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英［安徽三联学院外语学院，合肥230601］

从《大人物盖茨比》看美国新亚当形象的变异

⊙吴正英［安徽三联学院外语学院，合肥230601］

文学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光有着自身内在的层次结构，而且观照着复杂的外部组合。形象的产生、发展、变异和模糊的流变过程都是内在和外在相互作用与影响而产生的结果。新亚当形象源自于美国清教徒的“天赋使命观”，即相信美国是新的伊甸园，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这一形象涌现于19世纪的美国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嬗变。论文主要结合菲茨杰拉德的《大人物盖茨比》展示新亚当形象的变异表现，分析新亚当形象嬗变的两个深层次原因——历史现实问题及作家的心灵冲击，借此提供一个文学形象生活本质的佐证。

新亚当美国梦嬗变历史现实心灵冲击

“新亚当”形象与“美国梦”“美国精神”同根同源，来自于北美殖民时期加尔文教派的“天赋使命观”，即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择的“新的耶路撒冷”，上帝将通过他的特殊选民——美国人来安排整个世界。他们活跃于19世纪的美国文学，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却发生嬗变，而后逐渐模糊甚至一度缺失的一类典型的人物形象。菲茨杰拉德通过《大人物盖茨比》中盖茨比的发迹与沉沦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新亚当形象的变异过程。

一、《大人物盖茨比》中新亚当形象变异的表现

《大人物盖茨比》是美国“爵士乐时代”的“迷惘一代”发言人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品，被一向以认真、严格著称的T·S艾略特视为“自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①。在这部作品中，盖茨比无疑是另一个变异了的美国新亚当。在其父亲所提供的《牛仔卡西迪》一书的最后空白页上，盖茨比端端正正地写着“作息时间表”，从这张让人徒生敬意的详细的时刻表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远大抱负、严于律己、自强不息的盖茨比，这也让我们不禁想起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我检查时间表”，可以说，这时的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用基督教的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本应成为美国又一新亚当的盖茨比却在其后的成长与追梦中发生了变异。盖茨比始终认为“他是上帝之子，他要为上帝的事业效劳，追求一种‘博大的、世俗的、虚饰的美’”③。为此，他有意将自己原来的姓名詹姆斯·盖兹改为杰伊·盖茨比，可惜，从他改名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一步步地畸变。理想在他的心中就是财富和爱情，为了追求财富，他不惜采用非法手段，贩卖私酒，而追求财富的目的是追求与富家小姐黛西的爱情。追求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不择手段的追求方式，以及爱情目标（黛西）的庸俗、堕落和虚空。为了能与上层社会的那些社会名流匹敌，他除了拥有一幢法国别墅式豪宅以外，还有专人给他从英国购买衣服，光衬衫就“一摞一摞像砖头一样码得十几层高”，他还有一辆像装甲车的汽车和一架水上飞机，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引起黛西的注意，盖茨比每逢周末就在其豪宅中宴饮宾客，他的轿车像公共汽车一般“从早上九点到深更半夜”接送一批批客人，而几乎所有的客人都是想来就来，有的甚至“上了汽车，汽车把他们拉到长岛，然后便不知怎么的到了盖茨比的家门口”，而“他们从来到走，压根儿没有见过盖茨比”。在充满“欢乐而空洞的笑声”的聚会中，请来的是全套乐器的大乐队，鸡尾酒是一巡又一巡地喝，香槟更是源源不断地送来。然而，所有的一切引来的不是客人们的称赞、羡慕和感谢，而是“那么多的窃窃私语”。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在那个时代，一夜暴富的穷小子想和那些因继承财产而富有的特权阶层平起平坐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铁丝网。小说中，汤姆·布坎南和黛西·布坎南正是这一特权阶层的代表，他们放浪形骸，成天无所事事，没有情操，没有思想，盲目而虚空，在他们身上显尽了奢华与传统道德的沦丧。与他们相比，盖茨比“至少用他的财富去追求一种‘美’，并竭尽全力去得到它”⑤。不像汤姆的自私卑鄙和残酷无情，也不如黛西的虚妄和卑怯，盖茨比拥有着年幼时的那份坚定信念，成年后对爱情的坚贞、忠诚，以及对朋友的无私和慷慨，正如尼克卡拉韦在书中所说：汤姆和黛西那一伙全放在一块儿都比不上盖茨比。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一点，盖茨比这一人物形象才与“美国亚当”沾上了边，成为美国文学史上又一个变异了的新亚当形象。

菲茨杰拉德一再强调，他的这本《大人物盖茨比》是一本诚实的书。的确，这部被誉为美国最优秀的十二部小说之一的《大人物盖茨比》不光是一部关于美国国情和美国文化历史的“寓言”，同样也是一部关于作者自己一生经历的“寓言”。从菲氏一生的求学、求爱、工作和生活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和他笔下的盖茨比一样，菲茨杰拉德年幼时就雄心勃勃，他曾严肃地对其好友说：“我想要成为当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⑥成年后，他应征入伍，爱上富家小姐，因贫穷而求爱遭到拒绝，退伍后决心去纽约挣大钱赢回心爱的人，事业（爱情）成功后沉溺于狂欢纵饮、穷奢极侈，最后悲惨而死。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菲氏本人亦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位嬗变了的美国亚当。他在小说中刻画人物心理时，尽情抒发着自己的爱与憎，将抒情与写人叙事巧妙地融汇在一起。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看来，就真实或者近乎真实而言，作者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他已经尽力使他的想象力诚实可信。”⑦

二、新亚当形象嬗变的主要因素

梁工先生在其《基督教文学》中指出：“随着19世纪的结束，现代主义如决堤之水汹涌到来，作家创作的重点转向对于绝望世界的叹息和反抗，人们更加技术性地反映人物内心意识的变化，更加注重对传统的形而上思维体系的反省。这使得‘新亚当’形象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中趋于模糊，只存在于薇拉·凯瑟、费茨杰拉德、塞林格等少数作家的作品中。”⑧为什么曾经占据几乎整个19世纪美国文学形象画廊的这批新亚当形象会发生如此变化，乃至几近退出文学舞台呢？这首先应当追究于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

（一）值得思考的历时现实问题

19世纪末期，美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18世纪欧洲理性时代启蒙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促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清了宇宙的机械性、规律性和可知性，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达尔文在其《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中明确指出“人是从比较不发达的机体进化而来的……低等动物在漫长的变异与遗传过程中，慢慢进化，最终形成具有思维能力以及道德能力的人类。”⑨其实，这是对传统神学和理想主义神学的全盘否定。传统神学认为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和设计师，人类是上帝最高级的创造物，既然上帝设计创造了人，人又是上帝创造物中最高级的，那么上帝对人类自然是关爱有加。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取消了人在自然界中“独尊”的地位，强调人只是动物进化过程的延续，人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着相同的起源。这样，就产生了抑郁、悲观的新自然哲学。在新自然哲学里，上帝不再是设计师和创造者，人类的命运也不再由万能的上帝来决定，而是由机械的、盲目的自然力量左右着。失去神性，而具有动物本性的人类简直就是上帝的玩偶，在茫茫宇宙中那么渺小、脆弱和无可奈何。科学的进步引发了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的变化，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的变化必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这是20世纪初美国文人们不得不面临的第一个主要问题。

在悲观抑郁的世界观面前，20世纪头几十年美国人又增添了一份空前的精神幻灭感，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民的影响。“战争使他们看到了曾令他们引以为荣的欧洲文明的破产，战争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妄本质使他们产生了欧洲文明该往何处去的困惑。”⑩于是，曾为他们父辈所推崇、恪守的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观念被无情地摧毁了，年轻的一代面临着旧的体制已经被摧毁，而新的体制又还未建立的令人窒息的真空，他们倍感迷惘、失望和孤独。他们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认为生活就是一切，而生活又是那么空虚和无意义，于是，整日沉溺于享乐，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意愿行事，竭力反叛传统道德，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战争对美国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创伤则更为深刻和持久，20年代的美国文人们将自己称为“迷惘的一代”，他们在作品里竞相表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传达一个个失去原来信仰，又不知何去何从的精神悲剧。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恐怕要算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了。弗洛伊德学说为当时人格失调提供了另一种诠释，即认为人格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性欲受到压抑。由于这种解释的误导，引起了美国二三十年代的人对性欲的普遍迷恋。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前的文学深深影响了弗洛伊德，而弗洛伊德则深深影响了20世纪文学。的确，美国20世纪的现代派文学从产生到流行，都与这一理论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杰克·伦敦的《大房屋里的小女人》《约翰·巴雷考恩》等都是在“力比多”、升华论和泛性论等观点的促使下写成的，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亦是以心理分析为主题，另外，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舍伍德·安德森的《多次结婚》等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说，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使作家获得了灵感、手段和工具，创造出了美国20世纪文学作品中最晦涩难懂的一部分。

“1890年以后的美国人目睹了从安全到不安全，从信仰到怀疑、从秩序到混乱的演变过程。”⑪这句话也许有些草率，但以上这些问题引起的美国社会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这也足以构成曾经盛行一世的新亚当形象发生嬗变的客观原因。

（二）作家的心灵冲击

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瓦·费·佩列韦尔泽夫在其《形象诗学原理》中，谈到艺术家与形象的关系时引道：“在小说创作或悲剧人物的塑造中，作者的体会和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当作家熟悉并理解这样或那样的激情时，他才能理解其他人的内心世界。”⑫接着，他又说：“在艺术家和他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共感的心理生理联系，他和形象有着共同的生命，形象就源自于他的生命，就像婴儿脱离母体一样，脱离作家的存在。”⑬新亚当形象的嬗变正是一系列残酷现实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心灵冲击的产物，是文人们体会和意识到社会的剧烈变革之后，与笔下人物形象的共感体现。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的一些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这一嬗变就已初露端倪。例如，在真正彻底撕去美国文学“斯文传统”的美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德莱塞的作品中，我们似乎能触摸到一点新亚当形象的影子，但瞬间就会消失殆尽。德莱塞虽然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但他父母那僵硬呆板的宗教规条使他甚为反感。他的贫穷家境、婚姻生活以及后来的工作经历都使他一次次陷入精神危机。深受生物宿命论及社会宿命论影响的他，认为人只是一种机制，本身没有任何重要性，人的存在只是一种必须，理想和奋斗都只是一种冲动而已。因而，他在作品中尖锐地嘲讽个人奋斗与个人意志的作用，在《嘉莉妹妹》中，原本单纯善良的嘉莉妹妹从乡下来到芝加哥，一次次遭遇后，上帝不存在了，绝对价值消失了，于是良心和道德也随之远去。《美国悲剧》中穷小子奋斗成功的梦想也被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生哲学所淹没。对于德莱塞本人来说，原本就已模糊的上帝也彻底消失了，占据他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以金钱和性欲为目的，以弱肉强食为特征的生物法则，正如他在其《谈我自己》中所认为“是社会而不是上帝才能给他提供一切机会，使他在这个大舞台上逐猎争雄”，而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战场，是供魔鬼出没的舞台”。⑭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美国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生本身就是典型的追求美国梦的一生，而他的作品也简直就是美国“新一代的传声筒”⑮。出身于富商家庭的菲茨杰拉德（后来家道中落）曾进入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读书，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但却没有做好功课”⑯，在笔耕不辍之后，他不仅赢得了心上人，而且在写作生涯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美国梦的象征。之后，他沉溺于物质享受，经济出现危机，随之家庭、事业双双陨落。从他最完美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无疑能看出作家本人的心迹。这部最典型的美国梦故事刻画了一个追梦人，一个变异了的新亚当形象。在这一“新亚当”身上，爱情成了他的宗教，物质追求等同于理想追求，在敢于追求梦想和实现梦想的背后，我们看见的不是乐观自信，不是努力进取，而是自欺欺人，是私利和欲望的满足，是狂欢和享乐掩盖下的哀伤。

三、结语

朱振武先生在其《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中也认为新亚当形象在19世纪的美国小说中最为鲜明，而进入20世纪，美国亚当因为变异而逐渐模糊。如前所述，文学形象是作家笔下形式化了的生活，形象的变异离不开客观生活的变化和作家的主观作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现实和作家们的感同身受，使得新亚当形象发生嬗变成为必然。然而，这一形象虽然模糊，但并没有消失，事实上，他已经和其他如“灰姑娘”“痴心女子负心汉”等一样，成为世界文学长河中无数文学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一类原型，具有永久的非凡魅力。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但新亚当形象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美国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盛，从整体上来看，后现代的语言论转向和形象零散化特征已使得新亚当形象体系更加模糊，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度缺失，这一文学现象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①Phillip Northman.Cliffs Notes on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M].Nebraska:Cliffs Notes,Inc.1966:11。

②张铁前，王建军.梦想的破灭——《大人物盖茨比》简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

③④⑤⑥⑦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姚乃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前言4，39，前言5，前言3，前言1.

⑧梁工.基督教文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363.

⑨⑩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91—92，131.

⑪施袁喜.美国文化简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51.

⑫⑬[俄]瓦·费·佩列韦尔泽夫.形象诗学理论[M].宁琦、何和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1，11.

⑭⑮⑯齐宏伟.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46,47.

作者：吴正英，文学硕士，安徽三联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英美文学。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

安徽三联学院英语专业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编号：13zlgc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