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萌萌

（华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清代传奇名作《桃花扇》以明末名士侯方域与歌女李香君的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明朝末年的政治变幻，是一部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在清光绪兰雪堂刻本《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中除剧本外还收录了6篇孔尚任的自序。自序中说明了《桃花扇》创作的缘由、过程、主旨，描述了《桃花扇》在当时的传播情况以及他人的评价，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依据。

《桃花扇·小引》（下称小引）与《桃花扇·本末》（下称本末）中，孔尚任谈及《桃花扇》的创作情况时出现了一些矛盾［1］，对此学界早有关注。袁世硕先生曾据此对《小引》与《本末》的作者是否为孔尚任提出过质疑。袁先生认为《小引》与徐旭旦的《桃花扇题辞》两文极为相似，仅有少数几个字的差别，且徐旭旦与孔尚任在当时有所交集，徐旭旦如果硬将孔尚任的文章收录在“钱塘徐旭旦西冷著”的《世经堂初集》中，是不太合理的；其二，孔尚任未仕前的阅历不足以支撑他完成《桃花扇》的创作。因此，《小引》和《本末》并非为同一人所作［2］。但黄强、申玲燕的《徐旭旦〈世经堂初集〉抄袭之作述考》，却通过文献比对分析，以较为充分的理由论证了《小引》作者确为孔尚任［3］。朱耀宽在《纨扇几时染桃花——〈桃花扇〉成书年代异论》中根据《小引》中“一句一字，抉心呕成”，认为孔尚任未仕时《桃花扇》已经成书，《小引》与《本末》中关于《桃花扇》成书时间的矛盾之处，是孔尚任有意留给后人的“谜语”。其一，《小引》的创作时间是已卯三月，《本末》的成书时间是已卯六月，如若真是六月成书，按照常理三月孔尚任应在填词与易稿阶段，不会心血来潮在《小引》中称《桃花扇》早已“抉心呕成”；其二，《本末》中孔尚任提到其未仕时就已经通过秦光仪对弘光遗事了解得很详细，又“证以诸家稗记”，已经具备了创作《桃花扇》的见识与能力。因此，孔尚任未仕时已经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后续只不过是根据江陵的见闻再次进行增删和润色［4］。王亚楠的《〈桃花扇〉成书考论》则认为，《桃花扇》的创作情况，孔尚任未出仕时确实是“一句一字，抉心呕成”，但这并不能代表《桃花扇》那时已经成书。“呕成”表明孔尚任在未出仕前已对《桃花扇》有所修饰，而《本末》中的“画其轮廓”，只是他的自谦之词罢了［5］。蒋星煜先生认为孔尚任为《桃花扇》花费了很多心血，三易其稿才成书，即便是未仕时的初稿，也绝不止于只是“画其轮廓”而已［6］。笔者则认为《小引》与《本末》的矛盾，是由孔尚任创作心境的变化而导致的。

一、孔尚任对于仕途之路的心境变化

《桃花扇》的创作从孔尚任隐居石门山（约1678）开始，直至康熙已卯三月（1699）结束，历经20余年。期间，孔尚任从隐居到出仕再到淮扬治水，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交之人，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一切环境的更替无不影响着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

（一）盼望期

从孔尚任的著作中可见，孔尚任虽然有过隐居山林的经历，但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隐士。孔尚任作为孔子的第64代传人，自小便有着强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康熙十七年（1678），孔尚任因“补诸生未第”，未能顺利入仕，而萌生了隐居石门山读书的想法。孔尚任三十一岁入山，三十五岁出山，在此期间，尽管身居山中，却一直没有放弃入仕的想法［7］。入山之初，孔尚任就对石门山偏僻的地理位置产生过担忧，在《游石门山记》中写道：“地僻，贤豪不至，则赏识难。”［8］1897在与颜光敏的信札中，孔尚任对于仕途颇顺的颜光敏更是流露出艳羡之情。

前闻买花扬州，今知结夏西湖，到处有逢迎，省却腰缠之累，令人望跨下鹤，亦生健羡矣……弟近况支离可笑，尽典负郭田，纳一国子监生，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然亦无可告语者。［9］30

当时清朝实行捐纳制度，纳捐后可成为监生，监生经保举可补缺做官。尽管孔尚任认为自己的捐官行为是“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但事实上他还是纳捐了。从他捐监生这一举动，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尚任对于仕途之路的热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孔尚任对于自身所处的境地颇有不满。他对于自己的才华是十分自信的，不然不会说“则赏识难”，赏识的前提是才略，孔尚任未被康熙赏识以前，认为自己一直是处于怀才不遇的状态。这对于他《桃花扇》的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挣扎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孔尚任在祭孔大典上为皇帝讲经，获得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升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孔尚任正式入国子监成为博士。但他的抱负与理想似乎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从他的诗中可以窥见他出仕后的心路历程。《诗最》中《乙丑闱中拔闷》云：“茶叶分冷署，诗社聚闲官。”［9］44《中秋待月》云：“佳节豪华住帝都，闲官冷署自踟蹰。”［9］45孔尚任上任的第一年便抒发了对国子监博士这一“闲官”的不满。康熙二十四年（1686），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到淮扬治水，比起国子监博士的闲职，治水过程中的坎坷却使孔尚任更加苦不堪言。孔尚任并非不想治水，但无奈治水官员多次更替，工程进展缓慢，致使孔尚任一直碌碌无为，甚至陷入到贫困的境地。《湖海集》中有许多孔尚任治水时对于现状不满的表达，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读书坚道力，荣名愧毛皮。谁无封侯骨，显晦盖难期。闻君慷慨语，转侧终夜思。吾亦从军者，碌碌奚所为。”［10］孔尚任虽已入仕但依旧对生活感到不满。黄卓明在《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孔尚任从政期间所发的牢骚，不全是因为无法在政途上大展宏图，更为现实的原因是国子监博士一职未能给他带来期望中的名利［7］。笔者认为，孔尚任此时还处于一种“挣扎期”，他希望能做出一些政绩以便邀功，虽然现实困难重重，无法得偿所愿，但他依旧在努力尝试。

（三）倦怠期

1685—1689年孔尚任在淮扬以及金陵任职，这期间他与前朝遗民联系紧密，其中如冒襄（辟疆）、张怡（瑶星）、余怀（淡心），都与他的《桃花扇》创作产生了直接关联。尤其是冒辟疆为孔尚任提供了许多侯方域与李香君的交往细节。孔尚任对《桃花扇》的剧情发生地还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淮扬金陵一带的生活经历不仅使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时更有依据，同时也对孔尚任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尚任思想上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桃花扇》的最终面貌的呈现。

1690年，孔尚任回到北京，仍任国子监博士。从淮扬归来后，他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心思在官场上。他曾在《甲戌正月答仙裳先生寄怀原韵》中云：“吾将拂袖归，期翁同登岱。”［8］1371此时经由王士祯的引荐，他与词家顾贞观、曲家顾彩的交往愈发密切，主要的心力都放在了艺术创作上，1694年还与顾彩一起创作了《小忽雷》传奇。田雯（纶霞）升入刑部侍郎后，每次见到孔尚任都要索览《桃花扇》，从而大大加快了孔尚任的创作进度。在声律方面，王寿熙、丁继之等人也对孔尚任有很大的帮助。直至已卯年三月（1688）孔尚任撰写《小引》，再谈及《桃花扇》的创作情况，孔尚任便忆其“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

上述可见，孔尚任在出仕期间，对于做官一事从满怀期待到无奈、倦怠。其经历的人、事、物对于孔尚任来说都是不可控的，唯有在文学创作中方能尽情施展才华，以诉心中苦闷。

二、序文中孔尚任自述创作情况的矛盾

孔尚任在《小引》与《本末》中自述其在未仕时的创作情况，从文本上看有明显的矛盾之处：

盖予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

——《小引》

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又十余年，兴已阑矣。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予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已卯之六月也。

——《本末》

由上可见，《小引》与《本末》有两处矛盾：一是关于《桃花扇》成书时间的矛盾；二是孔尚任未仕时，《桃花扇》的创作情况究竟是“抉心呕成”还是“画其轮廓”的矛盾。《小引》中孔尚任说道：“盖予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即说孔尚任未出仕之前，隐居在石门山，广泛地收集前朝遗事，字斟句酌地完成了《桃花扇》的剧本创作，并为其配上了相应的音乐。而在《本末》中孔尚任自叙：“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孔尚任完全改变了在《小引》中的说法。他提到在未出仕以前，因为害怕自己的见闻不够广博，写作会违背信史，因此当时对于《桃花扇》仅仅是描画了大体轮廓，没有进行细致修改。

关于孔尚任未仕时《桃花扇》的创作情况，孔尚任为何在《小引》和《本末》中会有两种说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孔尚任的创作心境变化导致的。《小引》的撰写时间为1699年三月，而《本末》的撰写时间则不详。《本末》中多记载《桃花扇》问世以后的演出情况以及受到的评价。据王亚楠考证，《本末》的撰写时间大约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前后［5］。无论是《小引》还是《本末》，两篇序文对于未出仕时《桃花扇》创作情况的描述，都是作者1699或1706年对1684年以前《桃花扇》创作情况的回忆。既是主观回忆创作的“情况”，那么回忆的结果就必然与孔尚任1699年或1706年时的心境密切相关。

根据孔尚任隐居——出仕——罢官经历，笔者认为孔尚任在《小引》与《本末》中自述《桃花扇》创作情况的矛盾之处，并非是作者刻意留下的“悬案”，而是作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对过去进行回忆时，受到不同环境与心境的影响所致，从而出现了《小引》与《本末》中对于未仕时《桃花扇》创作情况的两种说辞。孔尚任1699年写《小引》前，将近十年持续地结合自己在淮扬、金陵一带的任职、游历经历，对《桃花扇》进行修改。回忆未仕时《桃花扇》的创作情况，会不自觉地将近期字斟句酌的状态代入其中。《小引》中“一句一字，抉心呕成”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写作状态的描述，而不是对写作进度的描述。

孔尚任是一位才华横溢也自视颇高的孔子后代，在石门山隐居时就有着强烈的入仕意愿，本不得志，经圣上钦点，从捐纳来的监生一跃成为国子监博士，引人艳羡。但好景不长，出仕后先是苦于闲官俸禄薄，后历经治水坎坷，生活上一度处于“谨留豆豉一味，共梅花嚼之”［9］79的境地。早在隐居石门山时，他就开始了《桃花扇》的创作，在官场上经历了从得意到失意，又恰逢结识了明末遗民，于是倾注全部心血对《桃花扇》进行仔细修饰。《小引》中提到“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已卯年（1699）三月，《桃花扇》尚未定稿，换言之，此时依然有修改空间，借读者评价不高本不是稀奇事。孔尚任此时正沉浸于官场失意之中，这种情绪不自觉地迁移到了艺术创作上，因此当外人不识“焦桐”时，孔尚任十分愤懑不平，这就与《本末》中对未出仕时《桃花扇》创作情况的描述大相径庭了。《小引》与《本末》的撰写中间相隔了将近八年，在此期间《桃花扇》剧本不仅被送进了皇宫，其在民间的演出也愈发频繁，广受喜爱。孔尚任本人则经历了接连升迁—罢官—返乡的历程。孔尚任虽然被罢官，但《桃花扇》的演出依然繁盛，赞誉颇多。孔尚任的心境也再次发生了变化。其一，《桃花扇》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孔尚任心中的“焦桐”情结淡化了；其二，罢官使孔尚任在仕途上几乎全然丧失了信心。当时孔尚任也为探寻罢官理由下了不少功夫，但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使得孔尚任对于仕途之路不再寄予期望；其三，即便失去官职，孔尚任在文艺界的地位已经稳固，其才华已被公众所知晓，再谈《桃花扇》的创作本末就更加坦然纯粹了。

综上所述，通过对《桃花扇》序文的重新解读，笔者认为造成“抉心呕成”与“画其轮廓”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孔尚任在撰写两篇序文时创作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桃花扇》作为一部意义深刻的作品，学界对其解读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核心观点其实大同小异。笔者认为，对于经典文本，应该要常看常新，兼用研究者的理性思维与读者的感性体验，重新审视与解读《桃花扇》，或许能够对孔尚任的创作有更为全面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