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媛春

(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杨家府演义》与《北宋志传》比较研究综述

冀媛春

(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明小说《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出现标志着杨家将故事的定型，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瞩目垂青，成果斐然。笔者试从版本、作者、成书年代、创作主旨、内容、成就等六个方面对《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的研究成果作一番爬梳整理，力求给予客观评述，以资参考。

《杨家府演义》 《北宋志传》 比较研究 综述

杨家将故事自流传始即备受学人瞩目，明代《杨家府演义》(下简称《杨》)和《北宋志传》(下简称《北》)两部杨家将小说的出现越来越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其中有不少学者注目于《杨》、《北》的差异之处，成果显著。本文试从版本、作者等六个方面对《杨》和《北》的研究成果作一番爬梳整理，并给予客观评述，以期为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版本比较研究

蔡连卫《“杨家将”小说传播研究》一文详尽地罗列了《杨》和《北》的版本，指出《杨家府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卧松阁刊本，并对《杨家府演义》内题、内前题等诸多名称都作介绍，认为这样命名尤为杂乱，接着将《南北宋志传》现存较早的版本列为三种：一是明代建阳余氏三台馆刊本，日本内阁府藏，名《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二是明绣谷唐氏世德堂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南北宋分刻，题名《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和《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三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金阊叶昆池刊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名《新刊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志传》。此外，蔡连卫还强调《北宋志传》的三个版本，虽版刻不同，又有小异，但实为一书，论述全面而有新解[1]。常毅[2]与蔡连卫观点相似，都认为《杨》《北》的版本多为以上四种，但不同点在于，常毅还分别标注了回数和作者，尤为详备。龚舒则将现存杨家将小说分为两类：一是万历21年(1593年)文台余氏双峰堂刊、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订的《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简称《南北宋志传》20卷，100回，其中《北宋志传》10卷50回述杨家将故事；另一种是万历34年(1606年)卧松阁刊印的《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8卷58回，各卷前分别冠以“新刻全相”、“镌新编”、“刻新编”、“镌全相”等字，刊刻粗率。龚文是近年来研究《杨》《北》版本最为细致的考证[3]。与龚舒论调相仿的还有万甜甜[4]和景爱[5]，万文认为杨家将小说现存刊本为此二类，都价值不高。景文则在肯定杨家将两种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作者、底本，并得出《杨家府演义》与《杨家将演义》不是同一部小说的结论，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吴建生另辟蹊径，着眼于《北》《杨》的底本，他认为在《北》和《杨》之前存在一种《杨家府传》。《杨》在旧本《杨家府传》的基础上渗入了纪振伦个人的艺术处理和思想探索，但并未脱离《杨家府》的本意。《北》则保存了旧本《杨家府传》的基本面貌，进而探究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两位编创者的创作目的和文学素养不同，一针见血、发人深省[6]。孙旭、张平仁不仅注目于《杨》和《北》的版本探究，而且指出《杨》《北》因底本的不同而不同，他赞同马力先生“《杨家府演义》的底本是评话《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的底本是《杨家府传》”的观点，但否定周华斌先生提出的“《杨》是《杨家府传》的翻刻本。《北》据《杨家府传》改写而成”的说法，进而得出，《杨》的底本只可以认为较古，并非翻刻《杨家府》的结论[7]。

二、作者比较研究

裴效维《杨家将故事的产生与嬗变》一文指出《杨》题的“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中秦淮墨客并非《杨》作者；《北》的作者是熊大木毋庸置疑。此外，他还列举了熊大木的其他著作，肯定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远[8]。相似的还有景爱，她否定《杨》为纪振伦所撰的说法，认为纪振伦只对原书进行了文字上的修饰加工，但肯定《北》的作者是熊大木[5]。同角度的尚有吴建生，指明认为《北》的作者确为熊大木，不同之处在于吴文认为《杨》所题的“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中秦淮墨客、烟波钓叟实为一人，都指纪振伦，进而推定纪振伦是小说的改编者[6]。孙旭、张平仁也对《杨》的作者进行考辨，他认为秦淮墨客、烟波钓叟并非只为《杨》作序言，更重要的是对《杨》的底本作改动，渗入了文人意识，接着根据校阅、参订所记名字各异强调，“秦淮墨客、烟波钓叟”并非一人，既不能肯定二者是作者，也不能否认二者是修订者的结论，观点可存一见[7]。杨东方则着眼于《杨》的作者是秦淮墨客纪振伦，并对其功绩积极肯定，指出《杨》标志着成熟状态英雄传奇的产生，这都应归功于纪振伦的努力[9]。常毅[2]与杨东方有相似之处，二人均指出《杨》的作者是下层文人秦淮墨客纪振伦，但不同之处在于，常毅还对《北》的作者是书坊主人熊大木做了单独地阐发，得出因二者身份与创作的不同使杨家将小说的主旨也不同的结论。与此论调相左的有蔡连卫《“杨家将”小说传播研究》，指出《杨》的作者是纪振伦和《北》的作者是熊大木的说法仍需存疑，并经过考证得出熊大木与《北》无关的观点[1]。石麟与蔡连卫观点相近，都认为《北》的作者是熊大木有待商榷，秦怀墨客只是为明万历丙午年《杨》刊本写了序言，并非作者[10]。

三、成书时间比较研究

就《杨》《北》两书的成书时间历来争议颇多，其中裴效维根据《杨》书序末署“万历丙午”，推知《杨》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并根据《北》最早刊本明万历年间三台馆刻本，知《北》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至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之间[8]。石麟则只提及《杨》《北》的成书年代大约是明代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未做具体分析，姑存一说[10]。蔡连卫在论证成书时间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与此有异的是孙旭、张平仁，他们认为《杨》中很多情节都是参考《北》而增改的，由此推知，《杨》成书晚于《北》[7]。

四、创作主旨比较研究

常毅《元明时期“杨家将”戏曲小说研究》从创作主旨的角度将《北》《杨》比较，考察得出两书的不同主要体现为商人意识和文人意识的差异。他指出，书商熊大木大量创作小说，目的就在于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体现市民趣味。而《杨》则属于体现文人意识的作品，并将文人意识归为两类：一是既歌颂良将，又痛恨忠良不保；二是对朝廷失望而隐逸山林。该文全面考察后方小心求证，其严谨值得学习[2]。

五、内容比较研究

龚舒、吴建国从统计学出发，通过《北》《杨》两书对回目的不同设置，分析得出《杨》相比于《北》有两点不同：一是与战争有关的词语使用频率降低；二是交战双方国名、国主名出现次数减少，并指出《北》突出国家利益，而《杨》则强调个体价值。此外，龚、吴还着眼于两书对“天门阵”一役的不同叙写，得出《北》多摹拟前期演义，《杨》则多创新之处，颇多诡异激烈的冲突的结论[11]。蔡连卫从分析小说体例着手，探究《北》《杨》两种小说的卷数、标题和回目等，进而得出《杨》比《北》更为古朴，成书更早的结论[1]。裴效维[8]与蔡连卫论调相仿，更加全面细致地对两书的内容作比较分析，归为六点：①《杨》分节，节目为单句；《北》分回，回目为对偶双联。②《杨》有呼延赞出身故事；《北》没有。③《杨》有杨文广南征侬智高故事；《北》没有。④《杨》是杨文广与十二寡妇征西；《北》却是杨宗保与十二寡妇征西。⑤《杨》与《北》结尾不同。⑥《杨》中有大量荒诞迷信描写；《北》没有。从小说体例入手反观两书的不同也是为学人所注重的一个研究视角。吴建生《<北宋志传>与<世代忠勇杨家府演义志传>的叙事比较研究》一文从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述风格、语言、诉状、情节、诗歌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杨》《北》两书的不同，进而探究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全面而有所独取[6]。景爱[5]也有相近的观点。龚舒[3]结合归顺宋朝和对抗阶层的关系认可这两个方面深入论述得出了与吴建生、景爱相同的结论。孙旭、张平仁则从情节、结尾、诗词等细微方面搦笔，洞幽烛远，他认为《北》、《杨》两书中的诗词无一处全同，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完全不相干。论证可备一说[7]。松浦智子则着眼于《北》《杨》二书对五郎记载的颇多相似之处，进而探究五郎这一形象在小说中的地位，参考价值极大[12]。

六、成就比较研究

(一)《杨》《北》比较研究

裴效维《杨家将故事的产生与嬗变》将杨家将故事在清代的盛行情况作一番梳理，列举了三部现存清代小说予以说明杨家将流传之广[8]。万甜甜《“杨家将”故事演变研究》则分别指出《杨》《北》的成就，即如果以在历史上流传之广和影响之大而论，《北》首屈一指；如果论文笔的流畅和故事情节的生动，则当首推《杨》[4]。

(二)《杨》《北》与其他小说比较研究

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杨》与其他小说的关系，进而深化对文本的认识，丰富对文本的阐释成了学者们研究《杨》的话题。杨东方《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内涵与发生》从英雄传奇类小说着眼，结合英雄传奇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深入论述得出，《水浒传》标志者英雄传奇的产生，而《杨》则标志着英雄传奇的真正产生，接着探究导致这一现象的文学和文化原因，对《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9]。裴效维将杨家将戏与其他戏剧比较，得出杨家将故事虽未能形成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杰出小说，但杨家将戏却与三国戏、水浒戏、包公戏并驾齐驱，构成了我国戏剧的四大板块，价值极高[8]。文章体博剧丰，学术性强。

论及杨门女将形象，颇受学者关注的是佘太君等主要女将之英勇善战、智谋出众，次要人物形象也不例外。林文《杨家将小说女性形象整体性观照》一文分析比较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杨》中的女性特点和类型之后，剖析她们的不同点和杨门女将的进步性，现实性探究明确。此外，林文还将杨门女将与《儿女英雄》中侠女十三妹和晚清小说《黄绣球》中主人公黄绣球进行比较，指出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进步女性，且侠女十三妹和黄绣球在武艺和思想方面对杨门女将都有继承。但不同在于，《儿女英雄》《黄绣球》中女性重个人主义，《杨》中女性则多以国事为主，可以看出作者对小说研究之深透[14]。龚舒、吴建国从两性的结合方式着眼，分别探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杨》三部小说的不同模式，得出《杨》所确立的“朝廷武将+江湖侠女”这一新型两性关系模式，并列举文广与四女结亲予以证明，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11]。

近年来，《杨》《北》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硕博士的关注，取得了一些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其中不乏弊端。就研究热点而言，对两部小说版本、内容的研究比比皆是，但对《杨》《北》中人物形象及与同类小说的比较方面则存在明显的不足，自应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此外，对《杨》《北》的比较研究至今未形成系统而全面的专著和文章，有待进一步挖掘探究。

[1]蔡连卫.“杨家将”小说传播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 2006.

[2]常 毅.元明时期“杨家将”戏曲小说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 2005.

[3]龚舒.《杨家府演义》与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7.

[4]万甜甜.“杨家将”故事演变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07.

[5]景爱.历史小说杨家将中的萧太后[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171.

[6]吴建生.《北宋志传》与《世代忠勇杨家府演义志传》的叙事比较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 2005.

[7]孙旭、张平仁.《杨家府演义》与《北宋志传》考论[J].明清小说研究， 2001(1)：211.

[8]裴效维.杨家将故事中的产生与嬗变[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1):35.

[9]杨东方.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内涵与发生[J].天中学刊， 2006(4)：79.

[10]石麟.杨家将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积淀[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9(11)：9.

[11]龚舒 吴建国.《杨家府演义》对史家价值体系的吸纳与重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3)：112.

[12]松浦智子.关于杨家将五郎为僧故事的考察[J].明清小说研究， 2009(4)：27.

[13]林 文.杨家将小说女性形象整体性观照[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65.

(责任编辑秦川)

2014-04-16

冀媛春(1989-)，女，集美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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