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莹[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191]

一、《三国演义》的五个日译本

自江户时代《三国演义》输入日本以来，日本人除将其翻译为日文以外，还对其进行改写、再创作和研究，日本人对《三国演义》的热情从未消减。基本忠实于原著，并对《三国演义》进行翻译的有五个译本，这些译本数量虽不及再创作的版本多，但都是译者的呕心沥血之作，从语言选择到翻译态度等，皆可窥见译者的良苦用心。虽说是忠实原著的译本，但也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由于翻译的时代不同，译者的个性态度不同等原因，每部译著也都有各自鲜明的特色，表现出翻译中的文化过滤和创造性叛逆。通过对日译本的比较研究，既可以从另一侧面进一步了解《三国演义》本身，又可以管窥其在异域的传播和影响。

五个日译本分别是：小川环树的《三国志》，立间祥介的《三国志演义》，村上知行的《完译三国志》，安能务的《三国演义》，井波律子的《三国志演义》。小川环树（1910—1993）所译《三国志》1953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第一卷，后收入“岩波文库”，全十卷。小川环树开始着手翻译《三国演义》始于1950年，第一卷问世于1953年，而最后第十卷的出版是在1973年，历时二十四年之久。前五卷由小川环树自译，后五卷则与金田纯一郎共译。立间祥介（1928—）所译《三国志演义》，1958年出版8卷本，平凡社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同时收入平凡社《奇书丛书》刊行。1983年，又收入平凡社德间文库出版。村上知行（1899—1976）所译《完译三国志》最早在1968年由河出书房出版，后由角川书店在1972年至1973刊行单行本，1980年至1981年现代教养文库（社会思想社）再版，1990年角川书店再版，2004年出版了光文社文库版。安能务（1932—2000）翻译的《三国演义》全6卷，由讲谈社出版发行，1998年至1999年发行了单行本，2001年出版了文库本。2002年10至2003年4月，井波律子（1944—）译的《三国志演义》收入筑摩文库，由筑摩书房出版7卷本。

以上五个译本是“二战”后《三国演义》在日本的直译本。首先，这些译本都基本忠实原著，底本为清毛宗岗评改本，且都保持了章回体的形式，还有一百二十回的回目；其次，都出自汉学修养极高的行家之手，仅仅懂汉语是不可能顺利翻译《三国演义》的，要对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有深入研究，而且还需要具备对中国文化的立体知识体系，才有可能将原著的内容和风貌传达给读者。最后，译者大都阐释了从正史《三国志》到《三国志平话》再到《三国志演义》的演变过程以及现存《三国志演义》的各种版本说明，都希望给读者一个最接近原著的阅读平台。

二、翻译《三国演义》的底本选择

对于大多数日本读者来说，不太清楚《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区别，尤其大部分译著和创作都用《三国志》的书名，更加混淆了概念。因此，在行文之前或者后记当中，先要对正史和小说做个概念说明，将正史《三国志》发展到小说《三国演义》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为读者扫清第一个阅读障碍，成为作者们一致的选择，也体现出日本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

立间祥介在所译《三国志演义》的书后解说中，占了很大篇幅来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对《三国志》以及《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作者、内容、区别作了详尽的解释说明，然后阐述了《三国志平话》的相关信息，还对《三国演义》的各个版本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村上知行在他的《完译三国志》第一卷后记中，仍然是正史《三国志》、裴松之注、《全相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的顺序，一一梳理下来。安能务在所译《三国演义》第一卷前言中，阐述上述发展历史的脉络时，还特意强调了日本人对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混乱，以村上知行译本的书名为例，本以为中国学大家村上的《完译三国志》应该译的是正史《三国志》，结果打开翻阅，译的却是《三国演义》，之所以书名为《三国志》，也是为了配合日本读者的习惯，可见日本人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含混不清，或者说无意去真正搞清这个问题的原委。安能务决定不在书名上做文章，直接以《三国演义》作为译著的书名。井波律子也老老实实地启用《三国志演义》的书名，不在这上面动脑筋。

小川环树译《三国志》主要依据的版本是清毛宗岗本，还参考了弘治本（台湾存明《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川认为弘治本就是罗贯中的原本，它与毛本各有所长。前者叙述稍显嗦，有很多地方又直接引用了正史《三国志》，读起来不是很方便。后者又过于简化，故事的原委很难尽述。因此，小川的译本实际上采用了将这两个版本折中的方式。同时，也有参考正史的地方。可见，译者在对《三国演义》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光是版本的选择就下了很多功夫，融入很多思考。也正因为这样的苦心，译著才能得到认可，一再重印。

立间祥介的译本依据的底本为毛宗岗本（商务印书馆本），是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还参照嘉靖本（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进行校订，另外，毛宗岗本中难以理解之处以及省去年月之处，译者都根据自己的判断，依据嘉靖本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同小川译本一样，此译本也是对《三国演义》比较忠实的翻译。每一回后有注，每一卷卷首附有本卷主要出场人物解说、地形图，卷末附《三国演义》年表。对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职等也都有注音，官职也有解说。

村上知行的译本《完译三国志》依据底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三国演义》。该版本选用的是毛宗岗本，但是没有加入毛家父子的批语，而是加入了编者的注脚，除此以外和毛宗岗本完全一致。

安能务《三国演义》底本为毛宗岗本，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消除和补正。比如对原著中的时间和空间错误进行纠正，对原著中不自然的地方进行了改写。

井波律子译本《三国志演义》也是依据毛宗岗本，同时对官名、地名等加以注释，并对作品的成立年代等加以考证。

三、译本中对于虚实的思考

将正史《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关系、历史演变等一一介绍，这好像已然成为日本作家在翻译和改写《三国演义》时的惯例，因为一般日本的读者不太分得清它们的不同，所以翻译《三国演义》时书名也经常是《三国志》，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三国演义》的内容，按照正史判断，的确有很多虚构之处，所以才有“七分事实，三分虚”的说法。对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这种处理，村上知行是大加赞誉的。他对于胡适对《三国演义》的评判极为不满。民国初年，胡适的声望已经是光芒万丈了，当时村上知行恰巧也生活在北京，对远近闻名的胡适多少有所了解，读过他的关于《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的论文，其中评价《三国演义》“受史实束缚，欠缺想象力，创作力不足”等，评论其作者“修改者，最后的总结者，总之是平凡的陋儒——平庸学者——而非天才文学家，也不是高尚的思想家”。故《三国演义》不过是“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本书可以和它匹敌”。

对此评价村上完全不能认同，他认为由于胡适的地位，他的评价当然会流传后世，影响深远，但这并不代表他的评价就是正确的，相反，村上甚至怀疑胡适有没有通篇阅读过《三国演义》，这样说虽然有些夸张，却表明了村上的强烈态度。他认为与胡适的评价正好相反，《三国演义》是充满想象力和创作力的，且不受史实束缚。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罗贯中为了将读者的同情集中在刘备身上，将曹操刻画成与之对立的反面人物，结果人们只关注曹操恶的一面，忘记了他还是像拿破仑一样的英雄人物，是大政治家、大兵法家、大文豪。为了达到善恶对立的目的，罗贯中将历史上刘备所为的“鞭督邮”一幕，强加给了张飞，这是通俗小说作家常用的技巧，收效甚好。另一个例子是“三顾茅庐”，在正史《三国志》中不过寥寥四、五十字，在《三国演义》中被扩大很多，这种艺术加工也正好体现了罗贯中的创造力。总之，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作者罗贯中正是在总结历史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技巧、天分和创造力，写出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对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的做法，立间祥介也大加赞赏。他认为追忆过往的历史来描写一个时代，却无视各种史实，这样的小说并不能成立，应该以事实和史料为依托，而不是妄图摆脱这些，作者应该发挥自己的才能来驾驭这些史实。立间祥介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塑造人物时，就是很好地活用了正史和裴松之的注释。

以“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故事为例，《魏书》中曹操属于正当防卫，因吕伯奢其子等人欲夺曹操财物，曹操才挥刀斩数人；《世说新语》中曹操因误会而失手杀了吕氏一家；晋人孙盛的《杂记》记载与《世说新语》接近，只是加上了那句冷漠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作者罗贯中选择了后两部作品作为创作的基础，主要目的是表现曹操这个人物冷酷无情的一面，更加之与陈宫这个有良心的人物作为对比，凸显曹操的性格特征，这种虚实结合的艺术加工为小说带来了活力。

再以“刘备三顾茅庐”的情节为例，刘备在襄阳郊外的草庵中遇到司马徽，便有了“卧龙·凤雏”的伏线，后徐庶登场，名军师孔明的形象开始形成，徐庶去许都以后，孔明之形象更加清晰，之后才有了三顾茅庐。裴松之在注释中说：刘备访司马徽寻求建议，徽答之“此地有卧龙、凤雏”，刘备不明所以寻人打听，回答都是“乃诸葛孔明、庞士元”，以此回答为伏线，带出了诸葛孔明其人，再通过徐庶的力荐，对孔明这个人物的期待逐渐升级。如此一来，刘备的“三顾茅庐”就不会在意料之外，而是在情理之中了。可见罗贯中将裴松之注释中的史实活用得恰到好处。

另外，貂蝉和周仓这两个人物也不见于正史，《魏志·吕布传》中只是记载了吕布与董卓的一个侍女密通，罗贯中移花接木，将侍女替换成历史上有名的美女貂蝉，增添了小说的吸引力。周仓见于《吴志·鲁肃传》，其中一段与“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描写，只是说一位壮士跟在关羽身后，罗贯中将其替换为周仓，又一次完美演绎了史实与虚构的结合。

立间祥介在翻译《三国演义》时，非常关注罗贯中虚实结合的手法，他认为这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因此在译作中也注意突显这一特点。

以上五个译本，虽然都是忠实原著的译本，但也不是完全相同。首先，语言是具有时代性的，所以不同时期的译本也会体现当时的语言特色，越早期的语言越古雅晦涩，越接近现在的，越简单易懂。其次，翻译中都会体现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比如对原著的删增，比如对词汇的解释，比如注入译者独特的观点，这些都不会影响译著的质量，相反体现了翻译中的创造性，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对于同一《三国演义》，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给出了不同的译本，译本与原著的比较，几个译本之间的比较，总之经过横向纵向的立体交织比较，既可以更深入、多角度地了解本国著作《三国演义》，又可以对其在日本的几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异同中发现时代变化，趣味变化以及不同译者的翻译个性。

[1]小川环树，金田纯一郎译.三国志（1-10）[M].东京：岩波书店，1953-1973.

[2]立间祥介译.三国志演义（1-4）[M].东京：德间书店，2006.

[3]村上知行译.完译三国志（1-5）[M].东京：角川书店，1990.

[4]安能务译.三国演义（1-6）[M].东京：讲谈社，2001.

[5]井波律子译.三国志演义（1-7）[M].东京：筑摩书房，2002-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