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芸[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 忻州 034000]

晋军崛起对中国当代文坛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承继了“山药蛋派”后山西文学的辉煌。近几年山西作家李锐、成一、曹乃谦、王祥夫、葛水平等小说创作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成为当今文坛的热点。

当代山西小说仍然以农村题材居多，以民俗生活为叙事背景，营造出浓厚的乡土氛围。一方面有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另一方面也凸现出人性、民风之淳美。套用柯云路《新星》中的“古陵人有古陵味，一看就能感觉出来”，就是“山西小说有山西味，一看就能感觉出来”。

黄河之东，太行山之西，谓之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民俗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知识和认识系统，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方式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①民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实实在在的物相，成为山西当代小说的审美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描写

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描写有形的物质民俗，风物描写则是其中的一种。风物并非一般的景物，而是特指“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周作人语）、富有风土人情内涵和具有民俗特征的景物，如能代表各地水土、气候、季节的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因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而出现的迥然不同的人文景观等等。“作品的地方特色主要源于所描绘的民俗在空间上显示出来的地理文化特征。任何一类民俗事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和社会风尚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染上地方色彩，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圈。当这些不同文化圈内的民俗事象被作家认知选择写进文本的表层结构，就会形成作品的民众生活世相，打上地方文化的烙印。”②

在山西当代小说中，作家较多实写本土自然环境，吕梁山、太行山、中条山、黄河、汾河、滹沱河等都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强调主人公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俗性格养成。

李锐的系列短篇小说《厚土——吕梁山印象》，以对吕梁地区偏远山区闭塞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对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深刻揭示，以及言简意丰地叙述形式而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张石山是山西盂县红崖底人，《血晨》中的红崖底、《摩崖符咒》中的石板沟村、《兄弟如手足》中的石门掌都是典型的太行山山村写照；葛水平笔下描写的太行山，是生她长她的家乡；成一《白银谷》中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就是晋商票号故里。曹乃谦小说中的“我们大同”，有他自己很深的生活痕迹，小说地理环境的定位也基本写实：《山的后面还是山》中“姥姥村在应县南山脚下”；《温家窑系列》中的温家窑；《部落一年》中的北山区榆钱沟村；《换梅》中从下马峪跨过桑干河到大同，山村、河、城市都是实名。

作家们在表象层面描绘了风土人情，有的是实写的，有的是突出特定的地域特征，构绘出山西这一方厚土的南北风情。但大多数小说并没有点名是山西的什么地方，而是描绘出黄土高原上典型的地貌和民俗，如王祥夫《上边》中的环境描写：“人们把这个村子叫‘上边’，因为它在山上，村子的后边也就是西北边还是山，山后边呢，自然还是山。因为是在山里，房子便都是石头盖的，石头是那种白色的，给太阳晒得晃眼。”其意义就远不止展演山西的农村，相似情境中的人，都有写家的感觉。令读者透过乡村生活世相探寻和同构出民族历史文化之根。

二、农业生产民俗

山西民俗的基础是至上古形成的农耕文明，自古以农为主，因农而生，因农而兴的习俗遍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生产消费民俗，也不论精神信仰民俗，都是祈盼丰收，庆祝丰收。但山西自然条件差，灾害频繁，“在如此较为贫穷艰难的条件下从事农耕生产，维持基本生计，一要靠勤劳，二要靠节俭，崇尚勤俭，就成为山西民俗的首要特色。”③

葛水平《甩鞭》中的春节民俗中农耕习俗：“甩鞭呀，就是敲响冻地，告诉春天来了。”李锐的《太平风物》可以说是一个“农具系列”的合集，共十六篇小说。它以古老的传统农具为主要意象，把数千年悠远的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放在同一平台上使之碰撞，从而把中国农民与土地、农具之间血肉相连甚至生死与共的关系，表现得刻骨铭心；同时农民在失去土地，被迫改变世世代代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后的茫然、创痛和决绝，也在作家的描绘中格外惊心动魄。所以这本书不止是在讲农具，也不止是讲历史上的一段农耕经历。《太平风物》是一个小说家对20世纪中国乡村现实问题的介入，是对正在消失的古老农业社会的凭吊，也传达出对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许多问题的敏锐思考和忧虑。

农业生产的艰辛，在很多作品中被当作人们在这方水土上艰难生存的写照。农民辛苦劳作不得温饱，是许多农村题材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贫困就是主人公人生悲剧的根源。农业生产活动中女性对男性劳力的依赖，如葛水平《甩鞭》中的王引兰、王东满《风流父子》中的寡妇双巧，等等，她们生活的艰辛与人生的悲剧在于生命的不能自主。

三、工匠民俗

《甩鞭》中麻五的木炭坊、《风流父子》中父子的乡间豆腐坊、《点燃朝霞的人》中金彪的砖厂，《喊山》中韩冲的粉坊等，这是农业生产中的辅助、转换生产方式，与农业民俗息息相关，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但他们都是农村社会中的能人，一般能维持温饱，是民间经济不能缺少的经济力量。

工匠生产活动大部分是游动性的，有些虽然是作坊或家庭手工业生产，产品也需要走街串巷或赶集上会售卖。由于产品交易中有更多的商业思维，这些人与普通的农民生活方式和思维特点不一样，道德价值评判也有差别。改革开放后，农村富裕，也主要靠副业。

四、商贸民俗

山西地瘠山多，耕地少，气候干燥，不利于农业生产，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利于发展商业。特别是明清两代，山西商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形成了能够影响全国的强大的经济势力，并伸展到国外。

经商之风兴盛的地方，传统的“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可与科举应试相提并论。

《白银谷》以晋商兴衰历史和山西票号业的经营运作为素材，艺术地再现了晋商在封建末期的最后辉煌。从中可见勤劳节俭，不仅是地处穷乡僻壤之人才有的习俗，就是定居太原、大同、临汾等通都大邑之人，也是如此，而且成为旅居外地的山西人特别是山西商人成就事业的法宝。

五、社会民俗

“社会民俗亦称社会组织及制度民俗，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制，它所关涉的是从个人到家庭、家族、乡里、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在结合交往过程中使用并传承的集体行为方式。”④

《白银谷》中的晋商组织及行规是商家立身根本，邱泰基犯了山西帮商家大忌，自毁前程。《血晨》中张才流落京城，靠的是山西会馆收留给活干，乡人指点才赢了官司，活了下来。小说中涉及社会制度民俗中的人生仪礼，多以婚丧民俗为写作重点。以传统社会，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为主导，兼有纳妾、换亲、娃娃亲、共家（伙居）、冥婚等婚姻形式，而后者以悲剧居多。如曹乃谦《山的后面还是山》中的穗儿给哥哥换亲，《部落一年》中的丈夫丧失劳动能力，招夫共妻养家，《白银谷》中的康家几任老夫人，《如瓷》中的夫人以死求丈夫纳妾以续香火。女人作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已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快乐。

《合坟》攫取了既是“婚”又是“丧”的冥婚生活断面，事件本身深刻的民俗心理，使政治行为导致的悲剧民间化，从人性的角度回顾活生生的往日岁月，竟是那样震撼人心。故事因所描写的民俗活动而发生，尽现了山西人的世相百态和善恶美丑，让读者看到这是山西、山西人。

民俗，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千百年来社会生活的沉积，它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几千年民族历史的产物，而文学通过对民俗的描写可以展示一个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年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世代相传，民族文化的因子沉淀在人们意识的深处，形成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每一个民族都存在着其特有的民族基因。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民俗不单表现区域风俗的外部特征，而且是沉淀于作者心灵深处的思考，消融并展示在人物的性格中。丰富多彩的山西文学民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山西作家群的创作倾向和审美情趣，形成了山西当代小说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意蕴。

①③ 张余、曹振武：《山西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第9—10页。

② 赵德利：《民俗文化小说审美功能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66—79页。

④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张士闪.艺术民俗学[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

[3]陈建宪.文艺民俗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4]叶春生.区域民俗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5]武文.民俗叙事方式与民俗学话语系统[J].民间文化论坛,2005（2）.

[6]钟敬文.民俗学对文艺学发展的作用[J].文艺研究，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