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蜡染遗存看我国蜡染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2014-07-12黄亚琴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3期

黄亚琴

(江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

蜡染，在古代中国又称“蜡缬”，是一种以蜡为防染剂进行防染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和“夹缬”、“绞缬”、“灰缬”并称四缬。据考证，“蜡缬”一词在文献中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是唐代慧琳写的《一切经音义》第五十卷“众缬”记载:“今谓西国有淡歰汁，点之成缬，如此方蜡点缬也。”［1］缬的出现标着着我国古代印染技艺的重大进步。在考古发现大量出土蜡染遗存织物的今天，通过对蜡染历史文献的查证和出土文物特征的分析研究，我们得以探究蜡染的起源，探寻蜡染技术与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

一、我国出土的古代蜡染遗存分析

考古学中，文化遗存包括遗迹和遗物，蜡染遗存属实物遗存是考古研究的对象，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蜡染遗存的分析，我们可以在物质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上研究不同文化差异和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从而揭示文化与技术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新疆、青海、甘肃、贵州、四川等地陆续出土了蜡染实物一百多件，其中以唐、宋时期的最多。1980年，人们在去川东风箱峡崖葬现场的路上，发现许多散落的文物中有蜡缬细布衣服残片，图案为蜡印团花和菱形花纹，通过鉴定，这些蜡染残存织物的年代大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这也是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蜡染实物。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二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一块上有圈点、锯齿纹花边、米字网格几何纹;另一块采用矩形的分割划分装饰区，有裸女像、小鸟、兽纹、显示了纯熟的蜡染技术，但图案风格并非完全中式风格，尤其裸女所持角状杯型器皿，人物造型有明显西域风味，据推测可能为西方丰饶女神，类似蜡染宗教画，深受印度佛教艺术影响(如图1)。同年，在新疆于田于来客古城遗址出土了两件北朝(公元396—581年)时期的蜡染织物，一件为毛织物图案是蓝底白花，经考证，为木板印蜡工艺制作;一件为棉织物以线条为主，是以手绘方式上蜡染制(图2、3)。

图1 东汉蜡缬残片

图2 北朝蓝底蜡缬毛织物

图3 北朝蓝色蜡缬棉布

1984年新疆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地区赛依瓦克汉代墓群一号墓出土的蓝白染花棉布装饰画残片，也是典型的手工画蜡浸染的蜡染作品，可以看出与民丰出土的残片为同一工艺制作。1987年，长顺交麻干贷天星洞岩洞葬出土蜡染织物八件，均为棉质夹裙，裙面为蓝底白花。同年，平坝下坝棺材洞发现了15件蜡染衣裙，其中蓝底彩色蜡染裙5件，图案优美，均为手工绘制，线条流畅，配以挑花刺绣，生趣盎然。1968年，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内和第122、123窟前发现了一批唐代蜡染残幡，多为彩色，几乎每件幡的织物品种都不一样，从残片来看，纹样生动优美，均为手绘，线条概括简练，形象生动传神。

从以上出土的蜡染遗存中，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川东风箱峡崖葬中的蜡染织物年代最为久远，以棉和毛织物蜡染制品居多，纹样以人物和几何纹样为主，色彩多蓝白色。其余蜡染遗存大部分在新疆、青海、甘肃、贵州、四川等干燥地区发现，年代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不等，其质地和工艺显示出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的痕迹，反映了魏晋至唐宋时期中原地区蜡染的使用和交流。

二、关于蜡染起源的推断

蜡染艺术是在特定的物质和文化背景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是基于人们对服饰美化的需求，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在多种染色工艺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可以推断其产生的时间应在纺织、染色工艺之后。基于蜡染以蜡为防染剂的特性，染色过程是以靛蓝为主的冷染工艺，同时，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寒冷地区多不宜进行，多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从大量史料记载和蜡染遗存可以看出，我国是世界蜡染艺术的发源地之一。陈维稷教授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认为:我国蜡染起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可追溯至秦汉，当时已利用蜂蜡和白蜡作为防染剂制作出印花布。［1］美国学者杜玛斯·法兰西斯·卡特在其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西传》一书中说:“现存中国的早期蜡染实物，比埃及、日本、秘鲁、爪哇所发现的实物要早得多，［2］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蜡染实物足以证明这一点。”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早在公元前2400年的第五王朝就以用蓝靛染制织物包裹木乃伊，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学者普利尼斯在《自然史》中就有关于埃及人浸染织物用蜂蜡防染的记载，这说明在相当于我国西汉时期的埃及，蜡染技艺已然流行。英国L·W·C·迈尔斯主编的《纺织品印花》中认为，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埃及蜡染花布就已闻名遐迩，因此，埃及被认为是世界蜡染的发源地之一(图4)。

印度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已有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染棉织物的记录，由于气候潮湿，印度鲜有发现古老的织物残片，图5是印度出土的十四世纪的残片。赵丰教授在《丝绸艺术史》一书中通过考证新疆民丰地区出土的蜡染棉制品残片，根据残片中神像头后背光所具有的印度文化元素和文献记载可以推测，印度也应是蜡染的发源地之一。［3］

图4 埃及阿克缪出土的五至六世纪蜡染

图5 印度出土蜡

在我国，同其他民间手工技艺一样，蜡染产生之初可能源于一些偶发因素，许多关于蜡染起源的民间传说验证了此种推断。例如，在古歌《蜡染歌》里，叙述了蜡染的起源是由于蜜蜂弄脏了姑娘新织的白布，白布上留下了蜂蜡，然后在染色洗涤后意外出现了美丽的白色花纹，从而发明了蜡染的工艺;还有传说蜡染是宫女以蜡作画的一种消遣方式，后来逐渐演变成为蜡染工艺，诸如此类传说很多，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蜡染带给人们的特殊审美感受。

鉴于以上种种分析得出:蜡染技艺在远古时期就在国际范围内一度流行，是国际化的产物，研究蜡染技艺的起源应立足于出土的历代蜡染遗存和历史文献记载。

三、不同时期蜡染艺术发展状况

通过研究四川东部风箱峡崖葬中的蜡染织物可以推测:作为崖葬陪葬衣物的蜡染制品是那一时期的日常服饰，可见当时蜡染技艺使用已经较为普遍，结合染织技艺的发展和蜡染遗存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中原地区的蜡染技艺是从先秦开始兴起至唐代迅速流行开来，蜡染已经发展到不仅有棉布、毛织物蜡缬，而且还有丝绸蜡缬。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和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实物来看，我国南北朝时期染缬已经广泛用于服饰。唐刘孝孙《二仪实录》记载我国秦汉间已有蜡缬，六朝时大为流行，隋代宫廷甚为重视，并有与民间不同的特殊花样。［4］《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命令制作五色夹缬花罗裙用以赏赐。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的天蓝娟夹缬，工艺精美，说明染缬技艺在隋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准(图6)。

至唐时期，疆土辽阔国力雄厚，纺织业、手工业兴盛发达，官府直接掌管着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分工细致，这一时期也是蜡染技艺的高峰时期，染缬丝织品多采用凸版印戳点蜡工艺，从青海出土的唐代点纹蜡染娟和都兰墓出土的点花蓝白蜡缬纱可以看出这种工艺的发展。唐开元年间，蜡染曾用于军服和宫廷贵族服饰、室内装饰屏风等，从出土及传世的文物当中可一探究竟。如: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对树象羊蜡缬屏风(图7)，代表了唐时期中原高水平的蜡染技艺，此时的唐与日本文化交流最为密切，许多同一时期的日本文物就是唐的翻版。

图6 新疆阿斯塔纳出土蜡染残片

图7 唐代对树象羊蜡染屏风

宋初染缬依然盛行，随着染缬技艺的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制作精致的染缬服饰和生活用品，北宋时，政府为了抑制奢侈，倡导朴素，下令禁止染缬的生产和使用。《宋史·舆服志》记载，天聖二年(1024)诏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5］诏令中禁止穿着的衣服都是指染缬。这些对当时的印染业打击很大。到了元代，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元贵族追求华丽富贵的织金锦缎织物，清新雅致的蜡缬从此渐渐淡出中原，蜡缬的中心悄悄南移至西南地区，并从此在西南地区传承至今。

四、西南地区蜡染艺术的传承

早在唐代以前，西南地区的原住民就已使用蜡染，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南地区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蜡染的地区之一。据《后汉书·南蛮传》《搜神记》等记载，秦汉时期，被称为“武陵蛮”的苗族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裳斑斓。”《隋书·地理志》也记载了“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的服饰状况，［6］这里的“斑布”就是以葛苎棉等为原料制成的布，蜡染是其重要的装饰手法。此外，西南地区最早用作贡品的手工产品就有蜂蜡和斑布，据记载，唐代夷洲(今凤冈)贡蜡烛10条，斑布，犀角，葛粉30斤……宋代苗族的“点蜡幔”、瑶族的“瑶斑布”等都是向中央朝贡的主要物品。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谈到蜡染工艺说:“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融蜡灌于镂中，而后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客观。”［7］这诸多文献足以证明早在唐宋以前，蜡染已然盛行于西南地区。

明清以后，对于西南地区蜡染的记载更为详尽。明代《嘉靖图经》记载:“西南苗，妇女画蜡花布。”《贵州通志》记载:“境内苗民，妇女在裙用蜡画布，花彩鲜明”等，［8］这些文献不仅介绍了蜡染的工艺方法，也描述了蜡染的使用情况。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如今，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存有原生态的蜡染制作方法和使用习俗(图8)，将他们制作的蜡染实物与出土文物相对比，可以看出与远古年代先辈们制作的纹样如此的相似，这些都足以说明西南地区对蜡染技艺的传承发扬。

曾经的中原大地，蜡染似一股清新的风，盛行一时，风过之后，织绣盛行，在美丽的西南边陲，苗、瑶、畲、布依等等少数民族将传统的蜡染艺术完好的传承下来，蜡染文化象一粒种子在我国西南地区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正是一代代的蜡染能手对民族文化的深刻领悟，对各种技法的融会贯通，才使得蜡染艺术不断传承，成为我们民间艺术史上一朵永远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