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容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浅析民国广州粤语影片的查禁与“救亡”

张容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1936年，出于政治和现实的考量，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粤语影片禁令。对此，华南电影协会发起了粤语影片“救亡”运动。广州与中央就粤语影片“禁”与“缓禁”的问题，反复博弈。因广州当局积极从中斡旋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无力执行严厉的查禁政策，“救亡”运动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民国；广州；粤语影片查禁；粤语片“救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谋求全国政治之统一，极力推行国语统一工作。1928年7月12日成立国语统一委员会，隶属于大学院。是年秋，大学院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委员会也随之更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及全国的统一，国语统一工作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广州粤语影片的查禁及“救亡”运动也随之兴起。关于粤语影片的查禁问题，汪朝光、区永详等在文章中略微提及。此外，周承人、李以庄和傅葆石等在其著作中对粤语影片查禁的缘起、解决经纬及结局等问题做了部分研究①详情参见：汪朝光.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J］.历史研究，2006（2）；崔明海.“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J］.江淮论坛，2009（1）；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就广州粤语影片查禁及“救亡”运动作进一步探讨。

一、粤语影片的查禁

粤语影片的制作重镇在香港，其主要面向港、澳、广东及海外发行。广州作为广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理所当然为香港粤语影片的主要发行基地。

为了贯彻政治统一的方针，国民政府严格限制方言影片的拍摄。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后，于1932年12月发布通告称，所有的有声影片一律采用国语，不得使用方言。该会认为，方言影片是形成地方保守文化及地方与中央偏离的重要方式，不利于国家政治之统一，坚决主张把“侵害国语统一运动”的影片归类为“不良电影”［1］175。而在当时情况下，这种“不良影片”矛头直指粤语影片。唯广东一带电影市场以放映粤语片为主，国语电影较难推广。因此，华南电影商多次恳请中央“体恤”。加之，当时广东与中央分庭抗礼。中央对粤语片的查禁，收效甚微。随着陈济棠“南天王”时代的结束，广东被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直接控制下。随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再次发布通告称，各国产电影公司，“嗣后不得再行摄制方言有声影片，否则一经查出，定予没收，绝不宽贷”；华南“过去以政令未能统一，遂使粤语影片风行一时，此在影商方面迎合当地观众，唯利是图，固属情有可原，但置中央法令于不顾，破坏整个电影国策，则为法所不容。今幸统一完成，百务更张，电影为社会教育利器，本会职责所在，不容坐视，自应加以整饬”［2］76。且“国语电影，为中央数年来已定国策，当此国家统一之工作努力猛进之际，决不能因地方区域特殊情形而改变已定之国策，此广东电影检查之不能不统一办理，而粤语方言影片之不能不加禁止”［1］175。一言以蔽之，中央政府正式掌控广东后，为建立统一的政治构架，将严厉查禁粤语影片，力图从文化层面斩断广东割据一方的精神纽带。

粤语影片内容的庸俗、淫靡及低级趣味，则对其被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有论者指出，年来中国电影在内容和技巧上都“异常前进，异常充实的”。然而广州制作出来的所谓粤语片“却是拼命地在开倒车”，“片子是日益趋向下流、庸俗”［3］。其展现的“往往是龌龊的流氓生活，或者是糜烂的买办生活，一切都未尝把社会动态，社会更广阔的生活，表演在镜头上”；其所使用的语言“纯然是下流的粤语，这并不是我们几千万广东大众的语言，这只代表了轮船卖乐的油腔，下等旅馆隔壁私娼谈情的肉麻，老奸巨猾的市侩的势利而已”［4］。更有甚者，认为此类粤语影片“无异向观众注射毒素，消沉了民族意识，阻扰民族解放”［5］。“从任何方面说来，现在的粤语影片对观众终是一种极大的损害”，主张来个电影界的“清洁运动”，重新建造新的华南电影［3］。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严厉查禁粤语影片，一方面出于国家、民族统一的目的；另一方面乃其一以贯之的社会“清道夫”角色的表现。它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政治和现实方面的深层考量。禁粤语片是关乎国民政府现代统一国家的构建、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风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①（美）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M］.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8-109.。

二、粤语影片的“救亡”

面对中央禁令，华南电影协会发起了粤语影片“救亡”运动②华南电影协会：国民政府禁拍粤语片的消息传到香港后，香港影坛震动。香港电影界为了应对粤片危机，于1936年5月17日，在香港九龙大观酒楼成立同业组织，会址设在九龙石壁道3号2楼。这是香港电影界第一个同业组织。详细情况请参见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98-199.。香港中华国语讲习所同学会以“在华南电影事业甫已萌芽之期，遽加禁阻，使此偌大之投资，遭受相当之损失，殊与中央扶植工商业之深心不符”，对华南电影协会请求“缓禁”深表同情。但该会又认为，统一国语关乎国家文化教育和民族发展，亦主张查禁；华南电影界今日补救的办法，“不在乎缓禁摄制粤语影片，而在亟谋国语之推行，倘吾粤人人皆以国语为标准语言，力而习之，则一切问题，胥迎刃而解”［6］。由此可见，中央的禁令得到了部分港民的拥护。

取缔粤语影片“无异剥夺了数以万计的粤语片从业人员的生计”［7］27，华南电影协会要求“缓禁”的呼声不断。该会推代表赵树燊等呈请中央，“暂缓执行”，“以恤商艰”。并申请电检权限，“在3月以前，仍由社会局执行办理；3月(原文不清晰，字迹无法辨认)日以后，则归中央处置”。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为通融计，致函广州市政府，就粤语片之检查问题及市辖各处影院之检查办法做了详细规定。第一，电影检查事宜“由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社会局派员会同负责办理”。为便利检查华南电影起见，本会拟派驻粤特派员1人(驻广州)，驻港调查员1人（驻香港）；第二，鉴于“华南一带过去粤语影片风行一时，殊与中央电影政策相背”，为纠正和弥补过去粤语片之既成事实，原华南各国产影片公司未经本会检查之剧本及成片须向本会登记，补行检查。此项工作须在1937年1月1日至2月底办理完毕；第三，自1937年2月1日起，华南及广东境内各戏院映演之影片，“应一律有中央执照，始得放映，否则严格禁演。其运往南洋及国外各地映演者，均照样办法”［8］。

社会局长刘石心奉令于1937年2月起开始禁映无照粤语影片。对于社会局的禁令，华南电影界深感不便，特派代表赴省请愿。刘局长为“维护彼等营业”，呈请市政府折衷办理。市府决定：“凡影片须经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审查，发给许可证者，方能在本市公影。如非经此项手续，社会局则实行禁绝”,但禁影期限予以延长，定于“3月1日开始禁映”［9］。

新的禁映期限实行后，华南电影协会因限期过于仓促，又掀起新一轮请愿运动。广州各影院商则担心影片“供求不能相应”［10］，特于2月26日，联合华南电影协会吁请社会局，暂缓执行禁令。社会局立即将此情形电告中央。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考虑到各影商“因合同关系，未便遽行解除”，再次缓禁粤语声片。2月27日，社会局奉令“准再展限至4月15日起实行”［11］。

然而，华南电影商仍不满足，一边致电中央“请收回成命”，一边派代表赴省呈请“暂缓执行”。广东省政府据呈后，代呈中央内政、教育两部。中央电检会主任委员罗刚表示，将南下同华南电影制片商对话［12］，并再次延长禁影期限，“定由6月1日起实行”。后因担心华南片商因时间所限，不及将所有影片送京检查，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特再将禁映期限“展限至6月15日”［13］。尽管如此，华南电影协会仍坚持认为，禁止粤语声片将会“影响国片发展”，再次派出代表钱广仁等联同各影院商赴省请愿，“缓予执行禁止粤语声片，或改为分期实行，以助国片发展”［14］。

面对华南电影界反复的请愿浪潮，中央政府为解决粤语影片问题，特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戴策南下。1937年6月7日，戴策访晤了广州市社会局局长刘石心，两人就粤语影片登记、检查及禁止摄制方言片等问题进行了磋商。次日上午，又与市长曾养甫就禁拍摄粤语影片事宜做了详细讨论。曾市长为使电影教育能够深入民间，希望“中央体察广东各种特殊关系”，“准予制作”。刘局长亦表示，在遵照中央法规原则下“维持粤语声片”。下午3时30分，在映画院同业公会上，戴策传达了中央意见，粤语影片“在7月1日以前，仍可拍制，至于原有粤语片，仍可放映”［15］之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又再次规定，从1937年7月1日起，“凡粤语声片，未经该会发给许可证者，概不准放映”［16］。

经过广州与中央几番博弈后，中央整治粤语声片的办法已十分明确，即从1937年7月1日起，禁止拍摄粤语影片，未领取许可证之旧片不得放映。但粤语影片“救亡”运动远未结束，波澜再起。

华南电影界以“粤语影片特殊”，认为对其实施查禁会损害广州的电影工业，特派代表卢少棠、李化等一行10余人，晋京请愿，请求在广州设立中央电影检查分会。中央宣传部听取代表意见后，表示“一方面国语统一之目的不能动摇，一方面国产影片之水准必须提高，关于粤语之生产则确定年限分期限制”。根据这个原则，出台了粤语片问题解决方案。第一，“展缓三年禁绝，即至民国29年6月30日止”；第二，“在此三年内，为推行国语统一运动，于粤语影片之阅览人，粤语影片商应于拍制及放映时，均加入国语短片，其分年比例如左：第一年，十分之一；第二年，十分之二；第三年，十分之三”；第三，“为粤语影片商于禁绝后能改制国语影片计，粤语影片商应再于三年内分年开摄国语长片；第一年，至少一部，第二年，至少二部，第三年，至少三部”；第四，“自本年8月1日起，非有中央准演执照之影片，不得再在两广影院放映”［17］。该方案规定了禁摄粤语影片的最后期限，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决心；既为制片商转向国语片制作提供了充足的缓冲时间，也为引导粤语观众，便于国片、国语之推广以及粤语制片商能逐步过渡至国语片的制作，向华南影界提供了较详细的参照。此方案虽回应了华南电影界“缓禁”的请求，但无照粤语片禁映期限仍十分紧迫，且回避了设电影检查分会之问题。因此，华南电影界对中宣部出台的方案并不满意。

华南电影协会代表李化、赵树燊等因“目的未达”，联谒广州市长，请求转电中宣部代为请命。广州市市长接受了代表的请求，致电中宣部。电文认为设电影检查分会关乎华南片商的切身利益及国片的前途，且“每一新片剧本先经遵送中央审核，及影片摄成再行送京审查，往返动逾半载。虽蒙缓禁三年，产片仍属寥寥。粤片中断期间，势必又为外片侵夺”，恳请中央准设分会。同时请求缓禁无照粤片，“对于未有中央执照影片，自8月1日起，不准放映禁令，更祈逾格矜全，准予展缓，至审查分会成立时执行”［18］。

中宣部接到电报之后，就设立检查分会和展期问题，电复曾市长。对于展期问题，中宣部决定，“所有旧片，为顾全电影院及影片公司营业起见，暂准以旧照送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换发临时执照，有效期间，以半年为限。期满后，仍应送请检查，另换新照”。这样，华南电影协会请求“展期”的问题基本解决。而对于设立检查分会之事，中宣部则以出品数量不足，婉言拒绝。“华南各影片公司每年出品总计不过五六十部，平均每月仅有四五部出品。若为四五部影片而设立一电检分会，衡之事实，暂无必要”。并认为粤片送检“往返最多不过四十日，电影检查委员会对此项检查，自当力求迅速，决无动逾半载，及有影片中断之虞”［19］。后因华南电影界一再请求及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央最终答应在广州设立电检分会。

三、粤语影片问题的解决

根据中央管理粤语影片的精神，1937年8月，广州奉令成立由广东省教育厅和市社会局共同组织的电影检查员办事处，专责办理电影检查工作。该处设在社会局内，由社会局负责。其主要职权如下：“第一，验印各电影院呈验之中央准演执照；第二，分赴本市各电影院检查电影片之映演；第三，核发电影片广告证明书；第四，执行本处电影检查规则”［20］26。9月，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应华南电影界之请求，派该会委员徐浩、凌瑞拱南下，组织驻粤办事处。驻粤办事处暂设社会局内，于10月18日正式办公。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驻粤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粤语影片“救亡”运动及“迁延半年之粤语影片检查，及设分会问题，至此告一解决”［21］。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央政府严厉查禁粤语影片。广东“被统一”则为中央顺利实施禁令增添了筹码。然而，由于粤语片在广州的特殊地位，华南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粤语片“救亡”运动。广州地方与中央就“禁”与“缓禁”问题，反复博弈。在此过程中，为了保护本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广州当局积极为民请命，从中斡旋，有效地缓和了中央与华南影界之间的矛盾。加之，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亦无力执行严厉的查禁政策。最后，粤语影片的查禁及“救亡”运动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1］崔明海.“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J］.江淮论坛,2009（1）:173-179.

［2］汪朝光.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J］.历史研究,2006(2):62-78.

［3］粤语声片清洁运动，建造新的华南电影［N］.中山日报:戏剧与电影,1937－03－10(3).

［4］慕容乃凡.粤语声片的前途创造［N］.中山日报,1937－02－07(3).

［5］罗布.改造粤语影片［N］.中山日报:戏剧与电影,1937－03－21(3).

［6］中华国语讲习会电中央表示禁映粤语片意见［N］.中山日报,1937－01－22(4).

［7］区永详.令人赞叹的初生十年—粤语片1932年至1941年回顾［C］//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香港电影回顾，台港电影丛书：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27.

［8］中央电影检查会规定检查华南影片办法［N］.中山日报,1937－02－04(3).

［9］未审查粤语片决下月禁映［N］.中山日报,1937－02－19(4).

［10］吁请暂缓禁映粤语影片［N］.中山日报,1937－02－27(4).

［11］禁映粤语影片准再展限实行［N］.中山日报,1937－02－28(3).

［12］禁制粤语片，省府准予展期［N］.中山日报,1937－04－08(4).

［13］无照影片禁映期再展缓，六月十五日止［N］.中山日报,1937－04－25(4).

［14］禁制粤语声片影界请缓执行［N］.中山日报,1937－05－17（7）.

［15］戴策抵省商禁制粤语声片［N］.中山日报,1937－06－09(7).

［16］电审会将改组［N］.中山日报,1937－06－24(8).

［17］金名.粤语影片解决办法［N］.中山日报本埠增刊:戏剧与电影,1937－07－10(2).

［18］曾市长为粤语影片商请命并请准在广州设审查分会［N］.中山日报,1937－07－10(7).

［19］粤语旧片准换临时执照［N］.中山日报,1937－07－27(7).

［20］广州市电影检查员办事处组织大纲.广州市政府奉发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暂行规程［M］.广州:广州市档案馆,1937:26.

［21］中央电影检查会驻粤办事处正式成立［N］.中山日报,1937－10－17(4).

Analysis about Ban and Salvation on the Cantonese Films of Guangzho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R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In 1936,with re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and real situation,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romulgated an injunction about Cantonese films.Consequently,the Southern China Film Association carried out a plethora of activities to protect Cantonese films.Apparently,the local government stacks up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t the issue of forbidding immediately or later.As a result of the positively mediating of Guangzhou government and the eruption of Anti-Japanese War,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execute the ban policy.Ultimately,there was no win-win for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when it comes to the movement on protects the Cantonese films.

the national country;Guangzhou;a ban on Cantonese films;the movement of Cantonese movie“salvation”

G127

A

1007-5348（2014）05-0012-04

（责任编辑：宁原）

2014-02-20

张容（1986-）男，湖南怀化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