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宇林（北方民族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银川 750021）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西域文物资料，是笔者作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整理研究出版》主持人，于2008年12月和课题组成员到日本实地调查时，在龙谷大学图书馆的“贵重书库”所见。我们阅览了西域文献资料中的西夏文文献藏品，同时也参观了当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发掘的其他一些西域文物藏品。龙谷大学位于京都，共有三个校区，分别设有图书馆。该校图书馆藏有当年日本大谷中亚探险队在中国新疆等地发掘的大量文物。其中，大宫校区的大宫图书馆，位于京都府京都市下京区，始建于宽永十六年（1639年）。其中有数量可观的古抄本，被誉为《龙谷藏》。笔者及中方考察组在赴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调查日藏西夏文文献时，还看到了清末慈禧太后赠与日本的一整套《乾隆大藏经》①《乾隆大藏经》又名《清藏》《龙藏》，集佛教传入中国1700多年译著之大成，包括历代流传下来的佛教经典著作和佛学研究著述。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总计七二四函，七二四○卷。，此处可谓是珍贵图书之宝库，所收藏的古书珍本等贵重资料中，有很多被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日本大谷探险队搜集来的约9000件西域文物文献就收藏于此。该探险队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22世宗主大谷光瑞于1902年独立创建的。1902年至1914年的10多年间，在中亚地区，主要是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带进行了探险考察活动。大谷探险队前后三次来到西域，收集到了大量的文物及西夏文等各种文字文献等。在纪念龙谷大学创立350周年（1989年）之际，印刷发行了内部刊物《大谷探险队将来—西域文化资料选》（以下简称《资料》）②龙谷大学：《大谷探险队将来—西域文化资料选》，1989年，第8至11页。刊登了该探险队发掘来的部分西域文物目录、简介及若干幅彩色图片。选登有80多件西域文物目录及简介，包括从新疆采集的天山植物、西域出土的美术资料模本、染织品、敦煌古写经、吐鲁番和库车出土的古写经、汉文古文书、尼泊尔梵本、记录·日记、报告书·研究书、旅行用具、大谷探险队的写真记录等。本文拟就日本版的该图书资料中列举的部分西域文物及文献资料进行编译考述。

1 新疆天山植物

该《资料》中，首先刊登有28种新疆天山植物标本的彩色图片，这些植物标本分别被整理于8幅木质衬板之上，每幅固定有3～4株植物，衬板被注明为长20厘米，宽14厘米。该植物标本均为第三次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所采集。

2 西域出土的美术资料模本

《资料》中共刊登有8幅彩色图片，大多为壁画中的局部佛教人物头像，有释迦摩尼的壁画头像、菩萨的头部画像（6尊），壁画中的菩萨像等。第14页和15页，刊登有《伏羲·女娲图》4幅，在1912年第三次探险中，队员吉川小一郎从吐鲁番的古墓群的发掘入手，获取了用来覆盖死者棺木的帛画，该图案中描绘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伏羲女娲。画面上的人物周围，陪衬有中国古代的日月星辰，可推测是居住于中亚的中国人，吸收本土文化之作品。

3 染织品

《资料》中共刊登有9幅染织品的彩色写真图片，均为新疆吐鲁番出土，其中一幅染织品图片选登于封面，注明是大谷探险队第三次1912年从吐鲁番古墓中获取的。该织品图案大体呈橘黄色调，色彩中有橘黄、中黄、浅黄及绿色的渐变，以大约20种彩色线织成，材质极薄，残片为一截截的长条状，如同美丽的彩虹。图2为蓝地草纹麻布残片，38.0×4.2厘米。该织品为在纹路较粗的蓝色麻布上，染有白色的似唐草纹样的图案，展示着唐代的麻布染织技法。图3为朱地连璧鸟形文锦残片、白地连璧天马文锦残片，上片3.6×3.7；下片9.6×7.3厘米，是两种锦缝合为一体的织品。上片为双鸟纹样，周围配有连珠纹。下片图案为两天马相对，周围也配有连珠纹。图4为红底的色泽鲜艳的绢质残片，也是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探险中从吐鲁番古墓中获取的。20.0×8.4厘米，残片为规整的长方形，均匀地印染着小方块状的黄色图案，有些小方块部位出现齐整的镂空形象，日文资料中介绍其为“鱼子结”的一种较为古老的印染技法。图5为花鸟图案文锦残片，也是吐鲁番出土的，23.8×16.8厘米。图片中的文锦残片为一条条的细长破损状，橘黄底上有黑色六瓣小花图案，介绍该织品可裁剪为适当尺寸，用于幡、衣服袖口等处的装饰。并推测该纹样的设计为古代装饰纹样之一，在唐朝比较流行。图6为藏蓝色底印有文字的文锦残片，出土于吐鲁番的古墓，24.0×13.8厘米，为木乃伊的陪葬品。该残片的图案为一排排的黄色弯月，每个月牙中织入一个不明文字，该文字与西夏文有些相似，但比西夏文的笔画简约。文字隔行相同，即单数行为同一文字，双数行为另一文字。该资料中解释为当时中亚地区使用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文字。图7为朱膘色底的天马文锦残片，13.9×10.4厘米。该图案外圈为圆形24连珠纹，其内织有左右对称的两匹天马，最中心为六瓣小花。这件出土于中亚地区的织品，有来自西方的织物设计特点，同时也显现着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已经中国化了的图案特点。这块文锦，被缝在薄薄的白色绢布之上，想必是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的用品。图8为藏蓝色底的八瓣花文锦残片，16.0×5.6厘米。该文锦的图案以藏蓝色的底布为基调，一行织有橘黄色八瓣花连续纹样，一行织有橘黄色四瓣花连续纹样，隔行穿插，布局严谨而工整。该残片呈锐三角形状，被推测为某种装饰品的局部。图9为黄色的单色绢布残片，13.7×13.1厘米，织品纹路经纬分明，比较空透、单薄。文中介绍：大谷探险队带回的绢布残片很多，这块被染成黄色而有光泽的为其中之一，推测是用做彩画等的材料。因该绢布与前述《伏羲·女娲图》所用绢布为同一材料。

4 敦煌古写经

（1）《妙法莲华经》如来神力（西域文化资料515号），24.9×42.9厘米。首尾欠缺，为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的写本残片，共有23行，每一行19至22字，而以前的写经定式为一行17字。《妙法莲华经》在后秦的弘始八年（406）被译出，五年后的西凉建初七年（411） 附有跋文的写本，被收入《西域考古图谱》［1］①［日］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上下卷，大正四年（1915年） 国华社刊。上卷序文为大谷光瑞撰写。中。该写经比建初七年的写本要新一些，相距约50年，基本是5世纪前半期写经的式样。

（2） 《如来庄严智慧光明经》卷上（西域文化资料517号），24.3×47.0厘米，楷书写本，卷子，6世纪。该文献的题首上半部残缺，呈“……明经卷之上”状。北朝时期的写本，一行16至17字。很难断定与现存的经典相同，为大正藏经357号《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二卷北魏昙摩流译，358号《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粱僧迦婆罗译，359号《佛说大乘如诸佛境界智光明庄严经》五卷，宋法护等译的不同译本，所译年代比上记的都要早。该文献的题首有“卷之上”字样，可推测本来有上中下三卷，或上下二卷。

（3） 《无量寿经》卷上（西域文化资料518号），26.3×409.7厘米，写本，卷子，6世纪。首部缺失，为48愿文中从43愿开始到结尾的写本，尾题有“无量寿经卷上”字样。是净土三部经之一，为净土教徒的最为重要的经典。

（4） 《不退法轮经》卷第一，25.6×512.8厘米，写本，卷子，6世纪。首部欠缺，只剩下尾部部分，书写于极薄的麻纸之上。尾题有“不退法轮经”字样。

（5）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28.6×1383.8厘米，写本，卷子，8~9世纪。在“跋文”中，有“唐武德九年（626）”的纪年，这是道宣撰集的年代，此后的贞观四年（630） 校定。这个写本中，可见朱色的标题及校勘，说明是用作讲义及学习的材料。

（6）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西域文化资料526号），25.9×683.7厘米，写本，卷子，9世纪。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两卷：卷第五和卷第十。至于翻译年月，两卷均为“长安三年（703）岁次癸卯十月已未朔四日壬戍”。

（7） 《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一，25.5×878.6厘米，8世纪。第一页上书写有序文，每页28行，一行17字，为典型的唐代写本。所书写用麻纸比较粗糙，外侧已褪色，内侧保存较好。楞伽经四回被汉译，这本是第四译的唐朝的实叉难陀所译，其翻译时间被认为在700至704年间，出现的新译文取代了过去的译文。

（8） 《比丘含注戒本》（本草集注），28.0×1997.0厘米（51页），写本，卷子，8世纪。该文献资料的正面为《比丘含注戒本》，反面为《本草序录》。正文书写于废弃的《本草序录》纸张的背面，由于写不完，又续用了《大智度论》卷五十的纸张背面，才得以完成《戒本》。而《本草序录》文的末尾，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718） 尉迟庐鳞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字样，比陶弘景的《集注本草经》的古体写本更加古老而引人注目。

（9）佛说大乘稻芉经，26.3×187.0厘米。该写本开头部分缺失，只保留了尾部，用木笔书写于敦煌制纸上，推测为9世纪中期的吐蕃时期的书写形式。这一经典分别有四个不同的译文本，而此处的《大乘稻芉经》被认为要早于施护所译，应该是吐蕃时代的法成的译文。原典也不是藏文。在敦煌出土的还有法成集的《大乘稻芉经随听疏》，为注译书。

（10） 佛说延寿命经，25.8×131.6厘米。该写本中有跋文，注明为后周的广顺三年（953），三公之一任太保者及夫人，在其太子亡故时所写。《整理》称，以延长寿命为主题的文献资料，敦煌出土的较多。

（11）西夏文不明内容和书体的论典。23.0×35.4厘米，吐鲁番出土。其字体比较松散，页面中被认为有“契丹语、女真语”等语言的译文，是值得探究的一些稀有资料。

（12） 西夏文《六祖坛经》，24.0×29.5厘米，写本，册子，出土地不明，13～14世纪。为草书体手抄本类残片，这是橘瑞超氏的旧藏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片。《六祖坛经》的西夏语译文是1071年完成的，为西夏文字的草书体写本，其中的内容，相对北宗禅而言，歌颂南宗禅的优势，阐述其顿悟与思想。这个文献在敦煌、朝鲜、日本广泛流传，产生有较多的不同写本。

除上述文献之外，还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百七十五，25.3×844.0厘米；《妙法莲华经》卷第六，26.0×1041.8厘米；《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四，27.2×34.6厘米；《维摩诘所说经》卷上，25.7×29.1厘米；菩萨忏悔文，12.9×33.6厘米；《阿弥陀经》，16.4×65.5厘米。李柏尺牍稿，写本，楼兰出土（328年），文书A23.8×39.7厘米，文书B23.8×28.5厘米；张怀寂告身，29.0×42.8厘米；逃户文书，28.9×141.0厘米；军官妻妾调查文书（唐代），28.7×36.8厘米；高昌县官衙文书，30.0×37.6厘米；给田文书，26.5×43.0厘米；退田文书，28.9×52.0厘米；欠田文书，22.8×43.8厘米等。藏文佛典、藏文书信文书、藏文契约文书。维吾尔文《天地八阳神呪经，29.3×510.0厘米；维吾尔文收支决算报告书；维吾尔文土地买卖文书；维吾尔文《须达拏本生话》绘画版本册子，38.5×12.0厘米；维吾尔文《大乘无量寿经》折本，27.7×14.5厘米；维吾尔文谷物借贷契约文书，写本，25.0×8.5厘米；维吾尔文《文殊师利成就法》写本，册子，9.0×22.0厘米；维吾尔文的维吾尔佛教徒的祈愿文，写本，卷子，7.5×9.5厘米；叙利亚文字的拉丁字母表，写本，5.5×4.5厘米；古土耳其语的摩尼教文书，写本，13.5×3.0厘米；中世波斯语的赞歌，写本，10世纪，13.0×11.0厘米；尼泊尔梵本《无量寿经》《大乘庄严经论》，以及其他文字的世俗文书、出纳文书等。

综上所述，1949年春，由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照门主所捐赠给日本龙谷大学的浩如烟海的西域文物资料，是一批内容极其丰富、价值极高的研究中亚文化弥足珍贵的资料，引起了龙谷大学的高度重视，不仅给予妥善珍藏，并展开了深入研究。该校以这批收藏为契机，集中了校内外一批学者，于1952年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开始了对西域文物的大规模综合性研究。在日本文部省的资助下，从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至三十八年（1963年），历时6年，针对所收集的西域文物，对中亚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研究，该研究成果分别刊行于该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刊物，共6卷7册，以此为上报文部省的研究报告书。但不包括全部资料的研究。之后，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事实上解散了，只有井ノ口泰淳教授等对西域资料研究感兴趣的一些学者还继续着调查研究。关于西域文物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一），昭和五十九年（1984年），刊登了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文书图版，特别是刊登了有助于解明中国唐代实施均田制的土地制度文书的图版等。关于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献，日本西夏学权威西田龙雄博士在1961年的论著中，对“不明内容和书体的论典”类进行了基础性的翻译注释，对草书手抄本残片资料中的《六祖坛经》，也进行了翻译探究等。在龙谷大学创立350周年之际，该校组织了“西域佛教研究会”，又开始了龙谷大学馆藏西域资料的整理研究。同时，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中设立的“西域文化研究室”，作为常设机构，开始了继续研究。日本龙谷大学馆藏西域文物文献资料，堪称中亚文化研究的宝库，为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西夏学等学者们提供了丰厚而浩瀚的研究资料。其中的西夏文文献资料部分已被收录于我国北方民族大学主持的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成果《日本藏西夏文文献》［2］之中。其他大量的西域文物还有待于我国学者的关注与深入研究。

［1］［日］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上下卷）［M］.日本：国华社，1915.

［2］武宇林，荒川慎太郎.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上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