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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化现象与空间优化路径
——以邵阳市为例

2014-09-01

怀化学院学报 2014年3期
关键词:邵阳边缘化区域

邓 琦

(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城市边缘化现象与空间优化路径
——以邵阳市为例

邓 琦

(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城市边缘化主要出现在远离行政或经济中心的地理边缘区,这一现象在中国内陆的省际边界城市这一群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典型内陆边缘化城市——邵阳市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边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省域地位下降,域内城镇离心发展,人才外流,城市综合竞争力下降等。地理区位、交通条件、政府行为、市场机制和区域剥夺行为是形成边缘化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反边缘化的城市空间优化路径。

城市边缘化; 特征; 形成机制; 反边缘化; 空间优化路径

引言

城市边缘化是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系统的形态、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城市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行政地位等因素,遭受区域政治和经济不平等对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城市)的差距拉大,在区域中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降低,在城市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1]。城市边缘化现象通常发生在远离行政或经济中心的地理边缘区,特别是在中国内陆的省际边界区。研究边缘化城市这一群体的特征,探究其形成机制和空间优化路径,对于改善区域不平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城市边缘化特征

湖南省经济空间格局总体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结构,经济梯度差异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从地理位置看,邵阳地处湘中偏西南,东与衡阳为邻,南与永州和广西桂林接壤,西接怀化,北与娄底毗连,距离政治经济中心城市长沙220公里以上。从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看,邵阳处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外围区,湖南省的低经济梯度区,是行政边缘区和经济边缘区的叠加地带。

1.省域格局重构背景下城市地位下降

边缘化城市在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和职能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较低,往往被置于区域——城市系统中的底端和生产力布局的外围区。建国以来,由于远离京广铁路等区域交通主动脉,区位条件日益衰落,邵阳在省域内的地位持续下降。“十一五”期间,邵阳仍是湖南省发展的洼地,长期游离在3+5城市群、大湘西等重点开发区域的外围(图1),尽管邵阳被纳入大湘西开发范围,但在区域职能体系中的地位较低,规划更强调核心城市的发展[2],邵阳可获得的资源配置十分有限。区内具有区域战略价值的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少,仅有宝庆工业园,难以吸引外来资本和人才,在地区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及省域层面对邵阳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投入相对较少,处于国家政策和区域投资的“阴影区”,边缘化倾向凸显。

2.空间经济联系弱,边缘县市离心发展

在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邵阳呈现出中心城区规模偏小,首位度偏低,辐射范围窄,边缘县市离心发展的趋势。利用空间引力模式可测度各县市与中心城区的经济联系强度及经济联系隶属度。中心城区的范围包括大祥区、双清区和北塔区。

图1 湖南省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片来源:《湖南省3+5城市群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09—2030)

采用引力模型的经济联系强度模型表达式[4]如下:

经济联系隶属度计算公式:

表1 各县市对邵阳中心城区经济联系绝对量和经济联系隶属度

数据来源:《邵阳统计年鉴2013》和谷歌地图

从表1可见,市域内各县市对中心城区的绝对经济联系量为:新邵县与中心城区联系最为紧密,其次是邵东县、邵阳县和隆回,西南五县市对中心城区的经济联系强度均较弱。从九个县市与邵阳市区的经济隶属度来看,新邵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余县市均呈现较低的经济联系隶属度。这表明中心城区对周围县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弱,各县市对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接受程度低,市域各县市呈离心化发展和相互分割势态。中心城区与腹地内的二级城市仅存在纵向的行政管理关系,缺乏横向的经济联系。这是邵阳边缘化的主要特征。

3.城市化水平低,人才流失严重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4]。2012年邵阳城市化水平36.0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3.8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在省内排名持续最末,农村人口比重大,仍以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为主。

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比例可反映城市对于区域内部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吸引力,经济水平越发达,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越趋向于1或大于1,而在边缘化地区,这一比例会愈来愈小于1。邵阳年末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从2004年的0.898降至2012年的0.895,表明城市人口吸引力下降。人才外流严重是城市边缘化的主要表现。邵阳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从2004年的83 750人减少到2012年的72 914人,八年减少了10 836人,高素质劳动力外流现象显著。

4.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产业结构层次低

在一定地域内,经济增长缓慢,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中地位低,产业结构落后是城市边缘化的外在表现。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12年,邵阳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14个市州中排名第12位,财政总收入排名第10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排名最末,仅有湖南省平均水平的43.8%。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排名全省第13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省14个市州中排名第10位。从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邵阳三次产业结构为24.6:38.7:36.7,各产业构成较为平均,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与湖南省三次产业结构13.6:47.4:41.2的差距较大。木材加工、造纸及农副产品加工等传统工业占据工业主导地位,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第三产业以批发零售等生活性服务业为主,而信息服务、金融、科技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薄弱。产业结构呈现传统强而新兴弱的局面。

二、城市边缘化形成机制分析

1.低效的内部交通网络导致城市空间结构松散

快速高效的交通通道对于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信息交流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邵阳内部交通联系主要依托沪昆高速、二广高速、衡邵高速和207、320国道来实现,但受过境交通相对封闭的运行模式和低等级的国道影响,不能承担联系内部各县市的交通经济走廊大动脉的作用。境内缺乏高效的快速通道,城镇空间分布表现高度均匀状态[5],使得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流动性弱,各功能组团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域内市县更倾向区外离心发展,区域分工难以有效开展,导致城市整体实力弱化。

2.非均衡发展加剧马太效应

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开放和市场化程度、政府决策、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诸多因素中,政府在协调区域发展中的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是形成和扩大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6]。行政区政府在进行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发展规划时,都客观选择“优势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行政中心及周边地区得到率先发展,而外围区只能“依赖发展”或“不发展”,区域经济差距被人为拉大,几番循环积累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邵阳位于省级行政区边缘,距离长沙220公里以上,难以接受省会城市的辐射。省级政府在进行区域发展规划时,往往以省会城市长沙及邻近地区为主体,更多地考虑加强城市群内部生产一体化的发展,而很少顾及到邵阳。由于行政区边缘经济的作用[7],邵阳自我发展存在多重障碍,因而在下一轮的区域发展过程中,处于竞争劣势地位,而劣势地位又进一步强化了核心区的极化效应,从而使核心区越富裕,外围区越贫困[8]。在这种发展战略下,邵阳陷入马太效应困境,边缘化趋向加深。

3.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经济活动内在趋利性驱使

在区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城市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从而产生了地区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和比较利益[9]。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而人才、科技等软要素的作用则越发重要。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经济活动因其内在趋利性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驱动弱势地区的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流出,产业结构被迫低级化。省域核心长株潭三市科研院校多,投资环境优越,基础设施完善,高素质人才集中,经济活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受利益最大化驱使,向长株潭地区聚集,而邵阳因区位条件差,劳动力素质低,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优质要素难以从本地区获得最大利益,从而转向条件好的长株潭地区,致使城市无力升级产业结构,进而在区域垂直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逐步陷入边缘化境地。

4.区域剥夺行为导致弱势地区被迫边缘化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强势区域基于区域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在政府制定规则时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基于利益驱动和区域竞争关系,强势地区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等强制性手段,优化地区投资环境,不断吸纳先进技术、专业人才、资本、项目等优质要素进入本地区,成为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聚集高地[10,11],而弱势地区在区域市场中发言权较弱,只能被动遵守由强势地区操盘控制的区域政策,不得不面临优质要素的剥离[12],区域投资环境恶化,城市综合竞争力疲软,逐步被迫边缘化。邵阳市与长株潭核心区相比,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外商投资均处于落后状态(图2),地区筹资、融资困难,难以维持城市自身综合实力的提高。

图2 2012年长株潭和邵阳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邵阳统计年鉴2013》

三、反边缘化的城市空间优化路径

1.依托对外交通干道建设,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新格局

优化铁路网络结构,加快怀邵衡快速铁路的建设和娄邵铁路的改造,疏通邵阳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对外通道,并在重要交通节点上预留产业承载空间,培育新的增长极。争取政策支持,建设联接邵阳西南部的铁路延伸线,疏通境内“盲肠”。同时,抓住沪昆高铁设站邵阳的机遇,建设高铁片区,在产业关联、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等方面主动对接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峡西岸经济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结合现有及规划建设的高速公路,在中心城区外围建设由二广高速、沪昆高速和衡邵高速围合形成的三角形快速交通走廊,融入长株潭城市群,成为承东启西的重要节点。

2.构建内部快速交通联络线,强化区内联系

构建“内环+放射”的内部快速交通系统,增强各功能组团之间的联系,强化空间聚合力。依托207、320国道,建设一条联接新邵县酿溪镇和邵东县两市镇的快速干道,构筑中心城区与新邵县、邵东县的内环线;以邵阳中心城区为核心,依托沪昆高速、二广高速、衡邵高速建设联系隆回县、邵东县、新邵县、邵东县的高等级大外环;建设二广高速邵阳县段与洞新高速新宁段的延伸线,增建武冈至绥宁县、城步县的高速公路,形成放射状联络线,疏通东西部的联络通道。

3.发挥边缘效应,促进跨行政区联合发展

郭荣朝指出,边缘区具有相邻地域所共有的属性、强大的关联纽带作用与优质的生态位数量和质量,可产生超越各个地域单元功能叠加之和的关联增殖效益,即“边缘效应”[13]。处在行政区边界的城市是各种流的聚集地,发挥“边缘效应”能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格局。因此,邵阳的发展应重点深化在边缘地区“流动空间”的广度和深度,内部消化“边缘效应”,通过提高网络连接度来增强空间的接近性,弱化市际和省际间的行政壁垒,强化跨区联合发展。近期,可重点加强邵阳东部与娄底、冷水江之间的交通和产业联系,构筑娄邵冷城市群;沿沪昆高速、二广高速等区域重要交通干道建设城镇带和经济走廊,融入长株潭,辐射大湘西;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建设过境的张桂铁路和怀新高速到泉南高速延伸线,疏通与桂林地区的快速联络线,增强省际交流。

4.重构点轴式空间结构,东西分区差异式发展

邵阳空间结构松散,边缘县市与市区经济联系程度低,整体实力较弱。若只依靠外部资本扶持和政策倾斜,只能简单的“输血”,难以维持城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较小,城区范围窄,发展空间不足,难以独自承担辐射全区的增长极作用,可以中心城区为辐射核,沿G207、G320国道建设城镇密集带和产业发展轴,强化市区与新邵、邵东的联系,促进三地融城发展,构建以“三邵”为都市核心区,以隆回县、邵阳县为次中心的东部城市群。西部因受地形影响和交通阻隔,接受中心城区的辐射力弱,可培育武冈市为邵阳西南部的中心城市,以洞口、城步、绥宁、新宁四县为西南次中心,依托洞新高速和省道建设联接西部五县的经济发展轴。

四、结论

城市边缘化主要受外部竞争和内部实力的共同作用。区域之间首先是竞争关系,“互动交流,合作双赢”的良性关系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如果城市缺乏竞争能力,就很难吸引其他城市与之建立这种良性的区域关系。因此,邵阳应立足本地实际,积极培育城市内生发展能力,跳出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才能融入区域的宏观经济格局中,走出边缘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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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UrbanMarginalizationandtheSpatialOptimizingPaths——ACaseStudyofShaoyangofHunanProvince

DENG Qi

(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cienc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

Urban marginalization,which is best shown in the inland cities on the provincial border area,occurs mainly in the geographic fringe zone far fro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s.Taking Shaoyang,a typical inland edge city,for instance,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in feature is reflected on the declining status in the province,the centrifugal development of towns,the brain drain and the falling city competitiveness,etc.The author conclud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includes geographical location,traffic conditions,governmental behaviors,market mechanism and regional privation.The spatial optimizing paths for anti-marginalization are put forward.

urban margin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ti-marginalization; spatial optimizing paths

2013-12-30

邓 琦,1989年生,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生,研究城市与区域规划。

X22

A

1671-9743(2014)03-00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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