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娣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205）

非语言交际对利玛窦在华传教的影响

王佳娣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205）

明末清初时期，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是其在华传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非语言因素在其成功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利玛窦利用服饰的变化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借用西洋器物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广结权贵，施展个人魅力笼络人心。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紧密互动为其在中国传教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新的格局。

利玛窦；非语言交际；易服；西洋器物；著书立说

利玛窦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人际交往是其在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语言因素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利玛窦自身的勤奋与卓越的语言天赋很快为其在中国人中赢得了好感，但这种好感并没有带来传教的新局面。对于一位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来说，打开在华传教的新局面既重要又艰难。利玛窦以其智慧和胆识、学识和耐力终于在这个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开创了一条生存之道。其中，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一起成就了利玛窦在华传教事业的成功。学术界对于利玛窦在华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在华的“两次易服”上，然而，其非语言交际的手段远不止如此。本文试图从利玛窦在华传教的生活轨迹中寻找其非语言交际的线索，并探讨这些手段对其在华传教产生的影响。

一、非语言交际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是人们交际的工具并不仅仅是语言。人类交际有两种基本形式：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1]社会交际是由语言和非语言两种手段共同协作完成的。

一个人（或多个人）不利用言语形式或只利用副语言形式所表达的信息被另一个人（或多个人）接收的交际行为，就是非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交际行为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并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语言交际所不能比拟的功能。雷蒙德·罗斯（R.S. Ross）的研究表明，在交际中通过语言交际所传递的信息仅占35%，而通过非语言交际所传递的信息高达65%。[2]非语言交际是对语言交际的自然连接和重要补充。

伦道尔·哈里逊（Randoll Harrison）认为：“‘非语言交际’这一说法被运用于广泛的社会现象：从动物的地盘占据到外交官的礼节……”[3]非语言交际能直观、有效、准确地用非语言的代码，让交际行为者和接收者明白彼此所要传递的信息，判断彼此真实的意图。非语言符号一般体现为外貌与衣着、表情与眼神、姿态动作、触摸行为、空间与距离等具体方式。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十分注重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充分利用交际中的非语言符号以实现与中国士大夫的成功交际。传教士的非语言交际既与其在华传教的目的紧密相关，又对传教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利玛窦在华主要交际活动

利玛窦不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大陆的欧洲耶稣会的传教士，却是第一批入华耶稣会士中间最具历史影响的杰出人物。从1582年8月初抵澳门，到1610年5月病逝于北京，利玛窦先后居住过广东肇庆、广东韶关、江西南昌、明旧都南京、明都北京，其足迹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直达帝国的核心。在中国明朝活动的近28年的时间里，利玛窦先后创建过耶稣会住院四所，受洗的中国基督徒两千多名，结交的帝国士绅显遗达数百人，公开发表的中文著译作品至少19种。[4]

事实上，利玛窦在华的传教事业是伴随着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人际交往开始和发展的。凭借出色的语言天赋、超常的记忆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利玛窦与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交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无疑，在这场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语言因素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利玛窦在来华之前就已学习了中文，来华后不久便能用中文自由地与人交谈，无需翻译的帮助，令中国人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招收学徒、开设讲堂、出版中文著译作品，宣扬天主教义，传播西方科技、思想和文化，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高潮。

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利玛窦身上显现出来的非语言符号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剃发称僧到方冠儒袍、从西洋器物到传教工具、从著书立说到结交达贵、从个人信仰到道德模范，这些非语言交际使利玛窦的形象更加丰满、立场更加明确、影响更加深远。

三、利玛窦在华传教中的非语言因素

（一）两次易服

服饰在中国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中起到特定的符号作用。在中国古代，服饰是区别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各个朝代对于不同阶层的服饰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区分。

利玛窦初来华时，将服饰作为宗教符号，以此来表明他们的宗教身份。他与同时入华的罗明坚一样，认为佛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宗教，他们来华的目的也是传教，为了赢得中国人的认同，表明他们传教的身份，他们脱下了天主教的服饰，剃光了头发，穿上了僧袍，并自称“西僧”或“天竺僧”。再者，利玛窦等人都不婚不娶，严守清规戒律，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是把他们当作僧人来看待的，有人甚至称他们为“番僧”。所以，每到一处，他们便被安排到寺庙里居住，但当地人的这种做法往往让他们非常反感。

摈弃佛教、利用儒学帮助天主教传播的方法是随着利玛窦获得的经验而日益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关键事件是利玛窦于1592年2月对南雄的拜访。他向阿夸维瓦描述了自己对王知县的拜访，宏大的礼仪，隆重的仪式和排场，宴会和荣誉，利玛窦再次叙述了他是如何不用步行而是坐轿子，被人用肩抬着，“就像他们的重要人物，那些我们在这个地方依赖其权力的人，因为如果不依赖他们的权力，我们在这些异教徒中的工作将不会有任何成就。外国人和神职人员的名称在中国是如此卑鄙，以至于我们需要依靠这个关系和其他类似的方式来显示我们不是跟他们的神职人员一样卑鄙的人。”[5]利玛窦还回忆起自己在南雄是与瞿汝夔在一起的。瞿汝夔是利玛窦在广东肇庆时招收的一个中国学生。瞿本是官家子弟，对士大夫阶层的一套礼仪很熟悉。正是他建议利玛窦放弃和尚的身份，因为和尚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很低下。于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便开始着儒冠儒服。利玛窦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的职业是关于知识的，我们是教授关于神和其他事情的律法的人。由于我们刚到肇庆时不会说汉语，也不懂中国的风俗，我们愚蠢地穿成了和尚的样子，其实我们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宣讲不同的教义。”[5]利玛窦似乎并不完美的解释被中国人坦然地接受了，自此，他开始了从外在符号上表现其“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

从进入江西到去世于北京，利玛窦都以儒冠儒服作为他日常的服装；同时，也在着装方面为明清间约200年间的西方传教士树立了一个榜样。在他之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也往往采取同样的装束。这种对包含丰富文化和社会内涵的中国服饰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之间的距离；同时，这也说明了服饰这一非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二）西洋器物

西洋器物对利玛窦不同的时期的在华传教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利玛窦展出和赠与华人的礼物中，主要包括西方带来的棱镜、钟表、玻璃、地球仪、西文书籍、圣母画像，以及利玛窦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和制作的日晷等器物。

利玛窦等一行人最初来到广东肇庆，并得以在此定居，得益于与知府王泮的交往。其中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器物，尤其是圣母圣子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利玛窦的记载，在他们的临进住所，罗明坚和利玛窦设置了圣坛来进行弥撒仪式，挂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这是罗马圣母大教堂中玛利亚画像的复制品，还放置了一面威尼斯水晶棱镜、西方书籍和其他新奇的物品。每天都有大批人盯着这些新奇的物品看。王泮被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和棱镜深深吸引，他甚至把它们搬回家让家眷看。显然，他把圣母和圣子像理解成了佛教中的送子观音图。然而他却拒绝接受耶稣会士们赠送的礼物，表现得像一位正直廉洁的官员。

利玛窦制作的第一幅世界地图是在肇庆定居后不久。当时在他们的住所的墙上悬挂了一幅亚伯拉罕·奥特琉斯的世界地图。这幅世界地图是展示欧洲先进制图学的绝佳样本，它总是引起来访的中国人强烈的反应，要么是震撼和不相信，要么是惊讶和钦佩。王泮建议为这幅世界地图出版中文版。利玛窦把所有的拉丁文注解翻译成了中文，并解释各个地理区域的风俗和历史，利用这个机会介绍天主教的欧洲，并巧妙地把中国放在新地图的中心位置。王泮出资负责了这次印刷，并把印刷后的成品分给他的朋友、熟人和同事。后来，此地图几经修改，最后命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对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西南昌是利玛窦传教事业得以发展的重要之地。初到南昌之后，利玛窦便亲自拜访了当地名医黄继楼。黄既被西方事物、利玛窦赠送的礼物和他的话语所吸引，又为这个外国人对中国著作的了解而着迷。身为南昌权贵的医生，黄医生为利玛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关系网。之后，利用西洋礼物，利玛窦敲开了与中国权贵交往的大门。他为广西巡府陆万垓赠送了一面威尼斯棱镜，并为他制作了一个日晷。利玛窦甚至与明朝的皇室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利玛窦向当时居住在南昌的建安王赠送了既贵重又新奇的礼物：一个用黑色大理石雕刻出的日晷，上面标明了中国日历中的二十四个节气以及日出和日落的时刻，一个地球仪，一张世界地图，图画和玻璃，两本用日本纸张印刷的书，一本名为《世界描绘》，另一本是利玛窦的第一本汉语著作《交友论》。[6]由于这个亲王显示了“对来世的向往”，他的受洗“将代表一个伟大的开端，很多人将跟随他这个榜样的步代，这样我们神圣的信仰将在中国迅速发展”。[5]

在中国生活了18年后，利玛窦终于有机会于1601年来到了北京，见到了中国的万历皇帝。他们带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包括：

三幅画，一幅当时代的画着耶稣基督的小画，一幅画着圣母玛丽亚与孩童时期的耶稣和圣约翰，还有一幅圣母的老肖像画，这是从罗马的马杰奥尔圣母堂的贝佳斯礼拜堂复制来的。

一本内页中有金色线条的祈祷书。

一个用珍珠、圣物和不同颜色的玻璃装饰着的十字架。

一份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地球大观》的复印本。

一个大的装饰着龙的铁制机械钟和一个巴掌大的小钟，这个小钟由闪闪发光的金属制成，上面有雕刻。

两个棱镜。

八面镜子和玻璃花瓶。

一架翼琴。

一个犀牛角。

两个沙钟表。

欧洲的皮带、面料和硬币。[6]

万历皇帝对这些西洋器物非常感兴趣，并请利玛窦等指导宫里的太监对他们进行维护。这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这个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城市传教以至为宫庭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著书立说

在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过程中，用中文著书立说的形式无疑是利玛窦较为成功的策略之一。我们暂且抛开利玛窦的文字和话语所传递的内容和信息，单就这种形式而言，是易于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所接受的。中国古代的儒生彼此间爱以诗文相赠，一方面以增进友谊，另一方面以显示高雅。随着对中国社会了解的深入，利玛窦深知学术是通往荣誉、尊贵和权力的道路，依靠更高的学识和礼仪、演讲以及象征独特身份的服装，塑造出高于普通群众的文化精英层。

利玛定居肇庆后不久便应知府王泮的要求，复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并将其拉丁文注解翻译成了汉语，并解释各个地理区域的风俗和历史。王泮把印刷后的地图分发给他的朋友、熟人和同事，从此西学在华的影响力逐步扩大。

利玛窦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是《交友论》，是在南昌应皇室亲王建安王的要求辑译的西方格言集。那时利玛窦已相当熟悉中国的传统经传，既知宾礼意味着主客相对平等，也知朋友乃传统的五伦之一。他当然要充分利用建安王提供的这次机会，宣传西方固有的“友道”。这本著作至少被印刷了五次，在利玛窦的朋友圈中传播，有多位知名学者和官员都为此书做了序。在朱维铮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收录了冯应京的《刻交友论序》、瞿汝夔的《大西域利公友论序》、陈继儒的《友论小叙》、朱廷策的《友论题词》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难家显存目提要》。[4]由此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

利玛窦在京的十年间，是其著书立说的高潮时期，其绝大部分中文著译均出自此。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把不少西方科学著作翻译成了中文，李之藻也从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帮助了利玛窦，他为耶稣会士的新版和再版的作品作序。在明朝的文学界，作品的名声和发行量随着序跋作者的名声而增加。在利玛窦“以书传道”的过程中，他屡次从自己与北京官员们的亲密关系中受益。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唯一一部关于天主教教义的中文著作，其成书前后经历了十余年。《天主实义》全书分为八章，以一个西方人和一个中国学者对话的形式写成。这是当时文艺复兴的欧洲和明代中国都很喜欢的一种写作形式。书中的对话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当时学术讨论会和学者聚会上的谈话。对利玛窦来说，这些对话文本是他与中国文人之间无数次谈话的有次序的摘要。正是《天主实义》的出版，使中国人对天主教的认识更加深刻，并将其与佛教等其他宗教区分开来，并奠定了利玛窦儒学与天主教相融合的传教策略的理论基础。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数学史或科学史上的意义，已有无数论著予以讨论。从明末到清初，几何学已成数学家热衷研究的类学，无论采用的基本概念或专门术语，还是构造的演绎系统或解题方法，都把利、徐合译本当作原创的出发点和基础。此书更是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关注。康熙帝初亲政，从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学数学，教材就是南怀仁用满文转译的《几何原本》。

由此，利玛窦的中文著作提高了他的名声，因此也提高了西学或者天学的名声。

（四）个人修养

最初来华传教士的个人智慧与语言天分为他们传教提供了便利条件。为顺利在华传教，罗明坚与利玛窦两位先驱均努力地学习过汉语。利玛窦凭借其良好的中文水平，更是对中国古代典籍有着深入的研究，从而确立他“合儒补儒”的传教手段。当时的西班牙耶稣会士桑切斯在提到利玛窦时这样写道：“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但在各方面与中国人极为相似。他有聪明的才智，有中国人极为注重的性灵、温顺与文雅，尤其有广博的见识和极佳的记忆力，他就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位优秀的神学家和天文学家，利玛窦令他们（中国人）非常敬重。”[6]

利玛窦的个人魅力随着传教事业在南昌的顺利发展而不断传播。人们为他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到佩服。他通过复述事先按照杂乱顺序展示给他的汉字而让其中国拜访者印象深刻。南昌的文人也对这个外国人整段背诵儒学经典的能力感到佩服，为利玛窦可以倒着背诵任何提出的段落的壮举所震撼。在利玛窦写回国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我已经与章潢争论过好几次了，结果他对于我能够用他们的经典中的理论和论证进行辩论的事实感到惊叹。”[5]

学者章潢在其重要著作的汇编集《图书编》中摘录了利玛窦的作品，并写道：“近接瞿太素，谓曾游广南，见一僧，自称胡洛巴人，最精历数，行大海中，惟观其日轨，不特知时、知方，且知距东西南北远近几何。”[7]让章潢更为惊讶的是这个了不起的天文学家还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有一次利玛窦向章潢抱怨拜访的人太多，以至于自己没有时间用来学习和修身养性。这个著名的儒家学者建议这个耶稣会士在自己不想被打扰时让仆人宣称主子不在家。利玛窦回答说这是撒谎，章潢反对说这不算撒谎。但是利玛窦说，作为一个致力于为上帝服务的人，他必须总是说实话，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些自我宣传的话语在章潢的圈子里迅速传开，利玛窦从此被尊为一个从来不撒谎的人。

结语

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紧密互动为其在中国传教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新的格局。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利玛窦身上展现出的非语言符号有着重要的意义。利玛窦在有意或无意间展现出来的个人修养和智慧，西方器物的奇巧精致，西方哲学的缜密逻辑，西方科技的先进优越等不仅仅是交际的需要，更是其在华传教的必要手段。

[1] 周文德，曹志希，潘衡跃. 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非语言交际方式[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25-128.

[2] Samovar I, et al.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L.A.: Wadsworth, 1981.

[3] Randall Harrison. Beyond Words: An Introduction to Nonverbal Communication[M]. N.J.: Prentice-Hall, 1974.

[4] 朱维铮主编.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5] 利玛窦[意]. 利玛窦书信集[M]. 罗渔译. 台湾：光启出版社与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6] 夏伯嘉[美]. 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 黄一农.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Inf l uence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on Mathieu Ricci’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WANG Jia-di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Huna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thieu Ricci and Chinese scholaroff i cials w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Mathieu Ricci’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in which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change of dress styles, Ricci tried to show his identify and standpoint. With the exhibition and donation of delicate tools and instruments from the west, Ricci aimed to spread advanced western scientif i c civilization. Through writing books and publishing views in Chinese, Ricci got acquainted with many higher Chinese off i cials. His personal charm brought him thousands of adorers.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Mathieu Ricci and Chinese scholar-off i cials founded solid foundation and created possibilities for Mathieu Ricci’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Mathieu Ricci;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hange of dress styles; tools and instruments from the west; write books and publish views

B82-055

A

1673-9272(2014)02-0089-04

2014-02-04

2013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项目：“利玛窦西学汉译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编号：13YBA388）；湖南第一师范学院2012年立项课题：“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编号：XYS12S03）。

王佳娣（1982-），女，吉林扶余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研究。

[本文编校：李浩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