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新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文学”中，表现革命历史与革命斗争题材的所谓“红色经典”构成时代文学的主流。洪子诚先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仅就长篇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提到了十六部，并指出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文学史命名的深意所在。这些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一方面，能够使用文字的‘亲历者’自然极愿意回顾这段光荣的‘历史’；另一方面，这一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还是对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的参与。”概而言之，“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立足上述的文学语境与价值基础，这里以极具代表性的《红旗谱》为例，分别从权力规训、文化研究、文本自身三重向度探讨“红色经典”的建构机制、解构形态与重构思路。

一、经典建构与权力规训的关系

在通常理解的“红色经典”系列中，《红旗谱》是具有标志性的作品。这部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自发斗争走向自觉革命历程的长篇小说，出版后迅速为评论界认可。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甚至将之称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作者梁斌曾坦言：“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实际上，紧随其后的主流批评家与文学史构建也主要是沿着作者的这一思路来理解作品。而且，这一主题的达成，又是通过对于其中的农民英雄形象朱老忠的塑造和分析来实现的。“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是小说《红旗谱》的突出成就，也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收获。”“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创造，切合了当代有关‘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朱老巩代表的第一代走的是自发反抗的旧式农民的道路，因而必遭失败；朱老忠代表的第二代农民从个人反抗走向自觉革命、从家族怨恨走向阶级斗争，中国农民进行着艰难的历史转换；第三代的代表大贵、二贵、运涛、江涛生逢其时，属于觉醒起来的农民形象，已经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就主题导向而言，《红旗谱》并无独特之处，不过是在重复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国社会本质的有关叙述。其实不惟《红旗谱》，这正是当时代的“红色经典”得以获得合法确认的必由之路。“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等，实施严格干预，是当代文学活动的社会调节最主要的内容。另外，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作家个体独立的那种职业性质已相当淡化。最后是，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制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的作家的心理意识，而成为作家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

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红色经典”的建构机制与权力规训的复杂关系，可以借鉴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做出阐释。场是基于“关系分析”的视角所提供的框架，是力量关系的场所。对于作家和文学而言，“文学场被包含在权力场之内，并在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而且，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恰恰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那一部分人”。正是在权力规训的框架中，以《红旗谱》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被逐步建构为“红色经典”。而且，其间贯穿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政治场生产出对于文学经典的认知，权威评论强化其优先地位，教育体制则通过教材将其固定。“红色经典”的建构，本身就隐含着权力关系和权力话语。突出其经典价值，其实意味着突出某种隐蔽的权力体系。

二、经典解构与文化研究的理路

伴随“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及其文学作品的“再解读”，关于《红旗谱》的研究尤其是主人公朱老忠的形象问题再度引发热议。比如有研究者认为，“朱老忠的英雄性格并没有通过具体的斗争事件充分表现出来”。在这部小说的四场斗争——朱老巩“大闹柳树林”、“脯红鸟事件”、“反割头税运动”、“保定二师学潮”——中，“中心人物从第一代的朱老巩一下子过渡到第三代的运涛、江涛两兄弟，作为主要塑造的英雄朱老忠完全被架空了。……为什么作家主要歌颂的英雄人物会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漩涡？原因似在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如何理解“朱老忠”，李杨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切入这一形象进行“再解读”：“‘成长小说’中的‘成长’主题总是通过小说的主人公得以体现的，在《红旗谱》中，这一承前启后的主人公就是第二代农民的代表朱老忠”。“梁斌给朱老忠的定位，不是一位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性格不变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处于动态的时间关系中的不断‘成长’的新的形象。两类人物，体现出不同的时空原则，也体现出不同的知识谱系。按照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阶级意识的建构意味着对个人意识的超越，阶级斗争终将取代个人复仇。在某种意义上，朱老忠的‘成长’甚至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克服和升华这种个人仇恨。梁斌一直不让朱老忠复仇，是不想让朱老忠变成另一个朱老巩，——梁斌根本无意写一部快意恩仇的武侠小说。”对于“成长小说”的“再解读”思路，贺桂梅提出质疑：朱老忠是否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主人公，是非常可疑的。“他更像是传统乡村秩序中一个具有侠义心肠的长者和一个革命的同路人与支持者，而不是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革命主体。”“朱老忠并不是一个如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那样的潜主体或准主体，需要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才能成长为真正的主体，相反，他似乎从一出场就已经成熟了。”她进而提出并回答“谁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一关键问题：“在《红旗谱》第一部中的主人公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更准确地说，那个主人公或许就是‘锁井镇’这个特定的对象和空间。锁井镇作为一个独立的被述主体，一直贯穿于小说叙事的始终。”

面对“红色经典”被确立的过程和运作其间的复杂的权力关系，文化研究理路影响下的经典意识带有鲜明的解构主义色彩。既然“红色经典”是权力建构的结果，那么“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经典问题”就很容易指向经典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运作。在此，解构的意味远远大于建构。对于“红色经典”之作《红旗谱》及其主人公朱老忠的争论，原因也在这里。

三、经典重构与回归文本自身

在学术理路的发展中，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无疑具有开放性和反思意识。但如果将其用于文学经典研究实践，主导观念和力度又必然侧重对既成经典的质疑和批判，却难以提供经典判断的价值尺度。甚至极其容易走向相反的路径，最终提供的总是文学经典的负面效应。在对经典问题的研究中，“红色经典”首当其冲面临这样的语境和处境。面对“权力建构”和“文化解构”，“红色经典”的重构问题日益突出，而重构的思路就是回归文本自身，实现从外向内的根本转换。

回到《红旗谱》。承前所述，不禁要问，为什么朱老忠会“游离于斗争的旋涡”？为什么梁斌“一直不让朱老忠复仇”，是“不想让朱老忠变成另一个朱老巩”吗？朱老忠是“成长”式的主人公甚至是主人公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首先探解一个至今需要重视的问题：本来回乡复仇的朱老忠，为什么迟迟不复仇？他看到了什么？他又在等什么？他的内心究竟如何？要获得答案，只能回归文本自身。细读文本就会发现，朱老忠看到了以冯贵堂为代表的第二代地主的变化，这是客观因素；也正基于此，他一直在等待并寻求适合自己的“靠山”，这是主观心理。他的内心一直挣扎于复仇的边缘，并且逐步创造成熟的时机，正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心理，使得朱老忠的复仇计划一再延宕。

《红旗谱》开篇，第一代农民英雄朱老巩，护钟不成，抑郁而逝。弥留之际，对儿子留下“势不两立”的“报仇”遗言。25年后，离家出走、历尽磨难、生活稳定的第二代农民朱老忠毅然回乡（后面情节中，大贵被冯老兰抓壮丁后，曾哭着质问自己的父亲朱老忠：“打关东回到家来，受人欺生，谁叫你想回家哩！”），动机非常明确而且强烈：“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铜铡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份血仇！”。顺着这一逻辑，复仇故事拉开序幕。然而，匪夷所思的是，集新仇旧恨于一身的朱老忠在回乡后却过起了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不用说过去的杀父之仇，就是加上新近的夺子之恨（“脯红鸟事件”后遭冯老兰报复而使大贵被抓壮丁，常理判断凶多吉少），都没有让朱老忠履行自己的回乡诺言。朱老忠为什么不立刻复仇？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凭借着对于时势的敏锐观察，他感觉到自己的复仇之路要比上一代还要艰难——因为他的对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冯老兰，更重要的是，他还要面对第二代地主，也就是冯老兰的儿子冯贵堂。

有研究者指出，《红旗谱》这部小说的人物安排“采取了相当有意味的对称结构：朱老巩与严老祥、朱老忠与严志和、大贵二贵/运涛江涛、运涛春兰/江涛严萍、江涛/张嘉庆。人物和故事都是以对称的形态双双出现的。甚至包括他们的对头地主冯家的描写，也采取了同样的父子相继的人伦形象”。其实，这里的对称结构更应该包括作为第一代农民的朱老巩与作为第一代地主的冯兰池（即冯老兰）、作为第二代农民的朱老忠与作为第二代地主的冯贵堂。如此以来，如果说朱老巩面临的对手还只是冯兰池的话，那么朱老忠面临的对手就是冯老兰和冯贵堂父子二代。尤其是冯贵堂，已经超越地主阶级而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这就使得对立双方的力量比较更为悬殊。经过25年的沧桑，睿智的朱老忠显然意识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变化。

梁斌在塑造反面人物形象时采用的并非简单处理的方法，而是揭示出了冯氏父子两代既统一又对立的复杂性。“我在写冯老兰和冯贵堂的时候，……写父子两代思想方法的不同，剥削方式的不同，写父子两代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的统治阶级的性格。冯老兰是从封建的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是封建剥削的代表人物。冯贵堂则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及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开始也曾热衷于资产阶级革命，还打出改良主义的幌子，后来成为‘买办’型的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冯贵堂这一常常被忽略的人物，实则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在《红旗谱》中大有深意。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迥异于第一代地主父亲冯老兰，而且通过争论和辩驳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冯老兰并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他不仅贯穿作品始终（从朱老忠回乡之时开始出场，直到最后的“保定二师学潮”，他一直处于在场状态），而且成为改变家族对立双方乃至于推迟朱老忠即时复仇的关键性力量。面对不堪一击的晚年冯兰池，朱老忠的复仇应该易如反掌。然而关键问题是，冯兰池虽然老了，但儿子冯贵堂却成长起来，而且更有实力，这不得不让朱老忠深感焦虑和踌躇。

面对冯氏家族中依然顽固的第一代地主和已经革新的第二代地主，对于朱老忠而言，不但没有势均力敌，反而悬殊更大，致使自己的复仇计划无从下手。既然如此，既然继续复仇的决心不变，就必须要改变这种力量不均衡的状况。如何改变，最为自然的方式就是借助外援，寻求“靠山”。不管这个“靠山”是谁，只要能够有机会、有力度地打击冯老兰便是依附的标准。

回到家乡的朱老忠，在严志和一家的帮助下开始新生活。当严志和因家境艰难而无法供给儿子江涛继续求学之时，朱老忠表示坚决反对。他不仅深刻分析对立家族力量悬殊的根源，更有实现家族复仇的长远眼光。这里提出的“一文一武”的想法，是朱老忠“靠山”思想的萌芽和雏形。同时，他也在逐步把复仇的使命转移到下一代，以实现对立家族双方力量的制衡。

朱老忠“靠山”思想的发展，是在运涛接触共产党人并转述“革命”的意义后呈现出来的。受到革命启蒙的运涛，回家后第一时间征求父亲严志和的意见，结果碰壁。而同样的思想、同样的问题，到了朱老忠那里却收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朱老忠琢磨之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你要是扑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为什么严志和坚决反对运涛“革命”，很简单，就因为运涛是自己的儿子，而革命尤其是共产党的革命充满风险，甚至会丢掉性命。

朱老忠“靠山”思想的成熟，是在以江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反割头税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江涛参加革命，回乡发动群众，结果是在朱家门口安锅宰猪，以对抗冯氏父子承包的“割头税”。“不管国民党政府征税用途如何，冯老兰的承包并无政治目的，目标只是赢利。共产党发动农民拒交割头税，目的是打击国民党政府，朱老忠参加进来则是为了打击冯老兰，双方各取所需。”众所周知，“反割头税斗争”在一场充满乡村伦理色彩的闹剧中取得了所谓的“胜利”。最终，冯贵堂被迫出面和解，冯老兰同时退出舞台。不过，这能算作朱老忠的复仇吗？

优秀作品本身总是提供出无限解读的可能。朱老忠为什么不复仇，在《红旗谱》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核心问题。恰恰因为不复仇，他才始终“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旋涡”。梁斌“一直不让朱老忠复仇”，不是“不想让朱老忠变成另一个朱老巩”，而是时势变迁中的朱老忠已经不能变成朱老巩了。朱老忠的复仇思想和“靠山”计划自始至终没有本质变化，也就体现不出“成长”的特性。也正因为不复仇，朱老忠也就无法构成《红旗谱》第一部中的主人公。朱老忠回乡复仇，本来是文本叙事的起点和持续的动力，但由于朱冯对立双方的力量失衡和朱氏“靠山”的不确定性，使得复仇叙事无法顺利有效地展开。优秀作家在创作中总能有意无意地溢出时代主潮的规定性，而在文本中若隐若现地呈现出内心的本真感受。在这个意义上，从“朱老忠为什么不复仇”的文本解读，恰恰体现出梁斌及其文本世界对于时代精神的超越价值，哪怕或许无意识。

通过对《红旗谱》所作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的分析，呈现出文学经典在时间境域中的动态性存在。在“权力关系”中建构起来的“红色经典”，在文化研究的学术理路中遭遇解构，而重构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作品本身寻找答案。只有回归文本自身并进行文本细读，方能考究其间蕴含的社会信息、文化心理与艺术魅力，进而重新厘定其经典价值。“红色经典”因其承载的重要的社会意义，难以避免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始终处于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纠结中的作家及其文本形象（“正面的”、“反面的”）乃至整体呈现的文学意味，则超越时代而具有了历史的恒定性和伦理的普遍性。而这，正是“红色经典”得以确认的根本标准和有效思路。

注释：

①②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第107页、第111页。

③梁斌：《红旗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以下涉及文本内容均采用此版本。

④⑭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⑤张钟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0页。

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⑧包亚明编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⑩⑪⑮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第45页、第70页。

⑫⑬贺桂梅：《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第4期。