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华华,翟中杰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陕西西安 710072)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经济复兴是基础,文化复兴是归宿,经济复兴需向文化复兴升华。“中国梦”作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战略思想,自然包含着文化复兴这一本质要求。探讨“中国梦”的文化特征、文化功能及其实现,就是要挖掘“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发现“中国梦”的文化属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中国梦”的文化特征

“中国梦”的文化特征表现在多个层面,如有学者概述了中国梦的“未来性、目标性、丰富性、民族性、人民性”[1]等八大特征,其中多数可以划归到文化特征的范畴,但这只是从普遍意义上进行的阐释。如果沿着从普遍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向更深层次进发,“中国梦”表现出强烈的精神象征性、实践主题性和文化自觉性三大特征。

(一)精神象征性

“中国梦”作为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而且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结晶,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它以5 000年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为力量支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神内核,以西方资本主义优秀文化为重要借鉴,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根本使命。由于中国梦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它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层次的文化形式,而是抽象为一种全民认同的文化符号,进而具有了象征意义。具体而言,这种象征性可以划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层次。从对内层次来讲,“中国梦”对于全体中国人民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指“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及每一个中国人从古至今追求美好理想的代名词,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文化精髓传承至今并走向未来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髓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象征。即当我们谈到“中国梦”的时候,自然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民族精神、创新精神等文化内容联系起来。从对外层次来讲,由于“中国梦”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它所包含的具体内涵,同时隐藏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梦”已经像唐人街、孔子等文化符号一样,成为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魅力的重要象征,从而为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和中国文化的输出奠定坚实基础。

(二)实践主题性

“中国梦”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既非纯粹理论式的理想建构,更不是黄粱一梦式的虚假幻象,而是对当代中国发展主题的准确把握,是具有深厚实践根基的目标指向。具体而言,“中国梦”的实践主题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梦”的提出和实现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抗争与奋斗的实践成果为依托。实现“中国梦”所走的中国道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开辟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由此可见,前人的实践成果奠定了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基础,为“中国梦”的实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其次,“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一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及现实境况,因此,“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不是自发的和盲目的实践,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符合绝大多数人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实践。再次,“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明确的实践任务和具体的实践指标。“中国梦”内含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即202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即本世纪中叶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实践任务是明确的,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实际行动又好又快地完成这一任务。

(三)文化自觉性

当代中国为什么需要有自己的先进文化?我们的先进文化到底应当包括哪些部分?这是实现文化复兴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中华民族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2]。换言之,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事实上,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其本身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性,而正是这一特性的存在,促使我们在追梦、筑梦的过程中逐渐认清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义所在,并进一步明晰其科学构成。从总体上讲,中国梦的文化自觉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梦基于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而提出。就目前来讲,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的局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髓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元”,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其主导地位正在受到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前主导文化的先进性有余而感召力不足。中国梦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清醒认识,通过“梦”的号召,着力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另一方面,中国梦是对未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积极开创。在对自身所处文化环境和发展困境做出自我反省和明确认识的基出上,中国文化开始自我调整和自我创新,中国梦就是中国文化自我创新的产物。在表达方式上试图摆脱过去过于理论化、教条化的缺陷,更加趋于人性化；在内容设置上试图改变过去包罗万象却相对空洞的不足,转而更加强调内容的针对性和具体化。

二、“中国梦”的文化功能

中国梦作为一种具有浓厚文化意蕴的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功能。从二者的关系来看,文化特征是文化功能形成的基础,而正是由于文化功能的存在,使“中国梦”能够在自我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体而言,其文化功能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价值导向功能

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本质与精髓,中华民族能否实现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中国梦”作为当代主流文化发展的结晶,自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其精神内核,因此,“中国梦”的传播和践行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塑造与引导。首先,中国梦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一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中国梦”的提出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其次,“中国梦”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所在,其内涵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习近平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由此可见,“中国梦”在一定意义上就等同于民族复兴之梦,就等同于共同理想,“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就是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过程。再次,“中国梦”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传播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最后,“中国梦”的实现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国梦既是物质梦、富强梦,也是文化梦、道德梦,中国梦的实现要求人民群众提升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继承和发展“中国精神”。而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体现,可以“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

(二)话语建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方式受到新的挑战。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传统单调、刻板、过分严肃的话语表达方式与当前开放、多元、以人为本的时代特征格格不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和吸引力。因此“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3]。应当说,“中国梦”及其相关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课题的有力回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新起点,“打通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中国话语与外国话语之间的隐性阻隔,大大丰富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库”[4],使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易于被人民群众所接受。一方面,“中国梦”开始建构一个面向大众的话语体系。从其内容构成来讲,“中国梦”所构建的话语主要指向人民群众,探讨人民群众的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从表达方式来讲,“中国梦”所构建的话语具有强烈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以“梦”的方式向全体公众表达国家的战略思想,传递国家战略目标,能够很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使国家梦、民族梦迅速变成每一个中国人所追求的“梦”。另一方面,“中国梦”开始建构一个面向世界的话语体系。事实上,“中国梦”及相关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内在的意识形态特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外国政府及公众对“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偏见,从而使中国梦及其主要思想能够更加顺利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此同时,“中国梦”继美国梦之后提出,虽然内容不同,但在表达形式上相一致,而由于美国梦的示范效应,世界各国人民对“某国梦”这种表达形式已经相对熟悉,使得中国梦可以借助这一表达形式更好地被世界各国人民所理解。

(三)思想凝聚功能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由此可见,“中国梦”具有强大的思想凝聚功能,而这种凝聚功能可以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加快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具体而言,“中国梦”的思想凝聚功能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中国梦”是现实梦,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产生巨大凝聚效应。中国梦的实现不是没有根据的空想,而是建立在现实的社会发展境况之上的。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8%,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正确性,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效应,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对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充满信心。其二,“中国梦”是科学梦,“两个一百年”的科学规划统一民众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是对“中国梦”实现目标的科学规划,使“梦”的实现过程有了科学的“路线图”,进一步产生了强大的目标激励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向着“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靠拢,将自己的人生道路汇聚到“路线图”的指引之下,从而使全国人民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其三,“中国梦”是人本梦,对人民幸福的根本追求促进思想向心力的持续积累。“中国梦”不仅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且更加追求人民幸福。换句话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实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体现了“中国梦”对人的充分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事实上,“中国梦”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充满人性化的词汇,而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以人为本,是对每个人的心灵震撼和感召,促使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向往,从而大大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认同,大大激发其奋斗热情和创新激情。

(四)文化传承功能

“中国梦”具有文化传承功能,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它能够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弘扬当代主流文化的同时,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进程。一方面,“中国梦”是“古往今来”的,其文化传承功能首先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广泛吸收与大胆扬弃上。文化传承不是原封不动地承袭传统,而是有所选择地扬弃传统,“中国梦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5],从其内容构成来说,事实上继承了传统文化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取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理念,“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实践意识,“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生态伦理等文化精髓,剔除了根植于封建社会的专制迷信、三纲五常等文化糟粕,“在传统文化基础上鼎新革故”[6],使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中国梦”是“从今往后”的,其文化传承功能还体现在对当代主流文化的持续建构和开拓创新上。文化传承的过程既着眼于过去,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着眼于现实和未来,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具体而言,“中国梦”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所提出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结晶,同时,作为一种战略目标和伟大理想,它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新起点,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出更加具体化、更有说服力的路径选择,即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用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事实说话,赋予先进文化以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建构更加人性化、更有感染力的内容体系和话语体系,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符合时代特征,更加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

三、“中国梦”文化功能的实现

如上文所述,“中国梦”展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功能,对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不是自发形成的,不仅需要明确的目标定位,而且需要恰当的路径选择,同时,还必须开展全面的机制创新。

(一)明确目标定位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7]由此可见,要充分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功能,首要的任务便是发挥理论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其进行科学的目标定位。首先,坚持“高低”搭配的目标定位。即要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功能,既要树立高层次目标,也要明确低层次目标。这是由“中国梦”承载主体的多元性所决定的,“中国梦”是集体梦也是个体梦,是农民梦、工人梦也是学生梦、党员梦,其中每一个群体或个体的经济条件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其思维方式与思想境界也各有差异。而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是一个最大公约数”,“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由此可见,“中国梦”就是要容纳各类主体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因此,与之相匹配的目标定位也决不能一味地追求高标准和严要求,而应当进行“高低”搭配,使目标应事应人而异,以最大程度发挥其文化功能。其次,坚持“质量”统一的目标定位,即定性目标与定量目标相统一。这是由“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所决定的,即“中国梦”不仅是定性层面的“民族复兴”,而且是定量层面“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是对“中国梦”做出的整体性规定,制约着“中国梦”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其文化功能的实现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定,在设定目标时坚持“质量”统一,对每一种文化功能的实现要求和指标进行具体规划。再次,坚持“动静”结合的目标定位。“中国梦”文化功能的实现 不是“一锤定音”和“立竿见影”的,而是一个渐进式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在目标定位时,不能仅仅局限于“静态”目标,即终点性目标的制定,还要注重“动态”目标,即过程性目标的制定。事实上,“中国梦”本身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由此可见,要制定体现过程性的阶段性目标,将“中国梦”文化功能的实现过程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大阶段,从而降低目标的实现难度,提高目标的可行性。

(二)选择实现路径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同样,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功能,也必须选择一条或多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路径。首先,以国民教育推动“中国梦”文化功能的实现。青少年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而接受国民教育是全体青少年的必经之路,将“中国梦”的文化意蕴融入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恰能抓住青少年群体这一中坚力量,更好地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功能。具体而言,可以将“中国梦”融入到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等教育活动中,增强青少年对“中国梦”的理解与认同,切实将“中国梦”的文化内涵渗透到青少年群体当中,从而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导向、文化传承等文化功能。其次,通过党的建设推动“中国梦”文化功能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中国梦”的奋斗史。因此,“中国梦”文化功能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应着力将“中国梦”的文化内涵融入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党建过程之中,一方面,使“中国梦”的价值引导、精神凝聚等文化功能首先作用于党员和党组织自身,另一方面,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积极带动作用,使“中国梦”的文化功能作用于更多个体和群体。再次,利用文化事业与产业推动“中国梦”文化功能的实现。切实将“中国梦”的文化内涵融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例如,通过普及社区图书馆,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免费阅读与“中国梦”相关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通过制作更多更好的以“中国梦”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梦”的关注和向往,运用文化本身的力量促进“中国梦”更好地凝聚思想,更好地进行话语建构和文化传承。

(三)推动机制创新

如果将“中国梦”文化功能实现的过程比作一列行进中的火车,目标定位就是确立前进的方向和终点,路径选择就是铺设前进的轨道,而机制创新则是为火车加装内在的动力设备,使火车运行的速度更快、运行的距离更长。具体而言,机制创新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构建物质利益连结机制。“中国梦”的实现或者说“中国梦”文化功能的实现都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全体中国人民长期地艰苦奋斗,而马克思早已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因此,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功能,首先应当建立完善的物质利益链接机制,通过相应的政策出台和制度构建,将“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结起来,同时结合广泛的宣传教育,使其认识到“中国梦”是实实在在的,是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而这种认识的转变也就事实上推动了“中国梦”的价值引导、思想凝聚等文化功能的实现。其二,强化社会舆论引导机制。舆论是实现“中国梦”文化功能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检验“中国梦”实现程度的试金石。因此,必须加强舆论引导机制建设,通过加强舆论引导队伍建设、舆论分析平台建设、快速反应预案建设,保证社会舆论对“中国梦”的全面正确的反映,维护“中国梦”的正面形象,最终使正确舆论的形成从依赖外部引导转为依赖自我生成,从“输血”转为“造血”。其三,完善文化氛围塑造机制。文化氛围是指笼罩在某一群体所处的整体环境中,体现这一群体所推崇的特定传统、习惯及行为方式的精神格调。与制度、规则等“硬性”力量不同,文化氛围更多依靠“柔性”力量发挥作用,但却具有“硬性”力量无法比拟的渗透力和感染力,在无形中推动本群体成员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由此可见,如能将“中国梦”置于良好的文化氛围当中,其文化功能的实现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必须加快建立文化氛围塑造机制,一方面,立足各个学校、企业、社区等基层单位,塑造校园文化氛围、企业文化氛围、社区文化氛围等文化“小氛围”；另一方面,立足整个社会,通过优化文化环境、整合文化资源等多元化手段塑造文化“大氛围”。

参考文献：

[1]徐治彬.“中国梦”的八个基本特征[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6)：19-20.

[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3]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6-03.

[4]黄相怀.“中国梦”与党的理论创新[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6)：21.

[5]高文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N].人民日报：理论版,2013-07-22.

[6]向怀林.文化强国背景下高校文化建设的战略转向[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5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