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茂义［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102］

苏轼词的情趣、理趣与意味
——以《蝶恋花·春景》为例

⊙杨茂义［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102］

情趣、理趣、意味是探寻诗歌之美的一道窗口。情趣与理趣的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意味是诗歌最佳境界的标志。苏轼词达到了这一境界。《蝶恋花·春景》以情节化、戏剧化的笔法描绘了春景和春天的行人，展现了情趣美。词写的是风景，关注的是多情和无情。多情与无情是人生必然面临的际遇。坦然迎接的心态使得一个伤春题材变得旷达和舒展。

情趣理趣意味

趣味是古代美学的重要内容。趣和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趣指的是文学表达的生动性。趣有情趣和理趣。情的生动性和理的生动性都是味的基础。味在古代由最初的对物理性气味表述逐渐变成对人生和审美感受的形容。在审美领域，关于味的说法很多。宋人张戒在《岁寒图词话》中将味与清淡高远的意境联系在一起，如他说陶渊明诗歌是“以味胜”。此说是唐宋以后文论家力图用“味无味”来限定味的内涵的延续，只能是文学之味说的一种。除此之外，味还有滋味、韵味、趣味、意味等。其中，意味是最重要的。意味就是建立在作品意义之上的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义传达，引人深思和回味。西方曾经将文学的这种特性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趣与味密不可分，有趣才有味。曹雪芹有“把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我看来，那些荒唐言、辛酸泪就是文学的趣，而叫人难解的看后掩卷沉思回想的就是意味。充分的情趣和理趣总是产生种种意味。唐宋以后，情趣和理趣说成为评价诗美的重要角度，由此生发的意味也为人重视。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情、理、味做到最佳。但苏轼的词常常给我们这样的感受。《蝶恋花·春景》可视为典型。

一、《蝶恋花·春景》的情趣与理趣

苏轼的《蝶恋花·春景》是融情趣与理趣之美的杰作。落花流水从来就是伤春的题材，但苏轼写春而不伤，并让人绵长回味，原因就在于这首词戏剧性地表现了春景，并使它饱含哲理。而情趣和理趣并非常言的有趣或好玩,而是词作在表达情与理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抒情过程情节化、情景转换的戏剧化和抒情与哲理的相互牵动和包容。

《蝶恋花·春景》上片以花为主线写春天的逝去，却没有春天逝去的感伤，反多了一份旷达。这种旷达是通过春景的流动和替换实现的。从“花褪残红”在花的凋谢中写出春的流逝，但花的凋谢却并不意味着春景的终结，在花凋的地方，青杏开始生长。青杏的生长让人感到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从景物外观上看，青杏小虽活力初现，尚不能弥补花褪残红带来的风景空缺。于是，作者将视线转向新的风景，花褪残红的时节，也是燕子飞来的时候。花的凋谢带来了色彩的转换，花红被草木的绿色取代，绿色让流水增色。作者选取特定的景色将流水与人家组合成为清丽的田园风景，“绕”写出流水的姿态，也写出流水的活力。“燕子飞时”暗示着时节，也点缀着风景，流水、人家、飞燕构成了动静相生的立体美。和“青杏小”相比，风景由小变大。但春天毕竟随时光流逝，柳絮随风而去，越来越少。这里的少，不仅是说柳絮的少，同时也在说春色的少。但是，此处没有了春景，别的地方还有春景。“天涯何处无芳草”，是一种充满自信的反问，也从反问中调动了景物的更替，一种更开阔的春景在想象中诞生。在这样的描绘中，景色在流动中翻新，春意因此不减。一贯用于伤春的题材变得豪迈而高远。小与大、少与多，不仅是对语言节奏的调整，更写出景物在消长与更替中现出的活力。词的情趣也正在这里。

下片转而写人。戏剧性使得人的故事更加生动了。行人与佳人邂逅相遇成佳偶是古代常用的题材。行人遇见佳人，或可激活一段艳遇。但是，作者却没有让邂逅变成艳遇。在行人和佳人之间，作者设置了一堵墙。墙延伸了戏剧性。只见秋千不见人，佳人与其笑声深藏于高墙之内。藏而不露的情景最能激发行人探询的热情。这种探询可能包含着两方面意愿。一是寻找一种安慰。人在旅途，能得到佳人的一声问候也是一种满足。其次是如果佳人探头，行人和佳人相遇，或许能演出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这样的情景在后世元曲《墙头马上》中被演绎了。但是，墙终究成为沟通的障碍。行人知佳人，佳人不知行人。行人知道里面有佳人，却见不到佳人。行人不仅见不到佳人，而且想听听笑声也不可能。行人的渴望和佳人的无法领会形成了反差，多情反被无情恼。以墙为界，一场想象中的艳遇变成单相思，有趣倾听变成了无趣的离开。词的上片写景，下片写人。人和景实际上是连为一体的。景是人的背景。合起来，是讲了一个春天的故事。在这个让人看出生机的春天里，有人也难免辛苦。旅途的行人最后连倾听佳人笑声的机会都失去了。在这个略带喜剧的故事中，读者在行人身上看到了悲情和艰辛。

表面上看，苏轼是以叙事的手法描绘一段春景。但是，仅仅将其看成一段景物的叙述，似乎将词看得太浅了。一段常见的风景，一个墙里墙外的简单故事，看似平常，却在不经意处了悟人生哲理，这是苏轼词创作的一贯精神。这首词也是如此。透过叙事，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词的叙事写景都带有转折性。句子与句子之间也有转折，上片和下片有转折。上片写的是景色的多情，下片写的是人的无情。上片景的变换和下行人的遭遇是通过转折语气推进的。词作写得是风景，关注的却是多情和无情。转折性的描述都在强化着多情和无情。在上片，风景的转换透露出人生际遇的转换。人生如风景，风景是多种多样的，一道风景消失，还会有另一道风景出现。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是多情和慷慨的。而风景的转换更替取决于人的视线的转移。不是盯着一道风景，而是从一道风景转向另一道风景，眼中风景就会由有限变成无限。下片由热变冷，多情转变为无情。行人的处所是“道”，道是用来行走的。佳人是在秋千上，秋千是消遣娱乐的。行人是沉默的，佳人是欢笑的。一墙之隔，两种人生。行人的艰辛和佳人的安逸形成对比，由此也对比出生活的残酷。只要有墙存在，多情未必得到理解和回报，少了领会，多了冷落，“多情反被无情恼”的结局由此产生。简单的墙映现出多样的人生。这个情境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无情和吝啬。苏轼将对立的感受放在同一语境中，实际上表达了对生活多样性的感悟：生活既是多情的，也是无情的。人生际遇就是在多情与无情之间、慷慨和吝啬之间漂移。苏轼在这里再次道出了他的生活哲学。《蝶恋花·春景》由此也实现了情趣和理趣的融合。

二、《蝶恋花·春景》的意味及其生成

文学作品中的趣是连在一起的，有趣才能有味，情有情味，意有意味，这是杰出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和其许多诗词一样，不仅有情味，也有意味，因此，常常引发人们不同的联想。但必须指出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味，首先来自作者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来自于个人的生活感受，同时也被升华为社会人生的普遍体验，然后呈现于作品。个人体验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是文学作品之“味”产生的基础，是引发不同共鸣体验的前提。

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将生活的多情与无情理解为常态，并以乐观的情感态度对待生活的多情与无情，这是苏轼经历人生坎坷过程中对人生的醒悟。有了这种醒悟，理的通达和情的乐观才相互补充，形成了《蝶恋花·春景》深长的意味。《蝶恋花·春景》中情景描写与苏轼的人生体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词写多情和无情，对此，苏轼是有深切体验的。苏轼才华盖世，却一生坎坷。贬官流放、牢狱之灾、死亡威胁，他都经历了。不仅经历了，而且一生都如影随形。每次贬官流放，都与他的执着和认真有关。在以朋党区分政治身份归属的宋代，苏轼却不站在朋党的立场上，以是非为是非，不以党派为是非。苏轼在政治观点上是认真的，认真的人对他的时代是多情的，但他得到的多是无情的回报。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得罪了与他所属旧党对立的新党，后来也得罪了他的旧党，于是，新党无情，旧党也无情。同时大权在握的小人借机而来，纷纷对他中伤迫害。因乌台诗案莫须有地被关入死牢，惨遭毒打。多次的召回、贬谪成为他人生的轨迹。他被贬的地方一次比一次远，最后远到海南。“多情却被无情恼”是苏轼自始至终都遭遇的。对墙的体验，苏轼也一定有的。墙是一种阻隔，阻隔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何尝不阻隔苏轼与朝廷的沟通。墙成为人生的分界线，苏轼长期生活在墙外，仿佛永远身在旅途。他自己就说过“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而墙外的道不正是苏轼人生处境的象征吗？无法改变人生逆旅，无法使得无情变得多情，苏轼只好从精神上寻找突围，在改变不了现实的时候改变心情。改变心情的途径就是将悲欢离合、兴衰际遇看成人生的常态，看成人生必然经过的历程，个人的不幸就变得不是唯一了。在这种心态下，苦难与幸福、通达与穷愁或变成人生之路上的一个脚印，“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或者如时间长河中的一个斑点，终究如“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样逝去，于是，苦难与幸福被等同了，阳光下和寒雨中都是一种过程而无分别，因为“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本词里，同样将多情和无情放在一起，相信人生无绝路，但也坦诚生活并非永远多情。苏轼以儒家的执着、道家的通达和佛家的彻悟将个人对苦难的感受提升为普遍的人生规律，于是有了心灵的超然和达观。即使在处境险恶的时候，也能为人生找到新的风景。在绝境中寻找出路，从苦难中发现甜蜜。流放到岭南，已经苦得不能再苦，但是，还能从荔枝中找到幸福感与满足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无疑，苏轼对人生的况味体验是其人生充满意味的根基，也是他坚守人生不被打垮的根基。词的意味也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

因此，文学作品是否有意味，关键是作者是否对人生有深切的体验。古人所言“志深味长”，志深可理解为对人生认识体验的深刻性。有了这种深刻性，才能做到“味长”。不知道作者身世的人，往往根据自身感受，与作品发生不同的共鸣。知道作者身世的人，则会联系作者身世产生联想。所以，苏轼爱妾朝云就有与别人不同的体味。《林下词谈》记载：“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霜神）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蝶恋花》写作时间不详，但一定不是苏轼晚年之作。晚年苏轼依然惦念这首词，说明这首词与他的心声和人生态度契合。将多情与无情、坎坷与坦途等同，是苏轼坦然面对苦难的心理支撑。但是，这种支撑又是以对苦难的承受为代价的。心灵的释然，并不能够抹去事实上存在的不幸。当苏轼用“天涯何处无芳草”来消解“枝上柳绵吹又少”的萧条，朝云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枝上柳绵吹又少”的情景，因为，苏轼垂垂老矣，朝云不忍看苏轼的老去，而苏轼的老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满含人间悲辛，此歌在此时歌唱，会勾起对苏轼身世的联想，因此，不忍唱。其次，苏轼经历了一生磨难，依然以“天涯何处无芳草”自慰自励，令人震撼。因为，一个绝代文豪居然被逼到只能通过用心灵解脱来抵御人生不幸的痛苦，大解脱实际上隐含着大悲剧。因此，苏轼的解脱对朝云来说不单是可敬，而且有些令人心酸的可怜。这是与苏轼同甘苦共患难的朝云所不忍心看到的。因此，在此情此景中，朝云当然不能唱“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了。朝云的感受无疑是词中所蕴含意味的一种。

作者：杨茂义，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教改立项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