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图书馆，北京 102488）

1 引论

1961年，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 创建了SCI引文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这成为文献计量学与现代学术期刊评价完美结合的经典案例，此后数年间，以此为范例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等索引工具陆续问世。这几种索引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以科学的引文数据分析为重要依据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基本确立，这种体系的创建理念从此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文献量化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文献计量学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与传播，从1987年开始，SCI以及SSCI等索引工具先后被陆续引入中国科研界。这种量化考评工具及其理念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国内期刊评价体系的思想变革，其影响力从具有世界公则的理工学科逐渐渗透至本土色彩深厚的人文社科领域。可是一方面缘于理工与人文社科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另一方面，人文社科以本土语言写作的特点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SCI与SSCI两种索引工具在中国科研领域的不同结局：SCI迅速被国内接纳，并且成为一家独大的科研考评工具；而SSCI则很难取得与前者类似的地位。两者境遇的迥然有异引发了新一轮的思考与求索，如何建立起科学的中国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成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

这种求索的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陆续产生了多种针对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其中最富盛名的三种体系分别是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以下简称《中文核心总览》，本文特指其中的人文社科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以下简称《人文社科核心要览》） 以及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以下简称CSSCI）。这三大期刊评价体系基本代表了目前国内对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系统评价的最高水准，三个评价体系在创建时，充分地借鉴了SSCI的量化理念，试图制定一套切合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本土化特色的理想化期刊评价体系。可是这种理想的科学评价体系在创建过程中既要引入科学的计量分析手段，又要注意到人文社科学科难以简单量化的自身特点，这些困难也决定了体系的诞生必然要建立在长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上三个体系开创了本土化期刊评价体系的新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理想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探索已臻完善。本文拟就国内现行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存在的不足展开分析，同时对理想的科学评价体系做出展望，希望籍此能够对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进程有所裨益。

2 现行期刊评价体系存在的不足

2.1 各体系的评价标准不统一导致结果各异，影响了评价体系的权威性

现行的三大评价体系中，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总览》于1992年推出第一版，此后每隔4年推出新版（2011年出版周期改为3年），2011年12月推出第六版。《中文核心总览》在1992年版中的定量分析仅采用了载文量、文献量、被引用量3项指标，如今升级为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9个评价指标，其收录人文社科学科的期刊总数为744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于1996年建立社会科学论文统计分析数据库，2000年出版内刊，2004年正式出版了《人文社科核心要览》，2008年推出第二版，针对分学科的期刊采用学科总被引、学科影响因子、期刊总被引3个指标；针对综合性人文期刊则采用总被引、影响因子、即年影响因子3个指标，2008年收录期刊386种；南京大学的CSSCI，于2000年正式出版发行了首期光盘，此后每年均在前一年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最新一期于2012年1月正式发布，其中来源期刊535种，扩展版期刊179种，另外收录集刊120种。其依据的主要指标为他引影响因子、期刊半衰期和引用该刊的期刊数。［1］

以上三种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分别由三家教育科研机构独立创建，在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其对于学术期刊的界定、文献源的选取、征引指标数据及其权重的取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就直接导致了三种体系遴选出的核心期刊相互之间重复率极低。以距今最近的三种体系并行的2008年期刊名单为例，通过统计显示，三者评定出的核心期刊重复率仅为30%。［2］重复比例越低，表明评价体系采用的评判标准差距越大，由此产生的核心期刊自然要面临着公信力与权威性缺失的尴尬，这也导致了社会舆论对评价体系的问责与置疑。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中文核心总览》2011版出版发行后，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强调《中文核心总览》仅为科研课题成果，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期刊采购、典藏、导读等工作提供参考，并非学术评价标准。［3］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评价体系的出品方在置疑面前的无奈之举，一方面则折射出由于体系众多而导致的“核心期刊”市场的混乱无序状态。

尽管有关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评价存在诸多现实难题和争辩置疑，但是作为后续学术质量提升及规划发展的参酌依据，适当的学术评鉴可了解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以竞争刺激研究人员学术质量的精进。［4］也就是说，对于学术核心期刊进行适当必要的定义遴选，仍是目前学术评判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因为标准各异而导致结果不一，致使核心之名丧失其应有的权威与公正性。

2.2 评价标准重于定量，而轻于定性

关于学术评价，目前国际通则是定量的引文分析与定性的专家评议相结合，其中定量分析可以客观地显示出研究课题的关注热度与引用频率，而专家的定性评议则可以补充数据无法体现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结合是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由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特殊性，后者在评价体系更为不可或缺。根据普赖斯的计量学理论，文献计量方法得出的数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质量，但是普遍认为并不能代替质量评价，同行评议仍然是科研成果质量评价的核心方法。［5］而国内现行的三大评价体系，由于过多地保留了SCI等欧美评价体系的印记，所以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定量而轻定性的现象。

实际上，在遴选过程中，三种评价体系都有专家评议的环节，认为其轻于定性的突出表现是：与定量分析中各项指标权重分派有序相比，专家评议的流程显得任意随机，并未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形成制度。目前中国学术期刊评论机制在数据分析环节已经接近极致，如何使专家评议规范化和制度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术评价机制的理想上限。以南京大学的CSSCI为例，在创建之初，为了征集专家意见，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1000位教授配合填写调查表，资料显示，这份调查表最终的回收率为71%。［6］这种专家评议方法有些流于形式，关于参与者的界定没有明确的规则，评议主体的身份严重单一化，评议的回收率也不能令人满意信服。因此，除了加大专家评议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则是促进评议主体的多元化。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公开发行的文献载体，其出版发行的模式与非学术期刊存在较大区别，后者属于商业运作模式，有追求商业利益的诉求和压力，而学术期刊则几乎摒弃了经济属性这一主要获益于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并无出入盈亏的顾虑。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学术期刊是以公共财政为生存依托，通过生产一种相对高端的学术产品来回馈社会，学术期刊评价的真实目的是使纳税者熟知产品的品质优劣，而这种评价本身所需的巨大成本也同样由公共财政来承担。因此，作为资金提供者的一方理应有足够的权利和义务在评价体系的构建运营中承担参与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此外，学术期刊面向的读者群体具有一定的精英属性，其受教育程度以及学历背景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准。评价体系建立的初衷之一，即是为读者群体就期刊品质提供初步参考性意见，省去其甄别筛选之劳。作为一种服务的受动者，读者群体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建设中完全丧失话语权，显然不利于该评价体系的健康发展。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反映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定性评议机制建设方向，应成为中国人文社科类期刊评价体系的发展目标。

2.3 评价体系造成的名刊效应，极度挤压了非核心期刊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了学术生态

自北大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总览》问世以来，中文核心期刊的概念开始流行于国内学术出版领域并被广泛接受。随着此后各种评价体系的陆续创建兴起，对于核心期刊的追逐遂成为一时潮流。S.C.布拉德福1934年在英国的《工程》杂志上发表了《特定学科的文献源》，这成为此后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的理论基础，直至后来发展成为风行于世的核心期刊理论。按照这一理论，较少的核心期刊将承担着发表大多数科研成果的使命。这就意味着，期刊一旦跻身于核心之列，就代表着其作为学术传播载体的高端化，期刊自身的品牌价值将得到无限提升。核心期刊阵营内的众多期刊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学术联盟，在学术出版领域享有绝对的话语权，垄断优秀的写作团队和上乘稿源，并享受由此带来的社会声誉和潜藏在背后的巨大利益。这种联盟的产生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使核心期刊群对优质学术成果的占有由自然现象转变为一种人为垄断，作为行业评价系统的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足以决定学术期刊的生存现状和发展导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学术期刊的一根生存指挥棒。［7］

如今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人文社科学术类期刊总计约2270种，作为认可度最高的期刊评价体系，南京大学CSSCI最新收录期刊仅535种，入选率不到25%。这就意味着学术阵营中的绝大多数学术期刊无缘入选“南大核心”，从而在与CSSCI收录期刊的稿源争夺中居于下风，而稿源优劣则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实际上，随着近些年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发展，人文社科的科研队伍日益壮大，这原本应该成为学术期刊得到源源不断稿件的保证。研究者自身的学识积累和科研天赋存在个体差异，其对于发表载体的需求理应体现出一种阶段性差异分布，整个科研阵营的需求可以基本覆盖全部期刊。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设立的初衷也是按照不同层次科研成果的离散情况，指出优秀成果的汇集区间，为读者群提供指导参考意见。可是，随着学术评价体系的发展成熟，核心期刊的品牌效应开始凸现，非核心期刊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因此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也正是由于各种评价体系打造的核心期刊概念，使得对核心期刊的追逐超出了学术本身。在各种考核、评估以及排名的争夺中，核心期刊的发文量成为最主要的征引指标，于是许多高校、科研机构制定了针对科研人员或研究生的硬性规定：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成为许多人必须接受和完成的任务。在职称晋升和毕业求职的巨大压力下，大量的学术文章涌向核心期刊。作为更广阔的学术土壤——非核心期刊阵营，则要面临好稿难求的冷清场面。从长远来看，这样对核心期刊的过度追捧和对非核心期刊的极度冷落，都会严重影响正常的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对中国的学术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3 科学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建设思路

3.1 建设统一的权威期刊评价体系

尽管现行的三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已经有多年求索，并且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存在评价结果公信度不高的问题，尚未形成能走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8］

目前三种体系的创建思路，以及在期刊来源库和使用的征引指数、分析方法、数据权重等方面均有自身的取舍规律与分配法则，体系之间并无任何的合作交集，所以出现了评判结果差异巨大的局面。三种体系的出品方均属民间团体，并无官方属性，其评选结果尽管在特定受众群体内获得一定的认可，但是与国际认可度极高的SCI、SSCI等检索体系相比，缺乏更大范围内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评判标准不一、多种体系并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核心期刊市场的混乱局面，造成极大的资源消耗。现行的三种体系，均会定期或不定期推出新版本，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总览》自1992年起每隔4年推出新版，目前已经出版发行到第6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科要览》先后公开出版了2004年及2008年版两个版本；南京大学CSSCI则自1998年首期开始，连续12年以常规年度为周期持续更新。这种持续更新必然要以巨大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作为保障，而由于三种体系并行，为了在三方竞争之中脱颖而出，创建名牌优势，成为学术评价的权威体系，这种高成本的资金及人力投入具备长期持续属性，是一种可预期的资源消耗。与学科评价体系本身的成本投入相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的高额投入。目前各种评估、排名榜均以核心论文的刊载量作为重要指标，由于评价体系并无公允的权威性，所以为了尽可能追逐核心期刊的占有率，许多科研机构与研究个体采取了齐头并进的发文策略。这同样需要巨大的成本支持，这种对多种核心期刊的追逐，在全国科研系统内形成一种更大范围的资金投入和资源浪费，这是比多种评价体系并行更严重的资源消耗。

评价体系缺乏权威性与多种体系并行互为因果，并且逐步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除了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费，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可能会导致学术界的权威公允性受到不断贬损，最终积重难返。因此创建统一的权威性评价体系，是学术评价工程的当务之急。

3.2 促进评价体系评判参数的合理化建设

前文已述，现行的三种评价体系均存在重定量而轻定性的倾向，而实际存在的问题则远不止于此。相比之下，评价参数的不合理设置更应引起注意。针对指标构成，进一步分析指标之间的权重分配与换算关系，是构建一个完整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是整个科研评价体系设计的核心与关键。［9］

首先，评价体系应承担整饬期刊学术道德的责任与使命。SCI对于入选期刊有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刊物出版是否及时、是否遵循国际编辑惯例、是否有严格的审稿流程，等等。这种针对细节层面的严格要求，其实体现了SCI对自身体系品牌的珍视和对学术评价的敬畏之心。与之相比，目前国内的三大评价体系所进行的定量分析，更多停留在期刊本身，对于期刊组稿、出版发行的整个流程以及其学术道德层面的要求呈现缺失状态。核心期刊表达的是一种学术的威严与权威，除了对研究成果精选细筛，期刊本身也理应承担引领风气之先的道德职责。国内许多学术期刊一旦得到评价体系的认可，进入核心期刊的行列，便意味着命运转折与改变。而在评估的过程中，期刊本身的工作流程与服务质量，并不会影响到其在评价体系内的排名高低，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纵容期刊出版者轻视乃至放弃了对投稿者的服务体系建设，期刊与投稿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高低趋向。目前期刊出版方几乎占据了学术期刊出版的全部话语权，缺少便捷的投稿途径、处理进程的不透明、审稿周期过长以及版面费的任意收取等成为长期存在的诸多弊端。这种现状的形成主因固然是由于积习所致，但是缺少源自评价体系的评判压力也是致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原因。

其次，评价体系应致力于打造期刊与文章并行的科学评价体系。现行的评价体系是以对期刊的评价为核心要务，通过对期刊整体的定量以及定性分析从而确立核心期刊名单。这种对于期刊的整体评价自然有其优势与合理性，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对于个体文章的评价判断。有学者对此明确表示：即使期刊质量评价完成后，期刊评价也不能代替该刊所刊载论文的评价。［10］可是在评价体系影响力日益显著的情况下，学术界“以刊论文”的浮躁风气已成积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正是出于对核心期刊概念的接受和追捧，始把“以刊论文”的乱象推向极致。研究者对于成果发表平台的追逐甚至超越了研究成果自身，大量稿源在数量相对稀少的核心期刊中寸土必争，使核心与非核心期刊阵营在稿源选择上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此种现状一方面使核心期刊的出版方与写作者之间出现了权力的寻租空间，一方面使一些发表在非核心期刊的优秀科研成果被学界习惯性忽视。所以，未来的科学评价体系应该遵循期刊评价与文章评价双轨并行的原则，对核心期刊的劣质文章与非核心期刊的优秀文章能够体现出精准的区分甄别，这才能更好地发挥出评价体系的积极作用。

3.3 设置开放性的监管平台，促进期刊评价体系的健康合理成长

现行三种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均为民间团体推出，其在实施运转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这种监管机制的理想状态应该呈现出双面性：一方面针对评价体系，另外一方面则是针对评价客体，亦即学术期刊。

首先，对于评价体系来说。目前国内的三大评价体系在创建过程借鉴了SCI索引工具的相关经验，试图以客观的引文数据反映出受评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准。但是前文已述，这种重定量轻定性的做法并不适合于人文社科领域，而即便作为世界重要人文社科索引的SSCI，由于评价对象的中西方差异，同样不能与中国的本土社会科学完全匹配。所以，过度地借鉴SCI与SSCI在量化方面的经验，反而导致评价结果有失公允。问题由此回归到定性评议的权重问题。现行的定性规则是以专家作为一元化评议主体，未来即便过渡到我们所预期的多元化阶段，但是以主观评判作为评价依据，依然不能避免因为评价主体的利益关系而影响评价的公正性，而在学术期刊评价中，任何一对利益主体之间的失衡，都会影响到全局结果，所以在期刊评价中必须建立良好的监督和举报制度。［11］

其次，对于评价客体来说。从常规视角来看，作为非盈利机构的学术期刊与投稿者之间是一种互相依托但强弱有别的辩证关系，学术期刊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不过，诸如抄袭或一稿多投乃至一稿多发等侵害学术期刊利益的做法也时时困扰着强势的一方。监管机制的创建，要通过对双方的制约，树立起良好的学术道德氛围。对期刊而言，关系稿与版面费是学术期刊的两大顽疾，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期刊的道德声誉，极易成为期刊在自我超越过程中无法突破的瓶颈。然而，只要评价体系提供的监督平台足够开放，对投诉意见的处理足够及时与透明，这样的藓芥之疾注定无法成为决定性的障碍和阻力；对于投稿者而言，抄袭、一搞多投以及一稿多发明显有悖于学术道德，这不只会造成审稿流程大量的重复劳动，同时也有可能在后期浪费学术期刊宝贵的版面资源。这种学风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学术失范的低成本性，也是由于监管机制的缺失。

在相关的奖惩机制尚未完全进入法律轨道时，面对这种几乎形成一时风气的非道德行径，任何一个期刊的单独行动都会因力量薄弱而相形见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评价体系内健全监管机制，通过评价体系对资源的整合之后，在整个期刊阵营内对违背学术道德者进行联盟式的集体惩戒，集众家之力，形成真正的强大力量，这也是对期刊评价体系建立监管机制的另外一种迫切需求。

4 结语

人文学科的学术价值往往很难即时显现，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思想或观点，或许要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后，始为世人所认识和接纳，因此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除了应关注其轰动效应和即时性等特征外，还应在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对其进行深度审视，关注学术成果的辐射力和穿透力。［12］

中华文明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长期保留了独特的文化个性，这也决定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浓重的本土化色彩无法被轻易剥离，如何在借鉴世界先进评价体系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土化学术的特殊语境，是我们构建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时注定无法忽视的关键问题。不迷信西方经验，不依赖数据分析，充分推动评价主体多元化，促进定性评议与定量分析的完美结合，树立评价体系的公正与权威性，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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