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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 重在治吏
——习近平从严治吏、建设廉洁政治思想初探

2014-02-12刘红凛

探索 2014年4期
关键词:治吏异化权力

刘红凛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上海 200233)

如何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由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毫无疑问,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的重点对象是“公职人员”、是领导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党建精神与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从严治党”成为习近平党建讲话精神的主题所在。那么,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什么?面对干部队伍状况、“四风”问题突出、腐败现象严重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高举反腐大旗,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目标,以整治“四风”为切入点,以“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点落实在“从严治吏、反腐倡廉”上,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并以壮士断腕、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与信心,以简洁高效的措施,真抓实干,将干部队伍建设、反腐倡廉、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紧密结合在一起,取得了举世瞩目、民众公认的成效。认真研究习近平从严治吏、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论述与重要精神,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实现治党理政的现代化、提高治党理政的能力与水平乃至早日实现“中国梦”等,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权力异化”与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任务

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也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党内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老问题”与“新问题”,如理想信念动摇问题,“四风”突出问题,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党员规模问题等,但更为严重、更为可怕的是干部“权力异化”、权力腐败问题,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因此,新时期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艰巨、更为紧迫。

就“权力异化”而言,在现实中,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权力异化”现象非常严重,他们不是权为公用、把履行岗位职责作为个人应尽的义务,而是“错把职责、义务当奉献”,甚至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贪赃枉法。2014年4月人民论坛与凤凰网联合开展的“公众如何看待‘权力异化’现象”初步调查结果(调查时间为2014年4月4日~11日,调查样本5864份)显示:“68.8%的受访者认为权力异化程度严重,半数以上认为权力家族化危害程度更为严重;公众认为房地产、组织人事方面权力异化更为突出,64.7%的认为基层搞‘裙带关系’现象普遍;超过半数公众认为县一级权力异化更为严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位列最应整治现象首位。”[1](16)而凤凰网5月9日的最终调查结果显示,相关问题更为严重、更为触目惊心:在15770名被调查者中,92.89%的认同存在“权力部门化、个人化、家族化”等权力异化现象。86.92%的认为基层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现象普遍[2]。虽然网络调查样本的科学性与结果的公正性存在一定问题,但调查数据本身也反映一些问题。

就权力腐败的程度与严峻性而言,目前我国正处于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期,明显呈现以下特点:权力集中、资源集中、资本集中的“黑三角”成为腐败的重点领域,其中以房地产领域、能源领域、资源开发领域为最;腐败数额巨大、手段诡秘与多样化,上亿元案件并不鲜见;腐败集团化、家族化、部门化特点明显,大案要案窝案时有发生;腐败普遍化,从高校、国企到党政官员,各行各业都有,官级下至一般工作人员上至政治局委员,18大以来至少有20名省部级干部落马;案件潜伏期越来越短,“带病提拔”问题严重;腐败案件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件,损害党的执政根基。

从根本上看,“权力异化”、权力腐败与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与公权力的性质、目的也格格不入。那么,我们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什么会在党和国家内产生“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现象?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因素,也有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因素;既有“千里做官为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观念的影响因素,也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处于转型期、民主法治不健全等因素;既有传统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也有反腐倡廉的方式方法问题,如“隔墙扔砖,砸到谁谁倒霉”;既有“官本位”、“钱本位”、“上行下效”等环境因素,也有对信息化挑战的不适应因素,等等。但对我们党而言,上述因素无疑都是客观因素、外在因素。如果我们把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过多地归咎于客观因素,忽视自身因素,则不利于反腐倡廉,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清醒的认识,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打铁还需自身硬”。多年来,中央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反腐倡廉发了不少文件,制定了不少制度,采取了不少措施,为什么“四风”问题、腐败问题依然很突出?习近平认为:“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3]这里的主观与客观,对党与党员干部而言,都属于自身原因,需要通过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来解决;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干部问题,是治吏不严、治吏不力甚至治吏不当问题,最终需要通过从严治吏、造就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来解决。

二、秉公用权与执政骨干队伍建设

所谓“权力异化”,简单说,就是公权与私欲的不当结合、不当使用,“公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再进一步家族化”乃当今公权力异化脉络[1](14)。所谓权力腐败,简单说,就是公权私用、公权与私利的不当结合。从根本上看,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密切相关,权力异化是权力腐败的根源,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新时期,要建设廉洁政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防止与克服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既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反腐倡廉,也要从严治吏、加强执政骨干队伍建设,更需要党员干部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从严治吏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相结合。因此,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关键是坚持好干部标准,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位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从严治吏”,围绕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好干部、如何选好用好干部、怎样成为好干部”等选人用人的基本问题,明确回答了秉公用权、建设廉洁政治的主体性、根本性问题。

要使干部秉公用权、成为好干部,首先必须有明确的好干部标准,坚持用好干部标准来识人、选人、用人。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原则,“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方针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那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其中,习近平尤其强调信念坚定、为民服务与敢于担当。这是因为:(1)信仰问题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与精神支柱,也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根本标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5](137)当前信仰危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异化,这是“权力异化”的思想根源与精神因素。在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精神颓废,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用来装饰“门面”、“忽悠人民”,甚至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信“鬼神”;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把对理想信念的重视上升到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复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6]。这可谓一语中的。(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权姓公不姓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定律。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天职。”[7]因此,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如何,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广大人民不认同、不买账,自己说得再好也不顶用。(3)担当是领导干部的应有品格,有多大的担当才能干成多大的事。对此,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要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但步子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为什么突出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这是因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如今我国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8]目前的改革形势与任务尤其需要领导干部敢于担当,而不能退缩、更不能混日子。在明确好干部标准的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衡量党员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客观标准,那就是“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并且认为:“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与好干部标准格格不入。”[9]这为党员干部划清了底线、明确了“及格线”,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既要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也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要使干部秉公用权,必须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好干部队伍。而成为一名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秉公用权,则公道自在人心,一靠自律,二靠他律。因此,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廉洁自律等,事关党员干部能否秉公用权、权为民所用;列宁曾经指出:“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不会贪污的。”[10](588)如何才能自觉成为秉公用权的好干部呢?习近平强调:“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4]只有加强党性修养,党员干部才能战胜自我、超越自我、防微杜渐、拒腐防变、清正廉洁;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总结习近平这方面的讲话精神,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颇具新意、值得重视:(1)要公私分明、严格自律、牢固树立底线意识。习近平强调:“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7]这要求党员干部要敬畏权力、敬畏人民,牢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11]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越界、越轨。(2)要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坚决不搞特殊化、不搞特权、不搞不正之风、不搞腐败。习近平认为:“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11]从以上两方面看,从公私分明、守住底线到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直至大公无私,从低级到高级,实际上明确了党员干部有别于普通民众的四层境界。(3)要言行一致、襟怀坦白,对党和群众都要忠诚老实。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台上做的与台下做的一个样,“把说的和做的真正一致起来,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真正一致起来,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既要锐意创新,又要防止急功近利,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12]这实际上对党员干部人格、品格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自觉讲诚信,克服“伪善”、“两面人”、“多面人”现象。(4)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13]。“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要具有这样的仁爱之心、关爱之情,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关心群众疾苦、关注困难群众,廉政勤政、为人民办实事,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要使干部秉公用权,前提是选好用好、教育好、管理好干部,因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习近平相关讲话精神至少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要选好用好干部。这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14]。也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4],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推进干部工作公开、科学、民主。(2)要从严教育,教育好干部。习近平强调:“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15]干部教育要抓好思想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道德教育,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15]。(3)要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制度建设,管好干部。习近平强调:要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16]。而且强调,党的纪律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7]。这要求党员干部,必须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三、为政清廉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秉公用权,关键在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关键在加强执政骨干队伍建设;为政清廉,关键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以说,“选好用好管好干部”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建设廉洁政治这枚“政治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进一步而言,从个体角度看,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廉洁自律很重要;从党和国家整体看,制度建设更为关键;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我们不乏“内省”、“慎独”、“自律”传统,缺乏的恰恰是民主、法治与制度的完善。因此,新时期建设廉洁政治,既要靠廉洁自律、党性教育,也要靠制度规范。对此,习近平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如此,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保障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一方面,要保证为政清廉、建设廉洁政治,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对于这一点,60多年前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已经指明: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1957年也鲜明指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17](270)。新时期,习近平继承发展了党的权力监督思想,其相关讲话精神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把权力监督的重要性提到新高度,强调领导干部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7]。而且,告诫党员干部与各级党组织,要辩证地看待监督,强调“各级党组织必须明白,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是对干部的爱护。放弃了这方面责任,就是对党和人民、对干部的极大不负责任”[7]。(2)强化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问题,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7](3)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既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也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必追究。(4)把加强监督与反对特权统一起来。习近平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加强监督党内无例外,“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7]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那么,谁是他的兴趣所在?威特金直言不讳地列举:各种怪胎、智力低下者、侏儒与巨人、畸形人、尚未手术的变性人;以及所有生下来就没有胳膊、大腿、眼睛、乳房、生殖器或是耳朵、鼻子、嘴唇等的人;以及所有那些施虐者与受虐者……

另一方面,要保证为政清廉、建设廉洁政治,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的严峻形势,站在“反腐败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高度,极度重视反腐倡廉,强调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并以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事实警示全党:“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6]号召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下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在整治“四风”、反腐倡廉的实践中,新一届领导集体奉行对腐败“零容忍”,致力于破解“破窗效应”;坚持标本兼治,既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又高度重视体制机制建设,致力于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可以说,目前基本形成了如下反腐倡廉新思路:以对腐败“零容忍”为灵魂,以真抓实干为显著特点,以“深化体制与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强化制约、强化监督、强化公开、强化责任追究”为基本内容。具体说来,习近平关于反腐倡廉的讲话精神,除了强化权力监督、加强廉政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外,至少还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1)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注重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协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保证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3)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4)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公开中接受监督、在监督下正确行使。(5)强化重点领域的改革,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6)强化法治反腐,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倡廉,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与党内法规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与执行力,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7)强化责任追究,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不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8)强化学习借鉴。既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对腐败的“零容忍”、“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说法与做法,实际上就是学习借鉴的结果。可以说,以上思想内容,涉及新时期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纪律检查体制、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权力公开、反腐重点、反腐方式、责任追究、学习借鉴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许多内容令人耳目一新。

四、结语:从严治吏、建设廉洁政治的决心与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强调党性修养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已经成为邓小平党建理论的显著特点;那么,为什么权力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程度越来越高?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耐人寻味。从根本上看,从严治吏、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一靠政治领袖的决心与真抓实干,二靠自上而下的廉洁自律,三靠科学的制度与机制,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一定历史时期或特殊时期,政治领袖的决心与真抓实干比干部廉洁自律还重要、还管用,自上而下的廉洁自律比有关的制度机制还管用、还重要。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奉行对腐败的“零容忍”,坚定不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而且真抓实干、以身作则,从政治局做起、以上带下;坚持有案必查、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有贪必肃、有腐必反、有腐必惩、严惩不贷,关键是说到做到。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我国反腐倡廉取得了举世瞩目、民众公认的显著成效,党的形象、党群关系得到初步改善。就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的动力看,当前无疑是来自形势所逼、民众期盼、自上而下的共同推动,甚至可以说是领袖意志与民众意愿的“合力”推动。但是,这种意志性的“合力”推动能够维持多久,是否会随“领导人意志的转移而转移”,如何才能保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这是从严治吏、建设廉洁政治值得深思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看,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才是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的持久动力。也许,只有实现“权力授受关系”的制度化、选人用人的民主化科学化,才能彻底实现“对上负责、对下负责”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公权力异化脉络[J].人民论坛,2014,(4).

[3]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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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23.

[8]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N].人民日报,2014-02-09.

[9]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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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N].人民日报,2014-01-16.

[12]习近平主持召开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07-09.

[13]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31.

[14]要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习近平在甘肃调研[N].新华日报,2013-02-06.

[15]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04-21.

[16]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创新驱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11-06.

[1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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