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良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近年来，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对“述学文体”的近现代变更做过很多开拓性研究，晚清以来兴起的学术“演讲”，对外要顾及听众用耳朵接受而不是用眼睛接受的现场瞬间性，因而演讲人不能严守以满足读者视觉性的文言著述的边界。“引经据典”的现代方式也打破着文体内部的结构。“演讲”和“引经据典”的观念触发着对述学文体的继续思考。①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胡适的述学文体》（上、下），《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第8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更》，《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述学文体的近现代变革除了体式、结构的更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如果述学文体有一个由文言的述学文体向白话述学文体的转型，那么这种转型是否要求述学文体的语言造型有相应的变化呢？或者反过来说，语言造型的变化是否为述学文体转型的推手之一？而研究王国维的学人往往从其“新学语”出发直接通向新思想。极少数的学人论述新学语的语言基础，也是集中在学理思想层面，如刘泉认为：“以既有汉语字汇为现代学语的构造基础与生成机制，同时附着于讲求准确的语义新质，从而渐趋汉语的现代形态，这是符合汉语自身发展规律的认知方式。”［1］很明显，仍然侧重学理思想，对如何构造的问题语焉不详。毋庸讳言，论“新学语”无疑要重视新思想、新学理，但遗憾的是没有联系王国维的语言实践来打开新学语的语言构造空间。

一 以“新学语”输入新思想

晚清民初，随着翻译的发展，大量的新名词涌入汉语，对汉语和汉语文体造成极大的冲击。“新名词”属于“外来词”的一类，而“新学语”又往往是“新名词”。“新名词”在晚清民初的学术界是比较常见的称呼，而“新学语”可能是王国维对学术新名词的独有的称呼。在晚清民初具有现代意识的著名学者中，王国维有一突出特点，他极少对汉语与其他语言进行价值上的直接评判。他的语言观表现在另外的维度上：尽管他自己的翻译、论著和诗词创作均用文言，但他强烈主张积极输入“新学语”。1905年，王国维撰写《论新学语之输入》，力主采用“新学语”。其观点主要有三：

第一，言语是思想的代表，“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新言语输入则意味着新思想的输入。他写道：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2］

第二，王国维从中国学术传统的角度提倡输入新学语。中国人的思维长于实践方面，而短于理论方面，在理论上以获得具体的知识为满足。中国的战国时代，议论繁盛。而同时代的印度从声论、数论的辩论中诞生出因明学，在希腊则从诡辩派的辩论中诞生出名学，而中国惠施、公孙龙等仅仅停留在诡辩的技术层面，并没有探究论辩的法则。所以“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2］王国维由此进一步提出：中国所无的学术，其言语不足是必然的，因此输入新学语成为必要。

第三，主张输入日译汉词新学语。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戊戌变法之后，去日本的中国政治流亡人物与中国留学生骤增，因此这些日译西方学术著作又被翻译成汉文。尤其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则是输入日译汉词新学语的重要平台。正如王国维所言：“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2］这里的“文学界”可理解为学术界。王国维不同于好奇者的滥用，更不同于泥古者的唾弃，而是采取与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类似的态度，主张输入日译汉词新学语为我所用。他认为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日译汉词新学语并非草草译成，往往经过数十专家在几十年中不断修正而成，而中国人要造新学语翻译西方著作非常困难。王国维举的例子是晚清翻译学术著作的头号人物严复，认为其“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如以“天演”译“evolution”，不如用“进化”；以“善相感”译“sympathy”，不如用“同情”。又如以“宇”译“space”，以“宙”译“time”，犯了概念上外延不周之错误，即space既指无限之空间infinite space（相当于“宇”），也可指一孔之隙；time既指无限之时间infinite time（相当于“宙”），也可称弹指之间。当然，王国维也指出日译汉词新学语并非尽善尽美，也有翻译不精确之处，如以“观念”译“idea”，以“直观”译“intuition”。［2］

王国维采用译语的方式与严复迥异，而与梁启超趋同。严复蔑视日本翻译界的日译汉词，常常从先秦两汉古文中寻找汉字汉词的组合，顽强地对接西方现代学术中的英语词汇。梁启超1898年避居日本，在主编《新民丛报》时期，其“新民体”文章乐于采用日本汉译新词，于是中国喜新者趋之若鹜，而守旧者痛诋如野狐。王国维的翻译先从日本著作开始，很自然地采用日译汉词新学语。

“新学语”属于“新名词”的一类，但是实际上引起对“新名词”的反对的多是“新学语”。晚清民初反对“新名词”之声不绝于耳。反对“新名词”的人，认为“新名词”造成两大危害。第一，是“新名词”的滥用造成恶劣的文风，摧毁了中国固有文体的尊严。叶德辉在《〈长兴学记〉驳义》中批判梁启超、欧榘甲等人：“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此其不可教人者四也。”［3］（P104）他又在《湘省学约》批判《湘报》：“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4］（P153）张步先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序文》中从“学”与“文”的关系严厉批判新名词泛滥造成“文”的衰败。他写道：“凡治其国之学。必先治其文。”而中国不但“学”没有治好，连“文”也日渐晦暗：“顾吾国人之谈新学也有年矣，非惟不受新学之赐，并吾国固有之文章语言，亦几随之而晦。”其原因在于“试观现代出版各书，无论其为译述也，著作也，其中佶屈聱牙，解人难索之时髦语，比比皆是。”①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M］．东京：佐佐木俊一印刷，中华民国四年八月．

第二，“新名词”的滥用造成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和中国思想的堕落。《东方杂志》上刊有《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一文，对“新名词”的使用给予严厉攻击：“吾国青年各拾数种之新名词，以为营私文奸之具。”然后列举九种新名词背后隐藏的“恶德”，这九种新名词是：“冒险也”“运动下等社会也，又曰人类平等也”“手段平和也”“运动官场也”“家庭革命也”“谋戏曲之改良、音乐之改良也”“不适于卫生也”“婚姻自由也”“强权也，天演优胜之公例也”。“新名词”让那些黑暗与腐败有恃无恐，公然行事。文章最后写道：“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呜呼，可假而行者，宁只自由乎？”②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J］．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光绪三十年十一月．75－76．文章借罗兰夫人对“自由”一词的批判用类比的方式似乎达到了他对新名词的攻击，但作者似乎忘记了这用来批判“新名词”的正是“新学”和“新名词”。《东方杂志》另一篇文章《论新名词之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认为：“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借“家族革命”之名，富者自纵其身，拒绝家庭的干涉；贫者自惰其身，摆脱家庭的牵累。“先国后家”的美名遂被破坏；借“地方自治”之名，对上拒绝官吏的约束，对下博得人民的欢迎，横行乡里，“地方分权”之美政遂被破坏。又如“合群”是强国的基础，但是“合群”不过是朋比为奸。“自由”为天赋之权，但自由不过是肆无忌惮。“平等”之说不过是狂妄之民用来助长自傲自骄的恶习。“共产”之说只是无赖之徒用来欺诈银财的借口。“运动官场”之说徒为贪鄙之夫借来趋炎附势、投机谋权。③论新名词之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N］．申报，丙午十月二十八日．另外，有某御史以尊孔为宗旨，奏章中禁用新名词。④请禁奏章用新名词［N］．广益丛报，1907（13）．有学部张相国会同诸老，“将所有关涉法律新名词一律改拟典雅文字”。⑤刑律议准不用新名词［N］．广益丛报，1908（184）．

攻击新名词最具有系统性的，无疑是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这本书于1915年出版于东京，共六十节，以“第一”“第二”至“第六十”的名称依次排列。第一节“新名词”为总说，其余五十九节批判了五十九个新名词。《新名词》先设一人物“老腐败”，站在反对新名词的立场上摆出观点。然后作者以“评者”的身份阐释新名词。其实作者的立论根基明显就是错误的，他认为“世只有新事物而无新名词”。他概括了新名词盛行的大致脉络：“我国新名词之起源于甲午大创以后，方渐渐涌于耳鼓。此留学生与所谓新人物（如现之大文豪梁启超等）者，共建之一大纪念物也。旧人物见之退避三舍；欣欣向新者，望洋而叹，不知其奥蕴如何深邃。于是乎新名词日进无疆。欢迎者恨不能兼夜研之；嫌恶者恨不能入土骂之。因此新人物老腐败之名起，终日笔战汹汹，大有不相两立之势。”①“交谈者句句带有新名词（如手续、取缔等名词），来往信札，十句有六句为新名词（如目的、宗旨、绝对等名词）。”①接着他极力夸大新名词的危害：“殊不知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至于不可纪极也。以好谈新名词之故，至废国家之能人（政界极多）、青年之得佳妇（如老先生家，不惟痛骂自由结婚、好谈新名词者，亦不愿与其为亲）、长社会之颓风、造开通之淫妇，其祸可胜言哉。”①

《盲人瞎马之新名词》所批评的五十九个新名词如下：

支那、取缔、取扱、取消、引渡、樣、殿、ヌ、哀啼每吞书、引扬、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利权力、义务、相手方、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差押、第三者、场合、又ハ、若ケハ、打消、无某某之必要、动员令、手形、切手、大律师、律、代价、让渡、继承、亲属、片务／双务、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取立、损害赔偿、各各／益益、法人、奸非罪、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働、从而如何如何、支拂、独逸／瑞西、卫生、相场、文凭、盲从、同化。

上述所列词语中，大部分词语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词汇家族中的成员，只有少数词语没有被吸纳进来，如“又ハ”“若ケハ”“引扬”“切手”“手形”“片务／双务”“差押”等。彭文祖改译其中的一些词语，如：“支那”改译“蔡拏”、“取消”改译“去销”、“引渡”改译“交付交出”、“强制执行”改译“执行强制”、“亲属”改译“亲族”、“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改译“条件／要件／偶然条件／通常条件”，不过，他所改译的词语并没有吸收。尤其可怪的是，“哀啼每吞书”（ultimatum）不采用日人意译的“最后通牒”，而改译成“战书”，这与ultimatum原意相差太远。①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M］．东京：佐佐木俊一印刷，中华民国四年八月．彭文祖的批评中也有准确之处，如法律术语“奸非罪”，初看不知所云。该词是对日文中奸淫罪与猥亵罪的合称，如此名称极不恰当。他又认为“条件付之契约”须改为“附条件之契约”也很恰当。②其实，在彭文祖批判新名词之前，早有人认为新名词导致中国人道德的堕落：

甚至托竞争权利之说，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托高尚之名，以放弃己身之义务。是新名词之未入之前，中古民德尚未消亡，既有新名词之输入，而后宗教不足畏，格言不足守，刑章不足慑，清议不足凭，势必率天下之民尽为作奸之举，而荡检逾闲之行不复自引为可羞。②论新名词之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N］．申报，丙午十月二十八日．

王国维输入“新学语”的主张也有很多同道。《新名词之辨惑》载于《万国公报》1904年第184期，作者没有署名，但自称与傅兰雅一起译书，至少懂得英语。文章认为“在未教化之国。欲译有文明教化国人所著之书。万万不能。以其自有之言语。与其思想。皆太简单也。”英文大字典中，科学分门，其名字总计不下二十万，而中国字不过六万多一点，还差十四万。中国译书者碰到“素所未有之思想”，必定缺乏词语来表达。解决的办法有三：一以相近之声。模写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义，撰合其文。所以“新名词”不得不造，尤其是如化学、医学、地质学、心理学等学科，与傅兰雅译书新添的字与词不下一万。王国维的“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也是同一个意思。

二 “新学语”：“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

王国维1898年入上海《时务报》做书记，并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1899年通过学社日文教师藤田丰八而知康德、叔本华，开始学习英文。从1900年翻译《农事会要》开始，至1908年译成《辨学》止，译作品类丰富，可谓王国维翻译的“千秋壮观”时期，所译的主要作品有：

《农事会要》，载《农学报》第118、119、120期。

《教育学教科书》，日本牧濑五一郎著，载1902年《教育世界》第29～30号。

《法学通论》，日本矶谷幸次郎著，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心理学》，日本元良勇次郎著，1902年教育世界社出版。

《伦理学》，日本元良勇次郎著，1902年教育世界社出版。

《哲学概论》，日本学者桑木严翼著，1902年教育世界社出版。

《西洋伦理学史要》，英国西额惟克著，1903年刊于《教育世界》。

《心理学概论》，丹麦海甫定著，王国维据英译本译出，190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等教育动物学教科书》，日本饭岛魁编，1906年江南总农会。《农学丛书》第七集。

《辨学》，英国耶方斯著，1908年益森印刷局。③佛雏《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从上文不完全的目录可以看出，称这段时期为王国维翻译的“千秋壮观”时期实不为过。王国维译作数量丰富，并且覆盖农学、动物学、教育学、哲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等众多学科。就此而言，作为翻译家的王国维完全可以与严复媲美。然而康有为“并世译才数严林”的称赞把严复和林纾推为晚清译界的两座高峰，并为后世学者欣然接受。王国维的译作在译界发出的光芒比不上严林两位，究其原因，大体在于三端：其译作通论多，专论少；普通之作多，精品之作少；译作在王国维整个学术框架中，与文学、史学、文字学等相比，份量较轻。

王国维捕捉到日译汉词的一个特点是双音节化和多音节化：“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2］汉语词语的双音节化和多音节化，正是汉语词语的现代特征之一。王国维确实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语词汇现代转型的特质，并且在他的翻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王国维的翻译非常喜欢采用双音节的新学语。如：

法学、贸易、数学、文明、法律、社会、宪法、权利、义务……（《法学通论》）

哲学、神学、价值、中心、系统、特质、目的、义务、根本、自由、平等、意志、直觉、起点、势力、理性、经验、判断、动机、气质、观念、道德、法则、自然律、普遍、个人、正义、体制、具体……（《西洋伦理学史要》）

对象、方法、定义、精神、科学、空间、时间、运动、物质、经验、精神现象、特质、知识、观念、个人、知觉、感觉、理论、动物、植物、天体、变革、革命、营养、呼吸、器官、有机、印象、主观、客观、直接、间接、意识、本体、价值、自我、中心、权利、难点、缺点、状态、原因、要点、意志、综合、动机、本能、原理……（《心理学概论》）

王国维所译日本文学博士元良勇次郎著的《心理学》（1902）附有新学语的中英文对照表，这里摘录部分汉译双音节词语以窥全貌：

精神 mind；意识consciousness；现象phenomenon or phenomena；情欲apetile；理性reason；观念idea；刺激excitation；感觉sensation；知觉 perception；印象impretion；决心resolve；表象 presentation；灵魂soul；能力faculty；心像image；概念concept；智性cognition；情绪emotion；意志emotion；感官sense；认识recognization；后像after－image；记忆 memory；想象imagination；遗传heredity；本能instinct；直觉intuition；知识 knowledge；外延extension；内包 intension；判断judgement；命题proposition；理想idea……

有时采用三音节的词语，如：

法律学、政治学、理财学、心理学、地理学、统计学、经济学、卫生学、铁道法、船舶法、议院法、判断力……（《法学通论》）

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诡辩学、物理学、思想家、唯心论、怀疑论、神秘说、直觉派、利己说、功利派、世界观、辩证论……（《西洋伦理学史要》）

有机体、无意识、二元论、生活力、想像力、心理学、物理学、确实性、统一性、惟心论……（《心理学概论》）

有时采用四音节词或者把两个双音节词语直接叠加构成四音节的词组，如：

交通运输、磨炼思想、司法制度、大学教授、普通学科、经济秩序、道德规则、政体开化、法国革命、社会发达、社会事物、社会现象、履行义务、法律思想、权利义务、实际经验、必要条件……（《法学通论》）

自由意志、乐天主义、形而上学、专制政体……（《西洋伦理学史要》）

形而上学、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生存竞争、神经系统……（《心理学概论》）

有时用“之”、“与”和“的”连接两个双音节词或三音节词构成五字结构或六字结构，如：

讨论之材料、他人之权利、自由之意志、国民之精神、国家之主权、法律之定义、纳税之义务、国家与人民、法律与道德……（《法学通论》）

普遍的知识、科学的知识、哲学的知识、客观的原理、科学的原理、统一的中心、个人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哲学概论》）

客观的世界、客观的法则……（《西洋伦理学史要》）

最后在四字结构和五字结构上添加双音节词语、或用虚词连接从而形成六字、七字、八字、九字结构，如：

伸张贫民权利、调停贫民互争、保持社会之秩序、社会之经济秩序、违背宪法之法律、人民权利之思想发达……（《法学通论》）

世界根本的原理之学、哲学之形式的定义……《西洋伦理学史要》

很明显，王国维通过采用众多的新学语构造的词语组合，以双音节词语为基础，层层叠加，形成词语的倒金字塔结构。更有甚者，他有时以某一新学语为基础，采用前后加词的方式，或者借助虚词，形成这一新学语的家族结构。如王国维所译日本学者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中以“哲学”为中心词，组成多类型的词或者词组。或者给“哲学”一词加后续词语，如：哲学家、哲学史、哲学概论、哲学系统、哲学思想、哲学研究……；或者给“哲学”一词加先行词语，如：第一哲学、第二哲学、西洋哲学、支那哲学、印度哲学、希腊哲学、英国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自然哲学、审美哲学、知识哲学……；或者用“之”等词语连接其他新学语，如：哲学之统一点、哲学之出发点、哲学之本质及问题、哲学之定义、哲学之意义……。这样极大地拓展了汉语的结构。以不同新学语组合的倒金字塔结构和以某一新学语为中心的家族结构，可以命名为以双音节词为单位的“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

另外，王国维使用“之”和“的”很有讲究。人们一般把古代汉语的“之”译成现代汉语的“的”，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一理解是正确的。可是当面对英语等西方语言的时候，汉语如何处理对象关系与性状关系却是一个新问题。例如，如何翻译the study of science与scientific stduy？现代汉语还没有明显的标记进行区分，一般都译成“科学的研究”，但其实是掩盖了两种英文结构之间的差异，前一种结构强调的是“对科学的研究”；后一种强调的是研究的科学性。王国维在处理这类结构时，借助于“之”和“的”来区分，即：用“之”译英文中的“of”，用“的”作为性状修饰语的词缀。如：

苦乐之感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观念同伴之法则 the law of association of ideas

身体之反动力 the reflex movement of the body

脑之禁制 the inhibition of the brain

再生之观念 the representiation of idea

筋肉收缩之感觉 the sensation of the muscular contraction

感觉之综合 the combination of sensations

意识的综合 conscious combination

主观的现象 subjective phenomena

自发的运动 spontaneous movement

社会的感觉 social sense

美术的感觉 aesthetic sense

伦理的感觉 moral sense

有时同时使用“之”和“的”：

意识之相对的性质the relative manner of consciousness

意识之结合的性质the combinative manner of consciousness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不符合上述特征，如“有意之活动”（voluntary activity）和“美丽之学理”（aesthetic theory）［5］。

1907年，王国维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丹麦）海甫定《心理学概论》中，全盘接受了当时翻译界通俗的译名，大多是双音节词，也有少量多音节词，这些“新学语”几乎都流传至今天，如：对象、方法、定义、精神、科学、空间、时间、运动、物质、经验、精神现象、特质、知识、观念、个人、知觉、感觉、理论、动物、植物、天体、变革、革命、营养、呼吸、器官、有机、印象、主观、客观、直接、间接、意识、本体、价值、自我、中心、权利、难点、缺点、状态、原因、要点、意志、综合、动机、本能、原理、有机体、无意识、二元论、生活力、想像力、心理学、物理学、确实性、统一性、惟心论、形而上学、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生存竞争、神经系统，等等，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心理学概论》只有少量“新学语”今天不再使用，如“中立点”、“原质”、“发足点”等等。［6］王国维采用新学语的主张，首先在他的翻译中得到了实现。

三 “新学语”与述学文体的转型

从上文对王国维翻译实践的研究看，他使用以双音节的新学语为基本单元的“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他把这种“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运用到自己的述学文体中，成为推动近现代文体由文言向白话转型的基础。王国维采用的新词语涉及众多学科，并且这些新词语大部分流传至今。难能可贵的是，王国维自觉运用新词语表达出新的见解。今天读王国维的学理之文，也并不觉得陈腐，因为熟悉的学理词语扑面而来。假如把其中的“之乎者也”改为“的吗啊呢”，就是比较成熟的白话文。试举几例：

（1）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7］

（2）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7］

（3）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底，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伯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恉，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7］

（4）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8］（P121）

（5）柏拉图比苏氏进一步，而行心理学上之分析，一位人之非理性之冲动常反对理性之判断，故灵魂之各部之调和，存于使非理性之冲动附属于理性，而此非理性之冲动分为二部，肉欲与血气是也。”［9］（P34）

（1）例和（2）例只要把其中判断句式由古代的改为现代的，就是现代学术白话。（3）例论中国无纯粹哲学和纯文学，运用“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形而上学”“美学”“名学”“知识论”等现代新学语络绎而来，虽然仍用文言句式，但语句内部已经具备内爆的可能。（4）例运用“势力”“影响”“智力”“政治”“制度”“社会”“道德”“文学”“思想”等新词语，概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思想的创造性以及时代原因，并概括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仿佛听到德国哲学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和声。（5）例中的“之”“是也”文言词语改为“的”“是”，则几乎为现代白话。

《新青年》于第四卷第三期开始登载述学的白话文，其期所刊述学文并非全是白话文，也有述学的文言文。在此选择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的述学文中几个段落，以窥述学语言的变化。先看高一涵的两段文字：

（1）古代人民思想，均以国家为人生之归宿。故希腊罗马及前代之倭人，莫不以国家为人类生活之最高目的。人民权利，皆极端供国家之牺牲。至唱人权，放任小己之说者起，乃一变其说，谓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绝不相容；且有谓政府之存在，徒因人类之有罪恶；罪恶一去，政府斯亡。①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J］．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1－15．9－12．

（2）尔时英国的革新派所要求者在制度，弥尔所信托者乃在人民。尔时英国的政治家所谓平民政治，在以少数服从多数；弥尔则以多数专制，与一人专制同诋，大倡比例选举制度，以为少数党谋利益。②高一涵．读弥尔的自由论［J］．新青年，第4卷第3期，1918－3－15．28－32．

（1）例选自《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语气和句法上是纯粹典雅的文言，但是因“人民思想”“人民权利”“最高目的”“国家权力”等四字结构的新学语的加盟，使得语句开始由紧固的文言走向相对宽松的白话。（2）例选自《读弥尔的自由论》，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这段中因出现“英国的革新派”“英国的政治家”等白话结构使得语句一下子轻松许多。下面是陈独秀的两段文字：

（1）第二是哲学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自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又像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又像杨朱主张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对他人讲甚么道德。又像德国人尼采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第三是科学家，科学家说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甚么灵魂；生存的时候，一切哭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死后物质分散，另变一种作用，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③陈独秀．人生真义［J］．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2－15．90－93．

（2）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④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7－15．6－9

（1）例选自《人生真义》，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2）例《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

王国维自己并不撰写白话的述学文。但是他的文言述学文却因大量采用新学语而为白话述学文的出现准备了语句基础。这种语句为“叠床架屋”的新学语的结构组合，它能从内部攻破文言语句的堡垒式结构。

［1］ 刘泉．论王国维的“新学语”与新学术［J］．文学评论，2007，（1）：175－180．

［2］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J］．教育世界，1905，（4）：1－5．

［3］ 叶吏部（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A］．翼教丛编［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 湘省学约［A］．翼教丛编［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 ［日］元良勇次郎．心理学［M］．王国维译，上海：教育世界社，1902．

［6］ ［丹麦］海甫定．心理学概论［M］．王国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丁未年六月初版，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八版．

［7］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J］．教育世界，1905，（7）：1－4．

［8］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9］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十八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