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幸福思想研究综述

张波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曲阜273100)

以内容为主线，概述了学术界从人本质、异化、共产主义和需要等视角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幸福思想的解读，以及对其理论地位和当代意义的评价。分析了研究主体、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认为学界需要联系《手稿》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和文体结构等多方面来进一步研究其幸福思想的逻辑方法与精神实质，从而最终促进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发展。

幸福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综述；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幸福思想的代表作之一。虽然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对幸福问题予以专门论述，但是其幸福思想大量地蕴藏于其中。纵观学术界对《手稿》幸福思想的研究，较早的探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的日益关注，《手稿》中的幸福思想被不断挖掘出来。其中不仅包括人们对《手稿》幸福思想的解读，还包括对它的评价。

一、学术界对《手稿》幸福思想的解读

(一)人本质视角

近10年来，人们是依据自己对《手稿》中人本质思想的两种不同理解来解读其幸福思想的。一种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能动与受动，另一种则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无论根据哪一种理解来解读，学术界都认为，幸福与人的本质是密切相关的，它的实现离不开人的本质。

2004年，高恒天从人本质的角度详尽地解读了《手稿》中的幸福思想。他依据《手稿》认为：“能动和受动”是“人的本体论的本质”，使人在与外界对象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凭着自己的内在尺度(人的本质力量)体验着幸福或不幸福”；幸福的本质在于外界对象符合内在尺度的状态和过程，幸福感是这种状态和过程中的“一种伴随现象”；“人永远按照自身的内在尺度”或者“幸福的规律来建造”；幸福的发生“可以具有‘量子性’”；在异化时代里，内在尺度的彼此遮蔽直接导致了现代人的幸福的片面和贫乏，应当被扬弃[1] 42-46。与高恒天依据能动和受动这一人本质的理解来解读《手稿》幸福思想不同，大多数人们依据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理解来解读。如：于晓权认为，《手稿》得出了“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命题，它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前提”[2]73-76；马进认为马克思“抽象人的幸福观”的最高理想和内容分别是人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实现和劳动(体现人本质的活动)，还认为《手稿》把自由看作幸福的“基本内容基本存在形式”[3]7-9；邓先奇认为，《手稿》合理解释了人依据自己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确证和实现幸福的这一过程，其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思想揭示了幸福的内涵[4]97；高延春由《手稿》得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是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5]52；万庆依据《手稿》认为，“人只有体现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实现幸福”[6]32。

(二)异化视角

综观学术界对《手稿》幸福思想的具体解读，从异化视角来解读成为了重中之重。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就已经从这一角度来解读。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提出了大量的理论观点。其中不仅涉及到异化和幸福的关系，还涉及到《手稿》幸福思想的内在逻辑。

关于异化和幸福的具体关系，学术界是从两个角度来加以解读的。一个是劳动异化角度，另一个是需要异化角度。当然，从劳动异化角度来解读占据了主要地位。1990年，Peffer在其Marxism,Morality,andSocialJustice一书中间接说明了劳动异化和幸福的矛盾关系。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当那些必须用于实现人幸福等的潜能没有得到实现时，人就会出现劳动异化[7]53。2008年，于晓权的解读涉及到了劳动异化与幸福的阶级性、有限性和资产者幸福的低等性的关系。他认为：异化劳动带给劳动者的是痛苦与不幸，带给资产者的是有限的享受和生活乐趣；异化劳动“使绝大多数人在劳动中陷入不幸”；劳动异化导致了资产者的幸福“只能作为感官满足而存在”[2]78-79。Bakshi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不是快乐和满足的源泉，而是痛苦的源泉[8]87。葛宇宁解读了劳动异化与精神幸福和“‘身体幸福’”的关系，认为《手稿》揭露和批判了劳动异化使人不仅失去了精神幸福而且失去了“‘身体幸福’”的现实[9]49。与上述作者从整体上解读劳动异化和幸福的关系不同，于晓权具体解读了《手稿》中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和幸福的关系。他认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导致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自己就越不幸；与劳动本身相异化导致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感到痛苦和不幸，且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幸福；与“‘类本质’”相异化是人最深刻的悲哀。他还指出，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人“遭受痛苦与不幸”[2]76-78。与于晓权间接说明人同人相异化和幸福的关系不同，邓先奇的《从人的幸福的角度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则给予了直接的解读，认为，在人同人相异化且不和谐的社会里，“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都难以实现。此外，该文的解读还涉及到了异化劳动、自然界和人类幸福的关系，认为，“异化劳动破坏了人实现幸福的自然前提”[4]98。刘孝菊进一步解读了劳动异化及其具体表现与“人自关系”、“人人关系”、“人社关系”和“幸福人”的关系。他认为，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同人的异化和异化劳动分别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与社会和人的不和谐及人自身的不和谐，并分别对幸福社会的“人自关系”、“人人关系与人社关系”和“幸福人”造成了负面影响[10]49-52。与前述作者从劳动异化的角度来解读不同，万庆从需要异化的角度解读了《手稿》中异化和幸福的具体关系。他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的三种异化形态(“合理的需要被压缩”“丰富的需要被片面的需要替代”“需要突破了合理的界限而被滥用”)，并认为需要的异化使人背离幸福[6]83。

关于异化与幸福相矛盾的原因，学术界一致把它归结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如Bakshi认为，马克思把作为幸福源泉的劳动变为苦差事的原因归结为生产资料私有制[8]87。于晓权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幸福难以实现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幸福的投入越多而不幸者越多的深刻原因在于异化劳动，异化是人具有的“私有制和被迫服从私有制”的必然属性[2]76。丁春华不仅看到了这一矛盾关系的原因是私有制，还看到了异化和私有制的互动关系。她认为，《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悲惨生活境遇的根源”，即“私有制带来的异化”以及异化不断强化了的私有制[11]49。

关于幸福如何实现的问题，学界一致解读为要依靠异化、私有制的扬弃和共产主义的建立的办法来解决。如于晓权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人要占有真正的幸福，就要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克服劳动以及人其他方面的异化；马克思将异化的扬弃、“‘人的幸福’”诉诸于“‘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2]80。丁春华不仅把异化、私有制的扬弃和共产主义的建立看作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还区分了“现实异化”和“精神异化”两方面的扬弃。她由《手稿》得出：“扬弃异化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异化的扬弃包括精神和现实两个方面异化的扬弃；“精神异化”的彻底扬弃，要靠“现实异化”的扬弃来实现，而“现实异化”的扬弃需要通过共产主义扬弃私有制来实现[11]50-52。

(三)共产主义视角

2007年以来，学术界从共产主义角度解读了《手稿》中的幸福思想，并一致认为，幸福与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于晓权在《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理论意蕴及现代启示》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幸福真正实现的本质是人与自然、人之间矛盾以及“存在和本质”等斗争的真正解决[12]13。高园由《手稿》得出，“真正的民生幸福必须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13]2。与上述作者间接说明共产主义和幸福的关系不同，学术界还有不少人对此加以直接说明。如于晓权认为，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看作“只是人获得完全幸福的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对人的幸福而言它不仅具有“终极性质”，也是“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环节’”[2]110。种海峰认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幸福的社会”，是“完全的、自觉的、‘具有全面深刻感觉的人’”的“幸福的生成与实现”，并“为最终实现人的幸福提供了重要的主体基础和保障”[14]110。万庆依据《手稿》认为，“共产主义是幸福的理想状态”[6]35。邓先奇解读道：共产主义是一个扬弃了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并能使人类拥有幸福的社会，为幸福的获得创造了必要前提；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且能从“类本质”出发来“创造、实现和确证”自己的幸福[4]99-100。

(四)需要视角

从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目前学术界从需要角度对《手稿》幸福思想的解读，主要说明了物质需要与幸福的关系，并包含了两种基本观点，即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幸福的基础和物质需要的满足不一定是幸福的基础两种。当然，人们大多赞成前者。如种海峰认为，幸福具有客观性，必须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上[14]106-107。高园解读了物质需要与精神幸福的关系，认为，“物质生活的满足是幸福的基础”与“人类享受精神快乐的前提，为人们追求精神幸福提供客观支持”[13]2。万庆还深入解读了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关系，认为“物质幸福是精神幸福的基础”[6]58。与上述作者的观点不同，丁春华持相反的观点。她由《手稿》得出，吃、喝、生殖等生存方面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在一定条件(吃、喝和生殖等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下不能成为幸福的基础[11]53。

(五)其他视角

学术界除了主要从人本质、异化、共产主义和需要四个角度来解读外，还从道德、完整人、研究方法和生产力等角度解读了《手稿》中的幸福思想。Peffer从道德角度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道德评价大多暗含于痛苦和幸福等术语中[7]47。于晓权从完整人的角度予以解读。他认为，《手稿》中“完整的人”的思想蕴含着马克思的幸福思想，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幸福思想的终极目标[2]108。徐茂华解读了《手稿》幸福思想的研究方法。他认为，马克思在《手稿》等著作中，“通过引入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哲学”的基础上，科学阐述了“人类幸福的思想”[15]12。万庆还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幸福的基础”[6]35。 此外，丁春荣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幸福的基础和条件就是体力和精力的自由发展”[16]3。

二、学术界对《手稿》幸福思想的评价

(一)理论地位评价

近年来，学界对《手稿》幸福思想理论地位的评价，主要说明了这些思想在马克思幸福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在这其中，不仅有单纯从异化或人学视角展开的评价，还有从《手稿》幸福思想整体的角度展开的评价，且大部分认为《手稿》的幸福思想处于基础地位。当然，也有评价认为它是一种转移和深化。如于晓权站在异化的角度认为，《手稿》中的异化思想(体现了幸福思想)“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幸福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2]73。马进从人学的角度认为：“马克思的幸福观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人的幸福观”向“现实的人的幸福观的转变”过程；《手稿》充分阐述了“抽象人的幸福观”，“现实的人的幸福观”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3]7。丁春华也从人学的角度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暗含着马克思的幸福观)已“初具观点”[11]48。葛宇宁站在整体的角度认为，马克思的幸福观在《手稿》中得到了初步阐释[9]47。万庆从整体上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幸福思想的萌芽[6]32。与上述作者把《手稿》中的幸福思想看作是处于马克思幸福思想历程中的基础地位不同，刘孝菊从整体上认为，《手稿》“对幸福社会理论问题的探讨有一个明显的转移和深化”，即《手稿》把对“宗教、国家和法这些副本”的批判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生活这些‘原本’”身上[10]42。

(二)当代意义评价

关于《手稿》幸福思想的当代意义，学术界主要评价了其实践意义。如于晓权认为，我们在当代“应该从过分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回归到真正享受幸福，在实践中探求“‘自由自觉的类活动’”。这是因为，《手稿》认为，人类幸福真正实现的本质是人与自然、人之间矛盾以及“存在和本质”等斗争的真正解决[12]13。高延春在由《手稿》得出的“人的劳动是实现人的幸福的根本途径”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我们在当代要“大力激发人的创造性，不断开辟人的幸福途径”[5]53。邓先奇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要“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实现人的幸福的自然前提”。这是因为，在《手稿》看来，人要实现幸福，就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4]100。与上述作者评价《手稿》幸福思想的实践意义不同，丁春华利用《手稿》对需要和幸福关系的“间接的探讨”来说明，“需要即人性”这一论断并非公理[11]53。

三、存在的问题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首先，在研究主体方面，《手稿》幸福思想研究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从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探讨《手稿》幸福思想的专著，只有三篇专门研究其幸福思想的期刊论文，即高恒天的《幸福新解——〈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示》、邓先奇的《从人的幸福的角度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丁春华的《马克思人学视阈下的幸福观——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实际上，大部分解读与评价包含在以马克思幸福思想为主题或以马克思主义幸福思想为主题的文章或专著中。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人们局限于依据《手稿》的文字表述来阐释其幸福思想。从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目前还没有人联系《手稿》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17]6等方面来全面而又系统地解读其幸福思想。这样就容易导致我们很难准确理解《手稿》的原意。比如，针对《手稿》中 “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18]126这句话，学术界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万庆认为，“物质幸福是精神幸福的基础”[6]58-59。 种海峰则认为，幸福具有客观性，必须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上[14]106-107。那么，马克思的这句话到底说的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关系还是幸福与物质基础的关系呢？对此，若只依据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而不联系《手稿》的产生背景等方面，我们很难予以确切说明。

再次，在研究内容方面，受研究方法的影响，大部分解读停留在《手稿》幸福思想的字面意思表层，并未深入到其内在逻辑方法层次和精神实质层次，不够深刻。从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目前只有刘孝菊和徐茂华两位作者的解读涉及到了《手稿》幸福思想的逻辑方法。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对《手稿》幸福思想的研究。不仅如此，还要在理解其字面意思的基础上，联系《手稿》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和文体结构等多方面来深入挖掘其逻辑方法和精神实质，并在整体把握《手稿》幸福思想的基础上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最终促进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发展。

[1] 高恒天.幸福新解——《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示 [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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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郜春霞]

Research Summary of the Happiness Thought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ZHANG Bo

(College of Economic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China)

Mainly according to study cont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r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appiness thought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anuscrip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 essence, alienation, communism, needs and the others and summarizes their evalu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status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t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studies’ problems in terms of researchers,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ent, and then it offers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ncepts of happiness ultimately, it is believed that academia needs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logic methods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happiness thought in (Manuscripts) by virtue of its background, writing process, stylistic structure and many other aspects.

happiness thought;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research summary; Marx

2014-07-18

张 波(1987- )，男，重庆忠县人，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A811.2

：A

：1671-8127(2014)06-0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