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开镜

(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南宁 530001)

中国古代山洞故事母题中的安全思维特征
——以《桃花源记》为中心

付开镜

(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南宁 530001)

安全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以陶渊明所撰《桃花源记》为标志的中国古代山洞故事母题，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安全问题的长期性焦虑，也体现了中国古人安全思维的保守性与消极性特点。《桃花源记》问世以后，这种“洞思维”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山洞故事”也被广泛地复制出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山洞故事母题”。这种山洞式的安全思维模式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而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思维特质。

《桃花源记》 山洞故事 安全焦虑 安全思维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需要是人类五大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第二个层次。他说：“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类。”[1]《桃花源记》是东晋末年陶渊明一篇传颂千古的名篇，学者们对此做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是，截至目前，还很少有学者从中国古人安全需要的思维角度进行研究，这是笔者撰写本文的起因。

一、以《桃花源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山洞故事母题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安全的长期性焦虑

无论是天然的洞穴，还是人工的洞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其他建筑物难以比拟的安全性与安全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最能吸引读者的关键，是有一个山洞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山洞，桃花源也就不再为后人神往了。因为，如果没有了山洞，也就没有了的安全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桃花源记》中的山洞处于山边，洞口隐蔽而狭小，且有两口，另一口外是与外面的现实世界隔绝的另一个天地，这天地与外面的现实世界只有一山之隔。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此山与外界只能依靠这个山洞进行联系。陶氏没有介绍此山之外形。但是，从其文章推测，显然无人攀缘此山而到达山中的桃花源。在陶渊明的“洞故事”中，山洞只是中介，并不是演绎故事的场所。美丽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山那边的另一方世界。其实，这方世界和现实的社会仅隔了一座大山。可是外面的人们却不知道他们在山那边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因此，《桃花源记》中，山洞是一个安全生活的关键。而安全需求是人类仅次于生存需求的最为重要的需求了。可见，在《桃花源记》中，山洞的功能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山洞，桃花源也就失去了安全，也就不可能存在“怡然自乐”的生活了。

安全焦虑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对生命安全的渴求。显然，在人类之初，人们要生存下去，安全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在原始社会，人类的天敌主要是猛兽和恶劣的气候。因此，寻求一个安全的栖息之所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古代的“山顶洞人”，以洞为家，表明原始社会时期，先民已学会利用天然洞穴来保护人类自身。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万年县大源乡发现的万年仙人洞，存在着先民居住的遗迹，距今14000年。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大兴安岭发现了鲜卑人早期生活的洞穴——嘎仙洞(今内蒙古鄂伦春旗可里河镇西北部)，洞壁处存有文字，证明了古史记载鲜卑人以洞为家生活的真实性。

天然的洞穴可以给人带来安全，而人工的洞穴同样如此。据载，至少在周代早期，人们已学会开挖洞穴。《诗经·大雅·绵》写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陶”通“掏”；“复”，指从崖边平挖的洞，和现在的窑洞一样；“穴”，指向下挖的洞。说明周人已学会挖洞为室了。在社会发展之后，人们开始建造房屋城池，房屋适合于普通人民日常生活安全的需要，而城池则适合于政权下整个社会的安全需要。对作为国家的统治者而言，高大的城池有时还并不能解决他们对安全的焦虑，因此，他们还会建造一些高大建筑物，以满足他们对安全的渴求。如汉末董卓所建的郿坞，曹操所建的铜雀台，都是出于安全的需求。到了这个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洞穴空气稀少，光照困难以及空间有限等因素，不可能满足人类正常生活的需要。但是，这不能说，洞穴已经没有作用了。相反，在社会频繁动乱之际，洞穴的作用反而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小型的人工洞穴，成了人们藏身的最佳之所。《后汉书·独行传》载：梁湛做陇西太守，用缪肜为决曹史。安帝初年，梁湛病卒于官。缪肜送他还陇西，刚要安葬，西羌人反叛了。梁湛的妻子儿女为避乱都去了他郡，缪肜独留不去，为梁湛起坟冢。因为到处是反叛的羌人，缪肜“乃潜穿井旁以为窟室，昼则隐窜，夜则负土，及贼平而坟已立。”[2]

三国时魏大将军曹爽，骄奢无度，曾在洛阳城内住处造窟室，数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3]。这是一种地下室，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北魏时，长安城有一佛教寺院中，僧侣建了一个地窟，“与贵室女私行淫乱”[4]。后被人发现，为北魏太武帝所知。北魏太武帝的重要谋士崔浩，信道教而反佛教，借此怂恿太武帝灭佛，对僧侣展开了大屠杀，一时间，不少僧侣死于非命。这个地窟是和寺院其他房屋相连的。这些事例都说明，秦汉以降，地洞已成为隐藏人物财产和逃逸的重要手段。

既然现实的世界存在天然的洞穴，世人也可能造就人工的洞穴，那么，为安全计，世人为何不能想象出更安全更适合人类生存的以洞为中介的世外桃源呢？可见，《桃花源记》的问世，应该是安全思维焦虑的产物。陈寅恪与唐长孺都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能够写出《桃花源记》，是因为现实已存在故事的原型。陈氏所作《桃花源记旁证》认为，此故事当发生于姚秦统治的弘农、上洛地区的坞壁[5]，而唐氏则著《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反驳之，认为该故事的原型当在南方武陵地区[6]。但无论原型取于何地，都说明现实中有类似的实例，否则，这种山洞故事，也就难以想象出来。

不过，《桃花源记》中的山洞，与魏晋以前中国各地天然的或人工的洞穴，有极大的不同，即前者仅是通道，后者却是安全生活的场所。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生活在乱世中安全焦虑的产物，这种渴求安全的焦虑，不只是陶渊明一人的思想，更是千千万万人的共同愿望。而只有“来此绝境”[7]，方才可以避开乱世而平安地生活下去。因此，在《桃花源记》问世以后，类似于陶渊明的山洞式幻想，便促进了山洞故事母题的繁荣。

《桃花源记》问世的重要背景是社会的动荡，而这种动荡并不只是东晋社会的特有现象，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所有皇朝的共同现象。因此，对安全的焦虑也成为中国帝制时代所有皇朝统治下社会人群的共同心理特点。在《桃花源记》问世之后，这种“山洞故事”很快就被复制出来。如南朝宋刘义庆所撰《幽明录》中所载“洛下妇人”[8]，《太平广记》卷六二所载“秦时妇人”[9]，都是山洞故事的改版。到了元末明初，陶渊明等人的“山洞故事”，对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文人墨客，依照陶渊明等人的“山洞故事”模式，创作出许多的大同小异的山洞故事。如《水浒传》第九十九回所叙“花和尚解脱缘缠井”，请看他回答戴宗的问话：“前日田虎差一个鸟婆娘到襄垣城外厮杀。他也会飞石子，便将许多头领打伤。洒家在阵上杀入去，正要拿那鸟婆娘。不堤防茂草丛中，藏着一穴。洒家双脚落空，只一交颠下穴去。半晌方到穴底。幸得不曾跌伤。洒家看穴中时，旁边又有一穴，透出亮光来。洒家走进去观看，却是奇怪！一般有天有日，亦有村庄房舍。其中人民，也是在那里忙忙的营干。见了洒家，都只是笑。”[10]显然受到了《桃花源记》的影响。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创造出多座安全性极强的山洞。虽然洞中所居，多是妖怪，但妖怪与人世的凡人同样，也需要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一般的洞穴，也只是作为安全生活的住所，这与《桃花源记》中山洞不同。如水帘洞、斜月三星洞、黑风山黑风洞、福陵山云栈洞、黄风岭黄风洞、平顶山莲花洞……其中，第八十二回所描写的陷空山无底洞：“里边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风声，又有花草果木。”[11]与桃花源完全相同。

《西游记》是典型的神魔小说，虽然给人以奇异的想象，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毕竟，神魔与人类不同，神魔的虚幻性，必然要削弱读者的神思空间以及其著作的诱惑力。如何填平《西游记》神魔与人类之间的这一壕沟？吴承恩没有攻克这个难题，而施耐庵也只是在《水浒传》中把洞穴作为其叙事的一个插曲。但是，到了现代，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家们，在陶渊明“山洞故事”幻想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构思出众多的“山洞故事”来。如金庸在《书剑恩仇录》第十六回中写道：在一个冬日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天山上的一个千余年前为人所开凿的山洞，竟为男主人公陈家洛所发现。更为奇异的是，在这个山洞中，还通到一个山谷间的温泉处，其间鲜花丰艳，真是人间难觅的仙景[12]——竟然超过了陶渊明的桃花源。金庸以山洞为重要故事场景，挥动手中的大斧，砍造出无数个洞穴故事来，也就重重敲开了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华人读者的心扉，为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和奇异的经历而感动不已。不过，这种山洞幻想，再令人神往，也不过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观下的成人童话，只是为英雄个人服务，比起陶渊明的大我式的幻想，为普天之下受苦受难的人民寻找出路来说，其精神价值也就显得极为渺小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金庸笔下山洞，只是以安全住所的形式存在的，一般不具备《桃花源记》中山洞作为“通道”的功能，其最为重要的用处，还是在于保护人身安全。不过，山洞无论用来藏身，还是用来藏宝；无论用来躲避外界的红尘，还是用来躲避仇人的追杀，都存在一个安全焦虑的问题。武侠小说极为引人焦虑的问题，就是人身安全的问题，因此，各色各样的山洞被植入武侠小说中，是安全思维的必然。

安全焦虑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人们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安全焦虑表现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来说，就是心怀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其焦虑最为高尚的目标，是为社会芸芸众生谋求幸福，谋求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而表现在一般人的行动上，就只能是侠义英雄了。金庸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只是武侠英雄对社会恶人的惩治而已，远没有达到社会制度改造的层面。因此，他们所创造的武侠山洞故事，就只能是为了寻找或营造个人的安全生活场所或避难场所了。

二、以《桃花源记》为代表的山洞故事母题体现了中国古人安全思维的保守性和消极性

首先，以《桃花源记》为代表的山洞故事母题，体现了中国古人安全思维的保守性。《桃花源记》“洞思维”是现实隔开的逃避现实式的解决方式。对于现实社会的黑暗，《桃花源记》没有解决的途径，因此，只能进行逃避。逃避社会现实，正是消极思想的反映。《桃花源记》并没有设计出一种新的制度，桃花源中人民的生活，不过是传说的自然社会的现实幻想再现，而且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和谐社会，缺少大范围和谐社会的可能。《桃花源记》中的山洞，只是为了保护一部分避乱的“秦人”能够过上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为了积蓄力量，以返回故土。他们已不再怀念外面的世界，也不想与外面的世人有任何来往。他们只是过着田园式的小农生活。

其次，以《桃花源记》为代表的山洞故事母题，体现了中国古人安全思维的消极防御性。如上所论，对安全的忧虑,是《桃花源记》山洞故事产生的心理背景。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安全的忧虑，是消极避世的态度。所谓消极避世，就是不主动去化解危及人身安全的因素，既不主动地加强群体的力量，也不主动地消除危及群体安全的成分，而是走向人迹罕至的地区，寻找一块不为世人所知的安全场所，从而达到解决安全忧虑的目的。因此，这种避世的思维，不是在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而是在逃避现实的社会矛盾。

再次，从地理坐标上看，以《桃花源记》为代表的山洞故事母题，体现了中国古人安全思维的保守性。《桃花源记》以及此后的山洞故事母题，一直以中国大陆山林为中心，或者只是在山间寻找一个小型的世外桃源，或者只是在山间找到一个秘密的洞穴，而很少向海洋以外拓展。直到宋朝，改革家王禹偁才跳出了陶渊明的“山洞故事”思维模式，开始了“海洋故事”幻想——撰写了一篇海外桃花源故事：故事的主角，依然是中国的秦人。[13]这种海洋式的幻想，可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相媲美。其与山洞安全思维不同之处是，用茫茫海洋代替了山洞。不过，这种海洋式安全幻想故事，很难再能找出其他案例，因此也就不能代表中国多数人的安全思维特点。

最后，以《桃花源记》为代表的山洞故事母题，在中国古代各朝官员的政治安全思维中也体现出保守性和消极性的特点：一是在对国土的管理上，多数皇朝只是以汉唐的国土为国土，而不再开疆拓土。重视防御工程的建设，而不重视进攻武器的改造。二是对外族入侵的战略上，以防为主，以和为贵。在受到外族入侵后，常常在和平手段不可解决时，方才应战。中国古代爱国将领常以收复中原，收复失地为最高目标。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重在“驱”字，其目的是让胡族离开中原，而非消灭之。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的重要谋士朱升向其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4]及明朝建立后，大修长城，把“高筑墙”的战略防御思想贯彻到极致。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无论何时，都以守护自己的家园为中心，而不会去主动出击对方，更不想侵占不属于自己的领土与财富。

三、简短的结论

陶渊明的“洞幻想”对中国人的“洞思维”具有开创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乱世造成了人的生命缺少安全保障，人的生活缺少幸福保障，生活在乱世中的古代中国人，普遍存在安全感的焦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是这种焦虑感的产物。《桃花源记》“洞思维”是消极性的安全思维，以逃避现实来解决社会问题，其理想模式无疑具有“无君之治”[15]的小国寡民特征。《桃花源记》问世以后，这种保守性与消极性并存的“洞幻想”故事被后人进行了广泛的复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山洞故事母题。因此，“洞幻想” 、“洞境界”成为古代中国人安全思维模式的重要模式，这种安全思维模式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等，并进而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特质。

[1]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44.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96.2686.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85.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3034.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 2001.188.

[6]唐长孺．魏晋南北史论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622.

[7]陶潜．搜神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1.4.

[8]刘义庆．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23.

[9]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8.389.

[10]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100.

[11]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120.

[12]金庸．书剑恩仇录[M].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9.170.

[13]王黄州.小畜集(四库丛刊集部)[M].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经鉏堂钞本.

[1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3930.

[15]张建伟．《桃花源记》与东晋无为之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83.

(责任编辑秦川)

2014-04-18

付开镜(1966-)，男，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史。

S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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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4580(2014)03-0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