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秀峰、蒋鏊、菊坡、南渭王与阳明山

2014-03-31刘范弟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关键词:阳明山零陵州府

刘范弟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湖南永州的阳明山,明山秀水,风景奇美,是一处难得的自然风水宝地;同时,它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在此交流融合并与当地民间文化相生相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文化。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繁荣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从2006年至今,当地连续举办了七届以“和美阳明山·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中国阳明山“和”文化旅游节,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阳明山已日益成为旅游文化乃至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块颇有影响的平台和品牌。为了进一步提升阳明山的知名度,对阳明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进行深入发掘,弄清阳明山历史上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甚或以讹传讹的问题,是一很有必要,也是具有一定紧迫性的任务。笔者不揣翦陋,草此拙文,对阳和山与阳明山的关系,阳和山为何从距零陵城近百里移到零陵城城东南郊,蒋鏊、菊坡、秀峰与阳明山的关系,历代南渭王与阳和山及阳明山得名的关系等问题做了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期望得到指正。

一 阳和山与阳明山

(一)清代以前方志文献中未见对永州阳明山的记载

在清代以前的方志及其他文献中,目前暂未发现关于永州阳明山的任何信息。就笔者所知,现存文献中最早关涉阳明山的,是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八“山川志”:“阳明山,去县治百里,在黄溪之尾。然山麓险绝,游者相望咫尺,无径可达。山最高,日始自旸谷出,山已明,故谓之阳明焉。嘉靖间,有僧秀峰者禅定于此,今遂为秀峰道场所。”康熙二十三年零陵知县王元弼所修的二修《零陵县志》卷二“山川”载:“阳明山,王元弼《名胜记》曰:山在黄溪之尾,离城百里。嘉靖间,有僧秀峰焚修于山间,今为秀峰道场。山多峭石,花木故其所产也。山向阳,故以是名。”①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下“艺文志”:“《零陵载修志》,康熙二十三年王元弼撰……《泉陵名胜记》,同上。按元弼字艮辅,王士祯族侄,隶汉军者。其《名胜记》本单行,后即以入邑志山水类,黄佳色有序,见县志。”

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六·七绝”有一首《登阳明山》,诗云:“仰面遥看天际平,山迥绝壑怒涛生。风高六月吹寒扆,疑是霜林晚照晴。”②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三“山川志上”、道光《永州府志》卷二上“名胜志”、光绪《零陵县志》卷一“地舆·山”及民国《零陵县志》卷一“地舆·山”阳明山条皆录此诗。诗的作者桑日生,据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九“人物上·零陵名贤”记载,乃明末崇祯壬午科举人,因张献忠之乱而“隐居不仕”,著书多种,“年七十卒于家”。崇祯壬午年是公元1642年,桑日生可说是清代人。此外,生活于明代正德、嘉靖间的零陵人蒋鏊,有一首题为《游阳明山》的诗:“扶筇散步到阳明,云淡风和远世尘。纵目峰头三楚尽,旷怀别领一天春。”诗见于清代《阳明山祖师岩志》①笔者未见原志,此据双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1年内部印行的《阳明仙境》一书所引。,而在明清两代的永州府志和零陵县志中则找不到此诗,看来此诗是否为明人蒋鏊所作,还只能存疑。

康熙之后历修的湖广通志、湖南通志以及永州府志和零陵、宁远、新田等县的县志中,有关阳明山的记载就接连不断了。

(二)方志文献中对永州阳和山的记载

据现存方志,阳和山最早出现在洪武《永州府志》中。此志“作为明代早期的方志,能够幸存下来弥足珍贵。它不仅是永州地区迄今为止能够搜寻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府志,且为湖南省现存最早的刻本方志。”②汤军《现存湖南省最早的刻本方志——洪武〈永州府志〉述略》,载《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据该志卷七“山川”记载:“阳和山,在城东北八十里,接道州界,乃王真人修炼之所。”此处关于阳和山方位的记载应当有错,因为说阳和山“接道州界”,而道州在州城南而不是北。

此后方志记载的阳和山位置却有了变化。现存第二早的弘治《永州府志》③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十四“著述”未记载洪武《永州府志》,其所记载的第一部永州府志就是弘治《永州府志》。卷二“山川·零陵”:“阳和山,在县东南二里,乃王真人修炼之所。”卷四“人物·仙释”:“王真人,德安人,修炼于零陵之阳和山。元初赐观额为‘万寿宫’,封懿德真人,征入朝,遂不返。”

隆庆《永州府志》卷七“提封志·山川”零陵:“东南二里为阳和山,王真人修炼于此。”卷十七“外传·仙释”:“王真人,德安人,修炼于零陵之阳和山。元初赐观额为‘万寿宫’,封懿德真人,征入朝,遂不返。”

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八“山川志·零陵”:“阳和山,在南门外,王真人修炼于此。”

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二“山川”:“阳和山,在南门外,王真人修炼于此。王元弼《名胜记》曰:‘在城南。山如虹形,草木经冬不枯,是以牛羊等物独不上此山,盖以谓。山在南,向阳,故草木如此之茂。相传昔年有王真人修炼于此,向有丹台,今不复见,但有水一泓,赤色,其亦真人之迹欤?因系以诗:山色乱云屯,章木遍野原。香气日以盛,繁花生石门。”按王元弼乃零陵县令,该志乃其主修,他在其个人专著《名胜记》④据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下“艺文志”,《名胜记》全名《泉陵名胜记》,“本单行,后即以入邑志山水类”。中还解释了阳和山的得名,他说阳和山在县南门外,应当亲自去考察过,并为之写了一首五言诗,对阳和山景色作了一番描绘,其言“阳和山,在南门外”,当不虚。今日永州城东南郊外并无较高之山,王元弼既然说此山“草木经冬不枯”,想来此山不会很高,所以草木才会经冬不枯的。

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三“山川志上·零陵”:“阳和山,在南门外,王真人修炼于此。”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二“永州府·山川”:“阳和山,在零陵县南一里,山如虹形,草木经冬不枯,故名。”

乾隆《湖南通志》卷之九“山川四·永州府·零陵县”:“阳和山,在零陵县东南一里,山如虹形,草木经冬不枯,故名。”

嘉庆《湖南通志》卷十三“山川六·永州府·零陵县”:“阳和山,在零陵县东南一里,山如虹形,草木经冬不枯,故名。”

道光《永州府志》卷二上“名胜志·零陵”:“又县城东南(注:南门外)一里,山形如虹,草木经冬不枯者,阳和也。相传有逸人王某修真于此,游者绝少。”

光绪《零陵县志》卷一“地舆·山”:“阳和山,宗绩辰府志云:县东南一里,山形如虹,草木经冬不枯者,阳和山也。相传有逸人王某修真于此,游者绝少。”

民国《零陵县志》卷一“地舆·山”:“阳和山,宗绩辰府志云:县东南一里,山形如虹,草木经冬不枯者,阳和山也。相传有逸人王某修真于此,游者绝少。”

从以上省府县志“山川志”的记载看来,从明代弘治年间开始,阳和山就已从零陵、宁远交界处“搬到”了零陵东南近郊,直到民国仍在这里;而上引弘治、隆庆两府志“仙释志”中“王真人,德安人,修炼于零陵之阳和山。元初赐观额为‘万寿宫’,封懿德真人,征入朝,遂不返”的记载,仅说阳和山是在零陵,并未点明阳和山在零陵县城东南郊,但我们从其他一些有关“万寿宫”的资料中也可以佐证阳和山确实已“位移”到零陵县城东南郊。如民国《零陵县志》卷三“祠祀·寺观”载:“万寿观,在阳和山,元初有德安王道士隐此,赐观名,封懿德真人,征入朝。”此志卷一是明确说阳和山在“县东南一里”的,其既然载“万寿观在阳和山”,则说明万寿观(亦即万寿宫)也就在零陵“县东南一里”,也说明了王真人所修炼的阳和山确实已“位移”到了零陵县城郊。

此外当地还有一个传说可能亦与阳和山位移有关,据光绪《阳明山志》的《秀峰祖师行录》记载,明代正德、嘉靖间“阳和山有巨钟,飞入郡城太平寺”⑤按,笔者未见光绪《阳明山志》的《秀峰祖师行录》原文,此处据双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1年内部印行的《阳明仙境》一书所录《秀峰祖师行录》而引。下同。,既然巨钟可从阳和山飞到零陵城中,那么阳和山“位移”到零陵城外也在情理中了。当然,巨钟实际上是不会自己飞过来的,但也不能简单斥以迷信了事,传说背后往往有其复杂的社会功利、社会心理及宗教因素,深入研究常是很有意味的事。

(三)方志文献中关于阳和山改名阳明山的记载

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卷十“仙释”秀峰传载:

秀峰,名真聪,本邑郑氏子。母李氏,归宁过莲塘,偶见莲花香馥,归而成孕,十有八月,诞于东山岭。是夜星辰灿烂,红光满室,族人惊问之,乃生男也。幼颖异,年十三,父命出就外傅。聪曰:“书纪姓名,选官而已,何如选佛?”矢志出家。独行数十里,至阳和山,遇山僧明性,喜而驻足焉。明性素领曹溪宗旨,见聪容止不凡,甚敬礼之,允其披剃,持戒 律三年,遯 迹歇马潭。有猎者逐鹿,发乱矢,聪高声念佛,猎众咸惊。随聪至住所,见岩穴萧然,回报师知,强之使归。师问:“别后遯迹,曾见甚么道理?”聪曰:“山似青兮水似绿。”身虽强归而心有曹溪之游。比至曹溪,与住持机缘相契,复坚阑之,苦修三载,以归本山。闭关习静,谢绝人事。嘉靖庚戌,聪年三十有九,一日挝鼓升堂,谓众曰:“寄迹人间三十馀度,生之愿尚未毕,留得色身,登祖位也,将黄叶止儿啼。”语毕,入关坐化。遗命师徒,约以三年期满,方可开关。届期,有王孙菊坡,久慕高风,往山开关,视之,庄严端坐,俨然如生,深赞拜伏。南渭王加其谥曰“七祖”,匾曰“曹溪正派”,名其庵曰“万寿寺”,改其山曰“阳明山”。

按嘉庆《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二“仙释”、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下“艺文志”中均有“改其山曰‘阳明’”的记载,基本内容与嘉庆《宁远县志》类同,不过文字有所简省而已。嘉庆《湖南通志》“仙释”注明此条记载出自《宁远县志》,但未说明是哪年所修的县志。笔者只查到嘉庆《宁远县志》,此前尚有万历、康熙、乾隆三种《宁远县志》,本人尚未得见,不知其中是否亦有此记载?

从清代以前方志文献中不见阳明山的记载来看,《宁远县志》关于阳明山是由南渭王将阳和山改名而来的记载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由于位于宁远、零陵交界处的阳和山被改名成了阳明山,于是阳和山就只好从距零陵城八九十里的地方“搬到”了零陵城东南近郊。

但有一点还须解释,即嘉靖庚戌(1550)之前的弘治七年(1494)所修的《永州府志》已有“阳和山,在县东南二里”的记载,看来,在嘉靖庚戌阳明山得名之前,阳和山已一“山”而二处,一在原地,一在零陵县东南近郊,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地说,是南渭王为了自己就近朝山或修道方便造成了这一结果。

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近年对永州朝阳崖历代磨崖石刻进行普查,发现了很多以前从未见诸文献记载的石刻资料,其中有一方南渭王手书的榜书,“朝阳岩下洞上方,又有榜书‘聚胜’二字,署款‘阳和道人’,钤印‘南渭王宝’石刻四周篆刻龙纹”①见张京华、侯永慧《阳明山与朱彦滨》一文,文中附入了该榜书及署款和钤印的拓片。据拓片,“聚胜”二字为横刻,钤印为“南渭王宝”,刻在“聚胜”二字中间稍上位置,署款为“阳和道人书”,竖刻在钤印正下方。,但未署年份,不知是哪一代南渭王所书②按,张京华教授在文章中还引了朝阳岩另一石刻资料“嘉靖己亥菊月望日宗室□□道人题”(为一诗刻的署款,张教授文中亦附入了该诗刻及署款的拓片),认为刻中所缺乃“阳和”二字,以此推断“聚胜”作者为第三代南渭王朱彦滨。笔者对此推断有些不同看法,因为既然“聚胜”榜刻署名“阳和道人”再加上“南渭王宝”以表明身份,那么此诗署款也会照此办理,且南渭王既是一位郡王,也就绝无自称为宗室的道理;此外,从榜刻和诗刻的书法来看,榜刻字体较为圆润,而诗刻字体则较为瘦劲,似乎也不可能为同一人所书。所以笔者认为“宗室□□道人”中间所缺乃是“菊坡”二字。菊坡,正是一位宗室,且是一位著名道人,这在各种永州府志和零陵县志中都有详细记载,且其活动年代也与诗刻所署年代一致。下文笔者将要对其人作些考述,此且从略。。

南渭王乃是朱元璋第十八子朱楩的后人,朱楩于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从福建璋州徙封湖南武岗州为岷王,景泰四年(1453)朝廷封第二代岷王朱徽煣次子朱音为南渭王③《明史》卷一百二“表第三·诸王世表三”。,成化十五年(1479)“分居永州,建府第于零陵县治之后”④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三“藩封”。,“南渭王府,在府东,成化十五年自武岗州岷府迁建于此”⑤《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五“永州府·藩封”。。第一代南渭王朱音于弘治五年(1492)去世,谥荣顺;其嫡长子膺 因“性狠戾,所为多不法,又卺其父之宫人”,于前一年被废为庶人⑥见《明实录》弘治四年十二月戊午纪事。,于是荣顺庶长子膺鉙以镇国将军身份管理王府,至正德十四年(1519)未及嗣王爵而去世;膺鉙嫡长子彦滨袭镇国将军管理王府,嘉靖三年(1524)袭祖父南渭王爵,并追谥其父为怀简,彦滨嘉靖二十二年去世,谥安和;彦滨嫡长子举橎继位,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谥庄顺,无子,国除①《明史》卷一百二“表第三·诸王世表三”。,南渭王共传四代107年(其中在永州81年)而国绝。

“聚胜”榜书作者南渭王既然自署为“阳和道人”,那他一定是热心道术、讲究修炼的人。据前所引方志,阳和山乃著名道士王真人修真之处,南渭王一定对之非常神往,从他“阳和道人”的自称也可看出此点,但阳和山离王府所在零陵城将及百里,且山高路险,作为一位王者亲自前往朝山修炼,似乎不太可能;就算他一心向道能吃得了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之苦,他也是不能前往的。因为从明太祖朱元璋起,朝廷就对宗藩有严格的行动限制,特别是明成祖朱棣上台之后,对藩王活动的限制更加严格,藩王甚至不能随意出城。地方官对藩王的活动则负有监视报告之责,如景泰五年(1454),明代宗下诏警告沅陵王朱贵橘:“得荆州卫府官奏,王于正月二十九日领内史校尉出城捕鱼,此虽小事,揆于祖训,则有所违,夫违不在大小,而谨必自小始。”②见《明英宗实录》景泰五年三月丙寅记事。天顺四年(1460),明英宗勅寿昌王朱季 :“今得湖广三司等官奏,尔于今年八月十七日,领步骑二十人出城往灵泉山祭墓,至次日还府。”③见《明英宗实录》天顺四年九月丙申记事。由此可见藩王要离王府所在远行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

向往阳和山,希望前去朝山修炼,又不能亲自前往,那么就只能让阳和山“搬家”了,于是阳和山就位移到零陵城东南近郊,王真人修真之处也随之位移,这是南渭王的权力,也是南渭王自称“阳和道人”的原因。那么,这位“阳和道人”是哪一代南渭王呢?因为弘治七年(1494)所修的《永州府志》已有“阳和山,在县东南二里”的记载,看来这位“阳和道人”只能是此前在位的南渭王了,这就是第一代南渭王朱音,他成化十五年(1479)从武岗迁来永州,弘治五年(1492)去世,正好是在弘治七年(1494年)所修府志第一次记载阳和山在零陵城东南郊之前,所以自称“阳和道人”的南渭王只能是他。

不过第一代南渭王虽然为了自己方便,将阳和山和王真人道场搬到了零陵城郊,但原来的阳和山还是留在原处,这就出现了一“山”而二处的奇特现象。到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第四代南渭王将原地的阳和山改名为阳明山后,从此在嘉靖以后的永州府县志中,就仅有阳和山在零陵县东南近郊的记载了。这说明阳和山已结束了一山而二处的历史,阳明山已最终取代了原初阳和山的位置。

二 秀峰禅师、蒋鏊道士、菊坡王孙与阳明山

(一)方志文献中秀峰、蒋鏊、菊坡三人同时与阳明山关联的记载

在现存方志文献中,秀峰、蒋鏊、菊坡三人同时与阳明山联系在一起的最早记载是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的秀峰传:

秀峰,生于正德间。晚与邑人蒋鏊、宗室菊坡相友善,筑庵于黄溪之阳明山。山高与云齐,即见日出,故以“阳明”名之。秀修行数十年,得曹溪正传。忽 一日,涅 槃于桶中,戒其徒:“越千日乃启。”及期启之,宛状如生,即建道场于山。其地有银沙十里,鸟道盘折。每岁八月,朝礼者以数万计,至今肉身犹在焉。

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秀峰传所载与之完全相同,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的“外志·仙释”秀峰传所载内容基本相同,但文字稍有差异④如“得曹溪正传”一句,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的“外志·仙释”秀峰传作“得教外别传”;“忽一日,涅 槃于桶中,戒其徒”一句,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的“外志·仙释”秀峰传作“忽一日,贮盐一桶,趺坐其中,戒其徒”。。光绪《零陵县志》卷九“人物·仙释”秀峰传所记则较为详细:

一日,击鼓升座,说偈毕,复入室闭门,谓众曰:“吾将于此中坐化矣,俟三年乃启。”及期,众入,视发爪加长,状貌如生,众叹异之。时明嘉靖三十一年,其死时,盖年三十九也。先是,明藩南渭王孙菊坡、邑人蒋湘崖俱好道,与秀峰友。及是,二人至,见其状,拜之,且崇其号曰“七祖’,盖以配六祖也,额庵曰“万寿寺”。

民国《零陵县志》卷九“人物·仙释”秀峰传所记与光绪《零陵县志》相同。光绪二十六年《阳明山志》的《秀峰祖师行录》所记三人关系则有所不同:

时师年已二十矣。师身虽已还乡,而心契曹溪衣钵,未当忘也,旋往曹溪。是时明藩南渭王居永州,其孙菊坡与零陵邑蒋湘崖志同好道,值阳和山有巨钟飞入郡城太平寺,二公感此神奇,度山中必有异人,因偕访,而师先有曹溪之行,不克遇,为之太息……忽一日,挝鼓集众曰:“寄迹人间三十余,度生之愿尚未毕。留得色身登祖位,也将黄叶止儿啼。”又谓明公曰:“弟子谓西方有金刚不坏身,亦愿以身度世。”遗约三年期满,方可开关。复偈云:“壬申对甲子,跗坐同趺坐。千一了一年,又七月十七,即是中秋会。祖以空为座,原是本来人。今成就法座。”偈毕,入关坐化,时嘉靖二十九年,师年三十有九。菊坡、湘崖等,久慕师之高风,生前未晤,深以为憾。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八月中秋,及期,偕至阳和山,启关谛视,宛然如生,发爪犹长,赞叹不已,顶礼拜伏。师徒相扶披剃,衣覆庄严,涅端坐。方悟壬子趺坐之偈不谬。菊坡闻之南渭王,遂崇其号曰“七祖”,赠额曰“临济正派”,迁阳明山,改庵名“万寿寺”。

以上材料所记三人关系之事颇有异同。据康熙《零陵县志》、康熙《永州府志》、光绪和民国《零陵县志》,秀峰坐化前就与蒋鏊、菊坡“相友善”,想来蒋鏊、菊坡定然常到阳明山(其实当时应还称“阳和山”)看望秀峰,与其谈禅论道,不然何称友善?说不定“筑庵于黄溪之阳明山”是他们三人共同之事。志载:“蒋鏊,号湘崖,领正德癸酉乡荐。尝出宰扶沟,以清洁著闻。致政归,得遇异人,授以服食之术,弃家,构一椽于山中,曰‘寄寄巢’,修炼数年,遂遨游名山,足迹尝在天台雁岩间。”①见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十四“外志·仙释”蒋鏊传。蒋鏊致政归家后“于山中”所构的“寄寄巢”,很可能就在阳明山中,他在此“修炼数年”,与秀峰更可能是朝夕相处了;但秀峰坐化三年后启关之时,康熙《零陵县志》和康熙《永州府志》却根本未提到蒋鏊、菊坡在场。而据光绪《阳明山志》的《秀峰祖师行录》,在秀峰坐化前,蒋鏊、菊坡虽“久慕师之高风”,曾一同前往拜访,但却因秀峰前往曹溪三年而失之交臂,导致与其“生前未晤”。然而此说并不可信,因为就在前面此行录说秀峰出生于明正德七年②上引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和康熙九年及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则说:“秀峰禅师,生于明正德间。”(1512),前往曹溪之时年刚二十,约当 1532年左右,这一年正是嘉靖十一年;而蒋鏊嘉靖十一年还在河南扶沟知县任上③乾隆《河南通志》卷三十三“职官四·开封府属知州知县·扶沟县”:“蒋鏊,湖广零陵人,举人,嘉靖九年任。费希禹,山东莱阳人,举人,嘉靖十一年任。”,嘉靖十四年(1535)代理陕西三原县令的蒋鏊还捐出自己的俸禄刻印了寇准的《忠愍公诗集》④蒋鏊代理三原县令与捐俸刻寇准《忠愍公诗集》事,见收在明崇祯十四年蒋鏊刻《忠愍公诗集》卷末的“王承裕记”(《四部丛刊三编》集部影印本),记文不长,录于下:予昔时录藏宋莱忠愍公诗,迄今几四十年,惧其字画磨灭,而未可以言久也;且公为华之下 人,予忝乡曲之末,方图刻之,转相流布,俾公口齿膏馥被后人,而力未能。近摄三原县事零陵蒋君鏊至,会予于归来之堂,话及公之言行,倾仰切至。予因曰家藏公集旧矣,出以示之,喜而怀归,遂捐俸以永其传,则公为学之要、为政之体可以见矣。时嘉靖乙未岁春正月丁卯平川野逸王承裕记。,这说明在秀峰前往曹溪期间,蒋鏊根本不可能回到永州并与“志同好道”的菊坡前去阳和山“偕访”秀峰而不遇的;对于秀峰死后三年启关,则光绪、民国《零陵县志》秀峰传和光绪《阳明山志》的《秀峰祖师行录》一致记载蒋鏊、菊坡二人在场,甚至充当了启关人的重要角色。⑤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卷十“仙释”秀峰传则仅记菊坡“久慕高风”而未涉蒋鏊,嘉庆《新田县志》卷十“杂志·仙释”秀峰传虽载“赠秀峰七祖禅师”,但却对蒋鏊、菊坡只字未提。

(二)蒋鏊、菊坡与秀峰的仙道之气

南渭王改阳和山“其山曰阳明”,这事可能与菊坡、蒋鏊“俱好道”、“志同好道”有关,也与南渭王的好道有关。改阳和山为阳明山的不是自称为“阳和道人”的第一代南渭王,但这位南渭王显然也是好道的,这与当时其祖上的好道有关,也与整个上层社会崇尚道教的风气有关,嘉靖皇帝就是一位崇信道教的典型,为了求仙炼丹,修炼长生之术,竟然二十多年不上朝不理朝政。

蒋鏊就是当时一位著名的仙道之士,在清代永州的府县志甚至湖南通志中,他几乎都是作为一位道教人物而列入“仙释”传中的。如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外志·仙释”、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光绪《零陵县志》卷九“人物·仙释”、民国《零陵县志》卷九“人物·仙释”、嘉庆《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二“仙释”都是如此⑥即在今日亦是如此,如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就有蒋鏊之条目,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但蒋鏊早年却是一位深受儒学熏陶的传统儒生,徐文长说他“早岁妍精孔孟,含藉六经”⑦徐渭《蒋扶沟公诗并序》,见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徐渭集》1999年重印本,第79页。,他正德八年中举⑧雍正《湖广通志》卷三十五“选举志·举人:“正德八年癸酉乡试榜:蒋鏊,零陵人,知县。”,不久即入官场,先“任广东教谕,潜心理学,当道委毁淫祠,一无所假”⑨隆庆《永州府志》卷十四“人物列传·蒋鏊”,又见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十九“人物上·零陵名贤”蒋鏊传,按以上两种府志蒋鏊是作为儒家名贤入传的,而后一种府志即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亦有蒋鏊传,则是作为道教人物入传。,嘉靖九年至十一年,任河南扶沟知县①乾隆《河南通志》卷三十三“职官四·开封府属知州知县·扶沟县”:“蒋鏊,湖广零陵人,举人,嘉靖九年任。费希禹,山东莱阳人,举人,嘉靖十一年任。”,此后代理陕西三原县令。他为政清廉,热心弘扬儒家文化,曾于嘉靖十四年用个人俸禄刻印了寇准《忠愍公诗集》②见前注所引崇祯十四年蒋鏊刻《忠愍公诗集》卷末的“王承裕记”。,可以说直到此时,蒋鏊还是一位纯粹的传统儒家人士。大约不久之后,蒋鏊退出官场回到家乡,从此开始由一位儒家人物向道家人物转变。“致政归,得遇异人,授以服食之术,弃家,构一椽于山中,曰‘寄寄巢’,修炼数年,遂遨游名山,足迹尝在天台雁岩间。山阴徐淮,文长兄也,好辟谷,乃师事之,文长曾记之以诗。”③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外志·仙释”蒋鏊传。蒋鏊在江浙一带遨游名山,结交名士,与当时著名文人徐渭兄弟有密切交往。徐渭之兄徐淮,“弱龄访道,垂五十春,玄室冥奥,未睹宫墙。遭先生溯舟闽粤,放于山阴,邂逅天缘。值诸行道,顾盻之间,疑谓异人。遂数语浃襟,悬榻弥月。过蒙收畜,列诸仆御之徒”④《蒋扶沟公诗并序》序,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徐渭集》1999年重印本,第80页。,初见之下十分服膺蒋鏊,当即拜其为师;徐渭也曾与兄一起向蒋鏊学习道术,“忆昔兄与弟,相乐和鸣琴。奉君会稽山,回睇香炉岑。两两捧清爵,一一聆徽音”⑤《蒋扶沟公诗并序》第五首,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徐渭集》1999年重印本,第81页。,并称赞其道术是“重华昔所授,绪脉由羲黄;庸兹感迪君,佩服永勿忘”⑥《蒋扶沟公诗并序》第二首,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徐渭集》1999年重印本,第80页。,并想正式拜入其门,“夫兄所师表,弟胡不尔,恐尘凡之姿,仙圣所拒”⑦《蒋扶沟公诗并序》序,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徐渭集》1999年重印本,第80页。,因种种原因并未实行。嘉靖二十四年(1545)夏天徐淮去世,年仅五十四岁⑧见李德仁《徐渭》第37页,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徐渭伤感其兄“逢师苦不早,炼摄总成哭”⑨《蒋扶沟公诗并序》第四首,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徐渭集》1999年重印本,第81页。,认为如能早遇蒋鏊,必不至此。约两年后即嘉靖二十六年⑩《蒋扶沟公诗并序》第四首云:“伯氏颇好道,终岁事修服……人命安可期,天犹互寒燠。念别正徂暑,墓草已更绿。瀼 瀼日中霜,亭亭风际木。逢师苦不早,炼摄总成哭。”是说写诗送别蒋鏊时,其兄“墓草已更绿”,即已过了两年,蒋鏊归湘当在嘉靖二十六年。,蒋鏊将回零陵,徐渭更加感伤,写诗为其送行,诗序中说:“死者已矣,生人去焉,存亡惕心,永以为好。异日吸沆瀣之精景,陟壶峤之福庭,飞九还之丹火,骑八极之游气,则天凡殊途,相见无日。缅哀伯氏,重以离衷。因献五言六首。”11《蒋扶沟公诗并序》序,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徐渭集》1999年重印本,第80页。

嘉靖二十六年,蒋鏊回到零陵,“归而贫甚,饮食常不给”,但修道不辍,道行日进。又与喜好道术的南渭王孙菊坡交往,“除夕之日,不能具朝餔……遂假寐。王孙菊坡者,与先生友善,先生出神谒王孙,谈及于此,备物送之,先生寤则种种具也,其奇幻多如此类”;又过了“数十年而先生死。死之日,道逢邻人,授以钥寄其家。家人共骇,举其棺轻甚,盖尸解云。后数年,又有人遇之于蜀峨眉山中”12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外志·仙释”蒋鏊传。。

由此看来,蒋鏊是一位由儒入道的人物,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名贤”和“仙释”二志都将蒋鏊收入是很有道理的。据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外志·仙释”蒋鏊传和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下“艺文志”,蒋鏊有《湘崖文集》(道光《永州府志》“艺文志”作“《湘崖集》”)和《证道歌》两种著作传世,其著作的内容看来也是一儒一道。

另一位与阳明山得名有关的人物菊坡亦是“好道”之人,在有关的府县志中,并没有菊坡的传记,其具体事迹无法确切知道;我们只知他是南渭王的孙子,菊坡是他的号13按,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秀峰传载秀峰“晚与邑人蒋鏊、宗室菊陂相友善”,“菊坡”作“菊陂”。,他的名字是什么也不清楚。

方志文献中只说菊坡是“南渭王孙”,他是哪位南渭王的孙子呢?我们可以作点推测。嘉靖三十一年(1552),菊坡与蒋鏊一起见证了秀峰涅槃后的开关异象,蒋鏊是正德八年举人,时为公元1518年,中举时至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那么嘉靖三十一年蒋鏊当有六十出头了;菊坡与其为道友,年纪应与之相差不大,当出生于公元1490年前后,可以肯定菊坡应是第一代南渭王朱音的孙子,因为朱音死于公元 1492年,死时五十五岁14《明实录》弘治五年六月:“丙午岷府南渭王音薨。王,恭王庶第二子,正统三年生,景泰三年封为镇国将军,景泰五年进封南渭王,至是薨,年五十五。”,正是当有孙子的年纪了。如此看来,菊坡就是朱元璋的第六代孙。他或许就是第一代南渭王嫡长子膺 的儿子,有记载南渭王嫡长子膺 是天顺五年(1461)出生15《明实录》天顺五年:“秋七月……乙卯,赐岷府南渭王音嫡长子名曰膺 。”,1492年前后菊坡出生时,他30岁左右,正是好生儿子的年龄。如果真是这样,菊坡的好道就是必然的了。其父被废为庶人时菊坡刚刚出生,他虽仍不失为王孙,生活自然还是优裕,政治地位却已一落千丈,他没有任何爵位而只有一个“王孙”的仅表明血统的普通称名,说明他已完全是一介庶民的身份。如果不是其父被废为庶人,他至少也是一位镇国将军,甚至可能继位为南渭王,但他却连一个最起码的表明宗室身份的奉国中尉称号也没有①《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四·诸王”载:“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渴,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只能在他的兄弟辈(第三代南渭王朱彦滨)和子侄辈(第四代南渭王举橎)底下讨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学道还有什么路走?

秀峰则是一位半道半释的人物。关于其籍贯,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秀峰传载其“生于正德间,晚与邑人蒋鏊、宗室菊陂相友善”,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外志·仙释”秀峰传文字与之完全一致,是将其当作本县人入传的,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秀峰传则明确说:“秀峰,零陵人,生正德间。”而光绪《零陵县志》卷九“人物·仙释”则说:“秀峰禅师,新田县东山郑氏子也。”嘉庆《宁远县志》卷十“仙释”秀峰传则说他是“本邑郑氏子……诞于东山岭”。如上所述,秀峰籍贯有零陵、新田、宁远三种说法。嘉庆《宁远县志》作者对此议论道:“按师为东山岭郑氏子,父名枋,其地今属新田县。师显化于前明正德、嘉靖间,时宁、新尚未析置,故传首称本邑人。零陵新志亦称‘邑郑氏子’,误矣,并记。”②见嘉庆《宁远县志》卷十“仙释”秀峰传正文后小字注文。因而说秀峰是宁远人或新田人都没错,但说他是零陵人则不可。

秀峰的事迹,在较早的方志记载中是较简单的,如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和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仅寥寥数十字,极概括简略地记载其与蒋鏊、菊坡友善,筑庵阳明山修行,得“教外别传”或得“曹溪正传”,贮盐一桶趺坐其中涅槃,越千日乃启宛状如生,肉身犹在,每岁八月朝礼者数万等事。到了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的秀峰传,情节则具体生动并丰富起来:“秀峰,名真聪……母李氏,偶见莲花香馥,归而成孕,十有八月诞……星辰灿烂,红光满室……幼颖异……矢志出家……至阳和山……山僧明性见聪容止不凡,甚敬礼之……持戒律三年,遯迹歇马潭……岩穴萧然……有曹溪之游……归本山……嘉靖庚戌,聪年三十有九……入关坐化……三年期满……王孙菊坡……开关……俨然如生……南渭王加其谥”等③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的秀峰传全文见本文第一部分第三节所引录。,种种异迹开始以生动具体的情节出现。

根据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断定秀峰事迹增多丰富的源头就是秀峰之后阳明山寺僧徒的传述。有一本题名为《阳明山志》的书,其中有《秀峰禅师行录》一篇④按,笔者未见光绪二年《阳明山志》原志,据双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1年内部印行的《阳明仙境》一书所录《秀峰祖师行录》注明,该文出自光绪《阳明山志》。,对秀峰的出生不凡、学佛经过、入关坐化、开关异象及“七祖”、“万寿”得名有极详尽具体的记述,是关于秀峰事迹最详备的民国之前的文献。今日我们能见到的《阳明山志》是光绪二十六年刊印的,但光绪二年《零陵县志》卷一“地舆·陵墓”南渭王墓注有“《阳明山志》‘王孙菊坡与蒋鏊好为方外交’者”的话,道光八年《永州府志》卷九下“艺文志”说“《秀峰语录》、《阳明山志》,阳明山寺僧传述”,可见《阳明山志》此前早已行世。据目前所见文献,此书虽最早见载于道光八年(1828)《永州府志·艺文志》中,但应在嘉庆十七年(1812)之前就已编成。因为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秀峰传其记述之具体丰富,只有传述《秀峰禅师行录》的“阳明山寺僧”才有可能做到;且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秀峰传的行文用语,也与《秀峰禅师行录》极其相似,如说到秀峰出生,“是夜星辰灿烂,红光满室,族人惊问之”,与《秀峰禅师行录》几乎一字不差,还有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秀峰传作者说到秀峰的籍贯,“按师为东山岭郑氏子,父名枋,其地今属新田县。师显化于前明正德、嘉靖间,时宁、新尚未析置,故传首称本邑人”,两次称秀峰为“师”,这也与传述秀峰事迹的“阳明山寺僧”身份相符,更与《秀峰禅师行录》篇首“现据师之家传与本山留存传说有关行止,敬录于后”之语的口气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的秀峰传的写作是以《阳明山志》的《秀峰禅师行录》为蓝本的,也只有参考了《阳明山志》中的《秀峰禅师行录》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从《秀峰禅师行录》来看,秀峰虽是一位禅师,但实际上其仙道之气要更多一些。如秀峰的出生乃仙翁所赐,“母李氏金姑……路经大江洞莲塘,遇一老翁饥臥,求筐中物,氏慨然出糍与食。翁嘉其贤,并询氏之里居,忽指塘中莲花一枝,顾氏曰:‘此即贵子也。’言讫不见。氏顿感莲气芳馨,遂觉有孕,始悟所遇乃仙翁也。”所谓“仙翁”,乃道家特有的说法;其出生也是一片仙气,“祖师诞生,是夕,星辰灿烂,祥光满室”;他还像汉末方士左慈一样会弄奇幻之术,“师龄尚未及冠,父母为其定婚嘉禾谢氏,择吉入赘,礼成之夕,师坚不从。是夕,室内灯光明灭,女竟不知师之所在,然次晨依然在室”,其岳母为了破坏他的持戒,“特宰鸡与之啜……力拒不可,亦任其割烹。适外弟至,私嚼一距,师乘机脱身。谢母知不可留,率女持 送至大江洞田畔,叹曰:‘君心若此,奈何?’师接 ,谢曰:‘母有令女,何愁无快婿?’异日另配,即今嘉禾石燕胡氏。师即行,涤 ,大哕,鸡经吐出,竟活如旧,独缺一足,随跃奔家”;他寻找修炼之地,也是反复选择,直“至零陵界阳和山。只见木石幽异,紫气腾空,地铺银沙,岭势磅薄,并阅宋代古碑钟器,知是真人炼丹之处、神禹藏书之穴,遂欣然曰:‘大事因缘,其在斯乎?’”,所谓“真人炼丹、神禹藏书”全是道家专门用语①见双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1年内部印行的《阳明仙境》一书所录《秀峰祖师行录》。,难怪“志同好道”的蒋鏊、菊坡二人要与秀峰交好,也难怪《中国神话人物辞典》要说他是一位“湘南民间崇奉神灵”②李剑平主编《中国神话人物辞典》,第3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见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秀峰传、康熙二十三年《零陵县志》卷之十四“外志·仙释”秀峰传和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仙释”秀峰传。,原来秀峰本来也是一位仙道,虽然后来被奉为所谓“七祖”,那可能只是佛教为了能在当地立住脚跟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也是乡野社会民间信仰的特色体现,即儒释道混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的特色。

三 南渭王与阳明山之得名

据上文所引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卷十“仙释”秀峰传、嘉庆《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二“仙释”秀峰传和道光《永州府志·艺文志》记载,阳明山是由阳和山改名而来;改名之事与蒋鏊、菊坡有极大关系,是他们两人将秀峰开关后所现异象报告南渭王后,由南渭王决定改“其山曰阳明”的,时间是在秀峰坐化开关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之后。

但《阳明山志》的《秀峰禅师行录》却并未说南渭王改阳和山名为阳明山之事,而说秀峰坐化三年开关后,“菊坡闻之南渭王,遂崇其号曰‘七祖’,赠额曰‘临济正派’,迁阳明山,改庵名‘万寿寺’”,似乎只是将庵名改“万寿庵”,并将秀峰肉身从阳和山迁到阳明山而已。但此庵是秀峰初到阳和山时拜明性和尚为师所在之庵,也是秀峰坐化之庵,各种资料中都不载此庵之名,本是一无名之庵,南渭王又如何改其名?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卷十“仙释”秀峰传所说“名其庵曰‘万寿寺’”当较近事实;此外,秀峰既在此庵坐化开关,为何不在原地安放而要迁走?此举于情于理均说不通。较早的资料都说“及期启之,宛然如生,即建道场于山”,说明秀峰肉身是在其坐化所在之山也就是阳和山就地保存安放的,并未迁到另外的地方。保存安放之所当然就在“即建”的“道场”中,这个道场就是万寿寺。这个万寿寺是新建的道场,所以嘉庆十七年《宁远县志》卷十“仙释”秀峰传所说“名其庵曰‘万寿寺’”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这个为秀峰新建的道场万寿寺是谁所建?光绪二年《零陵县志》卷一“地舆·陵墓”南渭王墓注回答了这一问题:

案岷藩在武岗,流风余泽犹传民间,州志俱为立传,窃以为固王之贤,亦由风俗之厚。南渭遗事,永州文献乃一无所征,仅阳明山寺碑言寺为嘉靖壬子岁故藩所建。其书某主人者,盖庄顺王也。《阳明山志》“王孙菊坡与蒋鏊好为方外交”者,宗生也。今寺称秀峰僧为曹溪七祖,始始庄顺。寺山旧归藩邸,捐三县之租,由此观之,其崇尚空虚罔念人瘼可见矣,死而无称,宜哉!又南渭国除甚早,其宗人居永者久已成族,闻明亡有改姓唐者,今者皆为农夫,散居四境,二支族牒屡征不获。彼愚□疑畏之心,岂知圣世宽仁,保全遗裔者恩无不至乎!

据上引文,阳明山寺碑载阳明“寺为嘉靖壬子岁故藩所建”。阳明寺就是万寿寺,嘉靖壬子岁就是嘉靖三十一年,也就是秀峰肉身出关的那一年;而故藩则是“庄顺王也”,亦即最后一代南渭王朱举橎,他嘉靖二十二年继位,嘉靖三十九年去世,谥庄顺,无子国除。而此秀峰道场万寿寺(阳明山寺),既是南渭王所建,又为南渭王所供养,“寺山旧归藩邸,捐三县之租”,可见南渭王对其山其寺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

既然秀峰肉身就在原地保存供奉,那么所谓秀峰肉身从阳和山迁到阳明山的说法就断然不能成立。那么当时阳和山之外也就没有另外一个什么阳明山了,阳和山就是嘉靖三十一年被南渭王改名为阳明山的这座山,也就是说,阳明山就是阳和山,这一点光绪二年《宁远县志》卷四上“山川”说得很肯定:“阳明山,一名阳和山……直上峰巅,则秀峰禅师道场在焉。”

至于为何要改名为阳明山而不改成别的山名,这就与秀峰、蒋鏊、菊坡三人的仙道本色有关,也与南渭王的信仰倾向有关,当然还可能与王阳明有关,这需要对“阳明”一语的含义进行探究。这一任务,万里先生已有深入的工作,笔者只好敬谢不敏了。

猜你喜欢

阳明山零陵州府
零陵的雪
从州府到乡村 这里走出过云南大学的首任校长辉煌之后的寂寥 云龙宝丰村
台团体想立“天皇碑”的景点有何来头
湖南零陵潇水湿地公园建设现状及保护对策研究
浅谈如何传承和弘扬优秀民俗文化——以零陵庙会为例
曹議金東征甘州回鶻史事證補——浙敦114號《肅州府主致沙州令公書狀》譯釋
阳明山美军俱乐部
康熙辛卯本《池州府志》的编纂特点与文献价值
婴儿的眼泪
首届中国阳明山和文化旅游节暨杜鹃花会 策划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