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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金坛县白塔公社出土的九层庑殿式楼台魂瓶

2014-07-12蒋志芬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3期
关键词:楼台庄园建筑

蒋志芬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上海 200062)

魂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吴晋时期墓葬中较为常见的随葬明器,因为其出土环境和本身的特点,再加上这类明器至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文本的记载使得其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魂瓶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基本上存在于南京的南部和浙江省。它们集很多特定要素于一体,魂瓶上堆塑题材丰富多变,有人物、佛像、动物、瑞兽、建筑等。其中魂瓶上的建筑堆塑占有较大的比例。以魂瓶上的纪年作为判断依据,魂瓶上的建筑堆塑的发展特征是最初简单的重檐门楼发展成为气势磅礴的院落。江苏、河南、陕西等地众多墓葬中发掘出的建筑明器不胜枚举,并且都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而像魂瓶一样建筑与罐子结合在一起却是极少数。建筑堆塑不仅仅是魂瓶上装饰的一部分,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下的产物。

目前已有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对魂瓶上建筑的性质作出了判断:贺云翱认为“魂瓶上出现的楼阁及其周边的其他堆塑是当时佛寺建筑形象和佛寺内僧众活动的写照”。[1]阮荣春魂瓶上的建筑装饰联系建筑周围活动和人物场景为佛寺。[2]沈芯屿认为谷仓上的建筑是一个祭祀场所,而这个祭祀场所是人们意念中特有的,是这个地域的宗教建筑,更多的是对当时庄园式经济中存在的一些寺庙等建筑的模仿。[3]仝涛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建筑堆塑根据其功能和造型分为两类:罐体建筑和盖部建筑。[4]罐体建筑是世家大族炫耀其权柄和声威的一种手法,也是其庄园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观点中对魂瓶的建筑堆塑内容的理解分为两种。第一,其来源于中国古建筑,是典型的地主庄园院落;第二,其来源于佛教的殿宇建筑。笔者较为赞同前者的观点,并且认为建筑是象征其财富地位并起到墓主人为生者祈福的功能。本文以金坛县白塔公社出土,现藏于镇江博物馆的一件九层庑殿式楼台魂瓶为例来说明魂瓶建筑堆塑这一功能。

1973年3月,金坛县白塔公社社员在储王庄南三百米的金竹墩发现一座古墓。该墓是砖室结构,有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较多的砖上刻有“天玺元年……”纪年。[5]墓室随葬品中塑有高层楼台的魂瓶较为引人注意(图1、2)。

一、九层庑殿式楼台魂瓶之形态特征

魂瓶是由东汉晚期的五联罐发展而来,其特殊之处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下面部分贴塑圆形的罐体部分及大罐以上可作为一个独立空间的堆塑部分。此件魂瓶通高48厘米,腹径24.5厘米,底径15厘米。罐体的形制为圆口、折沿、溜肩、鼓腹、平底。整个魂瓶分成两个部分,以大罐上面的平台作为分界线。平台上面部分为建筑、动物、人物、神兽堆塑,又可分为三层。

图1 魂瓶

图2 魂瓶局部

第一层即最上面部分以庑殿式楼阁为中心,四周为廊庑,廊庑四角均筑有一阙楼,有两层,为庑殿式屋顶,正脊与垂脊均起翘。第一层与第二层的交接处为重檐。

第二层以二层重檐式楼阁为中心,四周为正方形庭院。重檐檐角起翘,上面一层屋檐上收。屋檐下的楼阁四面中间各开一方孔。正方形庭院的四角处各塑有一庑殿顶阙,阙身光滑无装饰,阙顶正脊与垂脊均上翘。每两阙中间又塑一歇山顶式屋顶,正面的屋顶已倾倒,其它三面均与墙体垂直。庭院院墙中间均作一长方形孔。

第二层庭院底部与第三层的重檐相衔接。第三层为建筑、四小罐、人物、动物堆塑。中间建筑为三层重檐。二层重檐中间的墙体上也开一方孔,两边屋檐四个交接处均有一小罐,第一层屋檐檐角对应着小罐处塑一熊,除了正面左边已残缺,其余三个熊前肢放于嘴边,呈坐姿状态。第一层重檐下面部分平台之内都塑有一嵌入式房屋,房屋屋顶为歇山式,屋面刻画均匀作瓦楞状。两屋宇均塑有一阙,同于第二层,第一层建筑外面有一平台,两侧各有一成直角的围栏。背面中间还塑有一瑞兽。围栏的上是二个舞乐俑在弹奏乐器。四个面的建筑堆塑大致相同,但是动物、人物、瑞兽均有变化。左面,楼檐下塑有五个人物俑,均右手捂胸,左手放于左腿上,四只瑞兽在人物俑的前排,为人物俑的一半高,边沿处为三条狗;右面楼檐下有四个人物俑,分别作捧物、跪拜、抚琴、端物状(物体为圆形)右手抚胸,其前面一排为三只瑞兽,口沿处是四只,三只均朝一个方向,另一只朝反方向。背面同于正面。平台下部分为一大罐,束颈、鼓腹、下腹内收、平底。大罐上的贴塑为两层,且上下对称,均为仙人骑兽,十分工整,并有泥鳅入洞的场景。九层庑殿式楼台使得整个魂瓶的形态变得凸显,魂瓶上塑有楼台倒是比较多的,但一般为二至五层,九层的楼台实为罕见,除了其制作工艺在视觉上予以我们特殊的感觉外,其内涵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本文将在下文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除了九层庑殿式楼台外,还塑有阙、勾栏、庑廊、观楼,这些建筑堆塑与人俑以及动物俑有机集合在一起,显得十分和谐,犹如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一般。

二、九层庑殿式楼台魂瓶上“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

魂瓶作为一种明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没有实用功能,《礼记·檀弓》[6]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异于生器。”又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奠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夫明器,鬼器也;奠器,人器也。”这些随葬品的目的主要是提供墓主人之灵在阴间生活所需,体现出死者亲属祈求家属富贵兴旺的愿望,也体现出死者对于死后生活的希冀,即“事死如事生”的愿望,另一面也充分体现出生者对死者愿望的尊重与实现。此件魂瓶根据墓室中纪年砖上的时间来定之为三国吴时期,而魂瓶大多出土于长江下游一带的江浙地区,且墓主人大多为豪族地主,拥有此魂瓶的墓主人生前的住宅应与此相仿,即使没有如此壮观,但也是庄园建筑,而建筑内的一系列生活场景犹如魂瓶上所表现出来的阙门旁有执守的人看护,门前有人等待主人的差遣,庄园里蓄养牲畜显示着庄园主人的富有。这些堆塑都表明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墓主人活着的时候过着怎样的生活,希望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也过着同样的生活。其思想来源于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忠孝礼制丧葬观。[7]汉代流行厚葬,三国两晋时期还延续着这种厚葬的习俗,表明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子孙表现孝道。

在魂瓶上出现的建筑堆塑把它独立起来看就犹如单纯的建筑明器,建筑明器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利用它既可以满足当时地主庄园式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的庄园式建筑的实际需要,又不必浪费太多的社会财富。人们已经认识到既要敬重先人,又要使子孙后代继续长久地生存下去。这也是墓葬中越来越多使用明器来模拟现实生活用品的根本原因。魂瓶上建筑堆塑大量出现亦是如此。人们在这一时期对墓室中明器的形制要求和其反映的丧葬观念也是越加遵循礼制。

周学鹰先生认为,建筑明器应该是早期墓葬中描绘有建筑形象的建筑物的实物化,是利用缩小了的物质化随葬品——建筑模型,来表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墓葬建筑(包括墓室)是墓主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居住建筑的象征物,则毫无疑问墓葬中随葬的建筑明器就是对墓室的扩展和延伸,它们是对墓主拥有的多处庄园式建筑的替代和象征。在这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对墓室的补充,表示墓主实际上拥有的,或希望所拥有的多处建筑财产。[8]笔者认为,此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又怎样去解释井、灶等明器都包括在内的独立的建筑明器,如果把这些都塑造在一件明器中,这样不是更好地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状态?魂瓶上的建筑堆塑与罐身结合在一起这一特征,与建筑明器在形式上虽有不同,但是象征意义应该属于“事死如事生”这一概念,甚至希望更加富有和辉煌。此件魂瓶上的九层庑殿式楼台,并且有阙门,人们常常把最好的建筑作为神庙,因为那是与天堂沟通的神圣地方。西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趋于成熟,“当时有些寺院相当大,如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建有九层木塔,寺中佛殿的形制模仿皇宫中的太极殿,并有僧房楼观1 000余间。”[9]此魂瓶上的九层庑殿式楼台和永宁寺的九层木塔是否有联系?是否为佛教建筑?李刚先生将上部为楼阁式建筑的魂瓶称为“佛寺罐”。[10]他依据东汉笮融在广陵(今扬州)一带所建佛寺,“上累金盘,下位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11]这一特征认为演变到三国孙吴晚期的堆塑罐,下部罐身虽然还保留着窣堵波的含义但颈部和顶部的佛寺则已成为它所表现的主题,因此,其正确的名称应定为佛寺罐。何志国先生不同意此观点,他通过文献和考古实物双重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最早的佛塔形制是中国楼阁式建筑与印度相轮塔刹的结合体。他认为此类魂瓶上的楼阁式建筑不能随意判定为佛塔,因为其缺乏佛塔标志。[12]林士民认为,在罐上部出现门、阙、屋檐以及顶部建筑群体,恰恰反映了吴、西晋时期的地主庄园的规模,在汉晚期,江南早已出现高层建筑,典型的是顶部中心建筑为主体,四周似城堡,有廊庑相联,四角设有望楼,这种组合是典型的地主庄园院落,不是佛教的殿宇建筑。[13]

三、魂瓶上九层庑殿式楼台的性质

那么此件魂瓶上的建筑堆塑不具备佛教建筑的特质,最大的可能性是庄园建筑,是本土建筑而不是舶来品。关于魂瓶上的九层庑殿式楼台形制又何而来?目前还无法考证。北魏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详尽第叙述了塔寺林立的洛阳城。一个城中,竟有大小一千余个寺庙组群和几十座高耸的佛塔。那景象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木塔中最突出的是永宁寺的胡太后塔:四角九层,每层有彩绘的柱子,金色的斗拱,朱红金钉的门扇,刹上有“宝瓶”和三十层金盘。[14]“四角九层”与此魂瓶上的“四面九层庑殿式”建筑形式相仿,但是洛阳城在北方,而魂瓶的生产地在南方,地域上有一定的差异,当然也不排除北方的工匠将这一建筑形制带到南方进行推广。这一建筑形式体现出汉代“死后灵魂升天”观念。在古代,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升天。天界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类灵魂的归宿。《礼记·郊特牲》载:“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15]由于人的能力有限,生者为死者准备随葬品时,要准备一种帮助死者灵魂升天的艺术作品。魂瓶上庑殿式楼台为九层,十分壮观,欲与天空相接,代表着古人死后想要升天的夙愿。

[1]贺云翱.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J].东南文化,1991(12):30-31.

[2]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12):31.

[3]沈芯屿.魂兮归来 谷物盈仓——论吴晋越窑谷仓文化功能及其消失[J].东南文化,2008(5):78.

[4]仝涛.长江下游地区汉晋五联罐和魂瓶的考古学综合研究[J].四川大学,2007(1):80-82.

[5]刘兴,肖梦龙.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J].文物,1977(6):60.

[6]戴德,戴圣.礼记·檀弓[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

[7]荀子.礼论[O].中华书局出版.上海图书馆珍藏.

[8]周学鹰.汉代建筑明器探源[J].中原文物,2003(3):58.

[9]朱大渭,刘驰,梁满仓,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80.

[10]李刚.陶瓷窣堵坡研究[J].文博,1997(5):51-54.

[11]范晔.后汉书.陶谦传[O].中华书局出版.上海图书馆珍藏.

[12]何志国.从襄樊出土东汉佛塔模型谈中国楼阁式佛塔起源[J].民族艺术,2012(2):106-107.

[13]林士民.青瓷与越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7.

[14]梁思成.建筑文萃[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75-376.

[15]戴德,戴圣.礼记·郊特牲[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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