作，前后达十多年。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非中共人士朋友，有不少人还经常往来，通信联系。

就以大我十多岁的黄定来说，可以说是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交的朋友之一。黄定是山西辛亥革命起义参与策划并以八十五标标统身份率部首先打进省政府的黄国梁的长子，解放后黄国梁任山西省第一届政协委员。黄定是中国戏曲学院退休教师、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民革中国戏曲学院支部主委、著名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先生的弟子和传人。全国落实政策会议在京召开后，他就找到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其父黄国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因墓区规划要求果园化，修整立碑，黄定夫妇均已退休，收入微薄，经济困难，望能照顾，并通过原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向省领导反映这一要求；二是夫妻在北京住房困难，黄在太原有私房，其妻家在北京也有私房，但在“文革”中被挤占了，因太原房产统一规划改建新区，黄又来函请求省政协能帮助将其父原住房拍几张照片以作纪念，并希望能在北京为其解决住房困难。前者经请示省委领导研究，给予补助3000元解决困难，后者经与北京市政协联系，又向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反映，为其在崇文门东大街六号楼分配了一套住房，太原私产房也给拍照十余张寄给本人，黄复信表示十分感激。

在办理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落实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而且交上了朋友，经常书信来往。黄在一次来信中说：“我们家虽系名门，但我们夫妻都经历了一度坎坷。值得庆幸的是晚年过上了安定生活。共产党既是父辈恩人，也是我辈亲人。吾父九泉有知，定当含笑相报！”黄还在信中将其二弟、四弟亡故情况，大妹居上海、四妹在兰州的情况，三妹、三弟在台北的情况以及他当时的个人思想等，向我们介绍。以后又将其赴台湾探视的情况以及应邀参加山西省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情况，以信函反映给省政协领导。1992年秋，黄赴台探亲返京后，将其亲友赠送的《台湾地区集团企业研究》和《大型企业排名》两册著作，转赠给山西省政协图书馆。endprint

我和黄定之间，不仅在工作往来中交上了朋友，而且在文化知识方面也进行过商讨。我从小喜读诗词，虽不擅于写作，但却喜欢收存。1992年我去苏州开会，在寒山寺看到有晚清张继手书盛唐张继《枫桥夜泊》诗碑，当时既不让拓片，又不准拍照，甚以为憾。1993年秋我趁北京开会之机，第三次去拜访黄定夫妇，看到他家客厅里悬挂着一幅装裱过的上述诗书的拓片，且甚精致。经询问才知，这是黄定与其妻张琳（即晚清张继之女）为保留其父手迹专门拓印的。当时我与黄定谈论了张继手书此诗的前因后果，有些情节搞不清楚，黄又通过与台、港有关人士取得可靠资料，我们才又进行研究，弄清了如下来龙去脉：

盛唐张继，擅长写景抒情，尤以五律、七绝上乘，他于唐肃宗至德年间所写的《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虽只28个字，却表达了诗人夜泊苏州枫桥旁，渔火霜钟，孤寂冷清，借诗消愁的心情，构成了一幅意境深远、情景交融的画卷。这首诗从而使苏州枫桥、寒山寺驰名中外，张继也由此确立了在唐代诗坛的地位。

晚清张继，1882年生，字溥泉，河北沧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系国民党元老之一。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国史馆馆长。1947年12月15日在南京逝世。张继对国民党党史与国史颇有研究，并擅长诗文与书法，其绝笔《枫桥夜泊》诗碑，现仍留苏州寒山寺保存。

苏州寒山寺以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而闻名于世。早年多有诗碑。最早为宋仁宗翰林学士王珪所书，明文徵明所书为第二块，清俞曲园所书为第三块。第一块、第二块因年代久远，早已无存。

解放战争时期，有学者吴湖帆认为，曲园书碑亦于战乱中损毁，便异想天开请主持国民党国史馆之张继重书《枫桥夜泊》诗，立碑寒山寺畔，同名同姓不同代，以留佳话。但吴与张素不相识，不便贸然相求，便托与张有交之友人濮一乘代办。然不久报载张继讣告，吴深悔这个想法行动迟了一些。约过半月，濮寄邮件给吴，展瞧惊喜，原来张已把诗碑写好，行书遒秀。诗后有跋：“余夙纂寒山寺胜迹，频年往来吴门，迄未一游。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惟余名实取恒久之义，非妄袭诗人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且附有濮的一信，略云：“张溥老今日劳瘁过甚，致迟至前三日始行书就，越一夕即作古人矣。此纸实其绝笔，史馆同人，欲予保留。继又因执事对于此纸，自具胜缘，自应将真迹寄呈，惟恳尊处于上石之后，仍将原纸寄还史馆，俾其保存，作为纪念。”吴即将该纸给苏州当时颇有名气之“刻碑圣手”黄怀觉，刻巨碑送寒山寺保存至今。据黄定、张琳回忆：张老先生在南京原载巷宅中书写时，有张琳、黄宝（黄定之三弟）和牟辰生（老先生的随从）三人在侧。证实无疑。这真是：盛唐晚清两张继，异朝别代诗书缘。

昔“今日无话可说”

今“痛哀通愿法师”

我和中国当代著名的杂文家、剧作家郑拾风先生有一段忘年交情。

拾风，1920年生于四川资中。1940年抗战时期投入新闻界，在江西、桂林、重庆做记者、编辑。1945年任《南京人报》总编辑。1946年6月24日，南京“下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在其杂文专栏发表“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字，以示抗议，被誉为中国杂文史上最短、最有力度的一篇杂文。解放后，历任上海《新闻日报》、《解放日报》副总编、评论员。

60年代开始，我经常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看到拾风先生的杂文，很感兴趣，几乎每文必读。深感其杂文语言朴素平凡，道理深刻，能反映群众心声。但我只读其文而不识其人。

1992年4月，我接待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兴率领的提案工作考察团一行12人，时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的拾风先生一同抵晋。我陪同他们到晋祠、五台山、大同等地参观考察。因拾风先生年龄大，又有心脏病，我们予以重点照顾。但拾风先生精神很好，一路谈笑风生。在五台山清凉寺休息时，周围有几个青年人议论通愿法师遭厄运的事情，硬把通愿法师说成是1946年在北平被美军施暴的女大学生。拾风先生听到后走过去指责他们说得不对，我也走过去解释，说明此案早已由新华社辟谣，但说服不了年轻人。他们硬说是看的文字材料。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通愿法师俗家姓翟，名尧臣，祖籍山东。其父翟文选为清末举人，袁世凯时当过议员，张作霖时供职奉天省省长。其母李淑华，东北人，毕业于黑龙江省双城师范学校。通愿法师1913年9月出生，1934年就读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经济系。日军侵占华北后，原指望在学业上功成名就的翟尧臣只好赋闲在家。其间，她常与家里一个信佛的女佣人去净莲寺听讲佛经。两年多后，她听完了《华严经》。27岁那年，她在慈舟法师膝下披剃出家，法号通愿，号妙华。

1956年，通愿法师与母亲移居五台山，先后在小茅蓬、五郎庙、南山寺度过了30年的安居生活。尽管经历了“文革”的种种磨难，她都坚守佛旨，奉行“三不主义”（终生不收徒弟，自己不著书立说，也不可为其立传），创建学戒道场，成为中国一代名尼，受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称赞和广大佛门弟子的尊崇。

想不到，1982年通愿法师却遭到一场厄运。先是社会上流传她就是1946年在北平被美军施暴的女大学生。其实，通愿法师早在这次事件前6年出家了。后来，太原一本杂志又在其《五台山游记》中介绍太平兴国寺（五郎庙）一文中，说什么“据说，解放前北京大学沈崇事件的沈崇也住在这里。”一时谣言四起，使得这位刻苦修行的名尼有口难辩，被迫离开五台山去了陕西。最后，还是政府出面干预，责成省宗教部门进行调查，委托新华社在《人民日报》辟谣，正了视听，解救了通愿法师。

想不到10年后，拾风先生又在五台山听到了如此邪说，他非常气愤，连连不断地说：“有些臭文人，可恶极了。”他让人找了一本《五台山研究》杂志，还要我寄当年事起风波和新华社辟谣的资料给他。并提议专门到尼姑聚居的普寿寺进行参观访问。回到宾馆，他连夜为《新民晚报》“世象杂谈”专栏写稿，以正视听。他说：“不容讳言，国人中确有人捕风捉影，造谣成性，而信谣、传谣者更多，特别是对‘名人隐私，弱女子 秘闻，最是津津乐道”，“此事说明，社会上某些人简直凌弱成性，甚至近乎残酷，说是国民劣根性之一，不算过分的。”他疾呼：“通愿圆寂了，火化了，流毒远未肃清。传者自传，信者自信。这些同胞啊！对大事、正经事漠不关心，但对这类富于‘刺激的花边新闻，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和劲道，可叹也夫！”文章发表后，他给我寄了剪报，并写信说“反响颇好”。他在另一封信中说：“我可以向你绝对负责地说，××至今仍在，家庭生活很圆满。……她的丈夫还是文化界有名气的人。”他表示写文章是要“杀一杀宣传单位那种追求‘轰动效应，毒化社会风气的坏作风”。endprint

拾风先生在同志之间是十分谦逊的。此后五年多，我们书信往来十多次。他大我十来岁，却以“弟”称，我则称他为“老”或“师”。我曾请他为我修改过一首短诗，他不仅改了两字，且复信说：“律诗规矩甚严，我也不精于此，只供参考。”1992年在五台山曾提到他起名一事，他说：“拾风这个笔名用了50年了。当初信手拈来，只求别与人同，并无深意。我向来写东西语不惊人，从来没想到以文训人。只是拾到点东西，抒发感想而已。”表现得十分谦逊。先生于1996年与世长辞，我听到噩耗，深悔相识太晚！

身在日本想北京

期盼中国更富强

1983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原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总统府参军长、驻日本国代表团团长、曾于1929年至1931年任过山西省主席的商震先生的日籍夫人安田作子偕其子商伟立，在翻译柯小薇陪同下，先后到太原、大同，内蒙及兰州、敦煌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她们乘火车首站到太原，根据中央、省有关部门安排，省委统战部派我和王先琦、任三货同志到车站迎接，并陪同其参观。在五天的参观和宴席、晚会、送行活动中，我发现她不仅会中文，而且说得相当好，有时候可不用翻译。

安田女士原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英文秘书，来访时已年近六旬。她在40年代末期商震先生退出政治舞台后，陪伴先生在东京度过了几十个春秋。

商震将军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人友好相处，在他的部队中，中共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他知而不咎，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在重庆时就相识，并建立了良好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落实了他在北京的房产，他十分感激。1974年9月他率子女来山西参观访问时，专程察看了在太原北肖墙的故居，并当场表示：“我不是来要房子的，这房子早已与我无关。只是几十年前这是我的故居，和孩子来拍个照，留作纪念，也顺便看看大家。”安田女士在参观、宴会中多次表示：“中央领导对我们全家十分关怀，不仅给我们发还了房产，而且批准商老故后归葬祖国。此后，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在北京居住几个月或者半年的。”她还说：“商老生前在心目中认为新中国是光明和美好的，中国共产党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是伟大的。”翻译柯小薇介绍说，安田对叶剑英委员长给予商震的关怀久铭肺腑，叶帅逝世后，她在日本遥祭英灵，后来到中国为丈夫祭扫事毕，赴新疆著名胜地天池为叶帅祈祷冥福。

商震先生辞世后，他们母子不但每年都要回北京生活一段时间，而且经常被邀请参加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诞辰的活动。她每次回到北京，都兴奋地对人说：“我又回到婆家了。”在玄中寺参观时她对陪同人员说：“我很爱中国，这也是我的国家呀！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我身在日本，心却想着北京。”宴席上，她对陪餐的领导人说：“我伴同商先生几十年，从他那里懂得了一个道理，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又有那么多的能人，这是很优越的条件，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中国是可以建设得更强大的。我从内心期盼中国更加强大起来，但这得靠奋斗才行！日本的经济发达就是拼着命干出来的！”

安田母子在游览太原市容时，对街上行人的穿着、面貌和迎泽大街的宽敞、建筑规划倍加赞赏。她借用商震的话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重新整治了国家，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商震对子女的教育是很严格的。在晚会休息厅，我曾问过商伟立的生活状况，他说他正在美国念大学，生活是独立的。此时，安田女士接上说：商先生一辈子对自己是严格的，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入下流场所。他对子女教育也很严格，从小就督促他们用功学习，灌输个人奋斗思想，也常向子女们讲他自己一生艰苦奋斗的历程。子女们年满18岁，即让他们自谋生路，不再供养。这已成为惯例，子女们也都能接受。伟立在一旁点头称是，翻译也十分赞许。

安田母子回京后，给我们寄来了照片，并表示太原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