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庚申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高美士/清华大学,北京,100084)

向世界贡献出原本没有的东西
——我的学术追求

胡庚申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高美士/清华大学,北京,100084)

《当代外语研究》约稿后,我有三点感触:一是该刊专设“大家治学”之道,创意甚佳,期期都给人启发激励,每每又令人“见贤思齐”。二是在我的印象里,大凡谈经论道者,多为资深的“老者”;如今我也正日渐向这边靠拢,只“不知老之将至”。三是我想引用“向世界贡献出原本没有的东西”①作为标题,因为我欣赏这句话,它一直激励我进步,我也一直是在努力践行之。现回望并梳理四十余载的学术生涯,说不上是“大家之道”,可谓之我前半生的“学术追求”。

1. 创建口译评价模型:从译员到译审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的帷幕徐徐拉开。作为学习外语的大学生,毕业当翻译(尤其是口译员)可谓当时最时髦的选择。

1976年郑州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冶金工业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外事处当翻译,有幸参加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技术引进工程——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轧机冷轧厂(简称07工程)的建设,主要做现场口译工作,一干就是五、六年。人只要勤奋,干什么都能学到东西。要想做好口译,笔译功夫很重要;自己先笔译一遍的东西,做起口译来就会得心应手,口译时的准确程度也能提高。为此,我先后翻译了60多万字的“工作日志”(logbook)。几年下来,从土木工程、机械安装、电气配置、计算机运行,到开箱检验、商务谈判、合同协议等相关工作,我积累掌握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专业词汇,使得一项大型引进工程每个环节的口译工作我基本上都能应付自如。其实,人只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总能出成绩。干的时间长了,有人戏称我“胡工”(好像半个“工程师”似的)。那几年,在现场做翻译的译员有120多人,只有3位被中外专家评为A等译员,我幸为其中之一。后来北京的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轻工业部等部委一些重要的技术谈判,不时地点名要我去担任译员,还推荐我为当时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担任译员。若干年后,尽管已在清华大学当了多年教授,为接待美国科学院代表团,我仍被特邀为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担任译员。

1980～81年,我被安排担任湖北省与美国俄亥俄州经济技术代表团及有关合作项目谈判的首席译员,因翻译工作成绩显著,受到当时湖北省副省长韩宁夫的接见和表扬,并将“胡庚申先生做了出色的翻译工作”写入有关省州谈判的会议纪要里。与此同时,我参加了水利电力部五十万伏超高压输变电引进工程翻译工作,赴湖北省钟祥县双河超高压变电站担任口译,业余时间里编写了《高压输变电工程英语》一书,印刷出版后获冶金工业部一冶总工程师办公室的嘉奖;参加了石油工业部江汉油田石油机械引进项目的翻译与教学工作,业余时间里编写印制了《石油机械制造英语会语手册》;并开始在《管理与技术》、《环境》、《建筑》、《英语世界》等期刊上连续发表短篇译文。

1982～86年,我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工作,为前来合作交流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前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科学家担任学术译员,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比单纯工程技术方面的内容要更抽象、更理论化,因此难度也更大一些,每次口译之前都需要下不少功夫做准备,还真的是打了几场“硬仗”。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著名科学家(William Happer)还专门给科学院有关领导来函,赞扬我所做的口译非常专业;我也专门撰文“学术口译的基本特点与优秀译员的智力质量”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3期)上发表。

1997～2001年,清华大学组织了“当代中国研讨班”(Seminars on Contemporary China),该班是为港澳政府官员、职员和外籍专业主管等人员系统了解当代中国而举办的,主讲者也大都是中国政府官员、高校资深学者和企业界领袖,我被聘请担任“讲师团”的首席译员。讲习班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国家宪法、中共党史、政府架构、管理体制、司法体系、市场经济、国企民企、长江三峡、中华文化、国际关系等20多个专题。四五年不间断的口译让我本人又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而口译效果得到了主办单位和各期学员的肯定,也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近年来,本人仍未脱离口译实务,除教授口译课程、指导口译方向的研究生外,间或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同传工作。

从1973年进大学被抽调参加口译实践算起,迄今已逾40年。这些年来连续不断的口译经历,为我的口译学术研究以及后来的“国际交流语用学”研究奠定了丰厚坚实的基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开始发表口译研究论文,先后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科技翻译》、《湖北外事》、《巴别塔》(Babel),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成系列地探讨了口译问题,例如:(1)口译中的“简译”、“补译”、“省译”、“对译”、“复译”等;(2)口译人员的“杂”、“苦”、“乐”;“听”、“记”、“思”、“表”等;(3)口译过程中的“准备”、“调解”、“纠错”、“替罪”、“小息”等;(4)口译的“译境”研究、风格研究、效果研究、体语研究、技巧研究以及“综述”研究等。1993年我出版了《怎样学习当好译员》(《国际交流口译》一书也将于近期出版)。其中,1990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发表的“近年我国口译研究综述”和2000年在《中国科技翻译》第2期发表的“中国口译研究又十年”被国内口译研究学者广泛多次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1期刊登长篇“编者的话”,赞扬胡庚申“具有开发本土资源之功”;“这是我们最最需要的”;“我们自当为他们的开发精神欢呼！”与此同时,我在国际翻译界著名期刊《巴别塔》和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上连续发表的口译研究论文中,口译的“简译法”(Abstract Interpreting Approach)和交传“适应论”(Adapt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等也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所构建的口译效果评价的“信任”模型(A “CREDIT” Model Assessing Interpretation Effects)也略值一提。其中,“CREDIT”是Credibility(C,可信度)、Representability(R,通达度)、Elegance(E,优雅度)、Diversity(D,多样性)、Immediateness(I,及时性)、Technicality(T,技巧性)等决定口译效果的诸因素的首字母集合(CREDIT意恰为“信任”)。口译效果总体效果为ε,即6个变量的之和,由此得出以下求和等式:

等式中,i为变量的个数;fi为变量的数值;ai为变量的加权系数。将变量fi代入上述等式,则可得出以下等式:

如果将加权系数以百分比表示,通过正态化处理之后即可得出:

因此,只要求出变量的数值fi和变量的加权系数ai,即有可能定量地确定一场口译的总体效果。

“信任”模型是我于上个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的,文章刊登在《巴别塔》1991年第3期上。20年后的2011年我去比利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间与国际著名口译专家Daniel Gile教授交谈,他说他还记得起我的这篇文章,运用数学模型来探讨口译效果的评价问题,当时也算是开了先河。

前几年国内有口译研究学者基于相关文献进行了调研,认定“胡庚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20余年间最为活跃的译员之一”;也是“我国翻译界迄今在国际期刊发表口译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郭兰英2007:95;宋瑶2010)。

经过一、二十年的“实干”和钻研(当时已发表70多篇文章和出版6本著作),作为特定时期的“红卫兵”和“工农兵”大学毕业生,在尚未获得任何其他学位的背景下,本人幸运地被中国科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副译审(1988)、译审(1993),这在国内算是早的。

2. 创立“国交”语用体系:从实践到理论

所谓“国交”语用,即国际交流语用,也就是国际交流语言使用。而国际交流语用研究(即后来称谓的“国际交流语用学”),则是系统探讨在国际交流中如何使用语言的专门化研究。由本人创导的国际交流语用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早,“交流”与“语言”交叉,“语场”与“语用”融汇,理论与应用结合,具有比较明显的特色。

自1982年以来,我先后主持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基金项目《国际交流智力开发的系列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获武汉市政府社科优秀成果奖,并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科技成果证书”;撰著了10部达200余万字的《对外交流与外语应用》(即“双外”)How-to丛书,先后由5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前往10余个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及参加国际会议,赴国内20余省市讲学、举办“双外”How-to讲习班70余期;应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撰稿并主讲了25集、每集30分钟的《怎样进行国际交流》(How-toSeminars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系列讲座节目(1991～92年),连续三次重播,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领衔申办“武汉国际交流学院”(1992～93年),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新颖的办学思路受到湖北省教育委员会、湖北省外事办公室以及数十位中科院院士和高等院校专家教授的肯定和支持:“胡庚申同志创立的‘双外’(即对外交流与外语应用)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以这样的思路创办武汉国际交流学院,培养的学生能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和外语水平,适应现代国际交流的需要,也是填补我省乃至全国在这方面人才培养的空白。”②此外,本人还受聘为荷兰爱因霍芬科技大学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国际语言学院的客座教授(1994),并应邀担任“第7届欧洲特殊用途语言(LSP)学术会议”执行主席。

1996年我调入清华大学工作,被聘为首批核心课程主讲教授,同时担任外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主持编写了教育部“国际交流英语”国家级重点教材。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包括《国际会议交流英语》、《英语论文写作与发表》和《文献阅读与翻译》)获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于1998年和2008年两度获得清华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其间,还出版了专著《跨文化/国际交流语言使用研究》,并在《中国日报》社下设的《21世纪报》主笔Global English and Communication专栏,发表系列专题文章。

在上述基础上,同时也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我为清华大学研究生开设了《国际交流语用研究导论》课程,相继指导了多名国际交流语用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获得学位,相关论文题目包括:“国际商务谈判议价阶段中的间接指示性言语行为及其语用分析”;“语境对国际学术会议中问答言语行为制约作用的语用研究”;“国际交流口译中“简译”的理据”;“涉外经济合同文本的语用特征”;“海关﹑边检申报用语中的语用分析”;“中外记者招待会答问的语用特征”;“语境对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制约功能”;“国际商务合同文本中施为动词的言语行为研究”;“涉外法庭论辩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国际资助申请书的语用特征研究”,等等。

国际交流语用研究开拓了语言实用研究的新领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积极评价。《现代外语》所辟“涉外外语”栏目首篇便发表我的专题论文并加“编者按”,明确提出了国际交流语用研究能否“自成一体在国内蓬勃发展起来”的学科发展问题,并“希望和读者诸君共同努力,把涉外外语应用学科的研究认真开展起来”(见《现代外语》1990年第4期第1页)。1993年,中山大学王宗炎教授等撰写书评,称我的专著《怎样进行国际交流》一书“是国内和港台近年来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见《“双外”交叉研究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1994年,美国技术交流学会会刊《国际技术交流》(InternationalTechnicalCommunication)发表评论:[胡庚申]对外交流与外语应用的系列交叉研究工作,为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切实的技术交流传播做出了富有价值的贡献(见《国际技术交流》1994年第1期第122页)。1995年,上海交通大学语言文字工程研究所所长杨惠中教授指出:[胡庚申的研究]非常重要;“外语+交流”的思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见书面通讯)。1997年,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 Verscheren博士在“中国第五届语用学大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国际交流语用研究]把语用学应用到国际交流领域,令人耳目一新。中国学者的研究可望真正使语用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见会议档案)。1998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自然教授指出:胡庚申的研究独树一帜;这一领域的研究颇有意义,值得语用学界注意(见《外语研究》1998年第2期,第8页)。1999年,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期刊主编徐翁宇教授撰文,称国际交流语用学是“开创性的成果”,胡庚申“是‘务实’、‘创新’的一个很好例子”(见《外语研究》1999年第3期第10页)。

经过20多年的探讨和研究,我于2004年正式出版专著《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完成了一个从国际交流语言使用的“实践”到国际交流语用学的“理论化”过程。实践表明,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国际交流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对特殊语言问题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加以观察分析,获得了一般语言研究难以获得的别开生面的认识和理解,全面描述和揭示出隐藏在国际交流语境下的语言表现和语言运用的基本特征、原则和规律,从而系统地构建了国际交流语用学的理论体系。本研究通过填补较高层次的国际交流语言研究的空缺,拓宽了语言研究的领域,使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增强了对国际交流语言现象的可解释性和语言使用的可操作性。随着国际交流活动的日益广泛和语言使用研究的逐步拓展,国际交流语用学研究对国际交流的语用实践乃至语言教学来说,无疑也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和较高的实用价值。

为此,本人目前正担任总主编出版《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内容包括:《国际会议交流》、《论文写作与国际发表》、《国际文献读译》、《国际交流口译》、《国际合作共事》、《国际项目资助》、《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合同/协议》、《国际交流语用策略/技巧》等。该教程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自2013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这项工作又可被称为“从理论到实践”(即从国际交流语用学理论再轮回到国际交流语言使用的实践)的工作。

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在拙著《国际交流语用学》的序言中总结了一段话,令我感动:“干什么事都需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庚申教授是在年己五十三岁高龄的情况下把博士学位攻下来的。在此以前,他早聘任为清华大学教授,要名有名,要钱有钱,要房有房,满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领受众弟子的敬慕和喝彩。但是,学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庚申能说服领导给以支持,扫除业内人士的疑虑,毅然走自己的道路。本书是最真实的见证”(胡壮麟2004:1)。

3. 创导生态译学范式:从跟随到引领

教授是“干”出来的,博士是“读”出来的。不是人人都需要拥有最高学位,但对于做学问、搞学术的人来说,为了发掘学术潜力、增强学术后劲和延展学术生命,它确是有必要的。我之所以五十多岁、在清华大学任正教授七八年了还去读个博士,就是出于这种认知,这是其一。其二,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圈里的话语权十分有限,大多是引进、跟随、印证西方的理论;许多研究也大都唯“西方之马”是瞻,语言学研究、翻译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应该是中国学者有所作为的时候了。

2001年6月,我赴香港浸会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翻译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三个月后,我做了题为“从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到翻译学研究”的翻译学讲座。同年12月,我又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了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2004年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较为系统的翻译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同时,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即“译境”),其内涵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翻译过程被描述为由译者主导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该理论中的“翻译即适应与选择”是其核心概念,可以回答“何为译”的问题;翻译操作过程中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可以回答“谁在译”的问题;“汰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是翻译的主导方法,可以回答“怎样译”的问题;而“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特别是“译有所为”(即翻译行为的动因)则是翻译的原始目的,又可以回答“为何译”的问题,等等。

经过2003～2005年的反思与解惑,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宏观生态视野展扩和理路本质发掘的基础上,我撰写了题为“生态翻译学诠释”(UnderstandingEco-Translatology)的研究论文,并于2006年8月在“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该文又于2008年以“生态翻译学解读”为题在《中国翻译》发表,专题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产生背景、目前状况、研究成果、现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空间等,引起了翻译界内外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我所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于2007年通过通讯评议,并于2008年再次通过立项。

经过十年的研究,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对生态翻译学话语理论体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述和诠释。

生态翻译学理论自本世纪初首倡以来,受到国内外翻译界学者不断的关注和应用;专家学者们也都纷纷给予积极的评价:美国Edwin Gentzler认为这是“功能强大的研究模式”;西班牙Roberto Valdeón评价它为“一种新兴的翻译研究范式,具有巨大的研究和学习潜力”;澳大利亚Mulayim Sedat指出,“生态翻译学标示着中西方翻译理论‘失衡’局面的终结”;丹麦Cay Dollerup称之为“欧洲以外中国翻译理论的最强音”③。国内学者也认为:生态翻译学的构建与诠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必将为我国、乃至国际翻译学学科建设做出新的贡献”(方梦之2013:ⅷ);生态翻译学创始人是“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一面旗帜”;其专著“是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最具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著作之一”,“其翻译理论研究在中国、乃至国际翻译界也称得上独树一帜”(许钧2013:ⅹⅵ)。

目前,生态翻译学正在稳步推进。国内已有近千篇生态翻译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有逾百所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以生态翻译学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有数十项国家级、省部级、高校级的生态翻译学方面的课题在研;也已建立了多个生态翻译学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等。在西方,已有不少学者撰写了生态翻译学方面的论文;有几所大学开始讲授生态翻译学理论;有数位不同领域的学术领袖参加我们举办的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更有众多的学者引用我们的理论,跟随我们的研究,并不断为东方的、中国的翻译理论“叫好”、“喝彩”。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者们在历经艰辛和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在体味“中国创造”的豪气,在以“引领者”的身份领略山顶的风景。

4. 创设学苑学社学派:从个体到群体

21世纪是英雄退位、团队进位的时代,“抱团结队”打天下已是趋势。谁拥有人群,谁拥有市场。1+1=2叫数学;1+1=11叫经济学。我认同这些观点;并一直推崇“Together,EveryoneAchievesMore”的学术“团队”(TEAM)理念,这也最终成为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部分。

早在2001年我在香港读博士期间,曾受邀去台湾高校做高级访问学者。那时候,中国每年都会召开许多翻译方面的研讨会,与国外合作交流也已很频繁,然而,虽然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翻译和跨文化交流,但是海峡两岸之间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大陆与香港、澳门学术界的正式学术交流略嫌不足,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学者中构架一个“桥梁”和交流“平台”。在与“两岸四地”学者的接触中,我感到大家都有这一愿望。2004年,我向清华大学和上级部门提出交流申请,虽然当时在两岸交流方面尚有较严格的控制,但因为属于纯学术性活动,我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事情也进展得非常顺利。从个人身份而言,我是清华大学教授,在香港攻读了博士学位,在澳门做过客座教授,在台湾也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因此我与这四个地方的学术界都有一定联系,推动两岸四地的交流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2005年6月,我率先在中国大陆发起和组织“首届台湾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十年来先后在北京、澳门、台湾、香港、武汉成功地组织了五届“两岸四地”的隔年学术研讨会。同时,作为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系列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我还连续主编出版了《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转向与拓展》(2007)、《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整合与创新》(2009)、《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嬗变与解读》(2011)、《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积淀与视角》(合编)(2012)、《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共生与互动》(2014)等300余万字的会议论文集。我提出了举办系列会议的基本理念,即该系列会议应坚持一个“跨”字(即“跨”海峡两岸、“跨”相关学科、“跨”不同“门户”、“跨”理论与实践);追求一个“新”字(即“新”在关注学科建设、“新”在注重理论研究、“新”在学科交叉和融会、“新”在译论新进展);突出一个“高”字(即定位高、层级高、效率高、要求高),因此该系列会议已逐渐在大中华地区形成了品牌,其系列会议文集也已在海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13年9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五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台湾翻译学学会廖柏森理事长和杨承淑副理事长共同向我颁发了特聘“终身荣誉会员”的证书,以表彰我为台湾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学术社群的多年付出和卓越贡献,也使我成为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迄今唯一获此殊荣者。

2010年,根据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的需要,我领衔创建了“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目前正合法按章有序运行,现已序列主办四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地数百位翻译界学者参与研讨交流。同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生态翻译学学刊》创刊,我于2011年起担任主编,这让“生态翻译翻译学不但有了自己的话语理论体系,而且还有一批得力的研究骨干,特别是又有了自己的‘同仁学会’(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和‘同仁学刊’(《生态翻译学学刊》),这就有了强有力的‘着力点’,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再加上有连年召开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国内外学者集思广益,交流研讨,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可观”(许钧2013)。

事实也是如此。十余年来,经过自由发展、市场适应、目的促进等阶段的发展,生态翻译学研究逐步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其中既有创导该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又有年富力强、硕果累累的学术骨干队伍,还有了系统的理论观点、研究模式和理论话语体系,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集结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旗帜下,连年召开国际学术研究会,连续出版期刊、专著、论文并开通官方网站,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信念和观点、共同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学科共同体”。应当说,生态翻译学派既是一个日渐成型的事实,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一个富有活力的生态翻译学派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

近来,“外语热”(主要是英语)似乎有所“降温”。我们作为学外语、用外语、教外语、研究外语的学人,不免会有不同程度的担心和忧虑。“抱团结队”打天下的学术信念再次召唤我。在与国内及台港澳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国际交流英语”(包括“特殊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及学者沟通交流之后,通过联络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一些有志于国际交流英语教育、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大家产生了创设“亚太国际交流英语研究会”(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的共识。鉴于我本人已有30多年国际交流语用研究与教学的专长和积累,加之中国澳门又有“人和、地利”之便,我再次被推举牵头操办此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申报,该研究会已于2014年5月获官方认可和政府公告,开始了合法按章有序的运作。该学术团体的宗旨是联络和沟通亚太国家和地区从事国际交流英语的教师,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提高英语教学和研究水平,推动国际交流英语的普及与发展,促进国际交流。

对学术研究和学术事务专注的时间长了,似乎会形成某种“惯性”:即对客观需求会有一定的敏感,也会因学术志趣和责任感而下意识地去做一些事;这与个人身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2001年到香港读博士时,虽然我的身份是学生,又刚到不久,但看到浸会大学、岭南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等有许多已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在攻读翻译学博士,我就与其他同学一起策划成立“香港翻译学博士生联谊会”,以便相互沟通、学习交流。后来我们在浸会大学落实了每月举办一次“翻译学讲座”(Translation Seminar)的想法,由我率先“开张”,做了第一场讲座。迄今,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办该系列讲座已坚持10年多了,连续举办120多期,在国际翻译界有了相当的影响④。2006年,我到澳门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初来乍到便提议成立“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举办以本土学者为主体的“翻译与跨文化沙龙”。在我的主导下,从2006年到2012年,该中心先后举办了36期学术沙龙,50多位本校、本院、本澳的学者作了学术演讲和交流。校内外人员踊跃参加,增强了学术气氛,令大家受益匪浅。

总之,搞学术研究,得有团队依托,形成群体合力,方能走得久远,因为,所有的伟业都不是马拉松的成绩,而是接力赛的成果;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尽管做学术组织管理工作费力耗时,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奉献”,有时甚至还是为别人“作嫁衣裳”,但根据“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定律,迟早会有不同形式的回报。一个人服务别人的能力有多大,人生的成就有多大。成就别人,也就成就了自己。这是一个从“小我”到“大我”的过程。

5. 几点学涯感悟

人生的轨迹难以复制。然而,不同的人生体验会有共通之处。在回望和梳理自己学术生涯“四条主线”的基础上,我想谈几点感悟:

第一,尽早定向,目标拉动。所谓“定向”,就是确定研究方向。而顺着这个方向走,目标就会越来越清晰。确定方向的主要依据是自己的专长、个性的特点、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等。尽早确定方向,尽早设定目标,就能尽早定向积累,尽早迈向目标,也就有可能尽早成就事业。选准方向并非易事。容易出成果的通常是那些未被开垦的“荒地”和交叉地带的“无人区”。一条偏离航线的船,充满触礁搁浅的危险,但也可能因此开辟出一条新航线。而只有当你不被理解的时候,你才真正开始了辉煌之旅。确定目标更难一些。目标太小,不费力气,没有“嚼劲”,意义不大。目标太大,力不从心,难以驾驭,容易半途而废或不了了之。我主张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目标定得稍高些。原因是,人不可能用两个小碎步去跨越只能一大步才能跨越过去的壕沟。心存大目标,则易成大事。

第二,脚踏实地,耐得寂寞。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之后,就要实干加“巧干”。所谓实干,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怕吃苦者就不要选择去搞学术、做学问。其实,做一般的人,应该不会太辛苦;但想要做一名独树一帜的学者,则不然。所谓“巧干”,就是讲求研究的方式方法,因为方法比知识重要;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大凡有成就的学者,都能耐得住寂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学术,才能创生智慧。其实,对于心里一直“存事”的学者来说,寂寞的时刻也往往正是“出活”的时刻。甘于寂寞,才能站到前沿。宁静方致远。

第三,注重理性,升华理论。既然选准了方向和目标,又脚踏实地地做了,必然会有所发现,因为,没有无规律的存在。到了这个时候,理论意识、“标记”意识就很重要了。做学问,获取数据、研究事实,这是一种必备的技能;选择数据、分析事实并得出结论,这是一种理性的智慧;而将一系列的数据和事实背后的特征、机理和规律进行系统化的演绎和揭示,提出原创性的话语体系,这是一种理论的功力。做学术研究,力避“只采矿”、“不炼金”。没有灵魂的身躯是不能走远的。

第四,成于坚持,抗压耐磨。做学术研究,“成功”或“失败”都是阶段性的,都是短暂的,不必太介意;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努力和坚持的过程。成功的秘诀就是:选准目标+执着实干。而坚持就是成功的关键。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别是智商,最大的差别是坚持。思得久,为远见;行得久,为执着。要相信自己的执着,要相信自己的付出。作为探索者,需要具备抗压耐磨的品质和心态:既坚信能够成功,又经得起挫折和失败。如果没有失败的准备,就不要选择去“拓荒”;如果只是想到成功,就不要选择第一个去“吃螃蟹”。因为,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成功,尝到螃蟹的美味,并传播给别人,从而为人类菜谱上又添加一道名菜,受到人们的称赞;另一种是失败,吃了以后,知道味道很不好,甚至中毒身亡。

第五,有友有“敌”,学贵反思。对新的事物,对新的理论观点,有不同意见、有所质疑,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搞学术研究、提学术见解,其实关键不是期望人人都接受或同意,而在于能否自圆其说。只要经过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有大多数的共识,有较为广泛的认同,那就很不错了。做学术研究,没有朋友难成事;没有“敌人”,则难成大事。事实上,对于学术研究,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问;身边树个“敌”才好。这是因为,流水不回避礁石,才能激起美丽的浪花;当一个人被追赶的时候才跑得最快。

对别人的学术研究,我的基本原则是,发自己的光,但不吹熄别人的灯。学者可以自豪,但从不“自满”。我曾对团队的同仁们说:不要轻易争辩自己的“成熟”;正相反,我们只是棵“幼苗”、很不“成熟”,这个过程会很长,而且越长越好。这既是一个事实,又是一种策略。因为,世事皆过程。根据自然规律,一旦“成熟”了、“熟透”了,接下来就是衰减和消亡了。

说到反思,这是深化、提高、进步的基础,是“扬长”、“克短”的过程,也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过程,更是反省精进、自强不息的过程。

作为人生学旅的一个小结,本文所谈都已是“过去时”。虽知“老之将至”,然按当代人寿标准,六十几岁其实是可以理解为半生的。我也曾自勉曰“六十而立”。至于下半生的学术生涯如何,那就是“将来时”了。且容我引用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言结束本文: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一个未来(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附注

① 此语出自钱冠连(2000)。

② 本段引文出自1993年11月2日湖北省教委给韩南鹏副省长《关于创办“武汉国际交流学院”的意见》的报告。

③ 以上引文参见《中国翻译》2011年第1期第34页。

④ 参见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网页:http:∥www.trans.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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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林玉珍)

胡庚申,翻译研究哲学博士、英语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后学人、清华大学二级教授、现为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客座教授。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起任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系列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2010年起任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会长,2014年起任亚太国际交流英语研究会理事长,2001年至今创导生态翻译学派。电子邮箱:hugs@tsinghua.edu.cn；stronghugs@ipm.edu.mo

H319.1

A

1674-8921-(2014)08-0001-07

10.3969/j.issn.1674-8921.2014.0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