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先法

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包括文学形象和影视形象，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毛泽东的文学形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最早体现为柳亚子诗词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夫才、思想深邃、性格随和的共产党员领袖的形象”。从20世纪50年代起，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回忆录中以散文的笔法表现了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形象。20世纪80年代后的“领袖文学”表现了毛泽东“集凡人的思想感情、优秀品质与天才的素质风范于一身的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形象。真正从艺术上成功塑造毛泽东形象的当属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毛泽东的影视形象。毛泽东的影视形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现了从“神”向“人”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转向了“形神兼备”的平稳发展阶段。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之所以发生不断变化，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

一、历史形象的产生及其认知

历史人物、历史实践是创造艺术形象的基础。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创造了丰功伟绩，这是我们进行勾画毛泽东艺术形象的客观基础。艺术形象的使命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典型人物的历史形象进行时代化的再现。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就是要求通过具体环境的描写，充分体现具有一定时代社会关系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向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

毛泽东集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等多方面气质于一体，其历史形象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但是，毛泽东首先是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不能把毛泽东首先描述为凡人，虽然他具有凡人的生活细节。正像他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以“风流人物”进行自我概括，虽然他评价自己一半是虎气，一半是猴气。因此，塑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必须立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细节进行大胆想象，形成符合逻辑的艺术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工作者对毛泽东艺术形象的塑造，无论是“人化”的努力，还是“形神兼备”的要求，都力图以领袖人物的非凡气质为基础展现其人性化一面，使毛泽东兼具伟人的大智大勇与凡人人的情感心理的双重形象。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大决战》、《建国大业》等都是如此。但是，也有些表演出现了单纯模仿领袖动作，腔调、声音的形式化的做法，甚至出现了“成就了一个伟人，失落了一个伟人”的现象，出现了“严肃正确+拍肩膀哄孩子=领袖人物的人性”、“原则性+发脾气=领袖的个性”的公式，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使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庸俗化和虚无化。

二、社会生活的需要及其认知

毛泽东的艺术形象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更是对当代中国问题的一种思考和探索。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之所以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性再创造，根本在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现实生活和现实实践，不仅是我们塑造艺术形象的动力，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平台，也为我们进行艺术创造规定了发展方向，限制了艺术创造的范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中国革命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国革命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前进。从建国前的党外人士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回忆录，毛泽东一直作为伟大领袖的艺术形象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念，不愿意对领袖人物进行歌功颂德，这就限制了文艺作品对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的创作。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艺工作者把描写和表现工农群众的艺术形象作为文艺创作的重点。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以人名作地名”等6项禁止性规定。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也作出少宣传个人的规定。这些规定，都限制了对领袖人物的艺术创作。毛泽东去世后，对毛泽东的艺术形象进行创作的规定自然解除，文艺界开始了对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创作的过程。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动解放思想运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为文艺界塑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奠定了基础。从1988年1月1日起，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摄制提供资助资金，直接推动了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诞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对毛泽东的艺术形象的加工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比如，1989年《开国大典》和2009年《建国大业》相比，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就有一定的差异。相对于1989年的改革开放初创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2009年的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得到了巨大提高，这种实力的变化制约着毛泽东艺术形象的展现。从《开国大典》中毛泽东的担忧和焦虑，到《建国大业》中毛泽东郑重地说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似乎都是在表现领袖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其实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向国民之“人”与文化认同之“中国”的整合向度。

三、艺术理论的发展和表现手段的变化

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能单纯地拘泥于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必须与艺术现实的把握相结合。艺术地把握世界，不同于实践地和理性地把握世界。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创作上，毛泽东一直作为政治符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在文艺标准与政治标准的关系上达成了共识，承认了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但是，毛泽东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一直被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影视评论界与学术界大多也是从国产主旋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经典这类视角关注毛泽东的银幕形象和艺术形象，使“毛泽东艺术形象”的创作和研究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与高度。

在当代中国，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但对于典型人物的“丰富性或复杂性”、“特殊性或明确性”和“坚定性或决断性”的典型性格，又不得不借助其他艺术表现方法。这就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历史书写”和“以浪漫主义为辅的创作手法”的创作方式。对毛泽东艺术形象的塑造一般采取高视点、大视野的宏观角度叙事，从伦理、情感等大众化的角度塑造人物，把再现历史史实的手法与寓意、象征、抒情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相结合，等等。如《开天辟地》运用大写意手法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形象，《大决战》用雄浑、壮烈的大手笔谱写了一曲激动人心的英雄交响曲，《长征》用《十送红军》的抒情歌声与红军肉搏战的惨烈景象相互交错。

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总体上经历了从形似到神似，再到形神兼备的转变过程。但是，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多数是为了展示丰功伟绩，整体上缺少一种充溢着历史深度和人文之光的理性把握。在创作方法上，影片大都以大事件带动人物塑造，但是，“正确领导——斗争——胜利”的叙事模式淡化了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毛泽东的性格塑造上，忽视动态的演进过程，单纯进行静态建构，使观众不能看到一个运筹帷幄的领袖是如何产生发展的，看不到“历史创造人生，人生创造历史”的互动过程。因此，塑造毛泽东完美的艺术形象必须善于运用毛泽东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运用多种手段塑造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毛泽东艺术形象。

注释:

［1］张治中:毛泽东银幕形象塑造得失谈，电影评介，1993(12)。

［2］杨伟光: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繁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国电视，2001(4)。

［3］［德］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朱光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