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华

广州美术学院，广州510006

任何管理都需要文化依托和作为母体，都要受传统文化的支配和影响，设计管理不能例外。作为新兴学科，它起源于西方，因此引入国外先进的设计管理理论是提高我国设计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在引进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内中的精华——中国管理哲学相融合，就有可能水土不服。有基如此，直面本土设计管理的困境，以中国管理哲学作指导，融合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以指导本土设计管理的实践，构建中国本土设计管理理论——“中国式设计管理”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国式设计管理”的内涵、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及适用范围

“中国式设计管理”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管理理论，实质上就是设计管理的本土化。为了提高中国的设计管理水平，直面本土设计管理的诸多问题，既认真考虑“设计人”的共性，又

1.内涵及学科性质

（1）“中国式设计管理”的内涵。首先，“中国式设计管理”就是中国本土设计管理学，此为最本质的属性，这也是它在世界设计管理学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作为管理技巧或者说“术”，无非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职能，在世界范围内大体的含义都差不多，无所谓“中国式管理”、“美国式管理”或“日本式管理”。但任何管理都是以文化为母体，并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故作为管理之“道”必定有民族文化的特色，必然有“美国式”、“日本式”或“中国式”的区别，设计管理概莫能外。作为设计管理之“术”，当然没有国别的差异，但作为设计管理之“道”，就必然会有文化与国别的不同。所以盲目照搬别国先进的设计管理理论，而不能与本土文化高度融合并最终本土化，必然会成为摆设。“中国式设计管理”是为设计管理的本土化，是克服了文化上的差异，没有盲目照抄照搬西方设计管理理论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以中国管理哲学为体，融合西方设计管理科学，以指导本土设计管理实践而所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设计管理理论，此其文化的属性。

其次，“中国式设计管理”属于领域管理学，是“中国式管理”下的子学科，这是它在本土管理学亦即“中国式管理”中的身份与地位。

当前随着跨文化管理思潮的兴起，管理本土化成了管理界的一大潮流，“中国式管理”也成为关注的焦点。成中英的“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黎红雷的“儒家管理哲学”，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苏东水的“东方管理学”、席酋民的“和谐管理”、黄如今的“和合管理”等本土管理理论雨后春笋般陆续涌现，稍作比较，发现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故称其为“中国式管理”理论①。“中国式设计管理”便是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管理学，它克服了以上理论因“大哲学、大管理”思维的束缚，无法与某个具体管理学科相结合，探索其特殊规律，认真改进发展中的不足，而落脚于设计管理，并以探索本土设计管理规律为己任，所以是“中国式管理”下的子学科。

再次，“中国式设计管理”是元设计管理学，主要研究设计管理之“道”，而非设计管理之“术”，这是其在设计管理中的特色②。

当前本土设计管理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重“术”不重“道”，重实战不重理论，因此严重制约了中国设计的发展③。而“中国式设计管理”是从中国管理哲学高度研究本土设计管理中的普遍规律，主要属于设计管理之“道”而非设计管理之“术”，故而在设计管理学科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它设计管理理论和设计管理学科（或间接地对设计管理的实践）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换言之，它是一切设计管理理论及设计管理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对任何设计管理理论或学科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所以称之为元设计管理学。“元”即“起始”、“根本”、“最高”、“最终”的意思。

最后，“中国式设计管理”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设计管理相交叉的学科，是二者联姻的产物。

“中国式设计管理”既是中国的设计管理，也是中国的管理哲学，但不是将二者简单地迭加，而是有机地组合，是在当代哲学阐释学和管理学、设计学视阈之内对中国管理哲学、国外先进的设计管理、中国本土设计管理实践经验反思、梳理、融合、诠释和重构的产物④。从某种程度上言，它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设计管理哲学，但又有别于后者，它虽然涉及设计管理哲学，但并非以研究设计管理中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主，即不是以从思维与存在的高度研究设计管理的本质为旨归。其宗旨是面向本土设计管理实践，解决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确切的说是针对当前本土设计管理普遍面临的八大难题，借鉴中国八家传统经典中的治道，提出八大治理之道。比如“设计易治”是针对当前如何将设计管理本土化，构建本土设计管理理论而提出的因应之道，“设计仁治”是因应本土设计企业创立之初“军心不稳，人才难留”症结而提出的医治之道，“设计道治”则是针对面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难题而提出的解决之道，“设计禅治”是因应由于设计精神缺失所导致的高死亡率而开出的医治药方，“设计义治”是针对当前设计伦理缺失或偏差所导致的“设计异化”而开出的纠偏良方，“设计法治”是针对当前创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滞后所导致设计侵权不断，严重制约中国设计发展而提出的解决之道，“设计全治”是因应当前

“局限于设计而谋设计，局限于当前而不谋未来”的设计战略失误而提出的治理之道，“设计智治”则是针对当前如何提高设计投标的命中率而提出的因应之道）。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不是中国本土设计管理哲学，而是中国本土设计管理学。成中英先生提出“中国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中国化”的“二化”主张，本理论正是此“二化”的产物，是中国管理哲学“科学化”即现代化或者说“术化致用”与设计管理“中国化”亦即本土化的产物。

（2）“中国式设计管理”的学科性质。就学科性质来说，“中国式设计管理”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设计管理的交叉学科，是直面中国设计管理困境，以探索本土设计管理规律为研究对象，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应用前景的新兴学科，也是中国管理哲学、国外先进设计管理理论、中国本土设计管理实践三者碰撞的理论结晶。但不同于中国管理哲学，它有着明确的设计管理实践指向，即从中国管理哲学视角研究本土设计管理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属设计管理学，而非设计管理哲学 ；又不同于西方设计管理学，它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东方文化属性，属于中国本土设计管理学；也不同于一般的设计管理实践经验甚至一般的设计管理学，其重点研究的是设计管理之“道”，而非设计管理之“术”，故属于元设计管理学；同时也有别于当今“中国式管理”理论，它虽然也是管理本土化背景下的产物，但已突破“大哲学，大管理”的虚无及难以落地生根的不足，专门研究一个具体的管理对象——设计管理中的本土管理规律，是“中国式管理”下的子学科。因此可以概括为四大特点：综合性、哲学性、本土性和原创性。所谓的综合性，即“古今”（古代管理智慧与当代设计管理科学）、“中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道术”（管理哲学之“道”与设计管理之“术”⑤）多个学科融合的产物；所谓的哲学性，即站在管理哲学的高度重点研究设计管理之“道”，它和一般的设计管理理论的区别就在其更宏观、更根本；所谓的本土性，即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质，这是它和西方设计管理理论的显著区别 ；所谓的原创性，即除笔者之外国内外尚无人从中国管理哲学视角探索设计管理的本土化，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故此该理论无疑具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

2.研究对象、适用范围

（1）“中国式设计管理”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研究本土设计的管理实践。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管理理论都源自管理实践，也最终要回到管理实践之中去作验证。所以是否有价值不是由其本身说了算，而是由管理实践说了算。“中国式设计管理”也不例外。正如清华大学蔡军教授指示笔者所言，“更重要的是把你的理论（“中国式设计管理”）投入到企业管理实践中去检验和作实证的分析，这样才更有意义。”要求切忌纸上谈兵，一定要深入设计的实际与实践，直面设计管理问题，并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尤其要对知名设计公司如集美设计公司、白马广告公司，以及经典设计案例如“祥云”火炬、“中国成语博物馆”、“世博会中国馆”等个案给予研究。而湖南大学何人可教授则教导笔者，当前尤其应该关注阿里巴巴、联想、海尔、华为等知名公司的设计案例；同时要聚焦移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和适时大数据条件下的品牌全接触点的设计与管理，C2B模式的用户参与设计和品牌的全球化等的研究；尤其还应该关注小米等快品牌的崛起，这对传统设计管理是个巨大的挑战。此外，海尔张瑞敏提出无交互、无产品理念，以及服务即产品的观点所引起的反思与启迪；BAT和华为、中兴等互联网企业设计管理偏向用户体验和交互所引起的影响，等等，都需要持续关注。必须指出，不仅要研究中国本土设计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其失败与教训。成功管理经验固然是“中国式设计管理”研究的重点，但失败案例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只有全面研究中国的设计管理实践，才能奠定“中国式设计管理”的实践基础。

其次，“中国式设计管理”不仅要研究中国设计管理的实践与理论，也要研究西方设计管理的实践与思想。

“比较管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一个管理学分支，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现象”的异同点、模式与效果，以及文化地域环境因素关系等进行研究，进而探讨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的可移植性，以达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目的的一个新兴学科。研究“中国式设计管理”也须借鉴“比较管理学”的方法与路径，绝不能仅仅将视线停留在中国本土的设计管理实践与理论上，还应该从现代、全球的视野进行比较研究。“鱼只有离开水才知道水的重要性”，只有对中西设计管理进行深入地比较研究，才可以真正了解、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更重要的是，设计管理主要源于西方，产生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传入中国大陆才20年左右，所以西方对它的研究一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故此研究、借鉴西方设计管理实践经验与思想无疑是提高本土设计管理水平，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的重要内容与途径。当然必须杜绝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最后，“中国式设计管理”要研究中国的管理哲学。

当前设计界人士普遍不懂中国管理哲学并且不屑于学习它。中国管理哲学是“道”，当代设计管理则偏重于“术”（至少目前中国的现状如此）。前者主要是古代农业社会管理智慧的结晶，后者则主要是当代工业社会管理的产物；前者出自东方，后者主要源于西方。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大不不同，但却共有两个字——“管理”，即都是管理智慧的结晶。正由于二者的不同，也才可以“和实生物”，产生一种新的管理理论——“中国式设计管理”。否则“同则不继”，就无法延续。故此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中国式设计管理”的母体，不研究它，要想设计管理本土化，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无疑是缘木求鱼。所以一定要纠正一种错误观念，即设计管理是当代的应用学科，研究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没用。

（2）“中国式设计管理”的适用范围。从适用的范围来看，“中国式设计管理”不只是对中国“设计人”管理特别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设计人”管理都有普适价值。如儒家式“设计仁治”、道家式“设计道治”、禅宗式“设计禅治”对设计人力资源管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墨家式“设计义治”无疑是医治当今因“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这种“爱有差等”设计伦理所导致的“设计异化”的绝佳药方；兵家式的“设计全胜”战略则对今天如何实现从“囿于设计而谈设计”到“超越设计而谈设计”的战略转变具有重要的启示；纵横家式的“设计智治”战术则对当前设计营销、设计投标有着立竿见影的指导功效。

二、“中国式设计管理”的理论体系与精髓

1.理论体系

对“中国式设计管理”的内涵、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适用范围，理论体系、精髓，研究缘起、现状、价值、方法等进行概述，是本文撰写的真正目的。

（1）《周易》式“设计易治”：本源。如何将设计管理本土化，构建中国本土的设计管理理论——“中国式设计管理”，是中国当今设计界的时代性课题。《周易》“易治”对此有着重要的启示，亦即能够看到“易穷则变”、“设计移位”的困境，发现设计本土化困境必然要求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采取“革故鼎新”的“管理移位”因应，指明以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融合国外先进的设计管理科学，指导本土设计管理实践是“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的出路和方向；坚持“水火曰革”的设计管理创新方式，强调“三革”、“四化”、“一体”是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的具体方式。这些都是所谓的“设计易治”，对解决这一时代课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中国式设计管理”的本源⑥。

（2）儒家式“设计仁治”：团队。“军心不稳，人才难留”，是许多设计公司创立之初所面临的难题，其根源在于没有建成“和则安人”的设计团队。儒家“仁治”思想就有极好的启发，依此便可探索“以仁为本”的设计管理本源。管理者不仅要“富之”，即满足设计师的物质需求，还须“教之”，即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坚持“修己安人”的设计管理途径。先“修己”，加强设计管理者的道德修养，管好自己，才能“安人”，即管理好部属与员工；确立“和为贵”的设计管理目标。通过和谐管理，“和则多力”、“仇必和而解”，便能“和实生物”，制作出好的设计方案，进而创造“和谐产品”，再通过“和谐产品”进一步地“安人（全部员工）”，此即“设计仁治”，它适合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的初期阶段，是一种低层次的境界⑦。

（3）道家式“设计道治”：规律。如对“设计人”设置过多限制，容易扼杀其创造性；如放任其个性的发挥，又常常会使设计失去管理，亦即通常所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是继“军心不稳，人才难留”这一难题解决之后，许多设计企业又将面临的新问题。道家“道治”对此有着重要的启迪，即遵循“道法自然”的设计管理规律，采用“无为而无不为”的设计管理方式，坚持“复归于朴”的设计管理目标，这就是“设计道治”。其核心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即要管好“设计人”就必须遵循管理规律，充分授权，发挥员工自我管理以及自我创造的能力。与“设计仁治”强调“修己安人”不同，“设计道治”强调的是“无为而治”，即遵循管理规律下的充分授权，因此它高于“设计仁治”，属于设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中层境界，标志着设计人力资源管理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亦即探索设计管理规律的阶段。

（4）禅宗式“设计禅治”：精神。如何基业长青，防止高死亡率是继“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一难题解决之后，设计企业面临的又一新的难题，为此就应该塑造设计师的精神。禅宗的“禅治”启示我们，确立“心有本性”的“设计人”假设、坚持“以心为本”的设计管理方式，从而达到“设计禅”的设计管理境界，这就是“设计禅治”。其核心是“心本管理”与“设计禅”，即通过“心本管理”，“设计人”最终从“要我设计”上升至“我要设计”，设计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途径,此即“设计禅”。它是因应了设计企业精神缺失所导致高死亡率而提出的治理之道，即借鉴禅宗智慧塑造设计师精神进而塑造设计企业的文化，最终使其基业常青，是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佳或最高境界，标志着设计人力资源管理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亦即塑造设计精神、设计文化的阶段⑧。

（5）墨家式“设计义治”：伦理。“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是如今设计界的重要理念，也恰好是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精神在设计中贯彻落实的结果，却可以导致“设计异化”（设计由造福人异化成祸害人）。墨家式“设计义治”提出“兼相爱”的设计伦理原则，“利人”、“节用”、“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主张以“爱人若己”的“兼爱”伦理，取代“爱有差等”的“仁爱”伦理。对解决因“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所导致的“设计异化”这一时代难题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6）法家式“设计法治”：制度。以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强调法家“法治”在设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当前“设计创新找死，不设计创新等死”是中国设计亟待解决的难题，其根源就在创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严重滞后。法家“法治”对此有着重要的启示，即必须坚持“以法为重”的设计法规创新，强化“以势为尊”的设计执法权威，灵活运用“以术为用”的设计执法艺术，这就是“设计法治”，是针对当前设计侵权不断，严重制约设计快速发展而提出的化解之道。

（7）兵家式“设计全治”：战略。当今“局限于设计而谋设计，局限于当前而不谋未来”，即注重对国外设计战略的借鉴，忽略对本土传统战略智慧的吸纳；注重对本土设计战略经验的研究，却无法上升到战略哲学的层面等，都已严重制约了我国设计的发展，而兵家“全胜”战略智慧对此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即必须坚持“全争庙算”的设计战略决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设计战略目标、“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设计战略实施途径，强调“超越设计而谋设计”、“超越当前而谋未来”，最终实现从“红海”战略到“蓝海”战略的转变，并“不战而屈人之兵”⑨。此即“设计全治”，是因应现今中国设计战略缺失及战略失误而提出的根治之道。

（8）纵横家式“设计智治”：战术。设计投标直接关系到设计企业的生死存亡，如何提高其命中率也是设计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以设计投标为例，强调纵横家“纵横捭阖”的“纵横术”在设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决情定疑”的设计创意决策、“纵横捭阖”的设计竞标公关、“以智取胜”的设计经营谋略，这些都是“设计智治”⑩，是“中国式设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设计管理本土化大体上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从翻译、照搬到与中国本土文化磨合、融合，再到“和实生物”、重构创新而产生新的本土设计管理理论。所以从照搬西方设计管理理论到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的进程也就是中国设计管理本土化的历史。西方的设计管理在中国引起高度关注是在2002年前后，据此笔者大胆预测，从其在我国引起高度关注到中国本土设计管理理论形成而引发设计界的热情关注大概需要20多年的时间，再作引申，“中国式设计管理”的研究高潮大概是在2022年左右。

总之，“中国式设计管理”的体系可以概括为“设计八治”，即“设计易治”、“设计仁治”、“设计禅治”、“设计义治”、“设计法治”、“设计全治”和“设计智治”。这也是针对当代本土设计管理亟待解决的八大难题、借鉴八家经典文献的治道，从本源、团队、规律、精神、伦理、制度、战略和战术八个方面提出的八大治理之道，故又简称为“八治之道”。而这“八治”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又可归纳成一个本源（“设计易治”）、三大阶段（或境界）（“设计仁治”、“设计道治”、“设计禅治”，即低、中、高三个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的阶段和境界）、两大保障（“设计义治”、“设计法治”，即伦理、制度两大保障）、两大利器（“设计全治”、“设计智治”，即战略、战术两个利器）。具体言之，“设计易治”即探溯“中国式设计管理”的本源，“设计仁治”即建设“中国式设计管理”团队，“设计道治”即探索“中国式设计管理”规律，“设计禅治”即塑造“中国式设计管理”精神，“设计义治”即培育“中国式设计管理”伦理，“设计法治”即创新“中国式设计管理”制度，“设计全治”即确立“中国式设计管理”战略，“设计智治”即探寻“中国式设计管理”战术。因此可以简称为“探溯本源、建设团队、探索规律、塑造精神、培育伦理、创新制度、确立战略和探寻战术”。

2.理论精髓

“中国式设计管理”的精髓可以用24个字概括，即“以道为原”——遵循设计管理规律，亦即道家式的设计道治、“以心为本”——强调心本管理，亦即禅宗式的设计禅治、“以法为重”——强调设计制度创新，亦即法家式的设计法治、“以德为先”——崇尚设计伦理，亦即墨家式的设计义治、“以全为上”——崇尚设计战略，亦即兵家式的设计全治、“以术为用”——灵活运用设计战术，亦即纵横家式的设计智治。

三、“中国式设计管理”研究的缘起、现状、价值与方法

1.研究缘起

西方设计界有句名言“好的设计意味着企业的成功”。撒切尔夫人也说，“英国可以没有政府，但是不可以没有设计。”设计决定企业的成败，决定国家的兴衰，因此可以说“设计人”时代已经来临。而与此同时“连结设计和管理之间的桥梁、集设计和管理两方面内容的一个门类——设计管理，已逐步突显其重要性，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管理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⑪但设计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却面临着如下的难题。

（1）对管理学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用建立在“政治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和“文化人”假设基础上的管理原理来管理今天的“设计人”。

（2）直接借鉴西方的设计管理理论以管理中国的“设计人”。

第一，“人是设计的动物”，近代以来正是因为设计推动人类社会先后从“经济人”时代进入“文化人”时代，再转入“设计人”时代⑫；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总趋势上看也是从工业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再转变为当今的创意经济；社会管理也相应地从“物本管理”转变为“人本管理”，再转变为“心本管理”⑬。毫无疑问人类已经进入“设计人”时代，其特质就是“创造性”。所以在“设计人”假设基础上的管理，实质就是针对“设计人”的“创造性”特质，即如何保障而能够充分挖掘并发挥其“创造力”。与以往管好人、理好事的有形管理显著不同，它是一种无形的“创造性”潜能管理，特别强调的是内在潜能的激发，而非外在控制与约束，这就大大增加了管理可控性的难度，故而“物本管理”甚至“人本管理”用以管理“设计人”是行不通的。所以建立在“设计人”假设基础上的“心本管理”取代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物本管理”和“文化人”假设基础上的“人本管理”，实现管理学上的第三次革命和“管理移位”就势在必行了。

第二，中国有着独特的设计环境，中国的“设计人”也必然具有中国人所独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因此如果照搬国外管理理论而不能本土化的话，往往会水土不服。这正如引进西方管理理论也有一个中国化或者说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引进国外的设计管理理论也是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的。如何使设计管理本土化以及怎样构建自己的本土设计管理理论也就势在必行了。总之，构建既有“设计人”管理的共性，更具“中国式”民族个性的新兴设计管理理论——“中国式设计管理”已成为当代设计界的时代课题。

“中国管理哲学（Chinese management philosophy）”又称“中国传统治道”，特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法等各家哲学中所蕴含的治道思想，它属于管理学与中国哲学的交叉学科，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管理哲学闪烁着东方人独特智慧的光芒，具有普世的价值，并且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对国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更适合对中国的“设计人”进行管理，而且不像借鉴西方设计管理那样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以之指导设计管理实践，往往能产生西方先进设计管理理论所无法达到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还能够为解决设计管理本土化，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这一时代课题提供新的思路。

2.研究现状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中国管理哲学独立成为学科则在当代，成中英的《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及曾仕强的《中国管理哲学》奠定了学科基础；黎红雷则对儒家管理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代表作《儒家管理哲学》曾是20世纪90年代10部最有原创性的哲学著作之一。此外，葛晋荣、张尚仁、齐振海、肖明、刘云柏、冯沪祥（台湾）等也对其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与阐释，但似乎更多地停留在“思想”的层面。曾仕强提出“中国式管理”理论（专著有《中国管理哲学》、《大易管理》、《中道管理》等），并以总裁培训班的方式为其应用进行了有益地探索；苏东水创立了“东方管理学派”，并将其本质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12个字，为其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必须指出，以上研究显然无法摆脱“大哲学，大管理”的思维模式，对其如何由“道”转为“术”,落实到指导与行动如智力资本管理、设计管理等具体学科的管理实践层面还存在着诸多盲点，而这恰恰是中国管理哲学必须面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管理学与设计学的交叉学科，“设计管理（Design Management）”在西方兴起刚刚半个世纪，时至今日尚未成熟。何为设计管理，也是众说纷纭。设计管理的第一个定义由英国设计师迈克尔·法瑞（Michael Farry）于1966年提出，“设计管理是在界定设计问题，寻找合适设计师，且尽可能地使设计师在既定的预算内及时解决设计问题。”他把设计管理视为解决设计问题的一项功能，侧重于设计导向，而非管理的导向。其后，特纳（Turner）、奥克利（Oakley）、劳伦斯（Lawrence）、钟（Chung）、纽曼（Newman）、鲍威尔（Earl Powell）以及郑庆源等学者都从设计或管理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设计管理传入中国大陆只有20多年的时间，引进的经典著作主要有设计管理协会编、黄蔚等翻译的《设计管理欧美经典案例》，美国乔纳森·卡根（Jonathan Cagan）、克雷格·沃格尔（Craig M Vogel)合著，辛向阳、潘龙翻译的《创造突破性产品——从产品策略到项目定案的创新》等，前者列举了设计管理18种不同的阐释及欧美此方面的经典案例；后者则提出要“创造突破性产品”必须综合考虑市场、技术和设计三方面的因素。而目前国内这方面的先行者有邓成连（台湾）、尹定邦、陈汗青、何人可、刘观庆、蔡军、刘国余、黄蔚等。尹定邦、陈汗青、邵宏合著的《设计的营销与管理》则是大陆这方面较早的专著。通观当前国内的研究现状，存在三大显著特征：一是对国外先进设计管理理论实现简单的“拿来主义”，无法本土化，导致了理论的束之高阁，而难以构建自己本土的设计管理理论；二是对管理学进行简单地照搬照抄，无法针对“设计人”的特征，构建“设计人管理”理论，以取代“经济人管理”、“文化人管理”，而实现“管理移位”；三是本土的设计管理经验没有理论化，无法上升至管理哲学的层面,即使其应用效果不错，但基本属于个案研究，属于“术”的范畴，还没能有上升至“道”的境界。

当前研究中国管理哲学的人比较多，研究设计管理的人也呈增加的态势，但将中国管理哲学与设计管理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直面本土设计管理问题，以中国管理哲学为体，融合国外先进的设计管理科学，以指导本土设计管理实践，构建中国本土设计管理理论——“中国式设计管理”，实现“管理移位”，目前还鲜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在中国学术期刊网（1979年至2014年）以及百度分别键入“中国式设计管理”、“中国管理哲学设计管理”、“儒家管理设计管理”、“道家管理设计管理”等主题、关键词和篇名三种方式进行搜索，除笔者的论文之外尚无其它与之关联的文章⑭。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二。一是从事设计或设计管理的人不懂中国管理哲学，而且往往是重“术”不重“道”，即重实践而轻理论，甚至多盲从西方的设计管理理论，不能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精华——中国管理哲学。二是从事中国管理哲学的人多喜欢坐而论道，加之不懂设计与设计管理，所以就无法为中国的设计管理理论建设提供服务了。

3.研究价值

（1）理论价值。这种研究上的欠缺严重制约着我国设计管理的发展，所以本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是设计管理本土化，克服不顾文化差异而盲目照搬西方设计管理理论所导致的水土不服的需要。

当今设计管理在国内才刚刚起步，引进国外先进设计管理理论是迅速提高我国设计管理水平的重要途经。但简单地、“拿来主义”地用以指导中国设计管理的实践是行不通的。因此设计管理本土化，构建自己本土的设计管理理论——“中国式设计管理”就势在必行。

所谓的设计管理本土化是指为跨越文化障碍，提高所在地的设计管理水平，而结合本土设计管理实践，探索适合社会需要的设计管理方法和实施途径等的过程。在中国则特指为适应中国文化，提高设计管理水平，并针对中国“设计人”特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而行之有效的设计管理路径与方法等的过程。其中借鉴中国文化的精华——中国管理哲学以指导今天的设计管理实践是中国设计管理本土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式设计管理”是将中国管理哲学与国外先进设计管理科学融合起来，指导中国本土设计管理实践所建立的独具中国本土特色的设计管理理论，是设计管理本土化、构建中国本土设计管理理论的产物。

其次，以中国管理哲学指导设计管理，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是建构“设计人”假设基础上的“设计人管理”理论，取代建立在“政治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和“文化人”假设基础上的“政治人管理”、“经济人管理”和“文化人管理”理论，以实现“管理移位”的需要。

对管理学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用“政治人管理”、“经济人管理”、“文化人管理”理论管理今天的“设计人”是行不通的。所以针对“设计人”特性，探索设计管理的特点与规律，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人管理”理论，实现管理理论的再次移位也势在必行。

借鉴中国管理哲学，以之指导设计管理则是构建“设计人”管理理论的重要举措。中国经典管理智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管理实践具有普适价值。如儒家的“仁治”“和治”、道家的“道治”、禅宗的“禅治”、孟子、禅宗、陆王心学的“心治”以及兵家“全胜”的战略、纵横家“攻心为上”的攻心术等，对构建“设计人管理”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再次，以中国管理哲学指导设计管理，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也是本土设计管理经验上升至“道”、上升至理论的需要。当前国内许多设计管理者发现，借鉴西方设计管理理论以指导中国本土的设计管理实践，未必管用；相反，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些经验、办法，其管理效果是相当不错的，而惜乎鲜有上升至理论并给予检验的办法与措施，须知以中国管理哲学作指导则是上升至理论的重要途径。建议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和从事设计实务的人做朋友，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高度将后者成功的经验上升至理论。

最后，以中国管理哲学指导设计管理,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也是由“道”转化为“术”，指导具体的管理学科，应用化和现代化的需要。当前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已成为哲学界的显学，但其似乎更多地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如何摆脱“大哲学，大管理”思维，使其由“道”转为“术”,落实到指导具体的管理实践尚有许多盲点。因此以中国管理哲学指导设计管理，可以为其实现具体的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总之，如何将设计管理本土化，克服盲目引进国外先进设计管理理论所导致的“文不对题”，如何构建“设计人管理”理论，以取代“经济人管理”、“文化人管理”理论，实现“管理移位”，如何将本土设计管理经验上升至“道”、上升至理论，如何以中国哲学指导具体的管理实践，使之应用化，是当前设计界和管理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与设计管理的关系，并运用于对设计管理的指导，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无疑为解决这四大难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从当今交叉学科的角度，研究中国管理哲学与设计管理的关系，尝试运用中国管理哲学以指导设计管理，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无论是设计界、管理界抑或管理哲学界除笔者之外尚无第二人。因此本文的研究无疑能填补国内外这一方面的空白，创新程度比较高，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2）实践价值。

第一，解决忽略文化差异，照搬西方设计管理理论过程中的水土不服问题，能够提高我国本土设计管理的绩效。

第二，解决忽略“设计人”特点所导致的不适，采取“设计人”管理理论进行管理,实现“管理移位”，以提高管理绩效。

第三，使本土设计管理经验上升至理论,以便广为人用。

第四，解决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的“坐而论道”问题，使之真正落实并服务于具体的设计管理实践，并努力提高其实用性和可信性。

综上所述，如何将设计管理本土化，构建中国本土设计管理理论——“中国式设计管理”是当今设计界的重要课题。为此就需对其内涵、学科性质以及研究对象、适用范围，理论体系、精髓，研究缘起、现状、价值等认真厘定，这是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的基础、支架和总纲。

注释

① 归纳当前中国本土管理理论而形成了三个概念，即“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的管理”和“管理学中国学派”，稍作探考，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影响较大，故本文将其作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而予以论述.

② 应该指出，强调“中国式设计管理”主要是为了研究设计管理之“道”，而非设计管理之“术”，也就是说不只是专注于设计管理之“道”而不研究设计管理之“术”，主要强调的是从中国管理哲学的层面研究设计管理，因此侧重于“道”，其实它是“道术兼修”，亦“道”亦“术”的。如拙作《中国式设计管理初探》第八章就有纵横家式“设计智治”战术，则“术”的成分相对要多。事实上“道”与“术”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当然也不应该分开。“道”离开“术”容易沦为空谈，“术”离开“道”容易成为感性经验。所以本文一直坚持问题导向，力避无的放矢和纸上谈兵。又如儒家式“设计仁治”团队，主要针对设计公司创立之初军心不稳、人才难留问题而提出的解决之道。其道家式“设计道治”规律，则主要针对设计公司“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病状而提出的治理之道。拙作与当代其它设计管理著作的最大区别是站在中国管理哲学的角度，所以境界较高，也更宏观、更长远、更根本，同时也更侧重于设计管理之“道”，而不像后者那样偏重于“术”.

③ 设计管理是应用学科，重“术”是应该的，但若只重“术”而不重“道”便失于偏颇，并且会制约管理学的发展。

④ “中国式设计管理”是尝试将形而上的管理哲学落地于形而下的设计管理，将天上飞的管理哲学拉到地上来与本土设计管理相结合，是尝试顶天立地、贯通天地（即头顶中国管理哲学之天，立足于本土设计管理之地，贯通中国管理哲学与设计管理两门学科）。它与中国设计管理哲学不一样，也有别于一般的设计管理学；既不是彻底的“形而上”，又不完全是“形而下”，是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打通，大概属于“形而中”的范畴.

⑤ 设计管理其实也有“道”，但由于它是应用学科，所以侧重于“术”。当前的研究也偏重于“术”.

⑥ 如何构建“中国式设计管理”，须借鉴《易经》“革”卦“水火曰革”的智慧，即对立或“不同”才能“和”，而“和实生物”。具体而言，“古今”、“中西”、“道术”三种不同元素才能“和实生物”。首先，古今融合，即中国管理哲学需面向“和”以指导今天的设计管理，方能“古为今用”；今天的设计管理应该向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吸取营养，才能返本归源。其次，中西融和，即国外先进的设计管理只有和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精华中的管理哲学相融合，才能本土化，才能洋为中用。反之，中国管理哲学只有借鉴融合国外先进的设计管理理论才能世界化，才能中为西用。最后，道术融合，即中国管理哲学（“道”）只有指导设计管理（“术”），才能由“道”转化为“术”，而具有应用价值。同样道理，设计管理经验也只有以中国管理哲学作指导，才能理论化，上升至“道”，而广为人用（参见拙文.设计管理本土化的精华——从中国管理哲学的视角评析尹定邦教授的“设计管理十六字”方针[J].美术学报，2010(6）.

⑦ 参见拙文.从儒家“仁治”到“设计仁治”[J].设计艺术，2011(6).

⑧ “设计禅治”是“禅宗管理”在设计管理中的运用，一旦达到“设计场即道场”的境界，设计管理就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所以它高于儒家的“修己安人”也高于道家的“无为而治”，是设计管理的最佳境界.

⑨ 参见拙作.从“兵战全胜”到“设计全胜”——兵家管理哲学在设计管理中的价值[J].设计艺术，2012(6).

⑩ 纵横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智谋的学派，主张以智服人，强调以智取胜。故笔者将其治道概括为“智治”，若将其运用于设计管理自然就可以提炼成“设计智治”.

⑪ 设计管理协会编.设计管理欧美经典案例•译者序[A].黄蔚,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⑫ “设计人”有三层含义：狭义上的“设计人”与“广告人”相似，指实际从事设计的人，以设计师为主体；一般意义上的“设计人”指设计组织（团队）以及相关企业的人员；广义上的“设计人”与“政治人”、“经济人”及“文化人”的概念相似，即“人是设计的动物”，设计是人的本质属性，它包括生活在设计世界里的一切人.

⑬ 从“经济人”时代到“文化人”时代再到“设计人”时代，与之对应的则是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以及“物本管理”、“人本管理”和“心本管理”，这只是针对总体发展趋势的一种划分。“经济人”时代的主体经济是工业经济，但不排除也有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的成分，其管理主要是“物本管理”，但不排除也有“人本管理”和“心本管理”的内容；“文化人”时代的核心经济是知识经济，但也有工业经济和创意经济，其管理主要是“人本管理”，但也有“物本管理”和“心本管理”的精神；“设计人”时代的核心经济是创意经济，同样也有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其管理的主体和趋势是“心本管理”，但也有“物本管理”、“人本管理”的精髓.

⑭ 笔者现有系列的研究成果。首先是课题，如“中国管理哲学与设计管理关系研究”（10YZC760084），已于2010年11月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易经式设计管理研究”（00xja072）、“禅宗式设计管理研究”（12XJB008）、“中国传统治道与设计管理关系研究”（13XJA020），分别于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获广州美术学院科研立项并已结题。其次，发表了系列论文，如从“设计移位”到“管理移位”——西汉陆贾的管理智慧在当代设计管理中的价值[J].美术与设计，2009(1）、从“设计异化”到“设计和谐”[J].美苑，2014(1）、设计管理本土化的精华——从中国管理哲学的视角评析尹定邦教授的“设计管理十六字”方针[J].美术学报，2012(4）、从周易“易治”到“设计易治”——“中国式设计管理”初探[J].美术学报，2013(1）、从兵战“全胜”到“设计全胜”——兵家“全胜”战略在当代设计战略中的价值[J].设计艺术，2012(6)、从儒家“仁治”到“设计仁治”——儒家“仁治”在设计管理中的价值[J].设计艺术,2011(6）、老子管理哲学在设计管理中的价值[J].美术向导，2013(1）、从传统“和治”到“设计和治”——以中华和谐哲学在设计团队协调中的价值为例[J].艺术设计研究,2013年(4）、禅宗“禅治”在设计管理中的价值[J].美术大观，2013(1）、从道家的“道治”到现代“设计道治”——“道治”理念在设计管理中的价值[J].美术大观，2011(12）、“设计人”假设与“心本管理”[A]//.治道新诠——中山大学中国管理哲学学科成立二十周年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陆贾的“设计异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