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晖

“绝对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是坐牢八年的山西牺盟会领导人吕调元在狱中实践的“牺牲救国”诺言。他为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将被世人所铭记。

敌人的眼中钉

吕调元字乾初，于1908年11月25日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西坡崖村。13岁时从本县高小毕业考入太原成成中学，受高君宇等人的影响，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他从成成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在此期间，他积极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多次参加请愿斗争。1932年，他在一次街头宣传中，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铁窗里，他顽强不屈，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了薄一波等共产党员组织的狱中斗争。1934年，吕调元由薄一波介绍，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吕调元担任牺盟总会组织训练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后任牺盟会雁北中心区秘书。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前，牺盟总部撤到临汾，吕调元任总会组织部副部长，兼任随营抗日军政干部总校三大队教导员。1938年2月，山西成立了实际上由我党和牺盟会掌握控制的“民族革命青年团”，吕调元是常委之一。他与牛荫冠负责“民青”总团部的实际领导工作。1938年9月，阎锡山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吕调元根据党的指示，担任“青军团”政治部主任。“青军团”的学员大多数是在牺盟会“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号召下汇集起来的。为了把他们培养成抗日救国的骨干、山西军队的军政干部，吕调元精心选配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官。他亲自给学员讲授《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鼓励学员购买《解放》周刊等进步书刊。他把“青军团”由吉县带到晋西北的兴县，让“青军团”和一二○师三五八旅教导大队一起参加群众集会，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各种游艺活动。在往返兴县的途中，他带领学员专程路经陕北的延川、延长境内，让“青军团”亲眼目睹边区人民抗日、生产热情和民主生活气氛，使不少“青军团”成员对延安和边区产生了向往之情。“青军团”的政治干部和学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为了既能发挥党员的作用，又便于隐蔽，吕调元让党与非党政工干部一起参加了合法的“民青”组织。他以“民青”负责人的身份领导开展党的工作。

“青军团”中新旧势力的斗争非常激烈，吕调元总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站在进步势力一边，鼓励和支持政工干部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直至获胜。

吕调元依靠进步力量，利用合法身份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遭到阎锡山及其旧势力的排斥。1939年，阎锡山把吕调元调离“青军团”，同时撤换了大部分思想进步的教官和政工干部。

1939年9月，中共地下组织在牺盟总会建立了以牛荫冠为组长，吕调元、赵石宾为主要成员的核心领导小组。“十二月事变”发生后，吕调元同梁膺庸、胡熙庵、张力之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晋西事变的认识和态度》一文，深刻揭露了顽固分子对革命势力的暴力和挑衅，呼吁二战区军民团结抗战，“枪口都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瞄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将大部分党员和革命青年分批撤出阎锡山统治下的秋林（今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秋林镇），送往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组织总会的大部分同志撤离秋林时，吕调元对牛荫冠、刘岱峰说：“你们去吧，我留下。我在这里顶着。”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吕调元则继续留在牺盟总部同顽固势力坚持斗争。

秋林的斗争形势日趋紧张，顽固头子梁化之收缴了牺盟总部警卫连的枪支，查封了电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吕调元拟订了一个撤离计划，决定“青军团”炮工大队教导员叶笃诚、刘展等几个同志在晚上熄灯后，逃出秋林虎啸沟，在上胡芦村的路上等待骑兵接应。不料这个行动计划被“民青”中的叛徒任朝逢、张英等向顽固派头子王靖国告密。王靖国即命这两个人佯称受不了同志会的打击迫害，要投奔延安，骗取了吕调元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靖国。王靖国又把信转交给阎锡山。阎锡山即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逮捕了吕调元。

狱中坚持斗争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哀叹自己“耍了一辈子蛇，反叫蛇咬了一口”。他对牺盟会干部恨之入骨。吕调元被捕后，阎锡山当局用尽一切伎俩和百般酷刑企图使他屈服，但吕调元始终坚贞不屈，铁骨铮铮。

吕调元被关押在秋林镇南河边东兴集一个潮湿黑暗的土窑里，敌人给他戴了一副几十斤重的铁镣，用各种酷刑摧残他的身体。由于带着铁镣，睡觉无法脱衣服，他浑身长满了虱子。但吕调元忍着痛痒，仍谈笑风生，还常常吟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抒发豪情：

监狱是我家，

镣铐作玩耍，

拼我头颅血，

浇开革命花。

一次次严刑拷打，一天天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生活环境里，吃的是发霉的食物，使他身染重病，高烧昏厥十几天，水米不进。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敌人才将他的铁镣卸下。同狱的难友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就连看守人员也暗暗赞叹他：“真是条铁打的汉子。”

1940年夏，吕调元被解送到宪兵司令部侦缉队。他每天坚持在狱中阅读报纸，并向难友们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报道，鼓舞大家的斗志。当他发现有些青年难友悲观失望时，就向他们宣讲“坐监也是革命”的思想。他告诉大家，我们为抗战而坐监，并不孤立，顽固分子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他向难友们讲述列宁、斯大林等共产党人在监狱里的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斗志。他说：“坐监可以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只有在战场上、刑场上才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气节！”他在狱中启迪难友们树立革命到底的信念，领导难友们秘密进行斗争，鼓励同狱的犯人出狱后参加革命队伍。他说，政治犯坐牢就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劝大家抓紧时间学习。他鼓励难友们保持革命的“本钱”，向他们讲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启发难友们锻炼身体。每当放风时，他抓紧时间快速行走，即使上厕所，也乘机伸伸腰，踢踢腿，活动一下筋骨，用身体力行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家。endprint

吕调元对难友们关怀备至，和他们亲如手足。他入狱后，牺盟总部“黄河书店”的同志经常给他送食物和生活用品。他便把这些东西分给难友们。有的难友病了，他千方百计托人买药医治，还亲自为他们熬药，并且鼓励大家：“不要倒下去，要站起来向前走。”他还时刻不忘争取敌方人员。他说：“革命者像一盆火，放在哪里，热在哪里！共产党人又像一盏灯，点在哪里，亮在哪里！”“要相信人总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看守也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有机会，他就向看守人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思想觉悟，鼓励他们弃暗投明。大多数看守的家乡在沦陷区，家破人亡，为了谋生才当了看守。在吕调元的感召下，看守逐渐对“犯人”们放松了管理。有的还帮助吕调元他们秘密传递报纸、信件，同外界党组织联系。

壮烈牺牲

我党曾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吕调元，但阎锡山拒不释放。他把吕调元作为同我党进行斗争的人质。

1941年夏天，名义上是国民党督察专员，实际上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胡梅亭去重庆路经克难坡，曾在国民党上层多方活动，通过梁化之等人向阎锡山提议保吕调元出狱就医。梁化之却说，乾初的问题和晋西事变有关，事变的内幕他是知道的，他应交待清楚，立功赎罪。阎锡山的敌工团长杨贞吉说：“乾初应先交待清楚共产党是怎样策动晋西事变的，讲清楚这个问题，恢复他的自由就好说了。”对此，吕调元多次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绝对不能以原则换取自由。”“如果卑躬屈膝，损害革命利益，换取个人自由，出狱以后在政治上也就成了一个死人。与其出去当个死人，倒不如我就死在这里。”

1945年冬天，吕调元的父亲吕鸣鸾迎着酷寒，冒着飞雪来到太原。他找到梁化之说：“调元扣押多年，体弱多病，请准予保外就医。”

狡猾的梁化之以为有机可乘，就对吕鸣鸾说：“放乾初并不难，只要写出一个东西，认罪自首，和我共事。”

吕鸣鸾见了儿子泣不成声，他将梁化之的意思告诉了儿子，但吕调元坚定地说：“我在牺盟会一贯主张抗日救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对国家、对山西人民无罪。我无过可悔！您老人家应该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骄傲，不应该为儿坐牢悲伤。您回家后要好好保重身体，胜利就在眼前！”

1946年春，根据重庆谈判协议，我军驻太原军调处执行小组代表多次要求释放被囚禁多年的吕调元，但都遭到阎锡山政府拒绝。驻太原军调处的我方代表再次找到梁化之，要求会见吕调元。梁化之仍推说必须经过阎锡山的批准。我方代表又找到阎锡山，阎锡山竟诡称：“乾初早已暴病死亡。”然后立即“手谕”梁化之，将吕调元处死，要尸体完整，还得有医生签字证明是“暴病医治无效死亡。”当阎锡山的“手谕”转给看守吕调元的队长和警察长时，他们为了推卸罪责，便把“手谕”交给吕调元看。吕调元看完后，面不改色，泰然处之。他向看守们要来纸和笔，奋笔写下《告山西人民书》、《致梁化之的一封公开信》。

当夜，满天的乌云扑向大地。罪恶的敌人以治感冒为名，给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吕调元打了毒针。一个革命的忠魂消逝了，但他在人民心中得到永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