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华[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南昌 330032]

20世纪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问世，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普遍认为，《红楼梦评论》是“红学”研究从传统文学研究转变到哲学美学角度来研究的首次重要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矛盾体现

王国维深爱德国的古典哲学和美学，并且以此为武器，来审视中国的古典文学，《红楼梦评论》的问世就是王国维用西方美学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王国维曾回忆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康德）之说得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①可见，王国维在短短几年间，曾经大量阅读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尤其是叔本华悲剧理论中的“原罪说”，使年轻的王国维有茅塞顿开之感，从美学角度来研究审视《红楼梦》。在清末的“红学”研究中，王国维应是第一人。

也有人认为，王国维是用19世纪德国哲学家的哲学来解释18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让人有牵强附会之嫌，这使得《红楼梦评论》在“红学”研究中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这只是王国维借《红楼梦》来阐述叔本华的哲学而已。还有学者认为，《红楼梦评论》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主要是运用了叔本华的悲剧观点，但有时又是康德式的，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融会贯通，使人有生吞活剥的感觉。实际上，《红楼梦评论》的立论始于叔本华的理论体系，中间又经历了对叔本华理论产生怀疑的阶段，最后又一头栽入到康德的哲学当中寻找答案。王国维用西方美学理论来评论《红楼梦》，其手法无疑是新颖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又是不严谨和充满缺陷的，这是一个矛盾和迷惘的过程。

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国维二十三岁，从日本教员田冈文集中始知汗德（康德）和叔本华，并萌发了研究西洋哲学的念头；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国维二十六岁，始读社会学和心理学以及哲学等书，尤其关注人生问题；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国维二十七岁，应聘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通读叔本华和康德之书，是年撰《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译《西洋论理学史要》；光绪三十年（1904）,撰《叔本华与尼采》《叔本华之遗传说》《汗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光绪三十二年（1906），撰《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与《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从以上记载可以见出，王国维在1899年至1906年期间，曾经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接触和研究西方的古典哲学和美学理论，尤其是叔本华、康德以及尼采的著作，并且撰写了不少相关的著作。其中，影响学术界最大的首推《红楼梦评论》。

二、《红楼梦评论》的悲剧意识

在《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中，王国维指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其大宗旨如上章所述，读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苦痛相始终。”按照王国维的理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小说写的是悲剧中的悲剧。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始于叔本华的悲剧学说，即“原罪说”。王国维认为，叔本华的悲剧学说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王国维以为，前两种悲剧在生活中比较少见，可以忽略不计，而第三种悲剧就是日常人的悲剧，《红楼梦》中的宝黛悲剧就属于第三种悲剧。这种悲剧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把第三种悲剧处理得十分成功，有强大的震撼力。其成功之处在于，《红楼梦》中的贾母和王夫人等，都是黛玉最亲的亲人，主观上都无意置黛玉于死地。但客观上造成黛玉之死的人，又都是这些至亲的亲人。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黛玉悲剧的原因，“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是不具有“蛇蝎之性质”的普通人，在极其普通的生活中，都会那样去做，最后成为客观上的悲剧制造者。王国维想要向世人证明的是，《红楼梦》让人们看到了制造悲剧的而又被人们习以为常的种种封建社会之道德和人情，以及人们周围的封建社会环境的不合理。

众所周知，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悲剧，源于古希腊人的酒神颂歌。到了公元前5世纪，“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增加了戏剧成分，使合唱抒情诗变成了独立的悲剧艺术。悲剧作为一种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的样式，其历史是悠久的。第一个对悲剧的性质进行思考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的情节一般是好人遭遇不幸。他的不幸是由某种过失或缺点造成的，结果却遭遇到不该有的大的不幸。悲剧人物是好人但不是完人，如《俄狄浦斯王》中的主角俄狄浦斯王。第二个对悲剧性质进行解释的是德国美学家黑格尔。他在“性格冲突说”中没有把悲剧归于“命运”和“过失”，而是认为悲剧来源于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如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和忒拜国王克瑞翁的冲突。之后对悲剧性质进行深入探讨的便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尼采的悲剧观可以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一见端倪。在王国维的一生中，西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王国维悲剧观产生的原因

王国维从小生活在浙江海宁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海宁王氏属书香世家，祖上几代都是国学生，1892年王国维以第21名的成绩考入海宁州学成为“海宁四学子”之一。父亲的培养和家族的文化熏陶对他人生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家乡海宁是一个地处海边却是风气开明之地,海宁自古学风兴盛，民风淳厚，名人辈出，为文化之邦。良好的家族遗风和海宁开明的文化氛围，使王国维从小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也为他今后一生研究中华文化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一生多病，脚病和胃病一直折磨着他的身体。“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②母亲早逝的他在1906年又遭遇父亲病逝；次年，其夫人莫氏病故；1908年，继母去世。家中亲人的相继离世和他身体的羸弱，使他形成了忧郁的性格。青年时代，王国维接触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理论，如黑暗之中看到了一盏明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哲学理论，希望从西洋的哲学和美学理论中找到生活的答案，而叔本华的悲剧观念正好满足了他的需求，这对王国维悲观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处于日薄西山与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社会动荡分化，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和民族面临种种危机。王国维耳闻目睹了清朝末年中国经历的种种苦难和变革。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外部势力的入侵和渗透，文明大国陷于动荡和多变的形势之中。王国维对于如此艰难时世，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长时期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悲观失望的情绪开始笼罩着王国维的整个身心，他认为这是一种屈辱的生活，他决心以自己决绝的行为来昭告世人。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认为是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王国维家人阻拦才没发生悲剧。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在湖南枪毙了士绅叶德辉，在湖北枪杀了王葆心（事实证明是误传），王国维听闻后不愿再忍受屈辱，在6月2日，赴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结束了自己50岁的生命。可以说，王国维用悲剧理论开始了《红楼梦》研究，又用悲剧的手法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是晚清时代的悲剧人物。

四、结语

郭沫若指出：“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而以西方学术思想来系统解释中国古典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开山第一篇。”③《红楼梦评论》的开创意义，无需赘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研究方法上让人耳目一新，视角十分新颖。尽管他的理论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片面和学术上的缺陷，但毫无疑问，在《红楼梦》研究的这首交响曲中，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应该是最为动人的乐曲之一。

① 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② 王国维：《三十自序》，见《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