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滨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57001；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99）

20年代中期，任访秋先生在开封一师读书时，就与周作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周作人与朋友合办的周刊《语丝》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任访秋先生最初是在开封西大街一个报摊零买，时间久了，自己就订了一份。周氏兄弟坚定的反封建精神给任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1935年秋，任先生考取北大研究生，其导师就是周作人。任访秋先生在北师大读大学三年级时，曾经给周作人写信，并从他那借过书。现在成了导师，自然是更为频繁地出入周宅，借书或请教问题。

师生关系、借书、请教问题以及精神上的交流沟通成为任访秋接受周作人文学影响的基础。

1932年春，周作人应邀在北京辅仁大学做演讲。同年7月，演讲内容经记录人整理，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书名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对晚明公安派文学革新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在周作人的努力实践和大力提倡下，在30年代形成一股小品文创作和研究热潮。

任访秋先生受此思潮影响，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就注意收集有关袁中郎即其他公安派同人的著作。1932年他在北师大《国学丛书》上发表研究袁中郎的系列文章《袁中郎评传》，其中包括《袁中郎评传》、《中郎的思想》、《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中郎的诗》、《中郎的小品文》、《公安派与英国十八世纪浪漫派之比较观》、《中郎师友考》。在《后记》任访秋这样说道：“最后使我不能不特别来说几句话的，是周启明先生同沈启无先生。因为关于中郎的著作，固然北平图书馆也有几部，然而总不大全，尤其是中郎老哥同老弟的集子，图书馆更是找不到，这是向来与我素未谋面的周启明先生，竟因徐祖正先生的介绍，而把他很可珍贵的原刻本《白苏斋集》同《珂雪斋集》见借，真不能不算是雅慧。同时又赖周先生的绍介，得以从沈启无先生处，借得《柯雪斋外集游居柿录》一部，有了这三部书，于是平空使我得到了许许多多意外的材料，而且也解决了我许久欲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今日将要把这部东西整个付印之际，自不能不对周先生表示感谢，同时并向沈先生申致谢意”[1]任先生《袁中郎评传》的写作，不仅在作品资料上，而且在论文思路方面受到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启示。

任访秋在1936年完成了研究生论文《袁中郎研究》。论此书20世纪80年代，经任先生修改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37年，任访秋写成了长篇论文《中国小品文发展史》，此文在《任访秋文集》出版前，没有刊行。但在任访秋对周作人文学的接受上，意义却非同小可。任访秋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影响尝试对中国小品文的发展历史进行一番梳理。在《绪论》中他认为小品“乃散文进展到极高度之产物。然后，任先生得出小品文的定义：“此种文字，乃作者一时之兴会，随意所之，而出于自然笔致。既非殚精竭虑，欲借此一鸣而惊人，又非庄重慎审，欲以之表现某种思想，实乃灵机偶至、信腕直寄，故无连篇累牍、令人不能卒读之作”作者还指出“故简短者未必为小品，而小品未有不简短者也”[2]。此段对小品文概述性质的论述大致号到小品文的脉象。可见任访秋对30年代的小品文，感悟深刻，把握精准。

在第二节《源流》部分中，任访秋把中国小品文的起伏消长分为五个时期。即：萌蘖期——由魏至隋（220~617）；中衰期——由唐至明中叶（618~1566）；大成期——由明中叶至清中叶（1567~1794）；凋悴期——由清中叶至民国初（1795~1919）；复兴期——现代（1920~1940）。

在小品文代表作家的遴选方面，周作人中意的陶渊明当然入选，周作人不喜的韩愈则没有入选。1986年，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总的说来，是受到周作人的一些启发，但我对问题的论述，比他讲的要详细，要具体。”[3]的确，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没有涉及的严复、刘师培、鲁迅等都在文中得到重点关照。

但是，任访秋对周作人文学的接受也不尽然是跟着走、照着说。比如对于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周作人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周作人三十年代在文学上一贯提倡“言志”的文学，他对历来为中国不少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给予毫不客气的批判：“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朱子说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韩文则归纳赞美者的话也只是吴云伟岸奇纵，金云曲折荡漾，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4]

“如有人想学滥调古文，韩文自是上选，《东莱博议》更可普及，剃头诗亦不失为可读之课外读物，但是我们假如不赞成统制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则韩退之暂时不能不挨骂，盖窃以为韩公实系该项运动的祖师，其势力至今尚弥漫于全国上下也。”[5]周作人从文学思想方面立论，可谓视角独特，掷地有声。

任访秋在《韩愈论》中，指出韩愈因排佛扬儒，奠定了他在唐代思想史上的地位。（1）唐代以前，孟、荀并称，不分伯仲。自退之以孟轲为继孔子道统之传，于是《孟子》一书遂为宋、明道学家所依据之重要典籍。（2）《大学》本为《礼记》中之一篇，自汉至唐，无特别称道之者。自退之文中引《大学》中“明明德”、“正心”、“诚意”之说，于是《大学》又成为宋明道学家所依之重要典籍。（3）退之又提及“道”字及“道统”之说，宋明道学家亦持之，而“道学”亦遂为宋明新儒学之新名词。这是韩愈在唐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他在以后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任访秋对韩愈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6]此外，任访秋还对韩愈的散文、诗歌方面的特点及其影响做了评判。周作人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对韩愈做了彻底的清算；任访秋则从文学史的维度给韩愈做了较为客观的定位。

任访秋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撰写可圈可点。如20世纪30年代任教洛阳师范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讲义》，40年代任教河南大学时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44年由南阳前锋报社刊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加上1988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在教材的出版上，任先生已经打通了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而使其融会贯通。可以说在其深度与广度上超过周作人。笔者有幸忝列任先生关门弟子，对任先生的授课风格有所体会，那时任先生身体已经不是很好。我对任先生上课的评价是，言之有物，字正腔圆，语调抑扬有致。可以想见任先生年轻时期的授课风格虽然不像百家讲坛上的王立群老师那样，滔滔不绝、周密严谨，但至少也是不遑多让，任先生绝对是一位称职的好教师。在这方面，周作人就稍逊一筹。据梁实秋回忆:“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7]看来，周作人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我们觉得，任先生在解放前在学术上是铺摊子、打基础的阶段。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学术研究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有很大进步，但也随大流说过一些应时话，如对胡适、钱玄同等自由主义文人的批判。新时期以来任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一些近代学者文人的研究，能够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

在国学研究上，周作人以言志为宗旨，总揽全局，大处着墨；任先生则注重微观分析，文本解读。周作人的文章奠定了其学术上的地位，任访秋的文章基本上是为教学服务的。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任先生虽然在国学方面比周作人具体细致，涉猎广泛。但是对西学方面的吸收领悟的确是任先生的弱项。比如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性心理学，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认识等方面，任先生都只能望其项背。

21世纪以来，搞文学研究，如果不往文化批评方面靠拢，会被认为视野不宽、格局不大；实际上，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开始这方面的尝试了，而且取得不错的效果。现在，周作人、任先生均已作古，盖棺定论，我们也不是要甄别好坏、评定优劣，他们各有千秋、互有长短。我们应该取其所长，补己所短，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

[1]任访秋.袁中郎评传[A].任访秋文集·古代文学研究(上)[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2]任访秋.中国小品发展史[A].任访秋文集·未刊著作三种(上)[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3]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A].任访秋文集·近代文学研究(下)[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4]周作人.厂甸之二[A].张明高, 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5]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谈韩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任访秋.韩愈论[A].任访秋文集·古代文学研究(下)[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7]梁实秋.忆启明老人[J].传记文学,19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