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两年，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速、资本项下进一步开放、利率汇率逐步自由化、国债期货推出、多层次市场竞逐、综合经营增多、金融脱媒加快、民营银行躁动、P2P等互联网金融火爆……凡此种种，对减少抑制、激发活力、促进金融服务便利化，都有积极意义。

这种更开放、更自由、更综合的潮流，结合中国庞大的货币、资产存量与增量，以及各方面发展金融的强烈愿望、更便捷的技术手段，再加上金融资本天生的逐利特征，可能使中国金融实现更大的繁荣和飞越。

历史上，以减少管制、取消限制为特征，于1986年10月启动的伦敦金融城改革，带来了一场金融大爆炸(Big Bang)，大大提高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改革前金融城每天开市迟缓，午休漫长，下班很早，像“老爷俱乐部”，改革后进入更自由，技术更先进，吸引了全球大量资金涌入金融城。

但1998年4月1日启动的“东京版金融大爆炸”(Tokyo Big Bang)，同样是金融自由化改革方向(如放宽外汇交易限制)，却没有取得伦敦的改革效果。有人归咎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下降，也有学者认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旨在让金融企业与政府迅速脱离关系，但日本金融企业一向与政府关系紧密，政府的协调能使金融企业在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较低，一下子脱钩反而出问题。

对中国版“金融大爆炸”来说，伦敦版和东京版都值得参考。中国金融业历史上教训惨痛，代价不菲，既有政府不当干预之因，也与金融业者诚信不彰、市场秩序“劣币驱逐良币”有关。如果说在实体经济领域，几个行业乱一些，由乱到治已属不易，在深具传染性、套利性、系统性和杠杆效应的金融业，不注重风险控制的宏观、微观和消费者的基础建设，一旦累积起跨行业、跨市场的大风险，将引起另一种爆炸——泡沫爆炸、不良资产爆炸、债务链条爆炸，等等。

追求创新带来的益处时，如何评估同时潜伏着的崩溃的潜在可能性？禁锢束缚发展，但一窝蜂无序进入，对社会和实体经济又有哪些危险？如何让市场参与者自己也承担风险？如何让金融高管的报酬不只基于短期业绩？未雨绸缪，中国版“金融大爆炸”才可能走向理性的繁荣。

(晓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