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近代变迁中内陆士绅的蜕变困境
——以山西士绅刘大鹏为例

李 强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关于士绅阶层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发生蜕变的历史现象，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对内陆士绅在近代化变革时期，其思想观念转变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山西士绅刘大鹏在面临近代变革的冲击与挑战时，展现出对近代变革的困顿与对传统儒学的坚守。这一历史情形为后人深入了解近代变迁中的内陆士绅群体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士绅； 近代变迁； 刘大鹏； 儒学

传统中国社会里，士子习读儒家经典并奉儒学为立身之道。清末民初，在传统中国社会经历着近代化变革之时，内陆士绅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挑战。与口岸士绅的近代化转型相比，内陆士绅在应对近代社会变迁时展现出了其不同的一面。山西士绅刘大鹏，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社会，感受着因政局动荡与新旧文化更替而造成的世风与士风丕变，陷于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冲突之中。然而，就是在这一自身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强烈的震动与冲击的情况下，刘大鹏却矢志不渝的坚守着传统儒家思想，这反映出一个内陆士绅身处近代变迁社会中的困顿与坚守。

一、刘大鹏对儒学的崇信

刘大鹏九岁入学，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自幼习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其私塾先生刘丽中先授以《孝经》、《朱子》、《小学》等与道德内涵有关的经书，“勖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诸大端”，“严饬其行止威仪”，“既而授之《近思录》、《性理精义》、《理学宗传》，并先儒一切语录等书”。[1]652，653之后，刘大鹏开始习读《论语》等四书，以及其他为科考而准备的所有经书。在接下来的十五年时间里，他又背诵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传。至此，他已能够背诵所有这些经书了。[1]441-449,653[2](民国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蒋梦麟曾指出，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中找到立身处世的指针。蒋指出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对个人处事行为的重要影响。相比其他私塾先生强调科举考试技巧而言，刘丽中则强调儒家经典的道德和哲学内涵，更注重对儒学的阐释，他会用近期的时事和地方人物来解释何为君子，“并教之躬行实践，力戒浮华，平日所讲习者，无非修德励行，迁善，惟改过诸端”。当然，学生们也因此常常用所学的价值观念来评判自己和身边的一切。此时，刘大鹏领悟到应当按照自己记诵的古圣先贤教谕那样日常生活和处世为人，所学与所行应该一致。[1]651-653，407-411，457[2](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二五日，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确，依照刘大鹏自己的说法，对其一生影响最早、最大，也最直接的人便是这位启蒙先生刘丽中，他已成为刘大鹏一生学习的楷模，“童蒙之年，全藉师长曲为启迪，以扩知识而植根基。平日习闻师说，不知不觉自入于正，而远于邪。及长，知识大开，愈知师教正大，则敦品励行，迁善改过，不敢稍涉怠荒也。”[1]457由此，在业师的言传身教下，以及对儒家经典长期的记诵、研读中，刘大鹏形成了崇信儒学的价值观。

另一位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则是曾国藩。曾国藩既习读理学，也不排斥汉学，他对经史尤其重视，讲究实学。他的思想特点即崇奉理学，重视经世之学。在刘大鹏开始写日记不久，便开始习读二十年前己去世的曾国藩的家书了。刘大鹏非常敬仰他，并将曾国藩给子弟定下的修身规范抄录于日记首页。曾国藩告诫子弟在日常处事中要敬畏严肃，日省，早起，写日记须端楷，谨言，戒发怒，保身，夜不外出等。[3]第21册，家书卷三，10-11刘氏在读过曾国藩这些劝诫之后，他写日记再也没有出现之前偶有中断的情况，他还在日记里写下一些具体的行为准则：汝必用正楷书写；记录所有己身、己心和言语之恶；汝需终身写日记而不能间断。[2]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刘大鹏十分重视这些准则，也正是这些准则使日记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用日记来日省己身，修养己德，砥砺己心。也正是受曾国藩的影响，刘大鹏对自身的反省，促使他以明德至善的儒士风范生活，以免内心因有违礼法道德而自责不安。当然，读书仕进途中的挫折的确也让他感受到了身为儒士与专营举业之间的冲突。

1893年，农历十一月的一个夜晚，刘大鹏做了一个特别的梦，梦里他向一位“形容甚古，眉分八采，目有重瞳，耳大准隆，口方须紫，面肥色润，身体魁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害，年可六十余”的老者请教，“晚自为学以来，暴弃自甘，未尝修德，厉行改过，而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未请求。惟是饱食终日，虚度光阴而已。年已三十有七，德行一无所成，学业一无所成，思之大罹，悔念丛生。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希圣希贤，有志未逮，愿夫子俯以教我”。老者告知曰，“子欲学为圣贤，从事诚敬足矣，无庸他求。古圣先贤无一不是从诚敬来者。”[1]659这位形容尧舜般容貌的老者告诉他唯一重要的是“诚、敬”，而“诚、敬”正是儒家伦理体系的核心。刘大鹏为了纪念这对其颇有深意的离奇之梦，写了一篇有关此梦的传记，并以“梦醒子”为号，以示自警。这与其说是古圣先贤梦里要刘大鹏“诚、敬”，倒不如视为他对践履儒家思想的自我认同与内心强化。至此以后，他以此梦之启示来塑造心性，修养己德，刘大鹏彻底的成了儒学的忠实践履者。

二、身为遗民的困顿与坚守

国家鼎革，民国代清，清末众多口岸士子在国家近代化的进程中，投身近代西方工业文明，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融入到民国社会之中。然而，身处内陆的前朝士子却大多因地域阻隔与信息沟通不畅而远离近代工业文明，成为固守儒家思想的遗民，清末士人刘大鹏正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于刘大鹏遗民身份的界定而言，不仅要从朝代更替这一视角去认识，更应当着重从坚守儒学与传统社会近代化之间的冲突这一角度来理解。刘氏并非盲目地排斥近代西方文明，而是反对近代化过程中违背传统儒家思想的行事方式，及有悖于孔孟之道的社会秩序。刘大鹏一生对儒学的崇信与践履，这是其成为历史遗民重要特征。正如刘氏所言，“自幼所学者孔孟之道，迄今谨守之不敢一疎。当次之时，国家变法，设立学堂，停止科考，士皆舍孔孟之道而学洋夷之学，……，人弃而我不弃，此其志也”[4]153。无论是在清末社会变革时期对新政的反对，还是在民国时期对政府与社会的不满，都充分表达了一位虔诚于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内陆士绅对传统社会近代化的批判。

刘大鹏这样描述民国社会，“处此小人道长之时代，虽有悲天悯人之志，亦与世无补，悔莫及也。”[4]336即便身处清末，对于新政施行而给地方社会带来灾难，违背了“省刑罚、薄税赋，施仁政于民”儒家思想，刘大鹏对这一近代化政策也给予了强烈地批判，“新政之不善，人皆不敢言，间有言之者，辄指顽固党，重则加之以罪，摒弃不用，轻则被人指摘唾骂”。“此皆由办理新政人员只顾贪利不恤民困之故耳。予是以恒见恶于维新之人也。”更有甚之，刘氏将推行新政描述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势”[4]128，242，209。由此可见刘氏对近代化破坏孔孟之道之事的极端憎恶。

刘大鹏把自己看作维护儒家道义的呐喊者。辛亥革命之后，他说：“予于时事大不相宜。人皆维新，我独守旧。人皆破坏纲常，我独维持伦理。人皆争求仕宦，我独甘为遗逸，此所以与世相违，踽踽独行也。”[2](民国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民国建立，国家抛弃儒学为正宗，祭孔之礼也被废止，刘大鹏看到这一幕不禁悲从心中生，“(民国二年)世乱以来新党不信鬼神，……。遂将一切祭祀全行罢止，即孔庙圣贤亦无一块冷肉之可享，于今二年矣。”然而，当看到与儒学复兴有所关联的迹象发生时，刘大鹏对此表达了极大的欣喜与安慰，“(民国八年)晋省官吏现又尊崇孔圣，……，有太牢少牢之祭品”，刘氏颇有感慨，“呜呼！孔子之道，濒于废弃者，业经数载，祭祀不举行者亦屡矣，今何幸有此举也……”。在刘大鹏看来，只有遵从儒学道义才有可能拯救“乱世”，“学术为天下第一要务，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风俗必坏；风俗既坏，天下有不乱者乎？历代帝王所以崇儒重道，日求学术之明也”；也只有“旧儒”才能拯救黎民苍生，“新知事任丽田于昨日初夜入城，今朝接篆视事后，即诣各庙拈香行跪礼拜礼，仍是旧官僚之行为也。……，由庚子、辛午并科举人出身，非新派一流人，可望其布泽于民也。”[4]178，282，74，249

其实刘大鹏很清楚，“时局之变”无法阻挡。身为孔孟之道的践履者，他也会时常流露困顿于这个变革时代的痛苦情绪。儒家讲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刘氏在其日记中展现出强烈的隐士情结，“……但当乱事，贤才必潜身草野，不为叛逆作爪牙耳，今之出而仕者，非痞棍恶徒即无廉无耻之辈”。“时政乱国危，是非莫不颠倒，皂白莫不混淆，君子皆退藏山村，小人显耀于要□，群黎百姓不堪政界之暴虐，如水益深火益热，望谁出而拯救斯民耶？”[4]188，325这有暗指刘氏自己之意，当然也有他对现实的无奈之感。刘大鹏深知，生不逢时，不能弘道，只要能“独善其身”，也算得上是贤者、君子或仁人。当他面对数次就任公职的机会时，都极力辞谢，即便是应允担任地方公职也是“若峻辞不往势必失邑人之望，……，予恐众怒难犯，……，众又言君若不允必起风潮，予不得已而应允”。[4]176

刘大鹏不但对自己身处民国“遭此乱世”表达出“怀古之心”，而且对于他人出世遁隐的“义举”也表达了自己的赞叹。当回忆起好友刘仲经弃权不做民国官员之事时，刘大鹏以梦中他人之口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好友的支持，“仲经在甘肃做官，一致民国，即弃官而归，悠游桑梓，可谓守正不阿者矣。当此之时，名曰民国，实则专制益甚，盖无爱民之官而民日不聊生也，曷不出而拯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乎？”[4]444，445就刘大鹏而言，充分体现他遗民情结的事情当属“旧历与新年”这一冲突。自民国成立之后，以民国纪年，改行公历。然而刘氏却对此事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民国二年时，虽然他很清楚“自变乱以来，一切新党竞袭洋夷之皮毛，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改阴历为阳历，……，新党虽推倒大清夺其政柄，号令天下”[4]175，但却在自己的日记中仍以“大清宣统五年”纪年。而且他认为自己并不孤单，觉得周围的乡邻与他抱有同样“追思旧岁、怀念故国”的遗民情结。“民国四年以甲寅十一月十六日为岁首，而民皆不遵，仍行旧历，……，闾阎黎庶祗知今日为乙卯年之元旦，安知为阳历之二月十四号乎？”。这与其说是闾阎黎庶的不知情，倒不如说是刘大鹏借众人之词以表达自己的守旧之心思。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何时为新年的认同问题上，刘氏愈加表现出遗老心态，“今日为阳历民国二十年一月一日，系属新年之元旦，各衙署人员莫不庆贺新年，惟草野之人民不遵阳历，……，则民心之不顺于此可见其一端矣”。“阳历之元旦，只是官厅贺节放假，而民间非特不贺，抑且不知新年之元旦，莫不置若罔闻。……，於此于民心不以阳历为是也。民不遵行阳历，即不倾心于民国，民国于十七年又变为党国，于今三年，仍勒令百姓遵行阳历，而民依旧不遵，可见阳历之不适于民意也”。“民心之不顺”，以及“阳历之不适于民意也”，这与其说是不适于民意，毋宁说是不适于刘氏之意。他借民意之口吐露自己“怀古守旧”的情怀，隐含对抛弃儒学道义的民国政府不满，这与他一贯秉持的儒家价值观有着必然的联系。终于，在经历了长期自我认同上的思想意识困顿之后，刘大鹏坚定了自己身为前朝遗老的认同，直言对民国的愤恨，“予本清代遗民，国变之后，伏处畎亩，度此余生，于今年二十年矣。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种种事件，无一不违本心，积愤积恨。”[4]204，418，420，431

清亡之后，刘大鹏表现出对新历法的强烈抵制心态和隐士情绪。这不仅是守旧的心理性和对隐逸传统的延续，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他的遗民心态，原因在于“颁正朔”与“不食周粟”的遗民之志，对传统儒士而言乃大是大非之所在。

对刘大鹏而言，坚守儒家思想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辛亥革命之后，太原县亦动乱不安，一日当他在街上行走时，被人抓住强行剪掉了辫子。刘大鹏对此极其的愤懑，“恨贼为乱难当，莫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为此生之大憾”，以至于在顶着巨大压力之下，待重新蓄好辫子才就任新成立的太原县议会议长一职。[4]176，181民国建立，刘大鹏依旧穿戴上举人的瓜皮帽庆祝新年，“不从逆贼之服饰”。[2](民国三年正月初一日)即便是崇儒重道的时代虽已远去多年，刘氏却依然保持着身为儒士的生活习惯，“(民国二十一年)初晨，予在剧场，遍地皆有纸烟之包，皮上有字。因拾之归，遵古‘敬惜字纸’之遗训”[4]456。在乡邻们看来这样的行为是迂腐，而在刘氏自己看来那是心寻圣贤的安慰，是谨守儒道的应有之举。

三、结语

自清末新政始，国家逐渐放弃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开始接纳近代西方工业文明。至辛亥革命之后，儒家思想在国家意志层面被彻底清除。作为与儒学体系紧密联系的传统士绅群体也在西学东渐的近代化变革中失去了生存的文化土壤，面临着如何回应、走向哪里的适变困惑。加之，在近代社会的动荡变迁时期，西方文明大多兴盛于那些被迫开放，处于列强势力范围内的口岸城镇及周边区域。内陆城镇因地域阻隔而远离近代化的场域，其地方社会的传统文化结构依旧坚固。因此，与口岸士子相比，长期习读儒学的内陆乡村士子彻底转变为新式文明下的近代国民显然具有很大的难度。即使有摇身一变从“顽固党”成为“文明人”的士绅，也是屈指可数。大多数的内陆士绅则都沉寂于地方社会之中，这一群体随着社会的变革而逐渐消失，而山西士绅刘大鹏便是这一群体中的一位。刘大鹏坚守儒家思想的案例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一大批传统内陆乡村士子的命运沉浮，他们何其不幸，以个体渺小的生命承受了新旧嬗变时代的近代变革之痛。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才为近代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史料与微观个案。

[1]刘大鹏.晋祠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手稿)(山西省图书馆藏).

[3]曾国藩.曾文正公集[M].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

[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TheTransformationDilemmaogtheInlandGentryintheModernTransformation——ACaseStudyofLiuDa-peng

LI Qiang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

There have been some academic studies about the history phenomenon that the class of gentry had a great transformation with modern social changes.The studies of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of these gentries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however,are still slightly less.Gentry Liu Dapeng,who lived in Shanxi Taiyuan,demonstrated the frustrations 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tick to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when he faced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of the modern changes.This history situation provides a typical case so that the later generation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gentry group in the modern changes.

gentry; modern changes; Liu Dapeng; Confucianism

2014-01-24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山西士绅研究——以刘大鹏为个案的考察”阶段性成果(CX2013B417)。

李 强，1983年生，男，山西长治人，硕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

K82

A

1671-9743(2014)03-004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