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思考

2014-02-12周振彦

探索 2014年4期

周振彦

(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北京 100044)

“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的国家,难免一打就败；而一个没有意识形态防线的国家则会不打自败。”[1]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总体稳定,但随着近年来西方国家民主输出对我国政治思想构成的威胁,西方国家文化霸权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实施的打压,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的冲击,宗教渗透对中国社会主义信仰认同带来的混乱,无不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只有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扎实做好“硬”和“软”两方面的准备,把意识形态工作安全主动权牢牢牢掌握在手上,才能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发展的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强大的经济基础是维护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保障。美英德法意等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仰仗其强大经济实力,带给人们富足生活、舒适起居和安全环境,使本国国民有着特有的优越感和归属感,吸引和凝聚国民相信和信赖本国意识形态,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要建设丰厚的社会物质基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第一,持续深化全面改革,进一步增强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放眼世界,一些发生“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红玫瑰革命”的国家,之所以一些反对声音在社会上一呼百应、造成国家解体、混乱甚至陷入内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那些国家的国内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尽管我国经济已跃居全球第二,但普通老百姓关注的“住房难”、“上学难”、“就业难”、“治病难”等问题,并没有在经济发展中全部得以解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户籍制度、高考制度、高教体系等进行深入改革。只有持续推动深化全面改革,才能消除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存在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的人民,使更多的人支持改革、拥护改革,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充满信心。

第二,持续推进分配制度体系,进一步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引起意识形态的冲突。”[2]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社会形势发展需要,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很完善,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体制性制度性障碍。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导致农村生产要素和财富更多地流向城市,城乡二元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城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导致生产资源不断向东部发达地区集中、向富裕地区汇集,致使东部发达地区越来越富,西部欠发达区地区越来越穷。导致部分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将这种不满迁怒于当地政府,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纠纷。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3]但在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西部省区、西部群众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南斯拉夫贫穷与富裕的塞阿族之争、乌克兰发展与落后的东西部之争、泰国政局农村与城镇的“红蓝衫军”之争,使得上述国家常年动乱、民不聊生。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地域发展不均衡、人民群众利益分配不合理,都有可能招致极端舆论和外部意识形态乘虚而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要确保社会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平衡发展,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缩小城乡差别,匡正城乡失衡。“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4]只有使劳动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通过人民的共同富裕来促使人民坚定社会主义政治信仰,保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第三,持续推动反“四风”、正作风教育,进一步增强对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党的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我党对作风建设历来重视,近年来相继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都围绕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展开,核心都是为了维护党的形象、提高党员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特别是去年,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坚决反对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受到全党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

反“四风“、正作风教育,切实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有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的威胁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5]苏联教训历历在目,解体前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特殊阶层,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个人攫取金钱的工具,自然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社会基础,也成为党与人民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并最终导致苏共垮台。截止2014年7月底,反“四风”、正作风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已查处省部级干部36人。以上措施表明了我们党对腐败分子“零容忍”的坚决态度,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党和政府重振发展信心、重塑形象的信心和决心,也必然会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二、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自我建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6]国家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安全问题。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不安全,其指导思想开始混乱,人们政治信仰出现剧烈动摇或摇摆,民族精神受到颠覆和破坏,国家分裂、民族割裂问题就会逐渐凸显。目前,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自我建构势在必行。

第一,始终扭住“马工程”这一举旗铸魂工程不放松。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信仰之争。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苏联解体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列为分化、西化的对象,并把动摇我国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作为目标,妄图从意识形态层面搞乱中国,搞垮我国意识形态体系建构。2004年4月中央决定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旨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重大理论创新工程。继续推进“马工程”建设,能够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能够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有效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推动“马工程”,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是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同志曾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胡锦涛同志反复告诫说,“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7]。这些年我们与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较量,焦点就是中国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本质是两种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较量。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推行新思维带给苏联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挑战越是尖锐,越要捍卫马克思主义阵地不动摇,“马工程”正是实现这一根本要求的最有效的社会实践。

推动“马工程”,能够不断强化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8]要敏锐把握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呼唤,紧紧立足中国实际,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以及不同学科的结合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作出深刻揭示,对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道路作出科学解释,对克服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充分运用理论课堂、骨干课堂、专家课堂、社会课堂等渠道,狠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灌输,把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转化为学术话语的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二,始终扭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这个重要基础工程不放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8],是凝聚人心的最大平台,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进入二十一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9]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媒体的领导,使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主阵地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使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骨干、主体队伍始终在忠于党的人手里。

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先进楷模,最大限度地消除市场经济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引导人民群众在本行业本岗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领导人的误读和丑化,对我民族英雄、先进标杆的毁灭和颠覆,对中华民族国际形象的抹黑和诋毁,必须适时推出和正面宣传中国人、中国的民族英雄、中国自己树立的道德楷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努力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久培育、自觉践行的长效机制,不断引导广大群众坚定价值追求、强化精神支柱,自觉增强抵御敌对势力拉拢利用的能力。

第三,始终扭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向心力这个长期任务不放松。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失去强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就可能失去主导地位,逐步走向边缘化甚至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党紧跟时代步伐和形势变化,及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10]

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和感召力从哪里来?其一,来自自身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只有坚持不断解放思想、推动创新,不断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解决新矛盾,才能在理论建设中获得新发现,实现新突破,实现新创造。我党历代领导集体,总是能够用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回答社会建设发展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具有深厚的社会和阶级基础。其二,来自意识形态教育方式的跟进创新。变空洞古板的理论灌输为联系实际的学习、一个时期突出一个重点和主题、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变各级党组织“领导独唱”为与群众一起“合唱”,变照本宣科、生硬灌输为多渠道、全方位渗透,不断提高意识形态教育的群众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三,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思潮的强力整合引导。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正视信仰危机,主动出击,强力引导,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去调节和制约其他文化,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某些环节上出现的问题。“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11]消除价值观多元化引起的价值观困惑,使人们不再无所适从、迷失方向,努力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执着追求者,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忠实传承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带头实践者。

第四,始终扭住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这个关键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一定意义上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12]着力培育一批对党忠诚、理论功底厚实、方法手段丰富多样的意识形态骨干队伍,势在必行。

着力建设院校政治理论教学骨干和基层理论骨干队伍,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普及。通过理论骨干队伍建设,对广大党员干部定期进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巩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有了这支队伍,我们就能够主动发现和研究解决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及时回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于人民群众脑海中的困惑和疑虑,主动反击各种错误思想侵蚀和干扰,避免一味被动解释和应付。

着力建设方法手段高效的政治教育骨干队伍。“通过广泛的、平等的、民主的说理教育,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协调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各种关系和资源,以此来引导人们思想,而不是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或实行思想专制”[13]。通过这支队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组织领导,加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

着力建设适应社会进步的新兴媒体宣传队伍。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加强新闻宣传队伍建设,大力提高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大势的能力、正确运用媒体有效引导舆论的能力、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

三、努力掌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14]通俗一点说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希望听”、“愿意听”,你说了话“让人听”、“必须听”和“听了得照着做”。在国际上,拥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能够根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占领国际话语高地、引导国际话语走向,而不听命于人、受制于人。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提升,从而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也得到了空前提升,中国声音已成为世界上“大家愿意听”、“需要注意听”、“必须认真听”的大国之音。但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认识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却始终不容乐观,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第一,借力“全球治理”,抢占国际话语权先机。全球治理是一个新概念,但不是一个新做法。早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毛泽东提出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全球治理的早期实践。近年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国际安全五原则”,更是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尝试。中国积极参与的“金砖四国”、“上合组织”、“亚信”等国际性组织出现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逐步下降,全球治理的观念和合作共赢的意识,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打交道的基本平台。

全球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好,中国就可能借助这一机制实现经济更好地腾飞,利用得不好,就可能处处受制于人、经常按照被人制定的“规则”被动跟着跑,这也是近期美国动则以中国违犯国际法为借口的缘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全球经济防控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国家为摆脱危机,减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负担,以“责任共担”为借口,声称需要中国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以此来降低中国发展的速度。同时,西方又希望通过国际制度来约束中国,严防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阻止中国可能发展成为改变西方为主导的世界领导者。对此,我们更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要看到西方国家借此减轻压力及转嫁危机的目的,也要看到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承担一定的责任,有助于自己话语权的建立。

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我们既要优先考虑当前的国家利益,也又需要适当承担大国的责任,必须与我们国家发展整体状况相适应。既不要过多承接负担,也不要在话语权上“占下风”、说不起话。比如,在发生贸易和其他争端时,不能总让“理”掌握在西方手里；在稀土出口上,不能陷入中国卖也不对、不卖也不对的被动；在相互贸易上,不能事事都由西方说了算。这里的“谁说了算”就是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理”。应该结合我国整体优势,重用经济牌、善用外交牌、巧用文化牌、多用规则牌,有效转化为掌控中国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筹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先声夺人、赢得主动。

第二,强化“东方理念”,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权体系。“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15]当今西方价值观与世界文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对立,主要表现为话语权的竞争与更替,其中人权是首当其冲的话题。

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理念,如何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被告”地位、被“指责”甚至被“敦促”、“嘲弄”的状况,如何使中国理念凝聚成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应该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思考。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各种理念碰撞、利益磨合及制度之争等都程度不同地与全球化因素关联交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以语言优势、渠道优势、技术优势为要挟,有意颠覆中国道德标杆改树美国偶像,有意丑化中华文明改搞洋人崇拜,有意传播环保恐怖主义阻断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进程,有意传播社会谣言瓦解政府公信力,有意打压青年一代自信抹黑中国未来,有意曲解中国体制竭力唱衰中国。为此,要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加快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与重塑,主动推出新思想、新理念和新举措,直至国际话语权高地。

要把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转化为中国长期的影响力和优势地位。话语权是一种影响力,首先源自于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崛起的方式以及速度之快,多数人始料未及。所以,在建立中国话语权和重塑国际话语体系中,要抓住当前外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可和关注的机会,用国际上大家普遍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大力介绍和宣传中国经济奇迹,宣传“中国模式”、弘扬中国文化,把中国先进的治国理政经验上升为中国话语权,提高在国际上的认同度。要通过“孔子学院”等平台,弘扬传统文化精、气、神,总结和概括出合乎当今世界潮流的价值理念,不断充实完善中国话语权内容体系。要充分利用中国因素,特别是要善用中国理念,鲜明地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治理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提升中国软实力,重塑中国话语权。

第三,传播“中国声音”,努力掌控对己有利的话题导向。国家实力、话语队伍、话语途径和平台是发出“中国声音”的前提,但是仅仅具备这些前提,并不等于就能很好地“发声”,因为话语权的大小强弱主要取决于话语影响力的大小、引导力的强弱。话语影响力越大、引导力越强,就越能主导谈什么话题,怎么谈这个话题,就越能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提高话语权议题出现的预见性。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凡是对我国重要的有利的议题,敌方要么可以沉默不语、从不提及,要么百般刁难、致其难产胎死腹中,要么“插队”提出故意冲淡对我有利话题的内容,推迟或错失我话语权提出的最佳时机。这就需要我们抢占话语先机,早谋划、早研判、早发声、早造势,先声夺人、先入为主,有效降低各种“噪音”的冲击和影响。凡是对我不利的话题,我们都要把反对的方向考虑到、可能的说辞预见到、反制的议题设想到,从而有备无患、从容应对。

把好话语权扩散的导向性。好的导向能够引导舆论朝着符合客观事实,切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把好舆论导向,就是能够适时拿出主导话题,主动抛出利我话题,主动设置防范话题,确保主方向不偏移、主渠道不阻滞、主基调不降低。发挥我党掌控媒体渠道的优势,敏锐分析舆情,科学研判形势,有效跟踪公众关心关注,及时把握报道重点和报道方向,强力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题,跟进做好正面解释和权威解读,强化正面引导,不失声、不失语、不失控。

突出话语权传播的群体性。话语权的传播效果体现在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传播范围最广,在哪一类人群中传播效果更好,摸准了就可能事半功倍、达到最佳效果,弄错了就难以产生反响,甚至对牛弹琴。比如,前一阶段我国反击日本在钓鱼岛“国有化”闹剧上时,中国驻40多个国家的大使利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声明或刊文登报,集中宣传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领土,达到了全球同步发声的最佳效果。再比如,在前不久的“亚信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国家安全观”,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有力反击了个别国家只强调自身绝对安全而肆意破坏他国安全的思维和行为。

凸显“中国力量”,注重在进攻中坚守阵地。进攻是最好的防御。面对国际话语权方面遭受的挑战,我们必须在主动出击中坚守阵地,在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攻击”能力的同时增强“防御”能力。“伴随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自信。”[15]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千万不要相信搞“国际接轨”的鬼话,也不可能有中间路线可走。

第四,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增强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否则意识形态队伍就会方向不明、思想混乱、是非不分,一旦出现偏差,可能造成严重后果。”[1]要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集中抓好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维系媒体主渠道的高压态势。努力主持或参与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定,主导或参与国际事务管理,避免因被边缘化而丧失话语权。近几年,我们力推并提出的“上合组织”、“丝绸经济带”、“亚信”、“国家安全观”均获得了巨大成功,也充分展示了国家立场、国家意志,增强了“中国声音”的吸引力、说服力。

第五,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增强在国际话语权上的感染力和生命力。“由于文化产业既具有商品属性,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既涉及经济总量的增减,也事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危；既能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造血功能,也能扩大中国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平台。”[16]为此,要不断扩大我国“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办学办校规模和数量,进一步拓宽“汉语桥”的传播渠道和途径,加大招收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加大中国文化年在个友好国家举办时间和参与人群数量,使世界各地都了解中国文化传统、接受我国理念习惯,变陌生为熟悉,变敌对为友好,逐步从了解到接受,从理解到拥护,从尊重到支持,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亲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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