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记述西周覆灭、周室东迁的事迹，特别突出晋、郑两国在这一历史转折间的作用。简文说：

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迎立原在母家西申的平王，晋文侯固然是首功，郑武公也有重要的劳绩，从而得“正（训为长）东方诸侯”。按《国语·晋语四》郑叔詹云：

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

正可同简文对照。又《周语中》周富辰说：

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

《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也讲：“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都可说明郑国在当时形势间所居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系年》和上引《晋语》等一样，没有提到郑国始封之君桓公，即武公的父亲。对照《史记·郑世家》的记载：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东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

桓公的事迹，包括徙国，都发生在周室东迁以前，故他实与东迁一事无关。

《郑世家》这段话是有所本的，就是《国语》中的《郑语》。请看《郑语》云：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

不难证明两者的一致。《世家》所增的，主要是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初封这一点，就和《周本纪》里厉王的纪年一样，司马迁当另有所据。《郑语》说幽王八年桓公任司徒，至“十一年而毙”，是明记桓公之死，韦昭注便是这样理解的。

与《郑语》《郑世家》大不相同的，是古本《纪年》的一条佚文，见于《水经·洧水注》：

《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

这一佚文还可参考《汉书·地理志》注所引臣瓒云：

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指出，臣瓒其人亲校汲冢竹书，这里所说应即根据《纪年》。

容易发现，《洧水注》的这条《纪年》佚文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晋文侯二年相当周幽王三年，是不可能有伐郐之事的。看《汉志》注所引，有“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郐）”，这大概近于《纪年》原文。只是由于《纪年》于其时用晋君纪年，因而致误。

“同惠王子多父”，“同”字当系“周”字讹误，学者没有异辞。“惠”字也肯定有误，《系年》第二章简文虽有幽王死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之语，但是郑桓公怎么也不会是携王的儿子。不少著作以为此处“惠”是“宣”字之讹，从字形说也不合适。其实从“万”的“厉”字和“惠”字还更相似一些。

“多父”当为桓公之字。桓公名友，读为有，与多义近。

“郑父之丘”，“郑父”当为古人名，以之作为国名，也罕有其例。

这条《纪年》佚文的说法，不为多数学者接受，特别是郦道元，还在《渭水注》中写了专门一段加以反驳：

余按迁《史记》，考《春秋》《国语》《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又《春秋》《国语》并言桓公为周司徒，以王室将乱，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侩（郐）之间。幽王霣（陨）于戏，郑桓公死之。平王东迁，郑武公辅王室，灭虢、侩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乃迁封于彼。《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郑庄公）谓公孙获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与许争乎”，是指新郑为言矣。然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危页、王隐、阚骃及诸述作者，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贤于薛瓒之单说也，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

这可说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意见，即东迁时是郑武公灭虢、郐而兼其地，不像《纪年》佚文说的是其父桓公。

《系年》第二章述周的东迁，也只讲武公，然后相当细致地说到武公之后的几代，包括庄公、昭公以至厉公。可见在东迁过程中如有桓公伐郐、虢建国的情事，是不可能遗漏的。看来《系年》作者心目中的郑国初年历史，大体与《郑语》《郑世家》等类同，不合于上述《纪年》佚文的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