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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格博的一日

“我的最早祖先是野牦牛，现在羌塘、可可西里还有几万头我们的原始兄弟，因为因缘际遇，我们这一支就被高原藏族人驯化了，成为现在的我们，我们漫布青藏高原，我们被驯化后的历史，艰辛、苦难、光荣、辉煌。我们做过战骑，做过驮畜，做过坐骑，做过耕畜，我们的背上，坐过松赞干布，坐过文成公主，坐过格萨尔，坐过达赖班禅，坐过驻藏大臣，也坐过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平措旺阶，坐过嫁出去的女和娶进来的郎……

可是，你们都听说过六道轮回之说吧，你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辗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吧，我可以跟你们讲讲我的来历，我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次转世了，因为我的品行并不最好，也不最坏，我总是在人畜之间来回地投胎。最近的一次转世前，我还是个人呢……”

在亚格博的短篇小说《拉亚·卡娃》里，亚格博用一头牦牛的语气，讲述了她一生的故事，从这段节选，我们也看见了牦牛身世的缩影，从高原藏族的祖先将野牦牛驯化的那一日开始，牦牛和人就密切关联着。他们将牦牛当作亲人看待，从降生之日起便成为了藏族家庭中的一员，拥有自己的名字，生病的时候得到照顾，最终在悲悯的诵经声中离去。

每天，亚格博的工作和生活，便紧紧围绕着牦牛这高原独特的生灵而展开。

在八廓街以大昭寺为中心的转经道上，总能时常看到一人带着一顶毡帽，身着羊羔皮藏装，背着一个旅行者的双肩背包，行色匆匆。他的出现和人群有些不搭调，但又能本真地融入到转经的人群中。人群中时常会有熟人向他致礼，双方用藏语打了招呼，对方离去，他则继续走街串巷。

像这样在八廓街里“闲逛”，对亚格博来说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以前不知物价行情的他，如今已成为这里的常客。他的形象甚至已成为一张名片，只要他一出现，八廓街里做生意的康巴藏族人就会说，亚格博又来了，大家过去吧，于是在他随意坐下的小店铺里，就会挤满各种人，手里拿着形形色色的商品，想要让亚格博看看。

这些古董商也是牦牛博物馆的志愿者，他们可以无偿将自己的古董捐赠给博物馆，这让他们感到光荣，他们会在一起互相询问，甚至带着攀比的心态，你给牦牛博物馆捐赠了什么？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还是地道的古董商人，在他们手里的每一件古董首先是用人民币换来的商品，所以即使对他们尊敬的亚格博也不例外，开起价来丝毫不留情面。

亚格博想要买一件十八军进藏时所用的马鞍，上边有用牦牛皮制作的配件。这件藏品他考虑了很久是否要买——因为购买藏品的资金要博物馆筹备办自己想办法，所以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思前想后，他认为在反映十八军进藏的这一部分多为照片，还是需要增加一些实物。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穿行在八廓街的小巷子里了，亚格博领着我熟练地穿过一个巷子，从甜茶馆爬上二楼一户人家，然后主人家又带着我们爬上三楼的仓库。这里真是别有洞天，各种老东西就这样随意散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我的眼睛还没有适应室内昏暗的光线，亚格博已经开始物色他想要的宝贝了。用牛皮做的钱袋，用来纺牛绒的木质棒槌……都是不错的物件，康巴商人拿着一捆牦牛绳子伸到亚格博面前，上下晃动了两下，用生疏的汉话说：“绳子，绳子，要不要？”亚格博在屋子里外转了几圈，看到自己想要买的马鞍，老实说这屋里好多东西他都想要，但是康巴商人一张口就是上千的要价，双方都只能精打细算的盘算着，要啥，开啥价，还啥价。

马鞍有好几个，但是成色各异，在别人眼里看起来都是些破旧的东西，在亚格博眼里看来可是宝贝。他挑了一个品相比较完整的马鞍子，两人开始讨价还价，康巴商人一边唠叨着说：“没有钱（赚）了，没有钱（赚）了”，一边帮亚格博用一个破旧的编织袋将马鞍装了起来。这时亚格博顺手将一开始就看好的两个牛皮钱袋也放了进去，还有一个羊毛棒槌，笑着对康巴商人说：“买一送一！”因为牦牛博物馆的事情，商人和亚格博已经成为了朋友，他知道眼前这个“小气”的汉人，一见到他家“宝贝”就会两眼放光。但这个亚格博也是他打心眼里敬佩的一个汉人，不仅藏语说得好，写的也好，每次买完东西写收据，亚格博还会一字一句地教这个基本不懂藏文的商人拼写藏文。博物馆捐赠日那天，他也捐赠了东西，拿着捐赠证书和拉萨市的副市长合影，感觉挺光荣，那些他们只知道能卖钱的老东西，在亚格博的博物馆里还真的成了宝贝。所以，他也开心地笑，“买一送三就送吧，谁让是亚格博呢！”

背着袋子走出人流如织的八廓街，总算又解决了一件事情。亚格博又融入到转经的人潮里，继续前面的事情。因为现在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眼见2014年5月18号的开馆日就要临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

夜深了，亚格博工作室的灯还亮着，他还在整理明天要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谈话的内容，为出版一本和牦牛相关的论文集准备着。

亚颇章的起点

每个做博物馆的人，最终可能都会染上恋物癖，因为物体承载了太多时间和空间的信息，成为古代人类文化与生活的重要物证。找回这些物件，其实是找回我们人类的记忆。所以当亚格博和牦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一件件馆藏的时候，其实也是找回了高原人类文明的碎片。

亚格博位于拉萨仙足岛的住所也是他的第一工作室。2011年他刚开始筹备牦牛博物馆项目的时候，还不见一人一物一砖一瓦，有的只是一个梦想。如今这栋藏式小屋，已经接待不知多少人——有捐赠者，有志愿者，有文物专家和各类专业人员，从这里，一个人的梦想变成无数人的梦想，最终成就了一座可供牦牛居住的“宫殿”。

由于工作太忙，采访亚格博的时间被安排在了晚上，当天正逢拉萨的“仙女节”。刚坐下不久，就停电了。冬季拉萨停电是常有的事情，整个仙足岛一片漆黑，这种情况让很多仙足岛的住户及在客栈居住的客人大为不满，每到这个时候人们就要四处出动，寻找可以为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的去处。

亚格博和博物馆筹备办的志愿者们对停电的情况习以为常，黑色的环境让人仿佛回到了冬夜里的黑牦牛帐篷，亚格博就像黑帐篷里的主人一样，找来了照明灯，我们的谈话就借着微弱的灯光继续着，仿佛又回到了亚格博30年前在藏北草原工作的夜晚，空气里飘着牛粪火的香气，炉火的暖意驱散了冬夜的寒冷，一切就从炉边的一个梦想开始说起。

那是1977年，亚格博和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在从那曲到嘉黎的阿伊拉山口遇到了暴风雪，当时30多辆运输车的车队全都困在了山上，只能用携带的老式电报机向外界发送求救信息。嘉黎县里，左等右等也等不来车队，于是纳闷打电话到那曲询问物资为什么还没有送到，这才知道车队早已出发，没到一定是路上遇上了暴雪封路。

此时车队人员已经被困几天了，积雪厚度达4米多，人和车在雪原里什么也看不见。虽然那曲地区很快出动了一辆铲雪车，可是车还没有到达受困地点，就坏掉了。受困点附近有一间道班工人的房子，大家只好轮流在小房子里取暖，没有吃的，就卸下抗灾物资。但车上的抗灾物资主要也是给牛羊吃的草料，加之找不到燃料，无法煮食，人人饥肠辘辘。县里连夜组织救援工作，夜半敲响用汽车轱辘做的钟，动员家家户户烙饼子送往受困点。阿伊拉山位于那曲到嘉黎县的中间，无论前进还是后撤都各要100多公里。救援队的汽车开到离被困点最近的地方，开不动了，就用马驮着干粮前进。当马也陷在雪里走不了的时候，就只能让一群牦牛趟开一条雪路，后边的牦牛背着饼子，一直到达车队受困的地方。已经被困5天4夜的亚格博和车队的人们，正处在弹尽粮绝的境地，几近绝望，这时听见了吆喝声，数不清的牦牛正向他们走过来。见牛如见生机，吃上牦牛驮进来的饼子，这些人总算得救了，此后的30多年，亚格博只要想起那一刻，对牦牛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在高原，人和牦牛有如孪生关系，相依相伴，对于牦牛，人们心存感恩。在亚格博的工作室，挂着一张雀莫山的照片，正对着雀莫山的，是一具已经风化了的牦牛尸体，在牦牛骨架上还系着绳索。这是传统驮运古道上的驮队里倒下的一头牦牛，背负着沉重的货物前行，直到倒下的那一刻，牦牛还朝向它前进的方向。牦牛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铸就高原的生命线。30年前，在藏地工作的亚格博在前往三江源格拉丹东的路上，在雀莫山看见这具风化的牛骨，这一幕也永远镌刻在了他的记忆之中。

点滴的记忆，就是梦想生长的种子，亚格博想着该为牦牛做点什么，于是他将牦牛和博物馆联系在了一起。牦牛博物馆最初的创意就是这样诞生的。

梦想生长

把一个梦想变成现实，除却20多年的藏地情，还要有雀莫山那只驮牛所具备的鞠躬尽瘁的精神。在亚格博看来，牦牛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尽命。“以生命尽使命”，他希望牦牛博物馆的后来者，都能具备这种精神。

为了建设牦牛博物馆的使命，亚格博决心开始万里追寻牦牛，踏遍牦牛分布之地，探究牦牛。他和陆续加入的伙伴们用了近1年多的时间，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行走了2万多公里，涉及范围超出整个藏区，以调查了解各种各样的牦牛，以及人。亚格博对牦牛博物馆的构思，一开始就不是奔着建设一个动物博物馆而去的，所以牦牛博物馆所要讲述的不仅是牦牛的故事，而是牦牛和人的故事。是一座人类学的博物馆，牦牛只是载体。

对牦牛所做的田野调查，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寻访梳理中，亚格博遇到了其他的人和他们关于牦牛的记忆。亚格博在甘肃省博物馆，看到博物馆两件代表性馆藏，分别是一牛一马，马是“马踏飞燕，”牛是“青铜牦牛”。亚格博仔细看了馆藏介绍，发现铜牛的标签上写着天祝县博物馆藏，原来省博物馆的这件是复制品。

于是亚格博辗转找到天祝县，了解到这件珍贵藏品的由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天祝县人民公社挖水渠，意外挖出铜牛，无人识宝，于是铜牛当成废品被放在废品收购站里，准备拿去化成铜水。就在铜牛日晒雨淋的时候，甘肃省天堂寺第六世活佛多识仁波切经过，看见铜牛，就请求收购站将铜牛让给他，收购站开价300元，但当时他只有20多元，于是他借钱买了下这座铜牛，这位活佛现在是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为牦牛博物馆的顾问。这件铜牛后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就留在天祝县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个人也是一个“牦牛迷”，还有一副牦牛脾气。亚格博几经周折，终于和他把酒畅谈，成为朋友。在2013年“5.18牦牛博物馆捐赠日”捐赠仪式上，他把在甘肃广场他本人设计的重达960吨的世界最大的牦牛雕像原型小样，捐赠给了博物馆。

亚格博和博物馆的志愿者们苦干了一年多，收集了一千多件藏品。其中400多件藏品（约占全部藏品三分之一）来自于捐赠，这种情况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历史中算得上首例。所以这是一座众志成城的博物馆。捐赠者中，有申扎县的牧民，比如志愿者申扎县的拉珍，其家人从千里之外开车到达拉萨，捐赠了一顶黑牦牛帐篷。比如县牧民才崩自己开着一辆皮卡，拉了一车与牦牛相关的传统生产工具送到拉萨。此外，还有北京的官员，海外人士，捐赠人的广泛程度，在博物馆中比较少见。

而在2011年6月7日，亚格博从北京再次回到西藏，开始准备牦牛博物馆建设事宜的时候，当时没有一个人，一分钱，一辆车，一件藏品，一切从零开始。虽然牦牛博物馆是首都北京的对口援藏项目，博物馆的基本建设由北京市财政投资，但筹备征集和筹备费用需要筹备办自己想办法。找钱找物还要找人，亚格博招兵买马，现在，牦牛博物馆筹备办有了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其中有人是牧人的后代，这些过去都不知道博物馆为何物的孩子，现在也都成了半个文物专家，接下来还要送去北京参加培训。

作为高原上生存、生活和生产最重要的一种要素，牦牛成就了高原人民的一切，几乎参与了藏族历史进程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影响着高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它的品质与高原人民的精神互相依存。在亚格博心中建设一座博物馆，是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事业，而我们只有3年，仅仅是一个开始，许多工作还要继续，但是牦牛博物馆创意本身应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两句话：“国内填补空白，世界独一无二。”牦牛博物馆对亚格博本人而言，从理性来说，他希望通过博物馆，以牦牛为载体，说出人类学的故事，社会学故事，文化的故事，为这个地区和人民留下一份整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