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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桃花扇》中阮大铖被过分丑化的方面及其原因

2014-08-15韩淑帆

戏剧之家 2014年12期
关键词:孔尚任东林桃花扇

韩淑帆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引 言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清代传奇的巅峰之作,与洪昇的《长生殿》并称为“南洪北孔”,晓谕中外。《桃花扇》中既写了侯方域与李香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又道出了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其中一项便是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权奸祸国。阮大铖在戏文中被冠上“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崔魏逆党”等骂名,被各方正义人士唾骂,人人欲诛之而后快。南明弘光王朝的早早灭亡也是因为阮大铖等权奸误国而导致,阮最终惹怒上苍,横死于仙霞岭上,不得善终。历史上阮大铖其人,的确不是特别光彩,但对比《桃花扇》来看,不难发现戏文中的阮大铖遭到了过分的丑化。下文将列出阮大铖在《桃花扇》中被过分丑化的部分,以及探究其被过分丑化的原因。

一、文本中的阮大铖与历史中的阮大铖的出入

《桃花扇》中第十四出阻奸中,阮大铖与马士英倡议迎立福王,“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只怕兵部史可法临时掣肘。今日修书相商,还恐不妥,故此昏夜叩门,与他细讲。”不料却吃了闭门羹。史可法原本也认为“况且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差。”但因侯方域列出了福王的三大罪和五不可立,因此史可法改变主意,拒绝了马、阮迎立福王之事。《桃花扇》第十五出迎驾中,阮大铖更是为了迎驾鞍前马后功不可没。《桃花扇》中的迎立福王之事,主要是由马士英阮大铖一手操办促成,但历史上弘光王朝的建立却不仅仅是这样。前面说到史可法拒绝了马阮的立福王的请求,但事实福王却是史可法与马士英一起迎立的。“侯方域《四忆堂诗集》卷五《哀辞九章·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扬诸军事史公可法》:‘……福邸承大统,伦次适允若,应机争须臾,乃就马相度。’关于这几句的诗意,贾开宗的注释说得更为明白:‘甲申燕京之变,公为南京兵部尚书,掌机务。时弘光以福邸当承大统,伦序无可易者。公以强藩在外,不即决,乃就凤阳总督马士英谋之,而拥立功尽归士英矣。’由此可见,主动倡议立福王者是史可法,而非马士英;此事是史可法主动与马士英商量,而非马士英主动与史可法商量。”这就证明了迎立福王这个昏君的事情史可法也有参与,并不能把罪过通通归咎于马士英,更无史料证明阮大铖在迎立福王这件事情上有过功劳。阮大铖在弘光王朝时期被重新起用也是因为掌权的马士英念在阮大铖曾经向复出的周延儒举荐当时还在带罪流放的自己的缘故,并不是因《桃花扇》中所说的“迎立之功”。

《桃花扇》第二十九出逮社、第三十出归山中,阮大铖将侯方域、陈定生、吴次尾逮捕入狱,并作了《蝗蝻录》,大肆搜捕东林、复社党人。侯方域的朋友苏昆山求救于左良玉,向他告知了南京朝廷的情况,此外袁继咸、黄澍也告诉了左良玉当时的两大案件“【小生气介】袁、黄二位盟弟,你看朝事如此,可不恨死人也。【外】不特此也。闻得旧妃童氏,跋涉寻来,马、阮不令收认;另藏私人,预备采选,要图椒房之亲,岂不可杀。【末】还有一件,崇祯太子,七载储君,讲官大臣,确有证据,今欲付之幽囚。人人共愤,皆思寸磔马、阮,以谢先帝。”左良玉闻之大怒,命人修起参本,痛数马、阮之罪“【前腔】朝廷上,用逆臣,公然弃妃囚嗣君。报仇翻案纷纷,正士皆逃遁。寻冶容,教艳品,卖官爵,笔难进。”并以此为借口发兵进讨,美其名曰“清君侧”。事实上,南明弘光王朝伪太子与弃妃这两大案件,当时就已经查清并记录在案。伪太子案发生于1644年十二月,一位酷似崇祯太子朱慈烺的少年出现在民间,1645年三月,经曾经在东宫担任教官的大学士王铎、刘正宗、李景廉等,及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辨认,确实不是真正的太子,而是一个叫王之明的人假冒的。童妃案发生在1645年初,一个童氏妇人自称为弘光帝的继妃,朱由崧当即否认,称继妃李氏已经殉难,童氏为假冒。《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将这两件在南明弘光王朝时期就已经水落石出的案件略加修改,归咎到了马、阮的头上,使马、阮担上了“弃妃囚嗣君”的罪责,如此一来,马、阮更是罪该万死、十恶不赦了,左良玉因此而发动的“清君侧”行动以及与马、阮不共戴天的复社党就带有了正义性和使命感。这是《桃花扇》作者过分苛责、丑化阮大铖的另一个表现。

此外,《桃花扇》中还有阮大铖在南明弘光王朝覆灭之际,携妻妾家私出逃时被流民剥衣打倒在地,其妇女财帛尽数被抢走的桥段,以及第四十出做了道士的张薇说阮大铖的结局是被山神、夜叉刺倒跌死在仙霞岭。这些也明显与事实不符,带有夸张、杜撰的色彩。孔尚任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给《桃花扇》一个大快人心、善恶终有报的结局。

二、作者孔尚任的主观意识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过分丑化阮大铖的首先一个原因便是《桃花扇》属于戏曲传奇,是要搬演于舞台之上的,其中有侯方域、李香君、史可法这样的正面人物,也就会有阮大铖、马士英这样的对立人物,这是出于戏曲搬演需要和作者孔尚任的主观判断,并非历史真实。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道出了南明灭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这里的权奸指的就是马士英和阮大铖,即是使得南明覆灭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区区几个权奸怎会使得偌大一个王朝覆灭,最主要的原因必然不会这么简单,除了强大的清军这个外因之外,“弘光朝的另一个致命因素——三大争,即党派之争、军阀之争、文官与军阀之争。”党派之争,从明朝时就冲突不断,牵连甚广,特别是晚明时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以赵南星、高攀龙等为首的东林党之间更是水火不容、纷争不断、党同伐异,加快了明朝倾覆的脚步。南明弘光朝时期,这种党争行为仍然保留下来,“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主要是以阮大铖为首的“阉党”(主要由勋贵集团和阉党残余组成)与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主要是文官集团)搞得竞争,双方围绕“选帝”“逆案”“顺案”“弘光三大案”展开一系列的争斗。”江南四镇军阀互相征战,内斗频繁。还有左良玉与马士英的矛盾冲突,左良玉的因为个人利益发起的“清君侧”行动,这些原因使得南明内部乌烟瘴气,人心不齐,外部国防力量弱小,以致清兵长驱直入,弘光王朝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像是一现的昙花一样匆匆消失湮灭。弘光朝灭亡的众多复杂的原因,不是仅以“权奸”二字便能概括的,而阮大铖只是这众多复杂原因中的一环而已。但孔尚任过分加罪于阮大铖,将他写为南明弘光朝隳圮的主要因素。然阮大铖也只是党派之争的一方,孔尚任之所以偏袒东林复社党,将罪责归咎于阮大铖等一方,是因为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五年七月曾到淮安、扬州一带参与治河工作,在淮扬治河时期,结识了不少明末的遗老,如杜濬、冒襄、余怀等,其中冒襄、余怀即是明末复社文人,孔尚任受到他们的影响,自然对东林-复社党有所偏袒,对阮大铖这个东林-复社党的“公敌”亦深恶痛绝。但是东林-复社党亦是朋党无疑,弘光王朝的三大案件,官方当时已经给与了答案,可是东林-复社党却跳出来反驳,借这些案件大做文章,于是便有了上面提到过的“弃妃囚嗣君”的罪名,以起到对阮大铖等“阉党残余”的打击,但东林-复社党这样做同样也沉重打击了刚刚建立的、根基不稳的南明弘光政权,引起了全国上下民众和各地军阀对弘光政权的不信任情绪,左良玉在北有清军压境的情况下领兵南下“清君侧”,加速了南明弘光朝的土崩瓦解。所以,东林-复社党在南明弘光王朝的倾覆上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桃花扇》中,复社文人被写成了一批爱国志士、痛恨奸邪、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而阮大铖则是与这些复社文人恰恰相反的肮脏人物,孔尚任在责任的归咎上的确有他的不客观之处。

三、以东林党为代表的一些文人的偏见

《桃花扇》中的杨龙友,与侯方域等复社文人、马、阮一党、甚至秦淮歌妓都过从甚密,也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可是杨龙友却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忌恨,也没有备受作者批判,而阮大铖却成了《桃花扇》中的反面典型。在上一段中已经说明,作者受到东林-复社文人的很大影响,以至于将他们对阮大铖的偏见看法带到了《桃花扇》中。而以东林-复社党为代表的一些文人对阮大铖的偏见,主要由于阮大铖投奔阉党、背叛东林党的种种行为。

阮大铖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进士,出身书香门第,“曾祖阮鄂,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伯祖阮自嵩,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沧州知州。祖父阮自崙,嘉靖辛酉(1561)举人。从祖阮自华,嗣父阮以鼎同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阮大铖早期也是东林党人,天启四年,当时吏科都给事中这一职位暂缺,按照次序,应该是阮大铖当选,阮大铖的同乡、东林党领袖左光斗也大力支持阮大铖,但是当时东林党的另一些领袖如赵南星、高攀龙等却想把这个职位给次序次于阮大铖的魏大忠,左光斗于是劝阮大铖让出吏科都给事中这一职位,去做工科都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和工科都给事中这两个职位虽然看起来相差寥寥,但在当时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工部是最末端的。阮大铖于是一怒之下投靠了东林党最大的仇敌——魏忠贤党,争取到了吏科都给事中这个本该属于他的职位,但是上任仅一个月后便请辞归家。崇祯二年,阉党倒台,阮大铖名列逆案,为“交结近侍又次等”,是阉党六等中的第五等,不能算作阉党中的重要人物,但是他却被东林-复社文人联合唾骂、仇恨,似乎阮大铖比魏忠贤崔呈秀等更罪大恶极,这便是阮大铖违背了义气的缘故。他先是东林党人,后投靠魏党,这种倒戈行为是儒家文人所痛恨的,东林党人受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忠、恕、孝等等的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对于阮大铖种种不义不信不忠的做法深恶痛绝,更何况阮大铖偏偏投靠了东林党最大的敌人阉党。尽管东林-复社文人本身也存在党同伐异的问题,没有做到儒家基本的“仁者爱人”,但是他们对于阮大铖这种背信弃义、首鼠两端、倒戈相向的做法更是十分鄙夷,于是将阮大铖视为思想品行极其低下恶劣之人,这显然是以东林-复社党为代表的一些文人以偏概全的偏见。

四、阮大铖的个人原因

虽然孔尚任在他的巨著《桃花扇》中有过分丑化阮大铖的部分,但客观来讲,《桃花扇》中所描绘的阮大铖的罪恶的确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历史上的阮大铖确实有不少污点。阮大铖的作为,给孔尚任提供了基本素材。

首先,阮大铖最大的污点就是阉党余孽,“阉儿璫子,阉儿璫子,那许你拜文宣。辱人贱行,玷庠序,愧班联。急将吾党鸣鼓传,攻之必远;屏荒服不与同州县,投豺虎只当闲猪犬。”(第三出 哄丁)“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也不过仗人势,狗一般。”(第四出 侦戏)这些复社文人的骂词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其次,阮大铖在南明弘光朝官复原职,也确实是凭借马士英提拔,但并不是如第十六出《设朝》中所说是因为迎立福王之功。第三,阮大铖当权之后,编做《蝗蝻录》,大兴党狱,大肆报复东林-复社党人,周镳、雷縯祚二人被杀,吴次尾死于狱中。和《桃花扇》中第三十三出所述相差不多。最后,阮大铖投降清朝,死于随着清军攻打仙霞关的路上。这点《桃花扇》第四十八出《入道》中也稍有点出,但是复社文人中也有很多人降清,并在清朝做了官。《桃花扇》主人公侯方域不仅降清,还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虽然只中了副榜。并且《桃花扇》这部传奇之作本身也是作于清康熙年间,所以对于阮大铖降清的行为并没有大加批判。阮大铖的确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因此,这是阮大铖之所以被过分丑化的个人原因。

结语

《桃花扇》是一部传奇巨著无疑,但是我们在品读它的时候也应该对其中与历史真实有出入的部分做出客观的认识。尽管阮大铖历史上几易其主,大搞政治投机,是小人中的小人,但是究其起因,清流文人恐怕也脱不了干系。《桃花扇》对阮大铖的描写也有过分失真之处,戏曲作品不是历史真相,读者品读之后,更应该了解并客观、正确地认识阮大铖其人,还其原本面目。

注释:

[1]孔尚任.桃花扇[M].山西:三晋出版社,2008.

[2]章培恒.<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J].复旦学报,2010.

[3]洪兵.南明那些事儿[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4]胡金望.在明末党争中宦海沉浮——阮大铖曲折复杂的人生四部曲[J].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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