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丽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政治·空间·性别·未来
——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高端论坛上海圆桌会议关键词速记

杨 丽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高端论坛上海圆桌会议上,与会专家们围绕政治、空间、性别和未来等文学批评的重要方面展开了对话与讨论。其中,对“政治”的研讨既着眼于进入21世纪以后“9·11”事件对于英美作家作品的后现代性影响,也涉及了21世纪之前乃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政治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对“空间”的关注主要论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空间观,探讨空间艺术在这三大小说样式中的基本特征和美学价值;对“性别”的关注论述了21世纪是女性写作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时代,是女性写作的世界版图的变迁时代。总体上,专家们对于“未来”的共识是:在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应该走出本质主义,走向文化杂糅。

政治,空间,性别,未来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几近过半,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展开？有哪些重要方面值得继续深入地探讨？未来的趋势究竟如何？林林总总的问题摆在当前外国文学研究者面前。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高端论坛上海圆桌会议盛邀我国外国文学论坛内的知名领军学者,以21世纪的外国文学为讨论对象,围绕当代外国文学创作与批评、跨国写作、文学与政治美学、空间政治、性别政治、生命政治、科技发展与伦理困境等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展开讨论,令会议呈现出新颖性、当代性和多元性等特点。

本文对会议的关键词——政治、空间、性别和未来——进行阐释并解读,旨在介绍与会专家对当下外国文学研究动态的新观点、新视角及新方法,丰富文学理论内涵,拓展外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1. 政治与后现代文学

既然是讨论新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趋势,必然绕不开“后现代”这个极具时间概念的文学范畴。

围绕“后现代主义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这一论题,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全生教授做了题为“关于后现代主义政治”的发言。他引用Simons的论述“传统的政治因为只关注经济过程和阶级,所以用来解决发生在‘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的争端,是绝对胜任不了的”作为开篇,提出目前关于“后现代主义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这一论题存在两种声音:一者认为是去政治的,一者认为是政治的。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前者的“政治”实际还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即宏观政治,它以宏大叙事为基础;后者的“政治”是指微观政治,它以细小叙事为基础。胡教授进而指出,既然后现代主义可以界定为“怀疑宏大叙事”,那么它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奉行的自然是“什么都行”这一“非常简单的主题思想”,热烈地拥抱差异、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积极地反对统一、极权性和极权主义。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作为文化心理与民族意识的历史记录和审美再现,英美两国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对“9·11事件”作出了迅速的回应。英美两国文坛由此诞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型——“9·11文学”,国内外学界也经常称之为“后9·11文学”。

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杨金才教授以“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为题,认为“9·11”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文坛,催生了美国新世纪的文学,直面书写“9·11”使得美国文坛出现了一点转机。“9·11”之后,美国文坛在秉承后现代文学写作技巧的同时,“思痛”成为众多作家写作的主题,大多“9·11”后小说跳过“9·11事件”本身,去写事件造成的冲击和后果,刻画受害群体、挪用再现媒介、拓展文学创作领域。在后现代语境下,21世纪美国小说研究值得关注的若干主题特征如下:(一)“9·11文学”回应恐怖袭击,勾勒出21世纪初某种全球性的普遍的迷惑与茫然,从本土性和全球性两个方面表达人文关怀;(二)反思战争,关注政治和人类命运,向往和平。如何看待和反思战争及其带给民众的影响成了作家关注的焦点,作品中出现重述战争的镜头,并以战争为鉴审视其带给人类的灾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又凸显当代人的困惑与焦虑,加深了当代美国文坛的焦虑意识。(三)关怀弱势群体,书写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和情感变化,关注人伦道德,思考人性进而反观整个人类的命运。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做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做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张和龙教授以“英美‘9·11文学’及其学理思考”为题探讨了文学家的“反叙事”对政治化的官方叙事以及纪实化的民间叙事的反拨。他将“9·11叙事”分为官方叙事和民间叙事。前者是适时而出的官方爱国主义叙事话语,其特点在于将这一场悲剧和灾难转化为一次国家层面上的“宏大叙事”,从而将隐形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操控功能推向极大化。后者是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非官方民间纪实叙事,其类型主要有“悲情叙事”、“逃生叙事”、“英雄叙事”等等。与这两类叙事不同的是,“9·11文学”的美学叙事反映了美英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总体命运的忧患意识。

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在《未来的废墟》(“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一文中最早提出“反叙事”的概念。所谓“反叙事”,是指文学家们迫不及待地用“鲜活的语言”对“9·11事件”进行想象性的再现与反思,“试图给那片哀嚎的天空带来记忆、温情与意义”。文学家们的“反叙事”在于反官方化、政治化的“宏大叙事”,在于对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恐话语”进行反思,在于提升或超越悲痛、哀悼、创伤、救治等日常性的生活话语,从而对事件的本质与内在动因,以及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形而上的艺术思考。“9·11文学”的“反叙事”具有极为重要的审美内涵与文化价值,因为它的使命“不仅仅是反思,而是要改变与‘9·11文学’相关的文化记忆、心理感知以及主导信仰”。

纵观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政治与文学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交大外院何伟文教授以“锡德尼之死:一个英国文化偶像的塑造”为题,将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这位生前备受多疑女王的排斥和疏远、郁郁寡欢、壮志难酬的朝臣,如何被塑造成耀眼的英国文化偶像这一传奇娓娓道来:锡德尼之死构成了其政治和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各种势力为达到各自的宣传目的,大肆利用锡德尼之死。伊丽莎白女王借把锡德尼塑造成完美牧羊人骑士之力,来实施对朝臣的有效控制,同时用盛大隆重的葬礼,把公众注意力从审判和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血腥事件中移开。

十九世纪以贸易和手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城市经济,取代以往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生活形态,这时出现的对骑士品质和绅士概念的追捧,构成锡德尼传说得以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何伟文教授最后分析了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锡德尼形象的偶像化成为某种价值观的具象化表达,它既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其中所象征的各种品质又与公众对希望和方向感的诉求一致。当我们对锡德尼作为一个英国文化偶像进行解构,去除其神话色彩时,这类品质是不应同时被否定的。

2. 空间艺术的嬗变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看,小说首先可以说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表现为小说是用语言文字的媒介先后叙述出来的。小说存在于叙述时间的一个先后的时序过程之中。但是小说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有空间性的,小说既有时间维度,又有空间维度。我们都能直觉地感受到小说中有空间维度,而且这种空间性似乎比时间性更具体可感。文学中空间问题不仅是历代作家要妥善处理的问题,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普遍关注的问题,大多数作家高度关注空间艺术,并不遗余力地追求其艺术效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李维屏教授以“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论英美小说空间艺术的嬗变”为题,阐述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空间观,探讨空间艺术在上述三大小说样式中的基本特征和美学价值。李维屏教授指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空间”往往受到唯理主义思想的影响,将“空间”作为人物生存环境和故事的地理场所加以描写和表现的,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背景和铺垫。这时的空间基本是物质的、自然的、动态的。在小说“空间”的艺术发展史上,属于初级阶段。

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主义作家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启发,认为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看到空间与时间彼此交融的可能性,空间与时间、空间与心理交融后形成的“空间”是多维的、动态的。空间的并置、重叠、错位、分解等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形成,空间在现代主义小说中成为人物之间的媒介,成为构建小说的重要手法。

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演变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时间性逐渐让位于空间性的过程。在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中,空间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呈现出多元、复杂、深刻内涵的、涉及到政治、文化、生态,有性别、种族等特征,存在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感受到的空间。后现代小说中的空间运用拼贴、互文等手段,旨在建构当代多元文化空间,通过其所营造的浮光略影折射后现代经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我从孤独、异化走向分化、瓦解。后现代主义的移民作家、族裔作家通过空间叙事反映人物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在为人物改造不良空间、实现空间拓展从而获得更自由的空间寻找有效途径。上海外国语大学乔国强教授以“试谈空间研究的话语、方法以及模式”为题介绍了国内外空间研究成果,特别提及的是有关空间叙事的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多数空间研究的理念来自于列斐伏尔、巴赫金、哈维、巴尔等西方学者。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在一种相对宽泛的意义上谈论空间及其所蕴含的意义,而没有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或建立相关的研究模式。照此研究思路,空间这个作为一个可见的、有形的独立存在被用来笼统地确定为研究单位显然是不恰当的。乔国强教授的研究重在提出问题,指出主要空间理论存在的问题,强调应以评判的思维来认识和看待空间理论研究,这对未来开展空间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3. 性别——女性跨界写作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朱晓映教授以“跨界——女性写作的空间移动”为题回顾了自1813年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出版《傲慢与偏见》至今两百年来的女性写作经历。此时,乔国强教授对空间的研究在朱教授的论述中得到了缘自另一个视角的回应。朱教授指出,两百年来,女性写作从“被山峦包围的荒漠”变成了从海底升起的“亚特兰蒂斯岛屿”,忧郁的“莎士比亚的妹妹”被女性主义所拯救,走出了“自己的房间”,从男人们臆想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变成了令男人望而生畏的“大笑的美杜莎”。两个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经历了模仿男性的女人气阶段、对抗男性的女权阶段和探索自我的女性阶段,逐渐独成体系。

21世纪以来女性写作呈现出多元跨界的新格局:跨越国别,模糊边界,探寻世界主义;跨越时空,回写历史,重述民族传奇;跨越性别,消解中心,呈现生命的多样性;跨越女性主义,真实生活,重构身份认同。她最后预测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是边界被打破、整体被重构的时代,是女性写作的世界版图变迁的时代,也是女性写作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时代。女性小说作为一种分离的文学传统或将结束,或将在被扩大的语境中被重新想象、重新书写。女性的写作这一话题在同济大学外语学院李杨教授的发言中也有提及,但他将此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嬗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进行论述,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与朱教授的对话与交流。

4.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研究未来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随着科技、交通、通讯的发展,媒体传播的广泛,人口流动的增加,文化的交融模糊了地域界限的概念。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在“民族文学vs.全球化:以当代新西兰小说为例”的主题下,总结了新西兰文学的21世纪国际化走向。自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以后,文学界一直关注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既有对抗又有传承的关系,推崇凸显民族特色的民族作品,强调差异性、强调异质性。随之出现了本土主题再发现的年代,文学转向小传统,以本地人为书写对象和传统,摆脱正统英语,采纳地方民众语言,这些都成为新文学的显著特征。文学中探问文化属性的问题、重视区域文化和地方性,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后殖民文学的总体特征概括为:向心的、内聚的,聚焦于本土。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出现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信息化和视觉化的后期资本主义文化对文学传统的颠覆更甚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文化在更宽泛和更深刻的层面进行着交流、渗透和杂糅;文化壁垒和地理疆界被迅捷的电子化和交通网络化的传输技术所冲破,作家的关注和视野,以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殖民写作所建构的殖民文学似乎出现了拐点,这种动向是离心的,对向心的民族文学形成反驳。进入21世纪以后,新西兰文学进入了突破创新、加速发展的时期,文学日益国际化。当代新西兰文学以一种包容、杂糅、多元、开放的姿态逐步取代原作为前提的对作家民族身份、作品的地域特色、语言的当地色调、人物的社会环境等等的制约,他们突破了这些原殖民文学的范围。伊丽莎白·诺克斯(Elizabeth Knox)的《酒商的运气》、《黑牛》、《比利的吻》代表着突破新西兰语境、突破后殖民文学传统,投入全球化潮流的一种趋向。

新西兰文学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其定义正在发生变化。对民族文学的坚守还是扬弃,牵涉到文学发展定义的很多方面。本质化争论近几年来引起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在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了“文化混血儿”。作家应该走出本质主义,走向文化杂糅。

最后,李杨教授以“美国南方文学的当代嬗变”这一主题为切入点,回顾了美国南方文学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的南方文学以其奇特的文风和历史责任感、南方意识和家庭观念,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独树一帜。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南方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批二战前后出生的作家成为当代南方文学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南方文学虽然传统影响依稀可辨,但它似乎已经走出了历史阴影,不再沉溺于反思奴隶制和内战带来的后果,而是以后现代的质疑、叛逆精神向曾被视为神圣崇高的价值观念显示了冷漠和不敬,对其所构筑的“南方神话”进行了颠覆。南方文学原有的特色在消退,逐渐形成以下主要特征:历史意识解构、家庭观念衰落、区域身份模糊及散失、阶级格局更替、女性性别意识觉醒、道德体系解体及价值取向多元化、哲理深度琐细化和浅表化。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当代美国南方文学也出现了与南方明显的离心倾向。这种离心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一部分故事的场景不再局限于南方,而是扩展到了其它地区甚至其它国家;其次,场景的转换下涌动着思想的裂变。作品中的人物在走出南方寻找新的生活时,从情感或意识上疏远甚至告别南方,现在南方对于新一代南方作家来说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不具有情感的牵挂和历史、文化的内涵。从目前来看,南方文学的未来大概有两种可能,在新的特征中奋起,或者在继续的变化中消解。南方有着如此丰富的文学底蕴和潜力,它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在时代的变革中成功的实现转型,浴火重生,确立新的地域特色,有可能迎来新的发展高峰。南方文学难以战胜的对手是横扫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一体化趋势,它为南方文学实现这一前景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南方文学的另一个可能命运是在时代变迁之汹涌浪潮的冲刷下,自我特征进一步淡化,直至最终悄无声息地与美国其他地方的文学趋同融合。

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不同阶层上对世界文学催生出同一性,也催生出了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学者不应脱离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大语境,不能罔顾自身的文化身份、批评立场、审美需求而一味“跟风”。很多文学作品所代表的仍然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着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国研究者如果无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很容易会落入西方推行普世价值、抹杀文化多样性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圈套。

DeLillo, Don. 2011.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J].Harper’s(12): 33-40.

(责任编辑 玄 琰)

杨丽,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英美文学。电子邮箱:yangli2012@sjtu.edu.cn

I109.9

A

1674-8921-(2014)08-0068-04

10.3969/j.issn.1674-8921.2014.0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