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丞博

（云南艺术学院 戏剧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很多戏剧学家认为：戏剧的本性在于戏剧情境。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姐妹》、《海鸥》等作品，并没有很强烈的外部冲突，却在剧中营造了巧妙的戏剧情境。规定情境的搭建，对戏剧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中，笔者将以曹禺先生的著名剧作《原野》为例，浅谈作品中规定情境的搭建。

规定情境包括如下几个要素：人物的生存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物行为和动作、戏剧事件。这些要素均对戏剧情节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笔者认为，《原野》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很大程度上讲，是规定情境搭建地巧妙。

一、人物所处的环境

环境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所营造的规定情境在好莱坞很多灾难片中尤为突出，例如《龙卷风》、《火山爆发》等。剧中人物处在危险区域，所有的行为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甚至阻碍。社会环境指人物所处的年代、文化、社会背景等，人之所以为人，除了个人属性外，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1《原野》中，主人公仇虎的复仇行动，便是他与当时社会的一种纠缠，矛盾。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的北方农村，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名党“统一思想”的年代，中国还处于军阀割据时期，在战争的摧残割据下，民不聊生，百姓生活水深火热。仇虎生长于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农民，自幼目睹地主欺压良善，心中充满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色彩。另一方面，父亲被焦阎王陷害，家中地没了，父亲被活埋，唯一的妹妹在窑中自尽，自己下了大狱，还被打折了一条腿……一连串的不幸竟全部降临到他的身上。黑暗的社会环境，营造了一个复仇特有的规定情境。出狱后，虽然焦阎王死了，复仇失去了对象，但上述种种不幸，致使他一步步走向深渊，无意中杀死了焦大星，害死了小黑子。

关于全剧的结尾，褒贬不一。很多戏剧工作者认为：仇虎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他杀了人不应该有反思和悔恨。很多导演在排演话剧时，为了突出仇虎复仇的英雄形象，也刻意淡化了仇虎杀人后的心灵震撼。这类评论很难说对与错，但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是有一定道理的。生存环境的不同，造成了戏剧人物性格的不同，从而导致戏剧情节的发展也不同。试想，如果仇虎生长于现代，家庭生活安逸，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上述不幸发生后，很可能不会用如此偏激的方式错杀无辜，甚至有可能宽恕仇人。

人物所处的环境，是规定情境的要素之一。不同的环境，搭建不同的规定情境，展开不同的戏剧情节。

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人物与社会中其他人的关系。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凡是人，都会与他人发生或亲或远的人物关系。人相对于身边的所有人，便构成了人物在剧中的情境。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人的规定情境。萨特说过：“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直接表现了人与人的相互影响，每个人都有可能改变他人的生活状态，亦或被他人改变。

上文中提到的单纯的“人物生活环境”虽然能构成情境，但不是全面的。戏剧性必须通过剧中一个个具体的人物表现出来。因此，人物关系是人物生存环境的具体化。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人物关系中，这些具体的，特殊的人物关系都会对人物的行动，动作产生影响。笔者认为，人物关系是戏剧情境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一个优秀的编剧，必须清楚知道需要构建怎样的既复杂又合理的人物关系，制造出丰富的戏剧性因素。

《原野》中构建的人物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正是这种看似复杂，却又合理的人物关系，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支撑点。焦阎王是仇虎的复仇对象，仇虎要杀焦阎王无可厚非。而焦阎王死了，俗话说“父债子还”，仇虎可以杀死焦大星完成复仇。但焦大星却是仇虎自幼的玩伴，心地善良，老实忠厚。仇虎不忍杀死发小，引发了纠结。另一方面，仇虎的恋人花金子，成为了焦大星的老婆，看着心上人嫁为他人妇，仇虎有苦说不出。把花金子抢回来，就必须杀死焦大星。而焦母是焦大星的母亲，中国自古讲究“好男不和女斗”，仇虎不可能杀焦母复仇，但焦母为了保护儿子，又不得不与仇虎周旋。最终，仇虎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杀死了焦大星，又巧妙地安排焦大星的儿子小黑子死于焦母之手，焦母疯了，仇虎也由善走向了恶。

由此可见，《原野》中每个人的存在都对他人产生影响，也被他人影响，从而引发了一场复仇的人性毁灭。试想，如果仇虎与焦大星自幼并不相识，或者关系一般，仇虎完全有理由杀死焦大星报仇，然后抢走花金子，二人亡命天涯。亦或焦阎王没死，仇虎便不用纠结于要不要杀焦大星，与焦阎王斗智斗勇，最终复仇成功，便成为了另一个精彩的复仇故事。再例如大家熟悉不过的《雷雨》。剧中周家，鲁家的人物关系更为复杂：鲁妈曾是周朴园抛弃的情人，二人共同生下了儿子周萍。鲁妈跳河自尽失败后，与鲁贵生下了四凤，四凤又去周公馆打工，爱上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周萍，周萍又与周朴园后来的妻子，即自己的后母繁漪有不正当关系……这样复杂的网状人物关系，牵一发，动全身。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关系，戏剧性便不存在，周萍可以和繁漪或四凤任何一人相爱，顶多就是一个三角恋，与现在的青春偶像剧类似。

当然，很多读者认为，《雷雨》和《原野》这样的人物关系过于戏剧化，换句话说，就是编剧的痕迹太重，剧中人物关系的安排过于巧合，因此对《雷雨》的评价没有对《日出》、《北京人》那么高。关于这个疑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物关系安排复杂，编剧痕迹太重；人物关系安排简单，又不具备戏剧性。这是一个很难给出答案的问题，只能靠编剧在创作时自己把握。

三、人物行为与动作

规定情境构成的第三个方面是人物的行为与动作。动作是人物在特有的情境中产生的，但也反作用于规定情境。

首先，上文中提到，由于“人物关系”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便导致剧中人物的行为与动作对人物产生影响，构成戏剧情境。2其次，剧中人前一个行为动作产生的后果，很可能构成自己下一个行为动作的前提。因此，人物过去的行为动作，便成了当下的规定情境。一部优秀的剧作，往往上一个行为的结束，是下一个行为的开启，环环相扣，连绵不断。

《原野》中，仇虎与花金子偷情，被焦母察觉，构成了后面一系列冲突。金子承认了，对焦大星说：“从我嫁到你家，就没过过一天人的日子。她（焦母）把我当成妖精，畜生。而你这个窝囊废，受气包，你就不配拥有金子这样的媳妇，我早晚是要和你散的。天底下再也没有比你们家更不是人呆的地方了！”此话一出，懦弱的焦大星无言以对，焦母气急败坏，让焦大星打金子。大星下不去手，焦母威胁大星，如果不打金子，她就一头撞死。焦大星缓缓举起皮鞭，这时，仇虎出现了。仇虎将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与焦母进行了一场冷战。再如，瞎了眼的焦母为了保护儿子，打算先下手为强，深夜摸到仇虎房中，以为睡在床上的是仇虎，举起铁拐杖，打了下去。这一打，不但没打死仇虎，反而打死了自己的孙子小黑子。悔恨，无奈，悲痛，让焦母疯了，带着侦缉队像鬼魂一样寻找仇虎。

仇虎与花金子偷情，花金子怒斥焦大星，焦母要撞墙等一系列动作，都为仇虎的复仇营造了规定情境。看着心上人被打，仇虎不得不出现，开始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果没有上述的一系列动作，仇虎或许还不会在此出现，与焦母对峙。再如《雷雨》中，周朴园逼繁漪喝药，繁漪不喝，周朴园便让周萍下跪，“喝药”这一动作，强烈影响了繁漪，周萍等人。综上所述，花金子怒斥焦大星，便成了仇虎，焦母等人的规定情境。周朴园让繁漪喝药，成了周萍，繁漪等人的规定情境。

综上所述，人物之前的行动，极有可能对之后的行动产生影响，因此人物的行动也是戏剧情境的构成要素。

四、戏剧事件

笔者认为，在所有规定情境的要素中，戏剧事件与人物关系的构建一样重要。剧作家的思想，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传递出来的。剧中人物的行为动作，必然受到事件的影响。因此，事件便成为影响力最强的规定情境。作为编剧，在创作剧本时，时常有这样的经历：当剧中人物的行动遇到瓶颈，很难推动时，最为有效的方法便是在剧中放进一个新的事件。

戏剧面临新的事件时，无论人物，人物关系，人物心理，都会产生强烈的改变，如同在一个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石头，激起波澜万千。有新的事件，便有了新的规定情境。

《原野》中，焦母为了保护儿子，先下手为强，失手打死了小黑子。这一事件无疑为剧中人物增加了新的规定情境。仇虎杀死了焦大星，勉强能算“父债子还”，可刚出生的小黑子因他而死，让仇虎的内心受到严重冲击。此时，又出现了新的事件：侦缉队到来。仇虎带着花金子逃入黑森林，面对侦缉队与焦母的追捕，最终把金子推出了诡异森林，举刀自杀。他知道自己双手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不配拥有去追寻那个“铺满金子地”的权利。试想，如果焦母没有打死小黑子，仇虎或许还能为杀死焦大星找出借口，没有侦缉队的到来，仇虎也有可能带着金子一走了之，找寻“铺满金子”的地方。全剧中，所有事件环环相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一个戏剧事件，都成为戏剧进程强劲的推动力，不断营造出新的规定情境。

“规定情境”对于每一位戏剧人并不陌生，但“规定情境”在戏剧创作中的作用，并不容易透彻理解。笔者在剧本创作和课堂学习中，不断思考，不断感悟，结合名家剧作，对规定情境做出了几点认识。戏剧之所以区别于其它艺术，在于戏剧有着不一样的“戏剧精神”。戏剧活动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写照，戏剧人物亦是我们每个人的范式。只有通过不断学习，用心思考，才能不断提升个人对戏剧艺术的认识。

[1]吴卫民.戏剧本质新论[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3]蹇河沿.编剧的艺术[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