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青

内容摘要：十七年小说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塑造出了一系列特征鲜明的人物群体。本文以脸谱化叙事手法下塑造出来的具有形体怪诞特征的人物为对象，进一步解读其以异类因素集合的凝固群雕模式背后，民间对恶者的集体无意识认知，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下反面人物话语权力的缺失性和躯体预设性死亡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脸谱化 反面人物 怪诞性

人物是小说艺术的表现中心，“小说中人物的灵魂建构，是感情、理性与形象的融合物……它囊括了人类人性及其灵魂的所有历史积淀，也饱和着同时代人性及其灵魂的现实内容。”“所谓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并不是要求人物的人性及其灵魂在政治与道德上完美无缺，而是从审美意义上提出的要求。即使是丑恶的灵魂，经过审美观照与艺术处理，也可以构成美学意义上的完美灵魂，也就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灵魂。”[1]被研究者认为“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的复杂缠结”[2]的十七年小说，在特殊的政治境遇下，依然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正面人物、中间人物、落后人物、反面人物等。本文既以脸谱化叙事手法下塑造出来的具有形体怪诞特征的人物为对象，进一步解读其以异类因素集合的凝固群雕模式背后，民间对恶者的集体无意识认知，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对话语权力。

一.形体修辞的怪诞性

为了与十七年小说中形强体健、俊美豪爽的主流英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发挥更为彻底的“以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的叙事功能，十七年小说中反面人物的形体特征，已被进行极度地夸大和扭曲，脸谱化言说走向极端，呈现怪诞性。“怪诞本质上是不和谐的，依赖于某种冲突，即可表达一种深切的错位和异化感，可用作为讽刺之类目的服务的锐利武器。”[3]

如《林海雪原》中的许大马棒：“身高六尺开外，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头，扫帚眉，络腮胡子，大厚嘴唇”，呈野兽状，凶神恶煞之态；《苦菜花》中的吕锡铅长着一颗驴样的头颅，“那颗长长的头，上面大下面尖，和驴头的形状相仿佛”；《小城春秋》中的宋金鳄与猩猩有几分神似，“突出的眉棱骨盖过眼窝，嘴巴像挨过谁一拳，高高鼓起，鼻子偏又塌得那么突然，简直不像鼻子，像块肉丸子了。”《林海雪原》中的蝴蝶迷，“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她为了掩饰这伤心的缺陷，把前额上的那绺头发梳成了很长的头帘，一直盖到眉毛”，“还有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潭。牙被大烟熏的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敌后武工队》中的苟润田，形似狗，名呼狗，在鬼子身边，也表现出一副摇首讨喜的丑态，得到鬼子夸奖时“像得到主人扔给一块骨头的狗，高兴得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烈火金钢》中的鬼子小队长，“他的额头上有三道又深又长的皱纹，好像砍了三刀的伤痕，他的鼻子往上翻着，嘴唇撅出老长，嘴挺大，他要一叫喊，两边的嘴角子就要咧到耳朵根子上去。要是光看他的脑袋，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猪”。这些汉奸、土匪、叛徒、鬼子从形体上都表现为一种畸形、丑陋、扭曲、变形、脱离常规、猥琐、懦弱，是“某种畸形的，丑陋的，不成体统的东西”。[4]

“正/反面人物的美好/丑陋形态源自于民间善/恶、黑/白、光明/黑暗、天庭/地狱的两观念。在民间观念看来，所有善良的东西都是天神的化身，生命精华的凝聚；所有非善性的东西都是黑暗的使者、地狱的阎罗。”[5]美与善紧密相联，丑与恶互为依傍，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单思想扎根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并形成带有强烈心理隐喻的民族审美习惯，突出表现在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戏剧中则更为突出。戏剧中的人物带着脸谱一出场，观众便因其产生的鲜明的视觉效果而即刻便辨别出其善恶美丑。十七年文学中的这些恶人也如此，总归是丑陋的一种极致，要么五官不正，要么身体残疾，要么人兽混合，和人总隔着一层，而他们卑鄙恶劣的秉性就透过他们怪诞混稽的形体见诸于文本。脸谱化的虚构与想象，总是能瞬间唤起读者的道德伦理评判，从而满足他们对恶贬斥，对善张扬，对阶级敌人鞭挞的内在诉求。

二.话语权力的缺失性

福柯认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策略因素”。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隐藏着权力的运作痕迹。二元对立的权力双方，谁拥有话语就意味着拥有赢得权力的武器。在文学作品中，人物是否有资格说话，能说什么话，有多少话可以说成了衡量人物拥有多少权力的标准，与人物立场和身份相得益彰，成为人物所代表的群体是否能够取得权力争夺的胜利的一个极富寓意的暗示，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叙述手法，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规训手段。

十七年的小说中革命与反革命人物话语形态的分布状况特别明晰，以丑陋的外形出场的人物，在言语表达上也是支离破碎、零散缺失的。据有人初步统计，在《保卫延安》中，小说直接引用的人物对话达二千四百多处，其中正面英雄人物的对话达两千多处，反面人物只有一百多处，而且像英雄人物那样动辄五十字以上的大段说话是不存在的。《红岩》中敌人的对话已算较多，与正面人物的对话比例近半，但他们能说的大都简短而单一，而主流人物一次性超过五十字以上的说话多达一百多处，而且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作者是出于艺术上的生动性的考虑，人为地将英雄人物本来连贯性的说话分开来表达，否则大段的说话次数应该还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反面人物除了审问被逮捕的革命英雄人物是否是共产党，是否知道党的秘密时那几声概念化的呵斥，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机会说出带有政治意味的，表明自己政治立场或者选择政治道路的理由性的言语，而且正常人的生活言语也从来没有完整的在文本中出现过，偶尔有几句也不过是用来与他们污浊的思想相附合的粗言秽语，所谓“人”的语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单从这个层面的话语指向看，这些怪诞的反面人物连“人”的资格都没有，更没有资格与英雄进行直接性的话语交锋，所以在小说中他们与正面人物对峙辩论或争吵的场景特别少。

而与之相对的英雄人物则无可置疑的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不论是在“说”话的能力上，还是话语的“量”上，都能突显他们的中心地位。话语是英雄的专用武器，它的实现具有排斥和压制性，被允许陈述出来的话语，往往具有宣传和说服功能，强调着真实与正确；而被排斥和遮蔽的话语则被定位为虚假和错误的。可以言说的话语才有合理性，有变为真理而发挥指导意义的可能，无法言讲的易打入歪理邪说的营垒。有研究者认为，十七年小说对英雄人物话语的刻画根源于一种对新中国光荣的革命历史的急切的言说欲望，而这种言说欲望的背后藏着的是强大新中国的宣言动机：新中国是强大的，这是由其光荣的革命历史天然决定着的。[6]无疑反面人物话语权力的被压制也是出于同样一种叙述机制：立场错误，行为恶劣的人，不仅应该获得丑陋畸形的外在讽刺，还应该剥夺其发言的话语权力，使之彻底成为一种干瘪的符号，一种注定被淘汰的工具，一种用来突出英雄人物的机械化陪衬。

三.躯体死亡的预设性

十七年小说中的形体丑角，以怪诞不经的恶者出现，对美进行践踏，对善良的人进行摧残与屠戮，能唤起读者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厌恶，引起人们的仇恨、警戒、拒斥，但是同时又能形成人们对其讽刺性的笑。为什么人们会对极端丑怪反常的形象发笑？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首先是因为怪诞的反常人物能引发一种对正常性的顿悟感、自信感，而这种顿悟和自信能使人产生快感，具体到小说中“怪诞丑角所唤起的共笑转向对恐惧霸权的征服，对伪善虚假的嘲弄，同时也包含着对创生一个新的更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渴望与肯定”。[7]其次，怪诞中的极端丑恶能引发人类本能的复仇快感和毁灭欲。丑恶的下场只能是必然的覆灭，形体丑角生命的终结不单是结束一个活着的个体而是他们所代表的一种势力，一种红色革命政权安身扎根前必然铲除的黑暗与阻碍，善将战胜恶，正义消灭邪恶，在这样一种预知的前提下，读者尽可以享受反面人物充分被丑化的快意，欣赏他们各种滑稽可笑的表演，期待着他们最终走向死亡。而创作者的叙述机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是相契合的，怪诞丑陋的反面人物从出场开始就注定了要以死来结束他们制造出来的血腥与恐怖，以死来偿还他们犯下的罪恶，以死来求证光明降临的合理与必然性。然而即便是死，也并不是纯粹的感性身体的自然死亡，而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8]形体丑陋罪大恶极者的死不可能戴着光环，带着新生的意义，他们的预设死亡带着惩戒的意味，死亡的场面不仅没有回避遮掩，甚至特写着血腥与残忍。如《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刀劈蝴蝶迷的情景：“‘蝴蝶迷看刀！随着喊声，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地劈成两片，肝肠五脏臭烘烘地流了遍地。”动物化的反革命者，不仅外形丑陋异常，连肝肠内脏也是“臭烘烘”的，中国人的形象叙事由表及里，走向一种描写的彻底性。这种敌我搏杀的场景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派生物，不如说是人对兽的击灭。

一个人用一种残酷的方式肢解另一个人本是血腥而显得暴虐的，但当武力的施加者是在一种旗帜鲜明的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暴力行为的，那就自当别论——《共产党宣言》中讲“共产党人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的。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9]意识形态化的死亡话语，对不同阵营的人物的死亡进行了先验的定位和伏笔，对代表不同历史方向的个体奠下了崇高与卑劣、英勇壮烈与灰飞烟灭、光荣与耻辱的天壤之别，对这些个体生命的死亡言说“几乎成了划分他们所代表的历史发展是否必然，个人生活的正确与否，个体生命的有无意义，死亡价值的轻重不一等等的分水岭”。[10]在十七年小说中，死亡变成了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历史记忆的回忆与确认，历史意义的建构与认同，历史事件和历史生活在审美纬度上的观照与传达。

总之，十七年小说脸谱化叙事中的反面人物是类型化镜像中的凝固群雕，是简单的意念模版，有怪诞的形象，千篇一律的恶的个性，缺少的是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没有人物心理的开掘，但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典型的存在，他们的漫画式出场契合了民间对为恶者形体奇观化的潜在认知，符合了特定历史环境下政治宣传的需要，引发了大众仇恨，激发了人民对新中国得以成立的自豪感、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当他们代表的丑对美与善进行践踏和毁灭时，能使读者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使读者在鞭挞他们虚假、伪劣的品性时，又得到一种对美的同情与肯定，从而获得审美教育。

参考文献：

[1]赵俊贤，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人物形象系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会，1989：3

[2]吴秀明，论“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兼谈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J].文艺研究，2008（8）：15

[3]（英）菲利普·汤姆森，黎志煌译.怪诞[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29.

[4]（苏）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宪译.拉伯雷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0.

[5]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0.

[6]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93-94.

[7]李元广.美丑共存，庄谐共生[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4：25.

[8]毛泽东.为人民服务[R].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54.

[9]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M ].1997：62.

[10]施津菊.历史视野中的死亡叙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59.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